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的诱惑(中国软件外包和当下社会转型的个人纪录与思考)》的内容是基于作者张涛2005年回国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这是一本严肃的书(尽管有些章节的笔调比较诙谐、调侃),试图如实地呈现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转型(包括城市化)大背景下中国软件外包的问题和挑战,并认真地探讨解决和应对之道。书中反映了中国软件外包的成长和发展、创业者和管理团队的艰辛和执着、及其软件工程师们的奋斗和收获。(民营企业能在外包这块薄田里辛勤耕耘,实属不易。)本书可作为软件外包公司高管、中层骨干、甚至政府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领导深入思考问题之参考。
作者张涛从2010年开始,历经三年,写就《跨界的诱惑(中国软件外包和当下社会转型的个人纪录与思考)》这本关于中国软件外包和社会转型的书。
《跨界的诱惑(中国软件外包和当下社会转型的个人纪录与思考)》可作为软件外包公司高管、中层骨干、甚至政府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领导深入思考问题之参考。全书注重启发软件工程师们(尤其是从二三线城市来到北上广深的“软件民工”们),在面对生活的各种诱惑时,要保持内心的强大,要有定力,要坚守自我,要脚踏实地。
刚回国时,常被餐馆的菜谱雷倒,因为菜谱上有让脑筋急转却不拐弯的菜名。例如,点一道“母子相会”,端上来一看,是黄豆煮黄豆芽。要一盘“朝天阙”,原来是几只鸡大腿上放着一只翘着的鸡屁股。而“小二黑结婚”干脆就是两个剥光的茶鸡蛋。没搞懂的是,一碗热腾腾的糯米饭,倒扣在盘子上,糯米饭的顶端放上一颗鲜红的樱桃,菜名为何是“一见钟情”?后来,一哥们儿点拨道:你看那倒扣的糯米像不像一个大馒头,又白又嫩,还有那红樱桃,像不像……(此处省去8个字)。哦,原来如此!
当然,真正雷倒我的还不是菜谱,而是餐馆里的服务生。一次,在据说是毛主席光临过的天津烤鸭店里(是的,不光北京有烤鸭),我等了足有半小时,竟然没人来招呼一声。于是,清了几遍嗓子后,气运丹田,猛然吼道:点菜!
一服务生走过,不慌不忙用天津话应道:着嘛急呢,没看都忙着嘛。稍候!
那个“都”字是重音,而且音调还拐了个大弯,我顿时没了脾气。没了脾气的我就开始掰手指头,数数餐馆里有多少服务生。这一数把我吓了一跳,这么多服务生!
问同桌的朋友:这是国营餐馆,所以招了这么多的服务生?
答:倒也不见得。每家餐馆都是如此。
再问;为何如此?
答:人工便宜。
真正体会到国内人工便宜是在上班路上。从小区停车场出来,看见有几个保安在巡逻。到了小区门口,一个保安举手行礼,另一个保安已把小区停车费的发票准备好。出了小区,一路无话(因为一路堵车)。到了软件园门口,两个保安,伸头看看车窗上的出入证,‘举手行礼,礼毕放行。七拐八转,到得公司的写字楼下,准备开车入地库,斜刺里又跑出来一个保安,非常执着地要行举手礼。
那一刻,脑海里就剩一个词“尊贵”。竟然还闪出一个想法:既然人工便宜,软件园应该多招些保安,从大门口到各个写字楼,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地排开,车一开过,保安们嚓、嚓、嚓,一溜敬礼。坐在车里多显“尊贵”啊!看来在美国的20年是白活了。
但又一想,如果是因为这些保安只有千余元的月薪,人工便宜,所以才雇来许多,人为制造出“尊贵”,那么这种“尊贵”的感觉其实也很便宜。
当然,账不能这样算。至少,跨国公司的老板们就不这样算。要不然,他们就不会把外包的活儿放到中国了。图个啥?还不是图国内的人工便宜。(好像又绕回去了。)
可是,我亲眼看到过,一位从美国来的公司老板执意要给一位保安小费,原因很简单:那个保安帮老美提了一下箱子、开了一下大门、敬了一下礼。那个老美说,这是对保安的感谢。
哦,久违的感谢!只是在一个不习惯“谢谢”和“被谢谢”的社会,人们更多地是想要“尊贵”——那种比人工更便宜的感觉。
有个学俄语的老美,在苏联解体之前去过莫斯科。他后来说起,每次在酒店或餐馆接受服务后,他都习惯地说声“谢谢”。他的苏联朋友就提醒道:你不用说谢谢,这里不兴这个。
老美还说,那时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如果你微笑着冲路人点个头,你十有八九会被认为患有精神病。不知道现在的俄罗斯人是否能接受一个陌生人的微笑。我知道的是,刚回国时,周围的同事总说我太客气,原因就是我常常把“谢谢”挂在嘴上。
2010年年末,网上流传一个故事:一个快递员在被怀疑偷客户的邮包后,愤愤然说:我怎么会冒着丢掉月薪一万五的风险,去偷一个几百块的邮包,我有病呀?!
