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如歌》是普利策文学奖得主特雷西·基德尔沉淀七年的动人巨献！力压《三杯茶》登上北美纪实文学畅销榜首位！

若你已见证了地狱的火光，是否还能用天使般的心温暖这个世界！

亲人，家园，梦想，安身立命的一切……德奥的整个世界被一场席卷布隆迪和卢旺达的大屠杀彻底粉碎。六个月残酷的逃亡，死神无处不在，放眼所见只有血红的天地和成山的尸体。机缘巧合之下，德奥身无分文地来到了纽约。他无法与人交流，他语言一窍不通，但他却从未忘记微笑，从未放弃自己的梦想。他尽最大努力去做任何与医学有关的事情，心心念念想要在支离破碎的祖国建立医院。

他知道自己还有温暖的心，他依然想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温暖这个世界……

特雷西·基德尔的《生命如歌(精)》是一部纪实小说，讲述了非洲男孩德奥在两次大屠杀中九死一生的非凡经历，这是作者用了7年时间，对当事者进行跟踪采访而汇集成的一部经典文学之作。

文中没有矫揉造作的复杂情感，只有在死亡和灾难面前逐渐暴露出的人性。在地狱之门死里逃生的主人公，在充满梦魇的记忆中痛苦挣扎，以坚定的信仰为依托，演绎着自己的反抗与坚持，追求“善美”的脚步，以实现人性中那不可磨灭的真诚的回归。

第一部分 逃亡

第二部分 安息

后记

第一章

布琼布拉一纽约

1994年4月

在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的郊外有个国际机场，现代化的候机大厅是穹顶金属结构，像个天文观测台，而屋顶的设计也相当精致巧妙。这个候机大厅仿佛是在向人们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在这里．崭新的未来就在眼前，将过去的种种留在身后，尽情体验飞翔的乐趣吧!可是，在1994年的布隆迪，只有少数幸运的人才能得到一张金贵的机票。对他们来说，飞机不过是离开这个地方最快、最安全的方式。飞行便是逃离，仅此而已。

1994年，布隆迪的春天被暴力冲突和动乱的阴霾所笼罩。布琼布拉西部的山脉燃烧着熊熊大火，呛人的浓烟从山顶滚滚而下，夹杂在五月中旬的春风中往机场的方向袭去。机场跑道上停着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正有一群人满头大汗、争先恐后地向飞机跑去。德奥觉得自己像是陷入了一条陌生的河流，被人流携带着往前跑。他周围大多是些白种人，也有几个黑种人或棕种人，但他一个也不认识。德奥还分辨出，人群里除了他之外没有乡下人。小时候，德奥躲在石堆里或树下时，曾见过飞机从头顶轰鸣着飞过，但从没像这次这样离飞机这么近。除了首都的高楼外，这是他见过人类造出的最庞大的家伙。德奥匆匆爬上舷梯，直到钻进了飞机他才敢回头看一眼。他站在飞机舱口，像以前躲在藏身之处那样惊恐地瞪着外面，在他看来。危险无处不在。如果这种强烈的不安是与生俱来的话，那他的这种特质也在过去一段时间的生活中不断被加强。就在刚才爬梯子时，德奥脑袋里仿佛有个声音，告诉他不要走。但现在，他看着远处的山，想象着布隆迪的一切都已陷人火海之中——是的，布隆迪已经成了人间炼狱，德奥终于还是转身走进机舱。在他面前是一排排整齐的软垫椅，椅背上搭着干净的白色椅套，每排座位尽头都有一个小窗户，这是他见过的打理得最整洁的房间。和外面的世界相比，这里简直就是天堂。可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它也不会维持很久。

虽然飞机已经满座，但是坐在靠窗位子的德奥还是觉得十分孤单。脑海中有个声音告诉他不要往外看，又有个声音让他向外瞅瞅，于是德奥一会儿向外瞟一眼，一会儿又赶紧转回头来。他觉得自己快要吐了，手止不住地颤抖。大家都知道曾经发生过飞机被打落的事件，不仅仅是四月份的时候卢旺达总统的飞机被打下来了，还有别的许多飞机也是。所以飞机起飞后，德奥就一直揪心地等着飞机坠毁。有好几分钟，每次他往窗外看都只能看到浓重的黑烟。当空气终于清透到可以看清地面时，德奥这才意识到他奥仰着脖子透过窗户向上看，那儿什么也没有，只是越来越暗的蓝天。他又往下看，这才发现自己离地面有多高。“要是这飞机坠毁，那可就惨了。”他心想，接着他又对自己说，“可那也没关系，这样死了倒也不赖。”

