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是中国现代文坛代表性作家冯至的选集，包括小说、自述及他人的评论，是一部全面了解该作家作品的文集，有见证作家成长过程的照片10余张。

故事的结构非常均衡完美。全书共九节，分别以伍子胥可能经过的地点为题名。首先是郢都外的“城父”；接着，经过了两处水域： “林泽”和“洧滨”；随之是两处陆地：“宛丘”和“昭光”；接着又是两处水域：“江上”与“溧水”；整个故事则结束在另两处陆地： “延陵”和“吴市”——而“吴市”，冯至暗示我们注意那可能是又一个“城父”。

《伍子胥》是冯至写于1942年底至1943年春的一部历史小说，写两千年前春秋末期伍子胥的出亡故事中从城父到吴市的一段忧患历程。主人公伍子胥为了父兄的仇恨，不得不离开家乡，投入一个辽远陌生的国土，从城父到吴市，中间有许多意外的遭逢，有的使他坚持，有的使他克服。复仇者伍子胥的出亡，是一个寓言化的心灵之旅。

《伍子胥》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有所借鉴，吸收了西方现代文学的因素，以个人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体验给小说注入了更多的诗意和寓意，揭示了当时抗战期间所谓大后方的腐败现实，表达了当时人民群众对不公平社会现状的一种义愤之情。

伍子胥

《伍子胥》后记

冯至的《伍子胥》

诗与小说：读冯至创作《伍子胥》

《伍子胥>的西方资源与创变

《伍子胥》的民族性特色

《伍子胥》——一首低抑动人的诗

现代奥德赛的生命担当

冯至年谱

城父，这座在方城外新建筑的边城，三年来无人过问，自己也仿佛失却了重心，无时不在空中飘浮着，不论走出哪一方向的城门，放眼望去，只是黄色的平原，无边无际，从远方传不来一点消息。天天早晨醒来，横在人人心头的，总是那两件事：太子建的出奔和伍奢的被囚。但这只从面貌上举动上彼此感到，却没有一个人有勇气提出来谈讲。居民中，有的是从陈国、蔡国归化来的，有的是从江边迁徙来的，最初无非是梦想着新城的繁荣，而今，这个梦却逐渐疏淡了，都露出几分悔意。他们有如一团渐渐干松了的泥土，只等着一阵狂风，把他们吹散。伍尚和子胥，兄弟二人，天天坐在家里，只听着小小的一座城充满了窃窃的私语，其中的含意模糊得像是雾里的花；江边的方言使人怀想起金黄的橙橘，池沼里生长着宁静的花叶，走到山谷里去到处都是兰蕙芳草；陈蔡的方言却含满流离转徙的愁苦，祖国虽然暂时恢复了，人们也不肯回去，本想在这里生下根，得到安息，现在这个人地未深的根又起始动摇了，安息从哪里能得到呢?总之，在这不实在的，恍恍惚惚的城里，人人都在思念故乡，不想继续住下去，可是又没有什么打算。这兄弟二人，在愁苦对坐时，也没有多少话可说，他们若是回想起他们的幼年，便觉得自己像是从肥沃的原野里生长出来的两棵树，如今被移植在一个窄小贫瘠的盆子里，他们若想继续生长，只有希望这个盆子的破裂。所以在长昼，在深夜，二人静默了许久之后，弟弟有时从心里进出一句简短的话来： “这状况，怎样支持下去呢?”他一边说一边望着那只没有系上弦的弓，死蛇一般在壁上挂着，眼里几乎要淌出泪来。这时，焦躁与忍耐在他的身内交战，仇恨在他的血里滋养着。

