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史学的角度视之，明代与汉，唐诸朝相比。多少显得有点逊色。因为无论是文治武功，还是典章建制，显然都难以超汉追唐。就拿明朝的皇帝来说吧，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之外。大都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在明代的编年史上，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荒唐无稽的武宗、世宗、神宗和熹宗，剐愎自用的崇祯，还有醉生梦死的南明诸帝。即使是受人称道的太祖、成祖，亦以残忍．专制而著称于世。除丁荒诞和血腥之外，明朝历来被视作缺乏卓越建树的朝代。安震编著的《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录(大明王朝)》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明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宗教、法制等领域的历史大事和兴亡嬗变，生动描写了发生在各个历史时期令英雄扼腕、催凡人掬泪的历史故事，将历史上那些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治世的良策、祸乱的渊薮总结出来，结晶出可警醒后人、观照当今的历史启示。

安震编著的《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录(大明王朝)》为人民联盟文库系列中的一册。

《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录(大明王朝)》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大明王朝为宏大背景，从把握相关历史时期的脉动和发展入手，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明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宗教、法制等领域的历史大事和兴亡嬗变，生动描写了发生在各个历史时期令英雄扼腕、催凡人掬泪的历史故事，将历史上那些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治世的良策、祸乱的渊薮总结出来，结晶出可警醒后人、观照当今的历史启示。

概述

胡蓝之狱，封建藩王

——明初措施的得失

人皮革囊的警示

——朱元璋惩治贪污

乾纲独断

——罢废丞相与内阁制度之确立

血染的网罗

——文字狱与八股文

宣德化而柔远人

——三宝太监下西洋

君王与社稷孰重

——于谦的悲剧

智者的困惑

——王守仁平定宸濠之叛

搏噬善类的鹰犬

——厂卫制度

“郧阳之乱”

——明代中叶对荆襄流民的处置

道德的楷模与现实的困顿

——清官海瑞

倭患始末

——明代海防与海禁

帝国暮色中最后的一抹辉煌

——张居正改革

家事、国事、天下事

——东林党争

天灾与人祸

——明末农民战争缘起

与朱元璋本人立言与行动自相矛盾一样，有明一代所制定的法律体系也形成自相矛盾的双轨制，一是所谓《大明律》系统，一是所谓《大诰》系统。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召集重臣依据唐朝律令制定王朝的新法律，经过反复修订，直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才最后正式颁布。《大明律》系统基本反映了朱元璋一贯倡导的“法贵简当、使民寡过”的立法思想。而在《大明律》制定的同时，朱元璋本人亲自审决了大批的案件，包括明初四大案，《大诰》就汇集了朱元璋对这些案件处置过程的详细记录，“颁之臣民，永以为训”，即作为日后官吏量刑定罪的范例，《大诰》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颁行，次年又颁布了《大诰续编》、《三编》。朱元璋处置的案件大多涉及贪渎，正如同对待“空印案”与郭桓贪污案一样，朱元璋一概从严惩处。据不完全统计，以凌迟、枭首、族诛等处置的就有几千个案件，弃市以下判决的更多达一万多起。

另外，朱元璋在审理过程中所使用的酷刑更是名目繁多，令人心惊胆战，不寒而栗。如断手、剁指、挑筋、刖足、黥面、枷死、剥皮实草等等，不一而足。除了在文章开始引用的赵翼《廿二史札记》所记载的情形外，明人李默在所著《孤树裒谈》中对朱元璋发明的多种酷刑做了相当细致的描述： 

国朝初年喜用重刑，凌迟处死之外，有“洗刷”，即将裸体置于铁床之上，浇以沸水；有“铁帚”，以铁制扫帚扫去皮肉；有“枭令”，以铁钩钩住犯人后脊悬吊；有“称竿”，即把犯人缚在竿杪之上，似半悬而称之；有“抽肠”，也是把人挂在架上，以钩钩入谷道而出；有“剥皮”，剥赃官贪吏之皮，置公座之侧，令代者见而知儆惩之意。

种种刑罚无奇不有，惨无人道，令人发指。《大明律》明确废除了历代相承的黥、刺、劓、阉等酷刑，而朱元璋发明使用的酷刑要比这些刑罚残虐百倍。大讲“礼法为国之纲纪”的朱元璋，自己的所作所为却率先破坏了国家的法律。以“空印案”与郭桓案为例，朱元璋名义上以惩治贪污为理由，却以证据严重不足的罪责擅兴大狱，拷讯成招，广事株连，不问真伪，充斥着蛮横与强暴，没有丝毫的公正平允可言。

在这样滥施淫威的君主统治下，各级官吏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般地度日如年。这种滥施刑罚的恐怖主义的统治方式使绝大多数官员噤若寒蝉，唯恐招来杀身之祸。根据明人笔记的说法，朝堂之上，朱元璋是否下决心大批杀人，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要是这天他揿玉带在肚皮底下，便是大风暴的信号，准有大批官员被杀，满朝官员吓得面无人色，个个发抖；要是这一天，他的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大概杀人就不会多。朱元璋真可谓将中国历史上专制帝王的淫威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似乎已不像一位统治天下的君王，倒像一位十足的丧失人性的屠夫，而那些大臣都成了可以任意屠戮的羔羊。偌大的殿堂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血流满地的屠宰场。

当时有人为朱元璋这种滥施酷刑的做法辩护，说宋元中叶统治者专事姑息，赏罚无章，导致了国家最后败亡，因此朱元璋为痛惩其弊，才制定严刑峻法。官任平遥训导的叶伯巨指出：“开基之主垂范百世，一举一动都要使子孙有规可守，况且刑者为民之司命，不可不慎。”而正是在朱元璋这种“刑罚己出”的错误导向下，明初案件审理出现特别反常的现象：“用刑之际，多裁自圣衷，遂使治狱之吏务趋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狱之平，岂易得哉?”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朱元璋不顾具体犯罪事实，对司法审判过多干预，独断专行，致使各级官僚在断案之时一意揣度朱元璋的意旨，务求严苛，以求得朱元璋的欢心而根本不顾是非曲直。如有官吏根据事实平反冤狱，却往往科以“结党营私”的罪名，这怎能保证司法的公正呢?

明初，对朱元璋的酷刑政治最具代表性的评价要算解缙的上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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