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勋所著的《孔庆东现象批判》把矛头对准了“三妈教授”孔庆东和其背后的文化。作者思维开阔，文字辛辣却不乏理智和幽默。从历史到现代、从国内到国外、从文娱到宪政、从思想史到革命史，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读之盎然生趣，让无数“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院内年迈学者汗颜。

曾勋所著的《孔庆东现象批判》分为“言论批判”“著作批判”“人物批判”“现象反思”四部分，形式上围绕孔庆东的言论、著作，以及与之相关的事件和人物进行批判，实质上文本深度和广度早已超越了普通的批判性文字，它是中国当下“有志”青年对历史的反思、对当下的批判与对未来的憧憬。著名出版家贺雄飞在《孔庆东现象批判》序中说：“孔庆东早已不是他原来的自己，也不是哈三中当年那一名朴实的文学青年，而早已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仿佛来自地狱的某一个地方，成为魔鬼和邪恶的代名词，但愿这本书能为他招回不死的灵魂。”这本书的意义也许不仅在于此，更在于它证明了中国当代年轻人的思想活力与精神追求，延续着那一股不断的文化血脉。

第一章 言论批判——孔庆东“疯语”知多少

 草莽文化造就语言暴力

 警惕孔庆东的战争话语

 孔氏文化血脉的传承与变异

 一、砸掉孔老师的儒教场子

 二、孔子湮灭了“后三千年的文明史”

 三、《论语》：带血的“心灵鸡汤”

 孔庆东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被“文革”遗毒腐蚀的心灵

 孔庆东绑架“人民”的暴行

 解剖孔庆东的“反美”之心

 一、药家鑫与美国的“个人主义”

 二、孔庆东看美国大片的酸甜苦辣

 三、把美国的问题留给美国人

 谁把香港“割离”了大陆——孔庆东骂香港人事件背后

第二章 著作批判——孔庆东的纸上乌托邦

 从草原部落“黑马”到“唱戏者”

 一、贺雄飞与他放养的“黑马”

 二、自我“剖腹”的孔和尚

 孔庆东的“文学革命路”十八盘

 一、《1921：谁主沉浮》中的“革命”文学

 二、《国文国史三十年》中的“罪人”胡适

 调侃与美化苦难背后的精神贫血

 一、苦难面前的庸俗与崇高

 二、“大跃进”看上去很美

 三、老刘一家是被调侃致死的

 现代性话语中的“青楼”余毒

 一、迷恋青楼文化的“花和尚”

 二、张艺谋电影中的女性人格

 三、波伏娃与李莫愁的冰火两重天

 武侠研究与学术犬儒化

 一、披着“金学”外衣的犬儒

 二、孔庆东炮制的“金庸牌奶粉”

 三、金庸小说对孔庆东的人格感染

 孔庆东之“汉奸”鲁迅

第三章 人物批判——孔庆东的“敌人”与“朋友”

 孔庆东与南方报系的“文化流氓”

 不必在孔庆东与贺卫方中二选一

 孔庆东、方舟子、于建嵘大乱斗

 一、星宿派丁春秋之孔庆东

 二、巨鲸帮麦鲸之方舟子

 三、丐帮乔峰之于建嵘

 赞郭德纲与批姜昆背后的秘密

 白岩松以柔克刚“拳打”孔和尚

 孔庆东与摩罗的双簧戏

 孔庆东的“马前卒”张宏良

 司马南的“庆东牌狗皮膏药”

第四章 现象反思——孔庆东现象的危机与出路

 娱乐至死时代的文化傀儡

 孔庆东与他的“乌合之众”

 知识分子、暴力革命及国家观念

 一、秋天乌托邦外面的弯刀哥

 二、一个乌托邦的自我覆灭

 三、一个乌托邦的涅槃重生

 四、勿将“国家”装进套子里

 跋 普世价值洪流下的反思与抉择

言论批判——孔庆东“疯语”知多少

以“北大醉侠”的称号进入文化界，如今以“孔和尚”的称号在网络上掀起阵阵阴风，孔庆东从“黑马”华丽转身，走上学术界“芙蓉姐姐”的道路。他深谙网络媒体的传播规则与部分网民的浮躁心理，以哗众取宠的夸张言行博取关注；他习惯套用红色术语，把话说绝说死。孔庆东如脱缰野马般疯狂地驰骋于他的江湖，公共舆论平台甘愿为他“搭梯子”，商业化的劲爆话语已经让他“走火入魔”。