这会儿，德奥对自己的这个想法很满意，对周围的一切也都很满意。唯一让他有点不安的是，机舱没有任何法语文字。从小学起，老师就一直这么教他一法语是国际通用语，之所以通用，是因为法语是世界上最美好的语言。德奥也知道这架飞机是从俄罗斯来的。有人告诉他，现在只有俄罗斯航空公司还有从布琼布拉出发的航班，所以机舱里的标记都是外语也不奇怪，可是德奥甚至在座位背面的资料袋中码放的各种卡片上都找不到一个法语词汇。

飞机在乌干达的恩特贝着陆。在机场等候转机时，德奥看到有一大家子人围着一个男孩忙成一团。那男孩看上去和德奥差不多的年纪，后来德奥发现他俩乘的是同一架航班。当机场温和的广播声通知开始登机时，围着那个男孩的一帮人开始痛哭流涕，那男孩也边往登机口走边抹眼泪。他可能只是出去旅游，可能很快就会回来了。德奥在心里对那男孩说：“你哭了，可是为什么呢?你看，你有这么多家人。”德奥有些惊讶，朦胧中忆起其实有很多微小的理由可以让人哭泣流泪，但这种感觉对于现在的德奥来……

……

P4-6

2006年6月，布隆迪

我们正驱车穿越布隆迪的西南部。一路上，我总觉得那座名叫甘札的山总是不即不离地跟着我们，就好像小孩子会觉得月亮总是跟着自己似的——前行的公路穿过深卧山间的村庄，转个弯，眼前又映入甘札峰的另一片风光。

每当这个时候，德奥格拉迪亚斯——我的旅伴——就会让司机停下越野车，然后下车走到路边，拿出数码相机拍摄山景。德奥戴着黑色阔边帽，一根线头垂在帽檐的一边。路过的人有的挤在小型客车中，有的骑自行车载着成罐的棕榈油。我暗想，他们一定将德奥当成了游客，看他穿着体面、年轻挺拔、皮肤黝黑，一定是个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有钱人。

和德奥一块儿站在路边时，我总会向下俯看高低起伏的山谷间窄窄的农作物带，或是抬头看看陡峭的山坡。山坡上有时是一片草地，有时是种着几片桉树和香蕉树的绿林，不经意间还会发现几间铁皮顶或茅草顶的小房子零星地点缀其中。房子上方的背景就是高高耸起的甘札峰，圆形峰顶上基本没有什么树木，也罕有人家。在基隆迪语中，甘札的意思是“统治”，这不禁让人想起曾经统治布隆迪的历代君王。

布隆迪面积不大，但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位于非洲中东部，处在赤道以南地带，横跨刚果河和尼罗河的分水岭。它的南部和东部与坦桑尼亚交界，西部则以坦干依喀湖为界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毗邻。布隆迪是个贫困的内陆国，以农耕为经济支柱，出口的主要是优质的咖啡和茶叶。现在，布隆迪的森林面积正在逐年减少。但依然保持着原生态的自然地貌。

德奥的眼睛一刻也离不开山峰，回忆占满了他的脑海。小时候，他和哥哥每个夏天都要沿着极陡的山路吃力地爬过这座甘札峰，头上顶着重物，膝盖不停地发抖。这样的山路每周都要走上一两次。那时候，那片地区树木茂密，他常在树上或林问看到黑猩猩、猴子，甚至大猩猩。德奥说：“现在这些动物都见不到了。可当时那儿的猴子可真多啊!”有一次，他和哥哥在爬山的中途休息，一群猴子围了上来，像一帮流氓恶棍似的故意招惹他俩，试图把他们袋子里的术薯抢走，甚至有一只猴子扇了他们几巴掌!最后。他和哥哥不得不扔下木薯溜之大吉7。