父亲囚系在郢城，太子建流亡在郑、宋——兄弟二人和这座城完全被人忘却了。他们想象中的郢城，现在一定还承袭着灵王的遗风，仰仗江南采伐不尽的森林，在那里大兴土木。左一片宫殿，右一座台阁，新发迹的人们在那崭新的建筑里作孽。既无人想到祖先在往日坐着柴木的车、穿着褴褛不能蔽体的衣服，跋涉在荆山的草莽里的那种艰苦的精神，也无人怀念起后来并吞汉川诸小邦，西御巴人，北伐陆浑，问鼎中原的那种雄浑的气魄。两代的篡夺欺诈，造成一种风气，人只在眼前的娱乐里安于狭小的生活。一个有山有水、美丽丰饶的故乡，除却那里还有过着黑暗岁月的父亲外，早已在他们的心里被放弃了。边的方言使人怀想起金黄的橙橘，池沼里生长着宁静的花叶，走到山谷里去到处都是兰蕙芳草；陈蔡的方言却含满流离转徙的愁苦，祖国虽然暂时恢复了，人们也不肯回去，本想在这里生下根，得到安息，现在这个人地未深的根又起始动摇了，安息从哪里能得到呢?总之，在这不实在的，恍恍惚惚的城里，人人都在思念故乡，不想继续住下去，可是又没有什么打算。这兄弟二人，在愁苦对坐时，也没有多少话可说，他们若是回想起他们的幼年，便觉得自己像是从肥沃的原野里生长出来的两棵树，如今被移植在一个窄小贫瘠的盆子里，他们若想继续生长，只有希望这个盆子的破裂。所以在长昼，在深夜，二人静默了许久之后，弟弟有时从心里进出一句简短的话来： “这状况，怎样支持下去呢?”他一边说一边望着那只没有系上弦的弓，死蛇一般在壁上挂着，眼里几乎要淌出泪来。这时，焦躁与忍耐在他的身内交战，仇恨在他的血里滋养着。

父亲囚系在郢城，太子建流亡在郑、宋——兄弟二人和这座城完全被人忘却了。他们想象中的郢城，现在一定还承袭着灵王的遗风，仰仗江南采伐不尽的森林，在那里大兴土木。左一片宫殿，右一座台阁，新发迹的人们在那崭新的建筑里作孽。既无人想到祖先在往日坐着柴木的车、穿着褴褛不能蔽体的衣服，跋涉在荆山的草莽里的那种艰苦的精神，也无人怀念起后来并吞汉川诸小邦，西御巴人，北伐陆浑，问鼎中原的那种雄浑的气魄。两代的篡夺欺诈，造成一种风气，人只在眼前的娱乐里安于狭小的生活。一个有山有水、美丽丰饶的故乡，除却那里还有过着黑暗岁月的父亲外，早已在他们的心里被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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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小说”一词使用已久，最早见于继子》，《汉书·艺文志》说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小说的雏形是神话传说的简略记录，后来发展到《搜神记》一类志怪小说和《世说新语》一类志人小说，结构都很简单。及至出现唐人传奇，宋元话本，小说乃由粗具梗概变得枝繁叶茂起来。鲁迅指出：“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就是说，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直到这时方始建立，结果是：小说有了中篇的规模，题材有所拓展，最突出的是情节性大大加强，而语言也趋于通俗，更富于表现力。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制作，标志着古典小说趋向成熟；随着清代《红楼梦》的出现，达致巅峰状态。盛极而衰，紧接着，变革时代也就适时而至了。

宋元“说话”中有一类名为“小说”，指的是话本中的短篇故事，与我们现今使用的概念相去甚远。我们说的“ 小说”，实际上是晚近的舶来品，可以说，是由欧洲的小说观念再命名的。

在欧洲，小说发展的道路与我国大体相似，即由神话而传奇而故事，由短篇而中篇而长篇。至十九世纪，长篇小说十分鼎盛，致使黑格尔断言极限来临。及世纪末，现代主义小说很快出现，传统的主题和写法被打破了。其实，十八世纪末以前，欧洲小说的体式已经相当完备，只是小说（novel）之名迟至此时才正式流行起来罢了。