孔庆东的江湖是暴力的残渣与凝固的血块堆砌起来的江湖，他的语言是“类人孩”充满阶级观念的暴力话语。其话语不仅是个人表述，更是站在文明碎片上的某个群体发出的杂音。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指出：“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孔庆东不是无根的浮萍，其话语并非凭空产生，他身后，咆哮着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激流。

几千年来中国未曾有过和平变革的先例，游民与草莽无止境的争权运动，我称为“菜刀革命”。如今，知识上的恐怖主义如孔庆东的暴力语言、暴力思维沉渣泛起，便是“菜刀革命”的社会学演变。知识人与暴力亲密无间，一定是社会改进中某个环节出现了病变。

草莽文化造就语言暴力

本来应该在私人空间里爆的粗口，频频出现在孔庆东的公共话语中。他说：“少数汉奸王八蛋，就污蔑重庆在搞‘红海洋’……”辱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是“国际政坛一条著名的美国母狗”。他对“汉奸王八蛋”要“满门抄斩”“统统干掉”，对犯罪分子要“灭九族”。不仅如此，“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更是孔庆东的终极理想。

点评“药家鑫案”“李昌奎案”等公共事件时，孔庆东的愤怒与沸腾的民意相互推波助澜，掀起了一场又一场全民庭外“审判”。不否认民意的理性，但也不能否认其负面效应。信息不对称，普通人习惯在突发事件中表达久违的愤怒，迁怒于具体的被告，从而忽略了本质问题：一个靠民意左右判决的法律系统，究竟哪里出了毛病。孔庆东看清了大众情绪的非理性因素，借机大放厥词。

公众人物必须承受失去部分隐私的代价，出现在公共场合理应接受舆论的关注和监督，因为他的言行规范、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对社会起到或多或少的影响作用。孔庆东虽处于公共状态，却无视规则，对流氓气质放任自流，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

孔庆东的无畏与狂欢，反映出当下社会公共意识的淡薄；孔庆东的语言暴力，是草莽人格延绵了几千年的例证。学者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一书中，对中国的草莽人格与流氓文化作了系统性梳理，将这本书与任不寐的《灾变论》结合起来读，几千年来不曾治愈的病灶一目了然。孔庆东的灵魂之舟，抛锚在了流氓文化的暗礁上。

长期以来，异常严重的自然与政治灾害导致国民丧失身份，流离失所引发了流氓的失败主义，包括对身份的过度敏感和焦虑、对家园崩溃的悲伤和愤怒，以及对体制与价值观的极度怀疑、戏谑、嘲弄、仇恨和反叛等。有人制造暴力，便有人消费暴力。朱大可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流氓主义，流露出了传统流氓文化的印记，散发出迷茫、呆傻、暴力、无聊、油滑（灰色幽默）、机智、自嘲、自虐和恶毒的浓烈气味，同时，它的反讽、戏仿、讽喻和寓言也解构了正谕话语体系，把它推向了荒谬的语境。”

被流氓文化滋养大的人，灵魂始终带着洗不净的血腥味儿，脑海里总残留着提着西瓜刀上街砍人的欲念。他们钟爱“斗”的暴力文化，相信枪杆子里出美女、黄金和玉帛，看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他们的野心才会得到一丝满足。在孔庆东与他的粉丝集体高潮的背景下，可以窥见“流氓政治”在这个民族的文化中种下的祸根。

古代每个朝代的建立，都经历过革命前期的密谋、革命中期的大屠杀，以及革命后期的“玄武门之变”。每个皇帝都像李世民一样，登基后屁股下面坐着哥哥弟弟们的脑袋。美国西部片双雄在决斗之前，一方恐吓另一方以占据心理优势时会说，我马上用你的头盖骨盛酒喝，李世民是拿自己亲兄弟的头骨盛酒喝。登基大典前的扫路运动不胜枚举，中国的官史即是杀子弑父与亲兄弟相互残杀的暴力史。P1-3

和尚打伞

尽管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我愿意用生命来捍卫你来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

——伏尔泰

曾勋是一位青年才子，不久前在中国财富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作《思想是我的盐》，现在又推出这本《孔庆东现象批判》，让人非常高兴。

