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斌先，男，1965年4月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文学院第二届、第三届签约作家。自1986年以来，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铁血雄关》《遥听风铃》《中原沉浮》，中篇小说集《知命何忧》等。

《吹不响的哨子》收录了《天福》、《天街咋就恁么长》、《天狗》、《乡村大客户》、《响郢》、《秀秀这个娃呀》等八篇作品。

没有人能够让生活停滞不前，也没有人能够让再现生活的作品销声匿迹。经济飞速发展带来很多挑战与困惑，面对人情世故、社会伦理和道德秩序等问题，很多人逐渐迷失了自我。加上社会转型时期，利益集团及链条的重新分配和衍生，造成很多跌宕起伏的人生。

《吹不响的哨子》共计收集作者(陈斌先)八部中篇小说，即为，吹不响的哨子、天福、天街咋就恁么长、天狗、乡村大客户、响郢、秀秀这个娃呀、谁把谁的泪水擦干。

《吹不响的哨子》由安徽文艺出版社编著。

疼痛的不仅仅是生活(自序)

吹不响的哨子

天福

天街咋就恁么长

天狗

乡村大客户

响郢

秀秀这个娃呀

谁把谁的泪水擦干

吹不响的哨子

太阳还没有露头，露水还在草叶上，黄瘪子就上路了。有点雾气，可能是凌晨起的。黄瘪子心里不痛快，打入秋，这天色都是阴沉沉的，不给人爽快脸面。刚种上麦子，还没有入冬，按说是平静的日子，可是乡里动员土地流转，要把散户土地租赁给种植大户，并美其名日规模种植。

黄瘪子准备找王乡长，王乡长是副的，但是副乡长也是乡长，谁让他蹲点北岗村的？蹲点不是跑两趟就能把问题解决好的。黄瘪子此前找过村支书了，村支书是个年轻人，才三十露头，在黄瘪子看来还是嘴上没毛的人，办事不可能那么牢靠。村委会主任也是刚到四十的人，自己当生产队长的时候，他们才出生。村支书出世，吃喜面的时候，黄瘪子还摸过他的小鸡鸡呢，就那么丁点家什，现在说话口气大上天了，居然要把全村的土地流转给大麻子。所谓土地流转就是农户将土地经营权或者说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保留农户的承包权，转让使用权。大麻子几年光景，一口气流转了三四百亩地，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家前些年抛荒的、留下的地都被大麻子收留去了，有人戏称大麻子是土地收留户。免除农业税后，土地成了香饽饽，大麻子每亩地出几百元钱，算做租赁费。外出打工的也乐见其成，想，回来种地吧，舍不得外面闯下的天地；真把地抛了，也有内心丢不下的情结。大麻子滚雪球，土地越滚越多，成了种粮大户，成了“地主”。

黄瘪子看不惯这些，更看不惯大麻子富裕后的一些做派，天天跟支书、村主任黏糊在一起，后来驻点的王乡长也跟大麻子兄弟似的，看了让人难过。

村支书不那么看，说人家大麻子有骨气、有志气，是新时代标兵，不但要大力支持，国家还要给他种地补贴和奖励。嘁，成了“地主”，还要奖励？那不就是让富人更加富裕，穷人更加穷困吗？黄瘪子看不惯，抵制流转他的三卣地。

找村支书、村主任，村支书哈哈大笑，说，瘪子叔，都什么年代啦，你还抱着集体经济葫芦不开瓢。

黄瘪子说，你说什么年代？共产党年代。怎么变，共产党没变吧？俺这个老党员的党票没作废吧？

村支书外号叫闹子，实际叫黄大成，跟黄瘪子是不是一门黄不知道，但是都姓黄，不知道亲疏远近，村支书喜欢喊瘪子叔。闹子说，瘪子叔，你是老党员不假，但是也要与时俱进不是？村里干什么事情你都要拖后腿，还有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吗？