网上一片哗然:月薪一万五?
为什么哗然?是不愿看到人工变得不那么便宜了,还是不愿意看到地位低下的快递员腰杆硬了?抑或是“尊贵”变得不便宜了?其实,不是快递员有病,是这个社会有病了。 也许,人工的确不便宜了,但人依然便宜。人造的尊贵更是便宜,不是吗?
2011年10月13日广州佛山,小女孩悦悦被车碾压后,总计有18个路人从旁边走过,没有人停下,施与援手。直到第19个路人的出现,是一位拾荒阿婆,扶起这个小女孩,并大声呼救。
这18个路人对一个陌生的小女孩生命的淡漠,是不是因为这个社会的人(命)依然便宜呢?是不是源于我们已经不习惯跟地位卑微的人(包括保安,还有儿童)说声“谢谢”呢?
卑微的拾荒阿婆,却能坦然地伸出手。在她眼里,无论贵贱,都是生命。
问题是,那些已经堕落到地沟里的“尊贵”的人们愿意去拉住“卑微”阿婆的这双手吗?P11-13
序言
不能只顾自己
美国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MalcolmGladwell)在其畅销书《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Outliers:TheStoryofSuccess)中,总结了一个“一万小时”定律:但凡要做好一件事,例如绘画、唱歌、弹钢琴、写文章等等,至少需要操练一万小时。如果一年按2000个工作小时算,一万个小时就需要五年。
无独有偶,最近网上流行一个词——“职场五年陈”,特指那些在同一行业或公司工作了五年的人,视他们为“陈酿”。
由此看来,无论中西,“五年”都是一个里程碑。我从2005年回国至今,大部分时间都在跟IT和软件外包打交道,在这一行也应该操练了一万小时以上,自认是色香味俱全的“陈酿”了。
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我有幸任职于国内一家知名的IT和软件外包公司,并且有一个不高不低的职位。这使得我比公司CEO或总裁有更多机会体察基层员工在全球化分工和当下中国社会中的烦恼和焦虑。而相比中下层的经理们,我则有更广阔的视野,能看到更多关于公司、行业和全球产业链的数据和走势。而且,20年在美国读书、工作、生活的第一手体验和实战锻炼,常常让我跳出国内同行的思维定势,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转型,以及个人的态度与选择。
2010年冬,终于得空,开始把这些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变成文字。冬日的北京,气候干燥,皮肤奇痒。医生嘱咐,一要忍,二要上药。这恰恰是我的弱点,既不能忍,又怕用药。于是,越痒越挠,越挠越痒,欲罢不能。我的写作,也是越写越多,越多越写,收不住笔了。这大概就是跨界的诱惑——既谈软件的外包,又谈社会转型,不亦乐乎!
