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1月16日，已近49周岁的胡耀邦接到中共中央的任命：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以接替因病不能理事的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并保留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职务。
在胡耀邦49岁生日后的第十天，他带着秘书戴云(此前是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传华和一名公务员，于1964年11月30日晚乘火车到了陕西省省会西安。
临行之前，胡耀邦曾去拜别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杨尚昆深知胡耀邦敢说敢为的秉性，劝告他“到任后一年不要说话”。
半个月之后的12月14日，胡耀邦接到通知返京，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同时出席研究制定全国社教文件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一待就是35天。其问，他于12月24日向西北局、党中央和国务院递交了《走马上任报陕情》的报告，汇报了他到陕西之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如实谈了陕西生产的落后、农民生活的困苦和社教运动的过火。
胡耀邦的这个汇报，多少有点儿不合时宜。当时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西北局的领导也主张“阶级斗争无时不有时时有，无处不在处处在”。他的汇报大有逆流而上诤士直谏的味道。
胡耀邦为什么敢有这个举动呢？这是因为，此时的毛泽东主席养成了深居简出的习惯，正为听不到全国各地的真实情况而苦恼着。毛泽东一再要求与会者“冲口而出”。崇拜毛泽东的胡耀邦在冲口而出的感召下，递交了他的陕情汇报。他想他对人民的一片忠诚毛主席会理解的。更重要的是，胡耀邦在到陕西后不长的时间里，夜以继日地听取了47个厅、局的汇报，了解到陕西非同一般的情况——
陕西省在1964年的社教运动中，粮食总产量由1956年的108亿斤，下降到87亿斤，单产竟比西藏还低；棉花132万担，单产只有40斤；多种经营被“以粮为纲”而割了资本主义尾巴。八百里秦川，自古就是富庶之地，而当时陕西的农民，生活过得比河北、山西的农民还苦。
1963年5月至1964年10月问，陕西省在第一期社教运动中清出的有问题的人竞达17560人，逮捕了6470人，拘留了5000人，平均每天抓人30余名，高于全国各省的比例。受到开除公职处分的干部和教师1450余人，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有3200多人，被整死的有六七百人。几近人人自危，人心惶惶。
当时，陕西省在陕北、陕南、关中各有一个社教试点县：延安、西乡、长安。三县共清查退赔现款813万元，平均每个基层干部183元，比当年全省人均收入122元多出61元。在山上砍柴进城卖了，进城当保姆，其收人都要退赔。三县发生自杀事件430多起，死亡364人。试点县的农民常常要参加清算会、批斗会，社员们无法正常生产，无心正常生产，土地荒芜、减产减收成为必然。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着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的面，胡耀邦请求把陕西省17亿斤征购粮减到了14亿斤，以休养生息，恢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他希望中央拨款在陕西建几个化肥厂，以解决陕西连一个小化肥厂都没有而造成的化肥紧缺问题。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深表同情。同意了胡耀邦的请求。
1月17日，胡耀邦从北京回到西安。
此时已是腊月时分，再有十来天就要过春节了。他要利用这段时间，好好梳理梳理大家心头的认识，让人们多年神经紧绷的脸上有点儿笑颜。
1月18日，胡耀邦在丈八沟招待所主持召开了陕西省委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刚刚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作家刘心武在一篇创作谈中感慨说：外国人要读懂中国小说，必须借助注释，否则会如坠五里雾中。因为中国大大小小、长长短短、惨惨烈烈的运动太多。其实，中国当代读者要知晓昔日之事，何尝不需要闹通某个“运动”的脉络呢？