黄瘪子一生的骄傲就是入了党，大集体时代，他不知道得过多少先进称号，优秀共产党员、集体经济带头人、优秀生产模范、突击队标兵等等，黄瘪子把那些证、章保存得好好的，用大红布里三层外三层包裹着。说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说他丢失共产党员的先进性。黄瘪子急了，瘪乎乎的嘴唇瞬间乌青起来，结结巴巴说，闹子，就你嘴上没毛的孩子，能这么说你叔？你的任务是带领全村人致富，不是大麻子一个人富裕，别忘记了共产党人的终极目标是让所有人都富裕起来。

闹子直摇头，说，瘪子叔，俺算怕你啦，当今什么政策到你这里都是瘪子。

黄瘪子还是不依不饶地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既然你说得那么有道理，咋就说服不了俺呢？

闹子说，谁能说服你？除非回到过去。

黄瘪子看闹子满不在乎的样子，更加生气了，说，你以为俺就是顽固不化的老古董？俺心里明白着呢，你们这叫忘本，忘记大麻子的爷爷奶奶怎么剥削俺们的。

闹子知道黄瘪子又是那一套，不想理他，便说，爱咋咋的，反正俺跟你瘪子叔说不到一块呢。  黄瘪子知道闹子不待见自己，心里气也没有办法，人家再年轻也是村支书，是一个村的头头，不待见也得忍着。

黄瘪子又找村委会主任，村主任稳重得多，说话是慢腔调，听了黄瘪子的陈述，村主任清了清嗓子说，瘪子叔，俺是听着你哨子长大的人，小时候你那哨子真叫一绝，就是普普通通的哨子，你居然能吹得那么透天嘹亮。不但大人怕，俺们小屁孩也怕。那时候人们都说，老兵怕号子，社员怕哨子。你哨声一响，整个生产队就沸腾起来啦。

村主任跟黄瘪子一个队，属于北岗村油坊队，但他不姓黄，跟大麻子一个姓，姓达。达麻子被人慢慢喊成大麻子，达主任没有被喊成大主任，达主任没有外号，与他低调做人、严谨做事有关，他说什么都与人为善，从对方角度考虑问题，所以大家都感到达主任温善。但是跟他处久了，又感到他身上缺乏闹子那种大刀阔斧的闯劲，少了些哥们义气，他的温善就被人误解成狡诈、不实诚。

黄瘪子知道达主任不理事，但人家既然是主任，就得跟他说，否则自己越过村主任直接到乡上说事，就是不讲党员纪律性。

黄瘪子喜欢别人说起他吹哨子，前些年走到哪儿把哨子带到哪儿。那是铝合金哨子，那个时代塑料哨子居多，舍得买铝合金的少。哨子很多年了，除去光泽度差了些，其他都还好，吹出的哨音还有当初的味道。但是近几年，黄瘪子怕人们说起那把哨子，仿佛哨子与他的顽固不化画等号，说他那么重视哨子，就是重视大集体时代的风光，抵制当今政策，不能与时俱进。黄瘪子就把哨子藏在了箱底，也把一腔激情藏匿在暗处，整天郁郁寡欢的。

达主任敷衍黄瘪子说些话，黄瘪子说要到乡上说事的时候，达主任说，不要到处说啦，你也上了岁数，三亩寡地，能给你带来什么？给大麻子，每年还有租金，想做活，还可以到大麻子地里忙乎，还发工资，何乐而不为呢？P1-3

没有人能够让生活停滞不前，也没有人能够让再现生活的作品销声匿迹。经济飞速发展带来很多挑战与困惑，面对人情世故、社会伦理和道德秩序等问题，很多人逐渐迷失了自我。加上社会转型时期，利益集团及链条的重新分配和衍生，造成很多跌宕起伏的人生。大家一方面沉浸在经济发展带来的快乐物质生活中，一方面又沉沦在随之产生的更高的精神追求的挣扎与迷惘中。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农村生活对我的影响很大，进入乡村叙事，就像找到自己的母体。有人说，童年生活决定作家的高度，阐述的道理可能是童年的记忆，它是作家叙述的立场，决定了一个作家的感觉和态度。