几乎与此同时，有了中篇小说（novelette或 novella）的名目。中篇小说是中型的叙事散文作品，一般而言，以篇幅的长短划界，但因此也就有了相当的弹性，需要把所叙的事件的规模、时间长度、结构的复杂与完整的程度同时作为参照。绥拉菲摩维奇的中篇《铁流》，论结构，可以算作长篇；莫泊桑的《俊友》本是中长篇，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却是把它当做注水的短篇来看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把中国文学分为前后两截。语言由文言改为白话，表面上是语言层面的变革，实质上是一场带根本意义的文学观念的革命。胡适写《白话文学史》，所说的白话，仍是古典的白话，与五四时期语法相当欧化的白话很不相同。五四的小说，一、凸显文学的主体性，自觉性，叛逆性，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成为小说的主旋律；二、题材和主题有所扩展，社会问题进入小说，“神圣劳工”及知识分子形象组成了新的人物画廊。三、小说结构基本上是西式的，块状的，自由组合的，而非线性的、连环组接的传统章回体。除了思想观念，还有形式技法，都是现代的，面向西方，学习西方，而有了东方式的创造。

现代小说仍以短篇先行，几年后，中长篇相继产生。1922 年，鲁迅的《阿Q正传》正式发表。以中篇的篇幅容纳了一个革命的时代，统摄了一个民族的灵魂，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尤其出现在新文学的发轫期。当时，郁达夫、庐隐、废名等都有中篇问世，但多流于粗浅。

直到三十年代，一批作家和作品挣脱自叙传性质而向广大的社会面开拓，开始走向成熟。茅盾除了长篇《子夜》，又以中篇《林家铺子》、《春蚕》反映中国社会的变动。乡土题材聚集了众多作家，萧红、沈从文、王鲁彦、吴组缃、沙汀，还有废名，都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其中《生死场》和《边城》，或凄厉，或幽婉，更富于鲜明的艺术特色。左翼作家蒋光慈、叶紫、丁玲，均著有反映革命斗争的中篇，对于充斥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且往往有着“大团圆”结局的传统小说来说，本身也不失为一种革命。其中，蒋光慈较早揭示革命与人性的冲突，并因此遭到内部批判，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很可注意的。柔石的《二月》，写大时代里的边缘人，有所批判，有所省思，也有所顾惜，是另一种笔墨。丁玲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水》，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宿命般地显示了中国现代作家群体角色的演变过程。上海一批作家，如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不重现实而重审美、重感觉、重印象、重情调，以中产阶级趣味烹制都市文学。在此期间，巴金、老舍、张天翼都是有影响的小说家，且都有中篇制作。巴金后来写的《憩园》，一种挽歌调子，似乎与他早年激越的文字颇异样。

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学是一种新型文学，但是实质上，在 “为政治服务”和“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背后，却混杂了不少传统主义、民粹主义的因素，意识形态代替了个人思想，形式——所谓“民族形式”——比较单一。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在当时可以看作是一种具有方向性的作品。此间，丁玲的《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对个人理想和女性主义作最后的坚持，可谓弥足珍贵。在 “国统区”，包括抗战时的“沦陷区”，张爱玲写下《金锁记》、《倾城之恋》，以第三只眼看人世，着意经营现代传奇。还有师陀，他的《落日光》、《果园城记》，在艺术上非常讲究，很有特色。

青年路翎异军突起，写作《饥饿的郭素娥》，从形象、情节到语言，则明显地带有一种野性，富含力的美。

1949年以后，小说家同其他作家和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创作，隶属于这一过程而基本上成为被改造的产物。一些著名小说家停止了小说写作，如进入领导层的茅盾、巴金；一批“国统区”作家对新政权心存疑惧而逃逸，如张爱玲；而沉默，如沈从文；而改变作风，如老舍。“解放区”作家一路高歌猛进，柳青的长篇《创业史》名重一时，还有赵树理的《三里湾》、《锻炼锻炼》等；然而到后来，也遭到了批判，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在这样的语境中产生的小说，主题基本上是“写中心”的，因此很难具备优秀的品质，中篇的数量也不大。   五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批中短篇作品，主题有所开拓。