记得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说过:“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在把青少年时代献给了中国的教育考试事业、把青年时代献给了美国的市场泡沫经济之后,如今的我已是年过不惑,算得上是中年人了。尽管没有王小波那样浓得化不开的理想和情怀,我对“不能只顾自己”是懂的。
这本书汇集了我对中国软件外包和社会转型的思考片段。书中很多内容直接来自于这五六年我在国内工作和生活的经验和观察,不吐不快。明明知道“说了也白说”,但有王小波“不能只顾自己”在前,倒也坚持“不说白不说”的立场。每位读者把这些片段拼凑起来时,看到的画面都不尽相同。不用奇怪,也许这才是世界原本的状态。重要的是,这些片段拼凑起的图画或许能唤起你的兴趣,重新审视一下你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
鲁迅先生讲,“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读者如果想揣摩这本书里的文章和故事,自可挑选相关的题目或类似的内容读下去。这是所谓的“横着看书”,即穿插、跳跃地看。内容有江湖土匪、海龟土鳖、英语工具、AV敬业、蚁族保安、软件民工、金钱老板、虎妈伪娘、阴盛阳衰、临时房奴、自我赎罪、身份认定、战区剧院、功夫之外、记忆空白、科学权力、猫鼠互换、个体国营、标签脱落、多元选择、思考乐趣、权利责任等等,荤辣素甜,慢慢品尝。
虽然我们很多读者从小就习惯了由老师来提供“标准答案”,也希望每个故事都有一个好莱坞浪漫喜剧的完满结局,但本书谈到的许多问题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或唯一结论的。本书鼓励读者有自己的思考和独立的判断。如果书里谈到的经验和思考能给你一些参考和启发,那么我写书时多长出的几根白发就不算什么了。
当然,本书是有底线的——那就是希望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城镇化最终造就的是“人山人海”的白领和中产、“人山人海”的适度消费群体、“人山人海”的有尊严的中国公民,而不是“人山人海”的打工者(包括软件民工)、“人山人海”的“蚁族”、“人山人海”的被中国经济“高铁”所抛下的失败者。否则,失败的不仅仅是这些“人山人海”的年轻人,也是中国的IT和软件外包、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城镇化,甚至中国的改革开放。
第一章到第四章,每章均由两部分组成,“有言在先”是每章的开篇,聚焦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两个热点问题,并试图用理性的分析,揭示一些被忽视或曲解的常识和道理。可以想象,在写“有言在先”时,我的表情一定比较严肃,眉头也是紧锁的。
每章的“有感而发”则由若干篇故事和杂文组成,时而幽默、时而感伤、时而愤慨、时而怀疑、时而调侃。而且,每篇故事或杂文的题目严格限定,都是两个字——用北京话讲,就是比较“二”。但每一篇故事和杂文既不装腔作势,又没有宏大叙事,倒像是自己同自己的对话,所以内容绝对不“二”。
如果感觉本书前两章对智力的挑战不够,意犹未尽,那么第三章会鼓励读者往思想的深水区走走,顺便思考一番,在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大背景下,个体的独立,社会的多元,社会各方的良性互动,以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理性之路。需要提醒的是,阅读第三章要有两个前提:其一,需要一些耐心——我写第三章时,为了讲清楚一些事情,笔触略嫌拖沓,内容也不如前两章轻松;其二,需要遵守“一加一等于二”的逻辑规则——这是一切理性探讨的基础。
第四章着重分析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和社会转型所必需的成功因素(successfactors)。这一章也可以算作一个礼包,类似于商店里的“买一送一”。原因无他,我曾经在美国“5大”管理咨询公司之一的普华(PW)工作过,总想显摆一些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当然,其内容也是在这些年观察和思考的基础上,有感而发。例如战略取舍,机会选择,诚信坚守,创新何为等等。盖茨退休了,乔布斯也去世了,没有英雄的时代,我们最缺什么?或许,第四章能提供找寻答案的线索。
第五章“外包之死”是“有寓之言”,一个短篇小说。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我觉得,此话反过来讲更好:未知死安知生。我毕竟在外包领域工作了足够长的时间,对外包情有独钟,所以才想搞清楚外包的死(可能的死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全球化和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中,活下来。而且,活得自在,活得纯粹,活得有尊严。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的精神是质疑的、多元的。我不敢说达到了昆德拉的要求,但至少,第五章可视为对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和外包服务的另一类反思,是与前面四章平行的一条线。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同行见真性。
本书最后,列出每章的推荐书目,可作为扩展和延伸阅读之参考。读书之余,还可欣赏本书的插图——那是我的油画作品,也是跨界的结果。
需要提醒的是,书中的一些故事细节是用“纯属虚构”的方式来写的,也希望读者用“就事论事”的智力来读。如果非要钻“对号入座”的牛角尖,对不住了,我既不阻拦也不陪玩。另外,在本书中“软件外包”和“IT服务外包”常常是交替使用的,或者合二为一“IT和软件外包”,或者加上“服务”二字,有了“IT服务和软件外包”。不是我故意让大家困惑,实在是IT和软件的交集太大了。
总之,作为本书的作者,我是掏心窝子了。不能只顾自己,而是要把对中国软件外包和当下社会转型的思考与感悟,和盘端出,一包到底。
两度冬去春来,皮肤不痒了。倒是全球经济形势依然充满变数,美国经济持续低迷,欧债危机大有继续蔓延之势,中国社会也会继续迅猛变化。那么,在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我们每一个人又该怎样应对呢?