可以这么说，我的童年是卑微的、低矮的，甚至是无序的。七岁时候，母亲让我放了八只皖西白鹅，因为鹅偷吃秧苗，被生产队老队长发现，我轰赶鹅上堤不及时，一只母鹅被我活生生打死，后来老队长向我母亲求情，才免却皮肉之苦。也是因为放鹅，我差点淹死在大水塘里，后被我当时的玩伴救起。母亲不但让我放鹅，还让我天不亮就起床拾粪，我跟弟弟一个从村这头开始，一个从村那头起步，等整个村庄醒来的时候，我们兄弟俩已经把全村的粪拾完，要知道那时候我和弟弟还都不到十岁。

母亲是经历过旧社会的，她十三岁就到一个自劳自食所谓富农家里当童养媳，姥姥、姥爷我没有见过，他们都在母亲的讲述中鲜活起来，但是他们也如大多数农家人一样，因为贫穷才让十三岁女儿到“富裕家庭里”当童养媳的，而所谓富裕家庭没有雇佣一个农民，就是几门人合住在一起，长辈当家，弟兄几个带着孩子累死累活一点一点积攒活命的钱。母亲说，到了婆家，天不亮就起床做饭，还要收拾所有的家务，大家庭的地位等级让母亲一直没有伸开肠子过一天舒心日子。一家人苦苦劳作，终于在1948年的时候，买了上百亩田，也就因为这一百多亩田地，母亲最终戴上富农帽子，被打上需要改造阶级的深深烙印。小时候母亲常说，你是没有奔头的，我不死，你就不会有出息，你摊上了一个不好的母亲。那时候不知道母亲这句话的分量，接着母亲就会诉说她经历的苦痛，说在大家庭受过的委屈。母亲天生是个倔犟的人，在外面忍气吞声，长期压抑，在家里却形成泼辣、干练且火暴的脾气。我们姊妹多人，没有不怕母亲的。我因为跟一个玩伴“磨牙”(闹矛盾打架的意思)，被母亲在村子撵上三圈，按倒在地，最后用一个打麻线的“拨锤”在我头顶上磕出一个洞。那是个死寂的夜晚，当母亲晚上搂着我睡觉的时候，发现我头发被血黏糊住，拨开头发，看到结痂的伤痕，母亲哭了，母亲说，你跟人家闹什么？你不知道娘是富农分子吗？人家说你富农羔子让人家说就是了，谁让你是我的儿子。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我父亲是贫农成分，而我一直坚定认为我是贫农的儿子。说起来话长，母亲跟富裕家庭的丈夫——我的家门叔叔生活近二十年，因为修六安淠史杭工程，叔叔在“大跃进”年代饿死了，母亲带着四个孩子，也就是我的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到我父亲身边。我与同母异父的哥哥姐姐们都是同宗同姓的兄弟，后来兄弟姊妹们一直没有区分彼此。我的父亲是贫苦人出身，青年时候被抓过壮丁，当过国民党的兵。那时候正赶上国共合作，父亲一直抗日打鬼子，父亲说，他们一个连围住十九个日本鬼子，最后那些鬼子全部在树林上吊自尽了。内战时，父亲被解放军俘虏了，部队让父亲选择回家还是当解放军，父亲毅然决然选择了回家，为此我跟父亲说，当初你不回家，肯定是工作人员啦。父亲咧嘴笑着说，那也就没有你啦。父亲一直温和得很，对母亲十分疼爱，对母亲的孩子也十分好，父亲有过一次婚姻，但是没有留下后代，后来那个妈妈得病走了。“大跃进”年代，父亲在大食堂烧饭，因为母亲要救她四个孩子而选择了父亲。好在叔叔与父亲是叔伯兄弟，对于叔叔的孩子——我的三个哥哥一个姐姐，父亲也是一样看待的。这里面说起来十分冗长和琐碎。但是我不能不说父母亲的爱情，母亲对我的那个叔叔是一往情深的，常说那个叔叔如何忠厚老实、如何礼义等，叔叔是个从大家庭出来的人，他身上无形中打上了儒雅与谦和的特征。