其中，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有代表性的。青年作者是严肃的，敏锐的，小说揭露官僚主义者的丑恶，闪耀着一个“少布”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宗璞的《红豆》，忠实于对校园知识分子爱情生活的描写，无意中涉入禁区。但是，这些颇有 “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和作品，很快销声匿迹。像路翎、丁玲这些出色的小说家，在“肃反”及“反右”斗争中，先后遭到整肃，给中国文学带来很大的伤害。

至七十年代末，一场浩劫过后，社会思想包括文学思想活跃一时，一批作家解除了荆冠，恢复了写作的权利；另一批青年流放者从农村归来，正式练习笔耕，小说家队伍于是迅速壮大。这时，西方大批思想文化读物及文学经典，包括现代小说被介绍进来，大型文学刊物纷纷创刊，这就给中篇小说的繁荣准备了温床。

继“重放的鲜花”之后，一批带有创伤记忆的作品问世，其中有《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墙下的红玉兰》、《绿化树》、《一个冬天的童话》、《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叙述知青生活的小说不断涌现，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浪潮。其中大多数把上山下乡运动当成一场人生劫难来描写，像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黑骏马》这样作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回顾，表达对土地和人民的灵魂的皈依者为数极少。王小波属于明显的异类，他的《黄金时代》表现“文革”的禁锢与荒诞，想象大胆、奇特，在形式上有很大的独创性。至于阿城的《棋王》，体现一种道教传统文化的逍遥心态，恐怕是唯一的。很快地，小说开始向现实生活掘进，一类着重于生存困境的揭示，如描写技术知识分子的《人到中年》，描写农村青年男女的《人生》；一类倾力表现中国面临的社会变迁，包括农村的责任承包，城市的企业改制，等等。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和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可以作为代表。此间，一批描写民俗，表现人性的作品出现了，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另外还有一些无法归类的小说。

比起前三十年，这个时期中篇小说的数量陡增，题材变得更加丰富多样，然而在主题的发掘方面，多满足于形象地复制意识形态结论，整体风格“温柔敦厚”，缺乏作家个人判断的独立性和社会批判的深刻性。关于改革，未及完全跳出长期以来形成的“歌颂”与“暴露”二元对立模式，对现实中的黑暗面、矛盾与冲突的复杂性缺少充分的揭示，主观意识往往与现存秩序相妥协。即便如此，喧哗一时的中篇小说，仍然显示出为五十年代以来所未有的突破性成就。

及至八十年代中期，小说界的风气很快偏移了被称作“思想解放运动”时期所确立的关于人的历史命运的悲剧主题，出现了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在此期间，有两大创作现象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寻根文学”，即从现实生活中寻找人类学、文化学的源头。从表面上看，“寻根”是现实问题的深化，实际上大多数作品都脱离了现实政治，否弃了对现存体制的实质性追询，公式化、符码化。王安忆的中篇《小鲍庄》，在国民性的探寻中依然保持了生活的饱满的汁液，是这一路文学中少有的佳作。还有一个现象是“先锋小说”，旨在形式上做实验，内容相对单薄，有不少西方现代主义的赝品。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个别小说活跃着新的思想元素，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但是大体上，这些实验小说颇类三十年代的“海派”，作品不求大，不求深，但求领异标新，多少丰富了中国小说的叙事形式。