德奥笑着给讲我这个故事。我已经能-分辨出这种笑容就是他平日谈笑时的样子，就像他和朋友打招呼时喊的“嗨——”尾音拖得长长的，仿佛不想结束。他的笑声也和招呼一样爽朗，稍显尖锐，令人又惊又喜。他的英语带着点法语和基隆迪语的味道，偶尔也会发错重音。比如，当说“我一想到这事就想笑”时，他总会把“到”这个字发得很重。而且他会使用很多混合的表达，生动并有些夸张。像是“疼得我想把它从肚子里挖出来”、“像暴风雨般奔跑吧”和“真恨不得在我心上咬一口”。

德奥是在甘札东部山区长大的，他住在一个叫不坦札的小地方，那里有些农田和牧场。过去六年间，他多次回布隆迪，却都故意避开不坦札——他已经有将近十四年没有回去了。现在，他终于决定回去看看。现在看到了甘札峰，德奥显得很高兴。可是当我们东行越来越靠近他的故乡时，他虽没有完全沉默不语，但话却越来越少。要知道，他平日里是一个那么爱说爱闹的人。

又行驶了一段，车子开下了铺砌好的公路上了一条土路。这条路越来越窄，最后干脆变成了一条凹凸不平的斜坡小道。这时德奥对我说：“我们快到了。”但在那之前，我们还要沿着斜坡上行，爬到一片牧场。很多年前，他最好的朋友克洛维斯就是在那里病倒的。德奥说要到那里转转，接着他又说：“等我们到了不坦札，不能提起克洛维斯。”

“为什么?”我问。

“因为在那儿，人们不会提起死去的人，总之，不会说他们的名字。这在我们的语言中被叫做Gusimbura。比如，你说‘哦，你的爷爷’，然后你念出他的名字，人们就会说你Gusimbura啪他们了。这不是个好词，因为你这是在提醒人们……”德奥渐渐没了声音。

“是在提醒人们想起一些不好的事情?”

“没错。这可能不好理解，毕竟在西方……”德奥的思绪又断了。

“人们总愿意努力不要遗忘?”我接道。

“对。”

“而在布隆迪，人们试图能忘记?”

“嗯，就是这样。”他回答。

后 记

布隆迪

2006年6月至2008年

2006年夏天接下来的时间，德奥都在卡扬扎忙于诊所的地基建设。对德奥来说，仿佛每天一睁眼就有一堆事情等着他做，但是一天下来，真正能完成其中一件就算很幸运了。德奥回到美国医学院时，就试着通过电子邮件和课余打电话的方法监督工程的进展，但这两种办法的效果都不很理想。

11月，德奥从特茅斯学院医学院退学。他曾经和我说起过：“如果日后有人能这样评价我说：‘德奥在临死前终于成为一名医生。’对我来说，那也不错。”等到2009年，德奥将在别的学校重拾他的医生梦想，而在这期间，他将全身心地投入到诊所的建设当中。

德奥经常需要在美国和布隆迪之间来来回回，每每通过美国入境处时，他都会不自觉地感到胆寒。有一次，工作人员把德奥带到一个房间盘问他，德奥觉得他们是想故意惹怒他，好有理由撤销他的绿卡。他们也确实激怒了德奥，但他强忍住没有表露出来。还有一次，有个工作人员说她从没听说过有哪个国家叫“布隆迪”。

“你确定不是‘缅甸’?”她问德奥。德奥一时没克制住自己，回答说：“哦，昨天我从那儿回来时它还叫布隆迪。”不过这位工作人员好像没有反应过来德奥是在讽刺她，最后也还是给德奥放行。

2007年，德奥宣誓正式成为美国公民，这让他松了一口气，他再也不用担心在过境处出状况了。宣誓仪式让德奥非常感动，这有点出乎他的意料，后来他每次路过曼哈顿宏伟的联邦办公大楼时，这种感觉都会再次涌上心头：“以前，即便我看起来是昂首挺胸地走在路上，但心里依然觉得底气不足，觉得自己像是个罪犯。”他看着繁忙的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接着说，“不过，啊，现在我和其他人一样了。”这话是他一个月前刚刚和我说起的，这种自卑感一直纠缠了他好多年。

事实上，德奥在成为一名美利坚公民的同时也成了“境外居民”。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卡扬扎山顶的平地上度过的，在那里搬石头、种树，就睡在一顶帐篷里。