譬如“社教”。
“社教”在今天的生活中，已经渐行渐远。而在20世纪50、60、70年代却是一个使用频率甚高的热词。 “社教”，自然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
社教运动有第一期社教和第二期社教之别。
P3-5
历经几年的熬煎，书稿总算完成了。书稿的写作并不难，难在资料的搜集。在资料搜集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太多人的支持。一方面体现了胡耀邦崇高的人格魅力，一方面体现了人民群众对胡耀邦的敬仰。
现在，我要对这些人深深地鞠上一躬，表达我的谢意了。
感谢安康市档案局晏德芝副局长、黄安蓉科长、全新芝女士、许晓红女士为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胡耀邦在安康遭受批判的卷宗，并按我所需，对材料进行复印。感谢魏顺奇局长对书稿的关注。
感谢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曾任安康地委书记的韦明海。他以80岁高龄接受我的采访。
感谢曾任韦明海的秘书、安康市水利局副局长张志远。他为我提供了大量胡耀邦在安康的信息。可惜他因病逝世，未能看到此书的出版。
感谢1965年2月胡耀邦到安康调研时的速记员郭步越。他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
感谢张世康老人，延安时期他曾和胡耀邦在一个部队。他是最早鼓励我把胡耀邦安康之行写出来的人。遗憾的是世康老人已经离开人间。
感谢海子久先生，他在报刊上每发现有关胡耀邦的资料，立即为我或复印，或剪下邮来，更多的是送至。书稿完成之后，他又认真校阅，令我心生感动。
感谢我的同事吴定国先生。他时时把了解到的胡耀邦安康之行的故事告诉我，为我联系手头有胡耀邦照片的记者，还从电视上、画册上为我翻拍需要的胡耀邦的照片。
感谢我的同事梁真鹏。每当在网上发现什么最新的关于胡耀邦的资料，便为我下载，推荐我阅读、参考。
感谢平利县文化文物局的吴全云、石泉县方志办的吴龙晏、汉阴县政协主席陈绪伟、汉阴三沈纪念馆的胡玉厚、宁陕县档案局局长沈兰虎、白河档案局的蔡建中、旬阳县海事局的刘贵棠，还有宁陕的谭海波、石泉的胡树勇、白河的李海军、汉阴的戴辉旭等，他们或为我速寄相关资料，或为我落实有关写作中的问题，或为此书配拍照片。
感谢安康歌剧团的陈纪元、安康影剧院的颜守言。他们为一个细节在一起交流，回忆，然后把意见反馈给我。
感谢旬阳县蜀河镇党委书记吴良友对采访的支持。
感谢本地的若干文友对书稿的关注、支持。他们对书稿的问讯，在我，都是一种力量，使得我在熬煎中不放弃。
感谢安康学院中文系教授戴承元先生对本书文字的错讹给予指正。
当然，我还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夫人王爱萍。她陪我一同经受采访的颠簸劳顿，承担家务，让我集中精力和时间完成书稿。
2008年8月23日上午，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约见我在中南海东侧会稽司胡同的家中，并带领我参观了胡耀邦生前在中南海的会客厅，我向着胡耀邦的半身铜像深深地鞠躬。胡德平详细了解了安康的发展建设情况，并对安康人民深情热爱胡耀邦表示感谢。他对初稿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填补了胡耀邦研究的空白。他认为此书应该公开出版，能让读者了解一个真实的胡耀邦。
序言，原本想请曾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中顾委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水利部副部长、胡耀邦研究专家的李锐先生撰写的。当我去请求他时，他说，“我已经是93岁的老人了，没有精力读你那么长的书稿。”李老主动提出，“为你题个书名吧。”这对我是多大的支持呀！
我又怀着诚惶诚恐之心给中国青年报的摄影部主任贺延光打去电话，请求支持一张胡耀邦的照片，贺老师非常慷慨：“给你两张。”发到邮箱里的，竟是四张。对这位陕籍著名摄影家，除了敬佩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这部书最终得以出版，得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张孔明先生。2010年夏季，在作家、书法家、我的朋友马士琦的引荐下，携稿拜访了张孔明先生。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对书稿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具体的指导。可以说，没有张先生的慧眼识珠，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出版；胡耀邦的风范，也就不会为更多的人所知。