九十年代小说整体乏善可陈。当此艰难时世，有人倡言 “新写实主义”，“躲避崇高”，“分享艰难”。应运而生的这一类小说，可以说是正统文学的代表，政治力求正确，艺术追摹宏大；个别作家貌似解构正统，如王朔，实质上是一种‘：别裁”，一种补充。由于有着各种权力资源的支持，潜在势力是雄厚的。但这时，一种相反的文学趋势也起来了，就是所谓的 “个人化叙事”。叙事的个人性，在这里竟成了反社会的一个遁词；正如有人标榜“女性主义写作”，却置换了这个源自西方用语中的自由、平等这样带政治学、社会学的内容，而从事纯个人题材的写作，琐碎、淫靡、空洞，甚至充满色情描写。此时，又有所谓“新生代”群体顺次登场，批评家为之鼓吹，出版界推波助澜，呈崛起之势。其实这批青少年作者普遍缺乏社会生活方面的体验，也缺乏文学训练，浮嚣有余而坚实不足。

新世纪以来，又有人提出“底层文学”的口号。

倘若能够正视现实，关注底层，对于有着几千年“瞒和骗”传统的中国文学来说，应当说是一种根本的转变。但是，以我们的作家目前的素质和状态，要高张并坚持一种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一些被称为“大腕”的人物继续编造冗长的故事，即使抓住“苦难”作题材，也是随意编织材料，违背生活逻辑；而且在主体方面，也缺乏起码的诚爱与同情。作品的 “酷”，不仅仅在于技术上的冷处理。具有一定的底层生活经验的作者，作品大多显得粗糙，因此在总体上比起八十年代，中篇小说创作不见得有长足的进步。较为优秀的作品，有尤凤伟的《小灯》和林白的《回廊之椅》，两者对土改历史都有颠覆性的叙述；描写矿工生活的，有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反映农村题材的，有刘庆邦的《到城里去》，胡学文的《命案高悬》，以及徐则臣写农民工的“北漂”系列小说。此外，像薛忆沩的《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路程》，钟晶晶的《第三个人》，则以其哲理性和诗性，在众多以故事性见长的小说中显出一种罕有的杂色来。   近百年间，中篇小说从题材、主题、体式、技巧等各个方面，不断地有所开拓，有所发展。但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是，最早出现在现代小说史上的《阿Q正传》，至今仍然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比起二三十年代的小说来，当代小说虽然在叙述故事和刻画人物等手段方面，相对显得娴熟，但是艺术个性并不突出。首先，表现在文学语言本身，就缺少个人笔调；在现实生活中，长期的集体主义教育，使个人性受到遏制，或许是根本的原因。同时，语言也缺少优雅的气质，缺少精致，缺少韵味，这同长期推广“工农兵文艺”，以文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不无关系；扩而言之，同汉语语境遭到破坏，同整个社会语言的粗鄙化有关。在形式上，中国小说满足于讲故事，讲究“好看”，缺乏西方小说的那种精神性，缺乏思想深度。

中篇小说的繁荣，从根本上说，有赖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的繁荣。道路是漫长的，但因此，前景也未尝不可能说是开阔的。单就现代小说发展来说，从五四到现在也不过一百年的历史，具有经典性价值的作品极少，而真正堪称优秀的作品也不会很多。在此，我们编选了这套“中篇小说金库 ”，旨在集中这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以利于流播；反过来，也可以充作进一步滋养小说创作的一份泥土和养料。

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有个别作品，编者并不认为属于最优秀的部分，但是不可否认，它们自问世之后在文学界和读书界中造成的影响，从文学社会学的意义上考虑，这也未尝不可以算作是一种“含金量”，因此一并予以收入。

“中篇小说金库”分辑陆续出版，希望得到作家、批评家、文学史家及广大读者的大力推荐，以确保它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文本系统的完整性。