父亲走南闯北，早把生生死死看透，所以有些邋遢及率性。据说父亲抽烟无钱，家里的母鸡成了父亲抽烟的依靠。鸡蛋还没有干爽，父亲就迫不及待拿到代销点换烟。一个鸡蛋六分钱，一包最便宜的丰收香烟也要九分钱，一个鸡蛋换不了一包劣质的香烟，只能换几支，每次父亲换取几支烟后，都刻意留下几分钱给我买红糖吃，我鼻涕马虎吃糖的情景，如今还是兄弟姊妹们的笑资。我是父亲的大儿子，得到的关爱肯定很多。因为父亲的溺爱，我对父亲一点也不尊重，八九岁时候父亲揍我，我嚷嚷：“你打我几破鞋底记住，到时候我还你几个鞋底。”这句话也成了全村人的笑柄。父亲在国民党军队待了两三年，遗留了嗜赌的坏毛病，母亲辛辛苦苦喂母猪卖小猪得到的钱，经常被父亲一夜赌光。为此母亲跟父亲吵过无数次架。但是父亲就是个烂脾气的人，母亲怎么说他都行，但是一到大家喊他赌钱的时候又什么都忘记了，以致在母亲走了后，赌钱成了我们父子冲突的焦点，直到父亲把母亲留下的唯一大柜卖了当赌资的时候，我们的冲突到了极致。晚年的父亲毅然拒绝赌博，戒了快抽了一辈子的香烟，无论父亲怎么近乎讨好地对待子女，但是谴责父亲成了我们兄弟姊妹的唯一话语。我知道父亲是十分善良、勤劳的人，也是十分本分的人。我这么说父亲，不是说父亲不具备农民身上的优点。我相信，农民身上的所有优点，我的父母亲都具备，但是我的父亲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严重的不足，而我放大这种不足，说明它对我童年生活造成的影响，让我感到自卑与敏感。我知道父亲心中的痛，尤其在母亲走后，父亲一直心不在焉、委靡不振，精力基本都在赌博上，仿佛只有靠赌博才能不断麻醉自己。所以包产到户后，我家基本就像生活在新中国成立前，下雨了，外面什么样子，屋里什么样子，三间草房早不能遮风避雨。弟媳妇到家后，生第一个大侄女，月子里不知道哪有那么大的雨水，她只好头顶褂子坐月子。我十四岁那年母亲走的，弟弟才十多岁。弟弟上学成绩很好，但是由于无人看管和料理，父亲赌钱时候把弟弟带上，饿了吃一块麻饼，困了睡在赌场里。不到十二岁，弟弟耳朵突然聋了，还常常捡大人的烟蒂吸，父亲也不管束，甚至有些支持，经常把吸剩下的烟把子递给弟弟。弟弟更加放纵，留长头发的时候留长发，穿喇叭裤子的时候穿喇叭裤子，差点走上邪路。但是由于母亲遗留的家风尚在，弟弟造次都是形式，最后弟弟总算走上正途。现在弟弟的几个子女十分争气，儿子还考上海军航空工程学院，自己一度还当上了村干部。侄儿考上大学的那天，弟媳妇扑在我父亲、母亲坟头放声大哭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好像弟媳妇要把所有的委屈都化成那场放肆的哭声似的。母亲五十八岁就走了，成了我一生的苦痛，我三十岁前都不能提及母亲，否则依然会痛哭流涕。在没有母亲的日子里，我们父子三人牺惶度日，而我正在上学，家里没有任何钱可以供我读书，这时候我的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尤其是大姐毅然站出来供我读书，这又成了我一生的感动。我用这么长的篇幅说我的出生和成长，说我的父母亲，因为这才是我写作的真实原因，也许这些琐碎是别人永远也无法体会到的。