还要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彭莘女士。她对书中的文字进行整理，对大量的数字进行换算，以便规范统一。其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感佩。
书稿写成之后，只有几位同志先期阅读，他们对书稿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有的说，这部书稿应视作是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它保存了可贵的历史资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胡耀邦。有的说，假如说胡耀邦是一棵大树，那他的安康之行，就是这棵大树成长的过程。
本书部分图片，来自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视频截图和有关摄影集，暂时无法与之联系，作者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胡耀邦安康之行，按说是一件大事，对此事的撰述，应该由一定的部门组织专门的班子来集体完成。由我这样一名无职无权，仅仅出于对胡耀邦敬重的普通记者非职业写作来完成此书，显然有许多力所不逮的地方，书稿出错的地方想必在所难免。我真诚地希望本书能对胡耀邦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请一切阅读到本书的读者，能提供更多的细节，以期把这位伟人的安康之行写得更翔实、更完整，留给人间一段信史。
2008年7月22日安康日报社办公室一稿
2008年12月25日安康天龙居二稿
2009年4月8日上午三稿
2009年11月27日江北寇家沟安康日报社二楼办公室四稿
2010年8月26日夜安康天龙居定稿
胡耀邦为什么深得人心
——以他的安康之行为例
写出胡耀邦在安康的事，这个想法算来已有20年的时间。
1989年4月中旬，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公布之后，安康各地的读者，自发地不断地写来赞美他远见卓识、品格高尚的文章。作为编辑的我，迅速编发。从那时起，我就留意胡耀邦在安康的事了。
胡耀邦到安康时，我还是一个不省事的孩子。老实说，我在幼时、少时，是没有胡耀邦这个概念的，作为城市贫民后代的我，并不知晓胡耀邦到过安康。
成人之后，特别是1989年4月之后，我发现胡耀邦的安康之行，是安康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们往往喜形于色，甚至眉飞色舞地谈胡耀邦如何大胆地放人，如何提高安康人的二十五斤半口粮。如何没有官架子，微服私访，如何雷厉风行、刀下见菜地解决问题。在安康，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说胡耀邦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
我试图把胡耀邦安康之行的事串起来，向安康以外的读者做一介绍。当我有了这样的打算时，一是觉得资料太为匮乏，毕竟胡耀邦安康之行离我们是比较遥远的一件事了。二是觉得现有资料太为混乱。我翻阅胡耀邦所到过的几个县的县志，原本应该严谨的县志却大都出错，要么张冠李戴，要么以讹传讹。
2004年秋，我决心完成此事。到市档案局复印回当年供批判用的胡耀邦安康之行的材料，细读之后，无比激动和愤怒。激动的是，这些鲜为人知的材料竟然无人阅读过、使用过，是不是冥冥之中注定要我来完成这项事业？愤怒的是，胡耀邦为安康人民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安康人民却知之甚少；胡耀邦安康之行讲话内容丰富多彩，而整他的人却攻击一点，不及其余；胡耀邦在安康提出的诸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干部的好坏要以生产成绩来衡量，要向前看，要抓大事，要解放思想，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等等，已成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党和政府的政策、决策、口号和流行语，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无数，而他的安康之行却被批判，从来就没有谁为他认真平反过。这对胡耀邦太不公正！
写胡耀邦的过程，也是思考胡耀邦的过程。