德奥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曾读过西西弗斯的传说，并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把在这样一个极端贫困的地方建一家非营利性诊所的事比喻成“推巨石”，但其实，他的工作更像是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所做的事情——克服一系列的困难。他需要获得那块土地的使用权，得到进口设备和药品的许可，在美国和布隆迪拿到非盈利性项目的资格。而要完成这些任务，他首先还得消除人们的怀疑，甚至要先打消几位布隆迪官员的敌意。

建筑要设计，建筑材料也得去买，还要雇卡车把材料运来。卡车又常常半路抛锚，要雇泥瓦匠来做工，还要找人监督他们。监督很重要，比如有一个很“精明”的司机，他从自己的卡车里偷油，然后转手卖掉；还有一个被雇来监督工程进度的人，没有人再监督他，便常常大白天抛下工作跑去喝香蕉酒，还带着工人一起去，最后也被开除了。德奥的一个年仅十八岁的弟弟最后承担起了监督的工作，他虽然没什么经验，但也不收报酬。

要为公共卫生、洁净的水源和以后配备的电力做好规划，要挑选和培训员工，要为这些项目和以后更多的事情募集资金，而且有时德奥也耍拼命从泄气与失望中振作起来。他之前不是没有考虑过会遇到的问题，但当问题真正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却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有时觉得就像是“心里刺进了一把刀”，德奥这样形容。一些人最初看似志同道合，最终德奥却发现他们只对自己的利益得失感兴趣。德奥经历了那么多，本应习惯了这样的背叛，但每次出现诸如此类的事情，他还是会既吃惊又气愤。

德奥有时会在半夜醒来，一人待在帐篷中，周围一片漆黑、寂静无声。那时，他甚至会想：“我还活着吗?”就在这半睡半醒之间，德奥会产生无数可怕的猜测，但他所有的担心最终都会落到还在建设中的诊所上。随后他便起身，带着一把矿井手电巡视一遍工地，好确认建筑没有坍塌，东西也没被偷走。

德奥常常抱怨项目进度太慢，而对我来说，这已经很迅速了．仿佛没用多少工夫，德奥便已和许多政府官员达成了共识。有一次，一群士兵想占用一座刚建好的房子，就是当地官员出面阻止了这次袭击；又有一批叛乱分子一其实就是强盗一试图抢劫卡扬扎，政府后来便为工程提供长期安全保护。据报道，布隆迪总统本人对这个项目的评价也相当高。健康同盟的朋友们对每个可能出现的问题也都尽力提供建议和帮助，还为诊所培训护士以及社区健康护工。德奥的家人也纷纷帮忙，而他的一群美国朋友还专门跑去帮忙建诊所，还有人留在美国为他们募集资金。而至于那些村民，德奥常说，正是他们支持着他，让他能一直走下去——他们的苦难让他心痛，他们的热情给他信心。

德奥建立了一个村民委员会，在建立诊所的所有相关事项中，每位村民都有发言权。村子里妇女和儿童占了大多数，所以德奥觉得村民委员会中也应当以妇女为主，他们也可以代替孩子。但是每次开会，依然是男人说了算。所以，在妇女们的强烈抗议下，德奥解散了这个委员会，而是分别成立了一个妇女委员会和一个男性委员会，从那时起，村中的妇女开始发挥出巨大的作用。这并不是说男人没有投人到诊所建设中，但主要是妇女委员会组织起了整个志愿工作，并向德奥建议村子的各种需要和想法。而且最重要的是，她们成功地平衡了诊所和村子的关系。有一次，一个负责守卫诊所的士兵说：“我们没什么事儿可干。”德奥觉得这都多亏了那些妇女。德奥告诉我，她们从最初开始工作时就一直很努力。“她们现在获得了发言权，而且指挥诊所事务。”妇女们甚至编了一首歌，那些志愿者在帮忙种草、护理花园时就会唱——现在，草丛和花园已经在诊所周围铺成一片。

歌词大意是这样的：“是上帝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诊所，我们满怀感激。我们的诊所很美，我们的家园很美，我们的卡扬扎很美!”