走上工作岗位后，我基本三到五年换一个岗位，当过乡政府秘书、农业技术员、科员、科长、挂职副乡长，分别在政协办、宣传部、档案局、方志办、乡镇企业局、招商局工作过。如此众多的单位让我见过形形色色可爱之人，也无形中充实了我的生活，理解了基层干部的酸甜苦辣，奉献与挣扎，也窥视出他们的不足与顽劣，因此一直苦苦思考一个基层干部的价值取向；懂得了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不仅仅代表自己，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政府的形象，也逐渐有意识地培养自己担当的风格，渐渐确立自己的价值体系。

粮食经过发酵便成为了酒，这些东西在我心中一直生长着，让我无法不去倾诉，不去述说。《吹不响的哨子》里的老队长黄瘪子一生呵护集体经济，造成他与时代发展的格格不入，但是他的精神品质难道就那么容易让人忘怀？当我写到乡党委书记以党组织的名义命令老生产队长服从组织决定，进行土地流转的时候，黄瘪子一万个不情愿，但作为老党员最终听从了党的召唤，也造成了他精神世界的最终动摇。《天福》是我比较满意的小说之一，试想想，什么力量能让帖子不丢失本分？嫂子人性的苏醒？菊子最后的回归？那代人追寻什么，寻找怎样的人生？在文中都得到不错的展示。我抱着十分虔诚的态度对待这几个人物，他们身上不仅仅有我对乡村的记忆，也是我苦苦寻找的精神高地。《天街咋就恁么长》主要表现时代变迁给一个街道带来的伤痛，天街曾经是那么繁华，那么令人向往，天街人也是那么令人尊敬。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天街由盛而衰，昔日令人向往的天街人生活，变成了底层人的挣扎。假如一如常态写天街人的苦难，这个小说可能没有更大的特点，我极力寻找天街的抱团取暖的集体温暖，他们穷困不失尊严，挫折不失勇气，伤痛不失追求。二娥义无反顾奔向天街，最后的遭遇说明了人只是时代潮流中的一声叹息，沉浮跌宕都在时代大背景掌控下。二娥的命运实际有一定的代表性。《天狗》写乡村富裕后的状况。富裕了，利益分配问题成了大家揪住不放的话题，而乡村干部的立场也成了农民关注的焦点，随之成了矛盾冲突的渊源。《乡村大客户》把农民比喻成大客户，乡镇干部就是为大客户服务的人，这可能是个新鲜的命名。社会转型时期，乡镇干部如何担当与奉献。在这部小说里有了它的积极意义。《响郢》一文中，“响郢”的意思是响亮的村庄，郢为什么是村庄，小说中有了很好的诠释，董家与廖家的恩恩怨怨，妖怪皮的成长史，也是三十年农村发展的成长史，通过描述，窥见时代发展的阵痛与足印。《秀秀这个娃呀》重在刻画农民阶层分化出现的问题。《谁把谁的泪水擦干》突出这个到处快餐节奏和文化的现实社会，有没有影响到年轻人追求爱情的根本态度。小说抱着理想化态度，做出了响亮的回答。总之，八部中篇小说从不同侧面展示这个时代下芸芸众生的生活态度，他们就是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兄弟姊妹，也是我的同事和同僚。但是他们又不是，他们代表着一个时段一群人的理想追求和人性的泥泞与挣扎。

近四五年间，我一口气写了近三十部中篇小说，收录进这个集子的八部中篇都是得以出版和发表的小说，有些小说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有的被人专门评论，有的被多家刊物转载，有了不错的影响。我发自内心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他们在2009年1月出版了我的中篇小说集《知命何忧》之后，再次决定给我出版这个中篇小说集，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要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安徽文艺出版社还敢这么扶持本土作家，几乎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搞文学创作的人都知道，现在围绕一个市场的环节，找准看点，写部长篇小说，出版社还是十分高兴的，但是为个人不断出小说集，几乎没有可能，这不仅仅需要一定的社会担当意识，还要有一种扶持安徽作家的强烈愿望，也需要冒着亏本等极大的风险的。感谢朱寒冬社长大胆拍板，社长助理刘冬梅的积极推介，岑杰主任、周康编辑的精心指导和编排，没有大家的通力协作，这些小说不可能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与读者见面。我发自灵魂深处地恳请爱好文学的同人们。关注文学事业的朋友们，为安徽文艺出版社的这种做法，给予积极回应，也是对我本人的认同和关爱。

生活是美好的，美好的生活也是疼痛的，作为小说作家难道仅仅关注生活的本体痛楚？可能还需要穿越生活之外的某些感受。虽说有些凄凉，也很无奈，但是我已经走在这条道上，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我知道就我目前的创作能力，还达不到经典作品的高度，但是假如你细细研读，还是能够看出我独特之处的。也许会给你百忙之中不经意间翻阅小说后不错的惊喜。即便这些小说还很稚嫩。但是它有自己的温度，也有自己的感触。好在我继续在走，走下去的雄心也丝毫未减，渴盼大家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