胡耀邦的安康之行，只有短暂的八天，是他波澜壮阔人生中小小的插曲，但滴水映射太阳，插曲亦叫人荡气回肠。他的形象，永久留在了安康人民心中；他的精神，永远为安康人民赞颂。
胡耀邦为什么深得人心？
从他的安康之行可以看出，胡耀邦是一位理解人、善待人、关心人、爱护人的人。仁者爱人。他对犯错误的人，要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是一位饱经沧桑，也深受过错误路线迫害的人。他的工作方法不是疾风暴雨，而是和风细雨；不是残酷斗争、激烈对抗，而是讲事论理、抵达人心。我以为这是更符合人性的方法，用现在的话说，叫人性化关怀，叫富有亲和力。所以他深得人心。
从他的安康之行可以看出，胡耀邦是一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人。胡耀邦在安康提出“两手抓，双丰收”，代表省上免掉安康的三千担棉花征购任务，提出农副土特产谁给的价格高就卖给谁，按经济规律办事，等等，都是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都是为安康人民谋福利的事。所以他深得人心。
从他的安康之行可以看出，胡耀邦是一位心地坦荡、光明磊落、作风民主的人，“不同意我的意见，可以探讨，可以当面指出，也可以不执行。该说的还要说，该发脾气的时候照样发脾气，只要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党的利益，讲什么我的情面，你的情面”。所以他深得人心。
从他的安康之行可以看出，胡耀邦是一位雷厉风行的人。能解决的问题立即解决，绝不拖泥带水，能马上处理的事情马上处理，绝不“研究研究”。刀下见菜、立即行动是他的作风。所以他深得人心。
从他的安康之行可以看出，胡耀邦是一位琢磨事不琢磨人的人。他的安康之行，八天跑了七个县，全想的是安康的人思想如何解放，生产如何搞上去，哪里想过人事纠纷，哪里想过整人害人！所以他深得人心。
从他的安康之行可以看出，胡耀邦是一位博闻强记、善于学习、善于总结的人。他听人短暂汇报，或者阅读有关资料之后，能记下那么多的数字，且基本准确；能把所见到的事很快上升到一定的理论层面。他的能力超强，让人心悦诚服。所以他深得人心。
从他的安康之行可以看出，胡耀邦是一位平易近人、不摆架子的人。一位真正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公仆。所以他深得人心。
胡耀邦到安康，正是他刚从团中央书记到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的角色转换之际，也正是他年富力强，正欲大干一番事业之际。谁知他的安康之行却成了他“文革”前走向低谷的导火索，其后更有十年“文革”的作践，失去了为党为民做出更大成绩的“黄金十年”。但他安康之行表现出的勇于改革、敢于开拓的精神和行为，的确如一股摧枯拉朽的旋风，似一道扫荡阴霾的闪电，像一声划裂长空的惊雷，让安康人的耳目为之一新。安康人至今把他的安康之行看作安康人民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是不无道理的。
在纪念自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当儿，媒体把胡耀邦、叶剑英等八人誉为中国当代的“改革八贤”。从胡耀邦的安康之行可以看出，胡耀邦的改革思想是由来已久的，他于极“左”思潮盛行的1965年，在极“左”思潮的重灾区安康提出的种种观点、措施，不仅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改革家的雄才大略，更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胡耀邦在安康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他后来主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全国性的冤假错案平反是一脉相承的。胡耀邦在安康的超前改革，可以看作他后来领导全国改革的一次尝试，安康是胡耀邦的一块改革试验田。了解胡耀邦的安康之行，一方面看到他的壮志难酬，一方面又看到他的壮志必酬。与其说胡耀邦的安康之行是他“文革”前走向人生低谷的拐点，不如说他的安康之行，是他人生的亮点之一。
在写胡耀邦这段经历时，我曾遍访档案馆，希望能找到一两张他安康之行的照片。很遗憾，一张也没找着。看来那时没有什么虚张声势，摆阔显派，或者领导出行，警车开道、警笛声声，或者领导下乡，记者尾随、镁灯闪闪的热闹事。
曾陪同胡耀邦此行的时任安康地委书记韦明海回忆说，记忆中没有宴请过一次胡书记。
那时不兴迎来送往，公款吃喝。
偏巧在写这部书稿的时候，我见到有关部门接待省上一位部长的“安排表”，谁在什么地方迎接，迎接到什么地方，谁陪、吃什么饭，都有非常详细的安排。