有一次，德奥在纽约募捐会上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这个夏天，我们需要整修一条通往诊所的公路，好让它更适于通行。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哦，德奥，有一家比利时的建筑公司很不错，在布隆迪、卢旺达和刚果都修过公路。’听了这个消息我很兴奋，于是就去找这家公司的代表谈。他们派了一个人看了看路的状况，然后核算出修这条路至少要花费五万美元，这只是把路加宽到适合通行的费用，还不包括把路铺砌好。我垂头丧气地回去了，心想不知该怎么把这个坏消息告诉卡扬扎的人们。就在我向他们解释这件事时，一个背上还背着婴儿的妇女说：‘修这条路你一分钱都不用花。因为贫穷，我们身体虚弱，但我们绝对不懒惰!我们要用自己的手修好这条路!’第二天，一百六十六名村民拿着镐头、锄头、砍刀和其他工具来到了路边，其中一个来干活的妇女还背着一个生病的婴儿。我和一个朋友看到这个孩子时，发现他正在不停地流着汗，我就问这个妇女，孩子病得这么厉害，她怎么还来干活。她是这么回答我：‘我已经死了三个孩子了，我知道，不管我是在家待着还是出来干活，这个孩子也活不久了。所以我还是出来和大家一起干点活，出份力。这样等卡扬扎的诊所建好了，别人的孩子就有希望、就有救了。”’

“那条公路足足有六公里长，就是靠着这些村民用砍刀和锄头一米米修好的。恰好在公路修完的那天，那家比利时公司的代表给我打电话再次商量价格的事。你可以想象接到这个电话时我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一字字地告诉他：‘非常感谢你能打电话来，但是路已经修好了。’他非常吃惊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是谁修的?我们是这个地区唯一一家公路建筑公司!’我回答说：‘现在不是了。”’

在这次募款会上，德奥做了这样的比喻：“卡扬扎就像一粒小小的向日葵种子，只有我的手指尖那么大一点儿。”他顿了顿，继续说道，“但每个人都知道，向日葵的种子长大后，开出的花比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高、都大。”

他为在场的人作出了设想，这个项目可以继续扩大，可以和卫生部进一步合作，扩展到那些规模更大、但也资金不足的地方的医院。这样，那些穷困的病人便不会再因付不起医药费而被拘繁，而同时卡扬扎的医护入员却不得不睡在储物室的地板上。

2007年11月7日，诊所开张接收病人。这时，诊所有了三间房屋可供使用，并已经有了较为齐全的药品储备。路库莫的那个牧师拒绝、止诊所从当地山中引出一条穿过卡扬扎的水管，但是政府推翻了他的抗议。现在，清澈的水流进一个全新建造的五万升的水箱中，水箱里安装了净水器，可以为绝大部分卡扬扎的居民和部分路库莫居民提供安全的饮用水。德奥的一个老朋友，德斯伟·恩塔巴医生——一位非洲裔美国人——辞去了在新泽西州的工作，自愿来到诊所义务做全职医生。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诊所都还要依靠个人捐款维持运营，但等到2008年冬天，诊所起码可以摆脱全部依靠手持电简照明的日子，保罗·法默邀请非盈利组织——美国的太阳电子照明基金会，到卡扬扎开展项目。该基金会找到一位名叫莱克哈·辛格的人，他不仅捐款为诊所提供临时使用的发电机和所需燃料，还捐款提供了一套十千瓦的太阳能发电系统，待到2009年夏天就可以安装使用了；一家名为索诺声的公司捐助了一台小型多功能成像机所需的大部分费用；旅游搜索引擎Kayak．com的创始人保罗·英格利斯为诊所配备了电脑和一套卫星系统，这样卡扬扎就可以使用电脑系统管理医疗记录，并且实现同世界各地进行交流。此外，保罗·法默还在国家和国际卫生当局中为诊所争取到了低价购买设备和药品的资格，其中就包括免费获得用于治疗艾滋病和肺结核的药物。