曾勋是一匹青年“黑马”，孔庆东也是我当年“草原部落”推出的黑马，只不过他现在已经变成了著名的“北大教授”和“孔和尚”。一提起孔和尚，首先就会让人想起一句俗语：“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是啊，孔庆东虽然曾经是我的朋友，而如今却变成了一名“无法无天”的“伪知识分子”和“流氓文入”，再一次让人感慨万千。

有人说过，“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我要对老孔说的是：“吾爱吾友，但我更爱真理。”曾经在“三妈事件”发生以后有广东媒体采访我，让我评价对孔庆东的看法，我说：“孔庆东的许多言行，不像一位北大教授，流露出许多流氓文人的江湖气息。”说实在的，老孔这个人有些时候还是非常有哥们儿义气的，比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要可爱得多，但他近年来的一系列话语却表现出他骨子里的草莽习气，让人对他的堕落非常痛心。

孔庆东一系列的语言暴力、战争话语无不流露着“文化大革命”的遗毒，他用一己的疯狂与偏执绑架了人民的“话语权”，既不符合法律的精神，也违反了起码的道德底线，是典型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正如曾勋在书中所言：“被流氓文化滋养大的人，灵魂始终带着洗不净的血腥味儿，脑海里总残留着提着西瓜刀上街砍人的欲念。他们钟爱‘斗’的暴力文化，相信枪杆子里出美女、黄金和玉帛……可以窥见‘流氓政治’在这个民族的文化中种下的祸根。”显而易见，孔庆东既是中国野蛮文化的受害者，也是灾害的制造者。

此外，孔庆东的成名和他在《47楼207》中所流露出来的“草根式的幽默感”是分不开的，在20世纪未有其积极的一面，和当年王朔的出现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他的油腔滑调的调侃与美化苦难的背后存在着严重的精神贫血，甚至流露着“青楼余毒”和学术犬儒化的倾向。在那个难忘的夏天，当孔庆东的逍遥理想被专政机器碾碎以后，孔庆东变得非常麻木和绝望，不甘寂寞的他为了体现自己的才华，终于自创“星宿派”的“化功大法”，和司马南之流被誉为中国文化界的“四大恶人”。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剧作家易卜生说，文学是与自己的灵魂对话，写作就是坐下来审判自己。反思“孔庆东现象”的同时，更应该反思我们自身的文化。孔庆东与追捧他的那帮“乌合之众”无非是娱乐至死时代的文化傀儡，是普世价值洪流下的一股逆流，也是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某些“文化小丑”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场“闹剧”。孔庆东早已不是他原来的自己，也不是哈三中当年那名朴实的文学青年，而早已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仿佛来自地狱的某一个地方，成为魔鬼和邪恶的代名词，但愿这本书能为他招回不死的灵魂。

是为序，与曾勋及孔庆东等诸位朋友共勉。

贺雄飞

2012年5月10日于北京

普世价值洪流下的反思与抉择

知识分子是社会中最敏感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前瞻性无疑是社会动车的额外制动装置。一旦知识分子丧失风骨，开始胡言乱语，“追尾”事故率随之上升。中国如此，国外也是如此。我与孔庆东老师素不相识，写这本书批判他，只是表达自己的观点，进行学术上的探讨，思想上的交流，并无恶意。如言语有过激之处，深表歉意。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在进行自我批判，比如对鲁迅与胡适的重新认识，对“革命”与“改革”的观点更新，对知识分子如何参与社会运作的重新解读等。

孔庆东说：“俺是飞天大和尚。”但我觉得他飞得太高调，所以有人说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在我的私人话语中，自然是希望他低下头回归真正的人民。中国知识分子掌握话语权十分不易，既然你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更有责任合理使用它，不然留给时代的仅是一堆文字垃圾和思想糟粕。当下知识分子的信仰危机不光中国有，国外也有。

美国哲学家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反思了美国在标准化时代知识分子“消失”的悲剧。城市的现代化像把双刃剑，它提高了生产效率，却溶解了人们的情感和乡愁。纽约温馨的老社区被高楼和高速公路肢解，城市逐渐失去了文化活力，在雅各比看来，城市改造直接影响了当地的文化生活。