我们常常看见有人拾起一个有分量的东西，一块石片或是一个球，无所谓地向远方一抛，那东西从抛出到落下，在空中便画出一个美丽的弧。这弧形一瞬间就不见了，但是在这中间却有无数的刹那，每一刹那都有停留，每一刹那都有陨落。古人在“镞矢之疾”、在“飞鸟之影”的上边，似乎早已看得出这停留与陨落所结成的连锁。若是把这个弧表示一个有弹性的人生，一件完美的事的开端与结束，确是一个很恰当的图像。因为一段美的生活，不管为了爱或是为了恨，不管为了生或是为了死，都无异于这样的一个抛掷：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这故事里的主人公为了父兄的仇恨，不得不离开熟识的家乡，投入一个辽远的生疏的国土，从城父到吴市，中间有许多意外的遭逢，有的使他坚持，有的使他克服，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在少年时，我喜爱这段故事，有如天空中的一道虹彩，如今它在我面前又好似地上的一架长桥——二者同样弯弯地，负担着它们所应负担的事物。

远在十六年前，我第一次读到里尔克的散文诗《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后来我在一篇讲里尔克的文章里曾经说过：“在我那时是一个意外的、奇异的得获。色彩的绚烂，音调的和谐，从头至尾被一种忧郁而神秘的情调支配着，像一阵深山中的骤雨，又像一片秋夜里的铁马风声。”我被那一幕一幕的色彩与音调所感动，我当时想，关于伍子胥的逃亡也正好用这样的体裁写一遍。但那时的想象里多少含有一些浪漫的元素，所神往的无非是江上的渔夫与溧水边的浣纱女，这样的遇合的确很美，尤其是对于一个像伍子胥那样的忧患中人。昭关的夜色、江上的黄昏、溧水的阳光，都曾经音乐似地在我的脑中闪过许多遍，可是我并没有把它们把住。  十六年，是一个多么空旷的时间。十六年前的世界已经不是现在眼前的世界，自己的思想与心情也起过许多变化，而伍子胥这个影子却没有在我的想象中完全消逝。当我在柏林，忽然在国内寄来的报纸上读到友人梁遇春君逝世的消息，随后便到东海的一个小岛去旅行时，在船上望着海鸥的飞没，我曾经又起过写伍子胥的愿望。当抗战初期，我在内地的几个城市里流离转徙时，有时仰望飞机的翱翔，我也思量过写伍子胥的计划。可是伍子胥在我的意象中渐渐脱去了浪漫的衣裳，而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练着的人。这有如我青年时的梦想，有一部分被经验给填实了，有一部分被经验给驱散了一般。

一九四二年的冬天，卞之琳先生预备把他旧日翻译的(旗手》印成单行本，在付印前，我读到他重新改订的译稿。由于这青年时爱过的一本书，我又想起伍子胥。一时兴会，便写出城父、林泽、洧滨、昭关、江上、溧水、吴市七章，但是现在所写的和十多年前所想象的全然不同了，再和里尔克的那首散文诗一比，也没有一点相同或类似的地方。里边既缺乏音乐的元素，同时也失却这故事里所应有的朴质。其中掺人许多琐事，反映出一些现代人的、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的痛苦。这样，二千年前的一段逃亡故事变成一个含有现代色彩的“奥德赛”了。既然如此，我索性不顾历史，不顾传说，在这逃亡的途程上又添了两章：宛丘与延陵。这虽然是我的捏造，但伍子胥从那些地方经过，并不是不可能的。于是伍子胥对于我好像一棵树，在老的枝干上又发出几个新芽。

一个朋友读完我的原稿，他问我，吴市以后的伍子胥还想继续写下去吗?我回答他说，不想继续写下去了；如果写，我就想越过三十八年，写伍子胥的死。我于是打开架上的(俣越春秋》，翻出一段向他诵读——

子胥归谓被离曰： “吾贯弓接矢于郑楚之界，越渡江

淮，自至于斯。前王听从吾计，破楚见凌之仇。欲报前王

之恩而至于此……”

被离曰： “……自杀何益?何如亡乎?”

子胥曰： “亡臣安往?”

我读完这一段，我重复着说，如果写，我就写他第二次的“出亡”——死。

1944年冬

(选自《伍子胥》文化生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