到2008年夏天，村民健康服务所已经开始为五十七位艾滋病患者进行治疗。诊所配备了一辆救护车、可以容纳十位病人的床位，以及三十三位社区医疗工作人员。诊所开展了疫苗接种项目，这个项目目前依然在不断扩大之中。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驱虫项目以及抑制营养不良项目正在计划当中。现在诊所有六位布隆迪护士，一名布隆迪医生，还有德奥的几位美国医学朋友在工作，诊所为他们盖了一所宿舍，让他们可以睡在床上。诊所平均每天接待四十七位病人，有时甚至多达九十人。据统计，诊所开业的第一年，总共为两万多名病人进行治疗。病人有的是自己徒步走来的，有的是坐在篮子里——当地传统是将篮子用作担架——让别人扛来的。曾有一位生命垂危的病人，被裹在一个袋子里，而袋子被固定在一个平板上，然后再绑在一辆自行车后座上，就这么被送过来。 所有到卡扬扎的病人都会得到医生或护士的免费检查，如果他们自身的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就需要自己掏钱买药。虽然这种情况不多见，但依然有些穿着最光鲜体面的人，甚至那些自己开车来看病的人，却声称自己付不起药费。工作人员一般都会让这些人垒着处方离开，自己到别处买药去。工作人员列出了附近最贫困居民的名单，而且德奥每天早上在聚集在诊所外面的人群中巡视时，也很容易就能分辨哪些病人确实穷困。而且，往往都是那些最贫困的病人坚持要付药费。德奥和医生对这些人都说：“不，不用了，你去买点豆子送来就行。”  有些病人是从很远的地方走来的，一般都是很多人结伴而来。甚至有些人专程从坦桑尼亚来，或是过了湖从刚果来，一直爬到位于卡扬扎山上的诊所。德奥都会问这些人：“你是怎么听说我们的?”他得到的回答多种多样，但基本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当你遭遇不幸时，就不管那么多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一个人遭遇不幸时，就忘了应该保持沉默，会和别人谈起一些不该说的事情。因为这些病人还要赶很长的路回去，所以他们会被安排在早上优先就诊。妇女委员会参与了这项政策的制定，村里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时，也是由妇女委员会出面解释，安抚村民。

有些人并不是来看病，而是专门来看看诊所的样子。有一次，德奥问来参观诊所的人为什么会来，那人回答：“来看看美国啥样儿。”

这个回答令德奥很高兴，他现在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人了。但是其他的评价更为重要，也更有价值。比如，有一个司机——德奥觉得他以前可能是个胡图族民兵——到诊所工地参观了好几次，最后他找到德奥，说他感到很困惑。在卡扬扎，99％的人是胡图族，他问德奥是不是图西人，德奥告诉他确实是这个样子，司机挠着头走开了。他再来时，主动要求帮忙在工地植树。还有一个年迈的病人告诉德奥，他从1965年开始就和图西人打仗，残杀图西人，他现在满身的伤疤。他对德奥说：“我多希望我这辈子做的，是和你一样有意义的事情。”这位老人在卡扬扎得到了免费的治疗和药品，所以德奥觉得他的话起码有一部分是出自真心的。他还告诉德奥：“如果我可以活得更久些，我别的什么也不干，就在这儿和你们一起工作。”

卡扬扎，似乎有很多人对德奥所做的事情感到吃惊。一个村民说：“我们这里也有许多人出国了，但大部分人再也没有回来，也没有告诉我们该怎么改进我们的生活条件。我们从没见过一个像他那样的文化人，还能在山上爬上爬下，到农民家里和他们聊天。我们干活时，他从不会自己在一边闲着，而是会和我们一起干，这样工程就能更快地完成。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看他是怎么做的，学学他。”

有一次，一个妇女找到德奥，低着头嗫嚅着说：“你不认识我，但是我想告诉你，我对自己做的事情很抱歉。”德奥猜想她可能是在坦白内战时她对自己家人做过什么坏事。这些话让德奥很不安，如果有人认为他这是在报复，那他们可能会试图杀了自己。但好在德奥发现卡扬扎是个“中立地带”，在这里，从山上来的图西人和从湖边来的胡图人都可以和平地融合在一起。这个诊所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和解的地方。对德奥也是。德奥希望自己眼前的这一切都不是梦境。

“发生在这里的那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德奥对这个妇女说，“现在让我们好好建设这个诊所。就让我们放下那些悲剧，若记着它，对谁都不会有好处。”

仅阅读本书的开篇便可得知，这是现代纪实文学作品中迄今为止最令人震撼的一部杰作。

——《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