又听到一位为领导干部起草讲话稿的秘书讲，那讲话稿有楷体、宋体等几种不同的字体，把“各单位清点一下到场的人”、“有没有意见”、“散会之后在什么地方就餐”等等都打印得分分明明，台上的人只需按字体所标发问、停顿就可以了。这样的官也着实好当了。
写胡耀邦的往事，发现如今不少人确实把我们党许多好的传统给丢掉了。难怪人们怀念胡耀邦。
人们怀念他，是怀念一种作风，一种精神，一种传统，一种信仰。
胡耀邦这个人，敢于直言，心地明净，我敬仰他。我把他的安康之行写出来，是献给他的一瓣心香。
有好心的文友劝我不要写胡耀邦这一段历史：一是我国的政治文明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胡耀邦毕竟是一位有不同评价的历史人物；二是时过境迁几十年了，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不涉足，你偏要涉足？
我坚信我国的政治文明正在推进，我坚信胡耀邦安康之行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过错，我坚信一个有信念的人总要担当一点责任，于是，坚持把它写出来。
打听到某人听过胡耀邦的讲话，了解到某人知晓胡耀邦在安康的事，便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前去采访。就这样于酷暑下、于严寒中穿梭于山城。没有谁指使我这样干，也不是我的职业写作，却是我认定的事业。我将把它作为记忆保存，我对此无怨无悔！写他人生中的这一段经历，我有时也有一丝滑稽和悲凉掠过。但我确实又时时发问：为什么那么多高手不来写胡耀邦的安康之行呢？我不写，胡耀邦的安康之行会不会永远无人知晓？那就太对不起人民爱戴的胡耀邦了！
写胡耀邦的安康之行，我尽量把历史资料保存得多一些。我想，那些几乎与世隔绝的沉寂的档案资料，可能只有通过我的这本书，与广大读者见面，让读者看看历史的真面目，或者为历史保存一份真实，材料多比少要好。
为了真实，我没有做什么技术加工。胡耀邦在安康讲话时说到的“阶级斗争”、“林彪元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帝修反”等等，我全部照录无遗。胡耀邦是时代中人，也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也只能在当时的语境中讲话。胡耀邦是人不是神。
尊重历史，就是对胡耀邦的尊重，就是对读者的尊重。
因此，当书稿画上句号时，我如释重负。可能还有若干细节未发掘出来，可能也有失于剪裁、显得芜杂、文学手法不够等毛病，但我可以说，我尽力了，总算把胡耀邦安康之行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了。
为完成这部书稿，我采访的人物不下几十。每位被采访者都高度评价胡耀邦。他们中有的人说，且不论胡耀邦作为国家领导人、作为领袖的风范，就是作为普通的干部、普通的人，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安康之行，表现了太多的一个人的优秀品质。
对胡耀邦做出最终评论，那是国家的事、党的事。我作为一个普通安康人、一名普通记者，愿将采访的真实情况奉献大众，好让人民大众去评说，胡耀邦是怎样一位人物，为什么会深得人心。
我希望这部书稿能告慰胡耀邦在天之灵！
2009年11月27日
于安康江北寇家沟安康日报社二楼办公室
国内第一部全景式披露“文化大革命”前胡耀邦主政陕西期间亲赴“左”倾重灾区安康，风风火火走七县、当机立断正对错的历史内幕。
李大斌的《1965——耀邦早春行》生动、有趣、细腻，客观、忠实、震撼，复活胡耀邦个性化为政的风格，还原胡耀邦深入调查研究的历史画面，具有强烈的现场感。
自始至终引用胡耀邦即兴讲话的第一手原始记录文本，再现胡耀邦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演讲风格，充分展现胡耀邦的个人魅力与政治智慧。
一件早该启封的陈年往事，一段不该抹去的政治记忆，一尊注定要流芳百世的口碑，一笔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与精神财富。
李大斌的《1965——耀邦早春行》是国内第一部全景式披露1965年2月6日至2月14日胡耀邦同志亲赴陕西安康七县调查研究时鲜为人知的史实。作者以第一手丰富饱满的资料，运用文学纪实的笔法，客观、忠实、细腻地还原了胡耀邦安康之行前前后后、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历史画面，具有强烈的现场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胡耀邦的个人魅力与政治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