武
一
郑彦龙是我最小的弟弟，比我小十岁，他出生在一个很糟糕的时候，比他大两岁的姐姐从早到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哭泣，哭泣的主要原因是饥饿。所以与其说我的彦龙弟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末期出生的，还不如说他是在我妹妹的哭声中出生的。面对这样的境地，父亲作为我们村最有文化的男人，听见弟弟出生的啼哭声竟两眼茫然，当母亲撑起精神，让他给娃取个乳名的时候，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失去任何想象力的父亲很随意地咕哝了一句。母亲问：“你是说叫汉朋？”父亲愣了一下，“哦，汉朋……汉朋？我是说汉朋？”母亲说：“你是说汉朋。”“噢，汉朋。”父亲终于以家长的身份确定了这个名字。
那时候父亲处在人生的最低谷，父亲是家里的大山，撑着家里的天，父亲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儿女们自然小心翼翼地行走在村里人的眼光中，甚至不敢在村里大声说话。
我的彦龙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幼年的，他是什么时候学会走路的，家里人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学会说话的，家里人也不知道。我们本家的一个大妈感叹道：“这娃六岁了还不会说话，要不是个傻子我把头割了！”
放寒假，我把已经会说话的彦龙弟领到我本家这位大妈跟前，然后让彦龙说话。彦龙当时说了一句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我记得这位大妈把嘴张得老大老大发呆的样子。这时候我就在一旁看着，我咧开嘴笑着问：“大妈，你不是要割头么？”
二
等到弟弟汉朋到了上小学年龄的时候，父亲又当了村支书。为了弥补对我小弟弟关心不够造成的损失，他经过认真思考，为弟弟取了一个行走天下的官名字：郑彦龙。
也许是说话晚，所有的智慧都压到一块儿了，所以我彦龙弟弟一上学就显得比一般同学聪明，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英语很好。这时候我已经在部队当了军官，郑彦龙从来不给我写信，都是父亲在信中向我叙述着这一切。所以我在探家的时候，最想见的就是我的这位弟弟。但是他在高中住校，我等到第三天才见到他。
我弟弟郑彦龙从学校回来的时候是第三天中午，这一天是周三，他回家背这一周后三天的馍。他一进家门就问母亲：“我哥呢？”一听说我正在谈对象，而且就在第二间屋子里，他“哦”了一声，立即从第二间屋子门前跑了过去，而且目不斜视，沉重的书包在他的胯上颠动着，拍打着他的屁股，他一概不顾，只管跑过去。
谈到半小时，送走这个对象以后，我去寻弟弟彦龙，却见他坐在灶膛里帮母亲拉风箱，见了我，高兴地笑，我问他刚才跑啥？他把手里的柴火填到炉膛里，用腾出来的手摸摸头发，还是没有说话，只是笑，没有声地笑。
我就是在这天下午搭车到咸阳，然后坐火车回部队的。弟弟彦龙也是这天下午背着馍到高中去上学，弟弟和父母亲把我送到石子路上，等过路的班车。等了很久没有车来，我叫父母回去，叫弟弟去学校，但他不走，也不说话，只是笑。终于等来班车了，是一辆有棚子的大卡车，弟弟唯恐车不停，一下子跑到路中央，摆着手硬把车拦住了，司机朝他大骂：“你不想活咧？”他不管司机，只朝我笑，看着我从卡车后边翻上了车，他才从石子路中央走开。
车开了，开始还缓，我就从敞着的卡车后边向父母亲招手，朝弟弟招手。母亲擦着泪，父亲朝我扬了扬手，只有我的彦龙弟弟，背着馍，没有任何动作，只是看着我笑。后来汽车开快了，石子路上飞扬起高低起伏的沙土，透过沙土，我依稀还能看见父母亲和弟弟，母亲低下头哭，父亲不扬手了，只有弟弟还在朝远去的汽车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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