20世纪60年代，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消亡了，年轻的知识分子无法再在那里享受低廉的房租和毫无拘束的生活，纷纷奔向学院，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并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这些35～45岁的年轻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文化发展、政府的公关决策产生着积极影响。

同时，雅各比反思了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局限。大学教师享受着薪水、安稳、寒暑假，但他们不得不早晨8点钟就去开讲座，完成委员会辛苦而单调的工作，有时新居远离老朋友等。虽然这些得失权衡不怎么引人注意，最终却是决定性的——在知识分子的生活被重新塑造的同时，知识分子的精神也被重铸了。

《最后的知识分子》表达了作者对知识分子的忧虑，这样的忧虑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不多余。雅各比的危机意识与反思意识，正是美国持续不断的活力来源。实际上，美国当代知识分子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如学院内的乔姆斯基（代表作《必要的幻象：民主社会中的思想控制》）和萨义德（代表作《知识分子论》），他们虽然身处大学，却未被高度专业化的学院体制收编，始终保持独立人格，对国际局势和美国社会发出自己的正义、响亮的声音。

又如电影界的艾朗·拉索（代表作（《美国：从自由到法西斯》）和迈克尔·摩尔（代表作《华氏9·11》），他们用自己的言行和创作参与社会运转，勇于揭露谎言，批评政府对公民的欺骗行为。有了他们的存在以及包容他们言行的制度的存在，美国才能如此强大。

那么，美国知识人如何参与社会运作？制度在保护知识人方面怎么发挥作用？从打算从电影《雷神》中剖析美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涵与中美知识分子的文化差异。

美国传统商业片中基本看不到导演的痕迹，制片人制度犹如一个搅拌机，不管是什么扔进去搅拌后放出来都是英雄勇闯龙潭、救世主拯救人类、肌肉男为自由民主而战的普世价值。我习惯一个人买张电影票享受好莱坞光影的冲击，不需要内涵，不需要文艺，有爆炸、动作、枪战就好。

《雷神》是一个英国导演的作品，但在“惊奇漫画”这样的纯美国招牌下，国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甚至导演也是职业经理入，电影公司和制片入说你不玩算了我可以找别人，一切靠票房说话。对这样的电影，我不打算评价其本身的形式，也不打算将爱森斯坦、伯格曼、雷乃、安东尼奥尼的电影符号一知半解地引进来装深沉，因为我没有“不害臊的精英主义”（美国电影理论家诺埃尔·伯奇语），我将着重探讨影片背后的文化隐喻。  ，

电影从发明开始便是文化载体，《雷神》承载着异化后的欧洲文化，雷神托尔就是披着北欧棉袄的林肯或爱默生。北欧神话自成体系，四大族巨人、诸神、精灵以及侏儒构成了和谐的生态。雷神属于诸神，诸神是巨人的后裔，经常受到祖先巨人的欺负。活雷锋雷神不仅是诸神世界最称职的保安，还是人间的农业巡视员。巨人兴风作浪，他挥起“雷神之锤”便能达到一锤定音的效果。

这种器物至上的思潮同样出现在中国武侠小说中。《倚天屠龙记》有“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江湖流传，听上去很厉害的样子。但金庸知道世界需要制衡，独大只会带来鲜血与屠杀，又加上一句“倚天不出，谁与争锋”，作为江湖残留的最后一点宪政精神。

对“武器一话语权一权力一统治”的结构，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看得十分明白，他认为，人类语言符号中存在着权力意志，可以把事物变成“真实”的意志，所以符号生产者及使用者必须保持警觉，一粗心或一时兴起，有可能使天下生灵涂炭。基于此，我希望金毛狮王谢逊带着屠龙刀终生隐居无人岛，保持权力被架空的状态，因为一当权力落入尘世又无制度保障，就可能被庸人利用，和暴力画上等号。各大门派看到谢逊就口水直流，馋涎当然不是邋遢的大胡子，而是他手中的权力——屠龙刀。

但在电影《卧虎藏龙》中，又出现了器物至下的思潮，心性和道德被大儒李安提升到了权力的最高境界。不知天高地厚的玉娇龙拿着偷来的青冥剑折腾江湖，心学大师加武林宗师李慕白随便捡起一根树枝，便轻易把玉娇龙降伏。这里，武器被人格化．倒向了东方“天人合一”的哲学层次。

