镖局是由三种不同的原始形态组建而成的，在组建的过程中以及组建后的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保留下一些自己原始形态时的特征——情、礼、义。而情、礼、义三要素汇集在一起，就构成了镖局的经营方式、分配原则、管理制度、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特征。
镖局几乎都设立在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上。清代几乎尚无工业中心可言，所谓的中心城市是指政治、军事中心。政治和军事的中心必然会成为人口集中之地，成为商业和消费的中心。在镖局兴盛时期，铁路尚未开通，所以交通枢纽这个概念与铁路无关，是指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水运及元、明、清三朝修筑起来的北京通往各省的官道。所谓官道就是地方官负责维护保养的道路。一般说来官道的路面比较平整，沿途的桥梁也坚实安全，渡口、码头管理也比较统一。如果绘制清代的物资流通图、交通图、镖局分布图，三者几乎可以重叠。商人的目光总是盯着由于政治、军事原因而形成的城市消费市场，所以城市消费市场也就成为了商业的中心区。镖局是为商人和官僚这两个阶层服务的，因此，镖局的分布和交通的设置、物流的走向是完全一样的。
粮、棉、绸、茶、盐、糖、碱、皮货、药材以及日用品是清代的物流主要物品；四川、湖南、湖北三省的稻米，均由长江这条黄金水道东下，在镇江、扬州一带聚集，然后沿运河北上。江浙一带是丝绸产地，又是棉布的生产区和产茶之地，绸缎、棉布、茶叶三大宗南货沿运河源源北上。蒙古地区的毛革制品，直、鲁、豫三省的原棉，直沽和两淮的海盐又沿运河源源南下。这是清代总的物流趋势。各省的省会和将军、都统的驻节地往往是物资的聚（收购）散（消费）场所和中转地。但聚、散、中转都是相对的，张家口是副都统的驻节地，是北货的聚集地＼南货的销散地，但对蒙古地区来说，张家口在当时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中转中心了。
根据物流的走向，以及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镖局选择了自己的大本营和辐射地。北京的大型镖局可以说得天独厚，雄踞京师可以辐射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湖北、陕西九省，北向可达热河、张家口、绥远等将军、都统的驻节地，大有通朔漠、俯中原、连江淮、控秦晋之势。
从地理上来说，镖路和官道是重合的。北京各大镖局在镖路的终点大多设有分号，镖路的终点一般是省会或将军、都统的驻节地。分号的任务是招揽生意，避免镖师归途走空，同时也为了以分号为基地辐射周围城市。如北京的总号接受了一批由张家口运来的皮货，专走北道的镖师到京后就算完成了任务，无特殊情况不再向南走，要是临时走趟南路镖也是跟着跑跑龙套，不能当“角”。而皮货的运送终点是山东烟台，于是总号派专走南道东路的镖师把“皮镖”押运到济南的分号，分号再派镖师把“皮镖”押送到烟台。而所谓济南的分号，在附近城市设有外柜，分号辐射外柜，就像总号辐射分号一样。外柜大多设在府、道二级的行政中心或是商业、交通的枢纽。以山东为例，济南分号大多在烟台、威海、青岛、德州、泰安、兖州和号称小扬州的潍县设外柜，外柜也承揽业务，是总号和分号业务上的分支机构（总号也设有自己直属的外柜）。
在镖局当中，那些所谓的总号、分号、外柜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一是派出机构，在经济上统一核算；二是联营伙伴，在经济上自负盈亏；三是类似今日企业和“三产”之间的关系。清代的镖局在300年前就开创的这种经营方式，到清末之时，已经发展得很完备了。总号向分号辐射，分号向外柜辐射，反过来外柜又向分号辐射，分号向总号辐射，大型镖局就这样形成了自己的镖路网络。总号的大掌柜，相当于今日联营公司的总经理，总号就是今日联营公司的主体企业，在联营中可以说是起到了统领全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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