当年在丝绸之路上,人们是一步一个脚印,从起点走到终点的,途中不能有半点的侥幸或惧怕。
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中,人们也应如此。只是我们要把西方发达国家用了三四百年走完的路,在几十年里走完,其过程当然更为戏剧性,社会的焦虑感也更为强烈。如果你急匆匆往前赶,难免会在途中丢三落四。说不定,你会在这本书里找到一些被遗失的东西,例如个体、多元、价值、生命、独立思考、文化反思(包括对自己的反思)等等。
当年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面对的最大挑战也许是旅途中可怕的单一性——那有着单一颜色、单一气味、单一质感的戈壁滩,连绵不断,一望无际,最后让人望而生畏。 如今,最大的挑战则是要面对太多的诱惑。这些诱惑必然会影响人们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尤其是需要在强大的、固化的现实与弱小的、柔韧的理想之间作选择时。崔健的《红旗下的蛋》有这样的歌词:“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那么,面对脆弱的蛋和坚硬的石头,如果需要去选择,人们应该如何做呢?
毫无疑问,只要有了蛋,有了精神,就会有生命,就会有理想,就会有改变的可能,就会有多元的世界。
当然,中国的历史也在提醒人们,不要以卵击石,不要站在坚硬(强势)的对面。在权力与资本的“二人转”愈演愈烈的当下,很多大学里的“教授”、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网络上的“青年导师”也在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站在强势一边能带来名誉、地位、财富、女人……
而对于生长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年轻人(包括软件民工),他们要的是自己的选择——一个经过自己认真思考后的选择。
有思考,有选择,还有一个不拧巴的态度。如果这就是玩世不恭,我倒希望每一个年轻人、每一个软件民工都能如此:一面笑谈貌似坚硬的现实不可避免的沧桑巨变,一面坚信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要想活得幸福,只能靠我们自己。
老鹰乐队(TheEagles)唱过一首歌:
太多次
我们生活在
锁链之中,
而我们甚至从不知道
我们手握着钥匙。
是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手握着自己命运的钥匙——那就是虽然弱小,但却柔韧的理想。一旦我们从锁链中解脱,死去的就不是精神,而是石头般坚硬的现实,以及不可救药的规则和体系(包括我们自己受其之害、也害他人的那些价值体系)。
一句话,只有坚守理想,不放弃个人的选择,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才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唯有如此,每个人才会有尊严地走完自己的路。
没有侥幸,也不用惧怕。
是为序。
2012年9月9日三稿于天津奥城
我从小就“跨界”。一直喜欢文学、绘画,中学却上了理科班;大学也是学理工,却整天抱本朦胧诗集,或是泡在图书馆里啃大部头的哲学书。
出国后,正业是做IT和软件(以及后来的咨询和管理),闲暇时最爱混迹于学文科搞艺术的朋友中。回国这些年,在软件外包这个行当浸泡的时间长了,就想把自己的一些活思想记下来。当然,也就是自己一些零七八碎的感受,不成体系。只是不吐不快,也是为了好玩。
没承想,好友郭宇宽的“知识生产合作社”,以及“北京长策经济研究基金会”和“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朋友们非要把我往“理论的火坑”里推,希望我向学术纵深里走走,像是要把思想境界往高处提拔。我明白,这些朋友是有大志的,他们想为中国的读者出一些“兼有学术价值和阅读趣味的作品”。他们希望能搭建一个类似于美国《纽约客》那样“鼓励深度创作的传播平台”。