雷神托尔面临的问题跟玉娇龙一样，抱着愤青思想的同时又掌握着权力资源。愤青在我这里是正面意义的愤青，与抵制家乐福和悼念萨达姆、卡扎菲的人无关。老国王意识到愤青从政弊大于利，是要不得的，于是开会通过了《关于托尔同志在攻打冰霜巨人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将“雷神之锤”和儿子扔到人间去磨炼培养，差不多了再收回来当国王。这是汉宣帝沦落民间的美国版，脱离不了“天命”那一套。

武器与武功权力化的社会，体制化让人们习惯于存在的高墙、铁丝网和一切不公平。权力符号“雷神之锤”被好愤青掌握，意味着人权有了保障；被坏愤青掌握，世界又会多几个宋江或本·拉登。影片结尾雷神托尔夺回了属于自己的一切，却对凡间的恋情念念不忘，陷入了江山与美人的难题，这时的雷神已经异化为美国公民或美国知识分子。托尔从权力与国家的宏大理想中转身走向家庭的社会细胞，开始倾听灵魂中更为细腻的声音。

人性的丰富好比原始森林蕴藏着各种生命，权力与其配套的体系仿佛风沙漫天的戈壁滩。有一部苏联电影，大致是讲官员们在政治场合如何残酷冷漠，回家后，他们仍和妻子相拥，和孩子开玩笑。这说明，家庭生活与公共生活决裂越厉害的社会，制度的畸形程度越严重。当制度压抑人性，剔除了灵魂中的丰富性，公共领域不再出现向善的表达，道德终会走向穷途末路。

中国也有雷神．但中国神界不喜欢愤青。《山海经》中有一个版本的雷神叫夔，夔住在东海的流波山，身子苍灰色，长着牛头人身，只有一只脚。它每次在水中现形都会掀起大风雨，愤怒时吼声如雷，威震四野。当时黄帝正在和蚩尤大战，黄帝是个实用主义者，居然雷神如此了得，我干脆把他杀了做成战鼓鼓舞士气好了。结果雷神真的被黄帝杀了，并剥皮做成鼓，把骨头做成鼓槌，敲一下雷声隆隆，五百里外都能听到。还有一个版本的雷神命运也很不堪。《山海经·海内东经》说：“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入关，鼓其腹，在吴西。”这个有着龙身的雷神是个宅男，成不了大气候，后来被招安到气象局工作。

两个雷神的地位都很低下，蓝领都不如，顶多一个车间技术工人，天生一副受迫害的命，不可能掌握强大的权力资源，更不可能拿着巨锤铲奸除恶。西方的雷神最后获得“家庭”与“国家”的双赢，东方的雷神不是被屠杀就是自行阉割去过犬儒生活。

回到知识分子的话题上。由于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较多，公民社会运作相对成熟，很少人自诩为知识分子，也不高呼“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等豪言壮语。知识分子常常作为家庭角色的“雷神”出现，精英地位不明显。但在中国，传统士大夫将读书修身治国平天下视为己任，读书人虽有被贬为“臭老九”的不得志年代，但社会大体上还是认同读书人的。正因为读书人太聪明，喜欢说别人不爱听的话，致使自己灾祸不断。知识人的沦落与制度的残缺互为因果，走出酱缸，还需自己起身。

历史太厚重未必是好事，美国人把历史当做垫脚石，所以他们望得更远；我们把历史当成包袱，所以我们举步维艰。将孔庆东拉到萨义德等人面前去做横向对比，固然有失偏颇，但即使在纵向体系内，孔庆东的言行也远远越过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底线。反思孔庆东的“暴力…‘无畏”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反思自身的文化。

当前的知识人在甄别历史、反思历史上做得还不够，使命感与责任感仍需重建，我认为可以从四方面入手：第一，教育改革；第二，言论自由；第三，环境保护；第四，底层生活。已经有人在这些道路上探索，我愿走在他们走过的路上，手执微弱的烛火，或在黑暗中呐喊两声，使他们“不惮于前驱”。

引用陈敏之先生序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的话为本书结尾：“萧规曹随，率由旧章，只能使历史发展停滞。从来的改革，总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扬弃和否定。只有不断地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批判和改革，才能推动历史前进。现在是改革的时代……”

曾勋

201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