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有人类的时候，人人各自私，也各自利，天下有公利而没有人去兴办，天下有公害而没有人去清除。有这样的人出来，不以个人的利为利，而使天下都受其利；不以个人的害为害，而使天下都避免害：这种人的勤劳一定千万倍于天下人。付出千万倍的勤劳，而自己又不享受其利，肯定不是人情之所愿处的。所以古人对君主这个位置，估量以后不愿就的，许由、务光就是；就后又辞去的，尧、舜就是；开始不想就后来又不能辞去的，禹就是。难道古人有什么奇异？好逸恶劳，也还是人之常情。
后代做君主的人就不再是这样，以为天下利害的权柄都操纵在自己的手里，把天下的利都归于自己，把天下的害都归于他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使天下的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把我的大私当作天下的大公。开始时对此还有些羞惭，时间长了便心安理得，把天下看作自己莫大的产业，传给子孙，让子子孙孙无穷尽地享受。汉高祖所说“我事业上的成就，与二哥相比谁多”的话，那追逐私利的情态，已不自觉地从言语中流露出来了。这没有别的，只是因为古时候把天下看作主，把君主看作客，君主毕生经营的是为了天下；而如今是把君主看作主，把天下看作客，天下所以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安宁，就是因为有了君主。所以在他们没有得到天下时，便屠害天下人的生命，离散天下人的子女，来换取我一人的产业，竟然从不感到残酷，说：“我本是为子孙创业。”在他得到天下后，敲剥天下人的骨髓，离散天下人的子女，来满足我一人的淫乐，看作理所当然，说：“这是我产业所生的利息。”这样看来，天下最大的祸害就是君主了。假若没有君主，人们就各得自私，各得自利。唉！难道设置君主本来就是为了这个吗？
古时候，天下的人爱戴君主，把他比作父，比作天，实在不算过分；现在呢，天下的人憎恨他们的君主，把他看作寇仇，称他做独夫，也是理所当然。而那些小儒却死板地把所谓君臣的关系说成天地之间不能一刻不讲的东西，甚至像桀、纣这样的暴君，还说商汤、周武王不应该诛杀他们，并且荒唐地传播出伯夷、叔齐的无稽之谈，把兆人万姓崩溃的血肉，看得和腐烂的死老鼠没有什么不同。难道天地之大，在兆人万姓之中，只应偏私一人一姓吗？所以周武王是圣人，孟子说的“闻诛一夫纣矣”的话，是圣人的言论。后代的君主，想用君等于父、等于天的空话，来禁止天下人窥伺君位，都以为孟子的言论不合宜，乃至废掉《孟子》不立于学官，这不都是导源于那些小儒吗？
虽然如此，假使后世的君主，真能保有这个产业而世代相传，永无穷尽，也就无怪乎他们把天下当作私产了。既然把天下看作产业，那么，别人想得产业之心谁不像我一样？尽管用绳捆牢，用锁锁住，一个人的智力，总敌不过天下想取得这产业的人多。这样一来，远的传上几代，近的在自己手里就灭亡，血肉崩溃的结局就落在他的子孙身上了。从前有人发愿世世都不要生在帝王家，而毅宗也对公主说：“你为什么生在我家！”太令人痛心啊，这样的话！回想创业之时，那种想要取得天下的心情，有不灰心沮丧的吗？
因此，明白了君主的职责，那么在唐尧、虞舜的时代，人人都能辞让，许由、务光并非超绝尘寰；不明白君主的职责，那么在市井间，人人都可以有这种欲望，这也就是许由、务光这样的人在后世再也听不到的原因。尽管君主的职责很难使人明白，但不能用短暂的淫乐来换取无穷的悲哀，这样的道理即使愚笨的人也能明白啊。P9-12(《史鉴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