这回就不光是好玩了。恭敬不如从命,其结果就是现在这本书——又是一个“跨界”。书中既谈IT和软件外包,也谈多元选择、个人价值、理性与理想,还有对全球化的反思。每一章都有一段“有言在先”,里面有些貌似理论的话,外加一个“扩展阅读”的书目,算是给每一章穿鞋戴帽(英文叫wrapper)。但扒开每一章的瓤,里面还是我那些零七八碎的感受和故事,亦庄亦谐亦痞亦雅。
没办法,我是60后。据说60后的人多是人格分裂的,常常“跨界”,不务“正业”。(其实,我是不喜欢这种代际划分的,因为我被划到了大龄青年那边。)
就这样吧。这本“跨界”的书稿存放在我的电脑里已经有两年多了,把它拿出来,也减轻电脑的“重量”。本来,书写成后,作者这个角色就应该消失了。只是有些感谢的话还没说出,就放到这个后记里。
首先,当然要感谢宇宽的鼓励,及其“知识生产合作社”的理念。因为你“过于宽”,没有给我的选题定下任何条条框框,所以我写这本书时就变得肆无忌惮,跨界到底。也要感谢“北京长策经济研究基金会”和“南都公益基金会”。没有你们的大力帮助,这本书的写作就不会这么快地顺利完成。
必须承认,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为此,终生感谢父母:你们从来没有限制我读书。非但没有限制,还在当时很艰难的环境下,创造条件让我多读书、读好书。
读书有个好处,一句话没看懂,还可以看第二遍,可以反复去思考。如果观点不同,最多把书扔到垃圾桶里。所以,我至今不明白,当年秦始皇焚书就罢了,干嘛还要坑儒呢?这也让我对后来那些明知会被坑,却依然坚持写作的人们肃然起敬——这些人的神经一定是大条的。特别是近些年坚持批判立场和怀疑态度的几位老师,你们的人格魅力让我这个“海外华人”在跟其他民族打交道时,平添一份自豪,有了底气。
还有更多认识或不认识的神经大条的作者和学者:赵越胜、陈丹青、易中天、崔卫平、梁文道、刘瑜……谢谢你们写的好书!
为了向你们致敬,我会继续写下去。
特别要感谢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彭明榜老师。你的专业精神和渊博学识,不但让这本书的内容和版式都增辉不少,更让我对艺术的诸多方面有了潜心研究的兴趣。
回国这些年,我一直在同一家IT服务和软件外包公司效力,可算是“从一而终”。这当然与该公司的创业者和同事们对我的信任与支持有很大关系。尤其是早期在我的团队一起打拼的骨干:张龙、许亚男、【张金戈】、朱珠、SusanaZhuang、VickHu、KathyLiu、JimLiu、DarrynMacDonald、汪文婷、JessieZhang、陈曦、郑向辉、戴耕、于洋、薛闻、LeoLang、陈飞、DiegoZhong、XuJing、TomZhou、EdwardZhou、RaymondLu、VivianLiu、JohnJi、黄凯波、姜玲、谢之光、SSL、AmandaLiu、孟凌等。我时常想起那些年我们一起追逐业务发展时的艰辛和完成任务后的喜悦。
当然,还要感谢我的亲人,Ellen和Cathy。没有你们从生活、学术、精神上对我的理解和支持,这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在香港任大学教授的Ellen,把我的书稿当成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逐字逐句帮我修改。Cathy则是忠实的第一读者,总是把她的读后感第一时间告诉我,让我的写作不至于太天马行空。
最后,也要感谢读了(或即将要读)这本书的朋友,尤其是那些从头读到尾的朋友——你们的耐心特别适合做软件外包这一行。当然,这反过来也说明,现在还需要更多关于软件外包、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好书。
我会继续努力的,尽管我的神经将因此变得大条起来。
张涛
2013年3月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