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骥编著的《岭南感旧》是学者散文,更是学者的个人史记。本书记述诸多岭南旧俗。《八月十五竖中秋》忆及热闹中秋。中秋时,家家户户竖灯笼,拜月后,大人们嚼油甘子,啜吸田螺,坐赏明月。小孩子提着“批(削)皮橙”(八角花灯)四围游逛。一家大细,各得其乐。而今,不少人家仍好田螺,油甘子却只有少数人识得“叹”(享受)其“苦尽甘来”了。《团年卖懒买花回》写到岭南“卖懒”之习俗:团年饭后,孩子揣着大人给的熟鸡蛋(即鸡子、鸡卵),通街叫卖,“卖懒!卖懒!卖到年三十晚,人懒我唔(不)懒”,累了,“大伙儿坐下剥吃了熟鸡蛋,便算把自己身上的‘懒惰猪’卖掉,兴高采烈地得胜回朝”。本书还有很多作者回忆性的散文
黄天骥编著的《岭南感旧》内容简介: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次演变,恰好是岭南人性格的反映。这里的人,既务实,又创新,既重传统,又知变化,懂得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即便是在过传统节日这一桩小事中,也可以看到岭南人从来不会是“一部通书看到老”,而是在重视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
在城市,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市声。市声的变化,也见证了城市历史的演化,体现出城市的文化特色。雁过留声,市声也会在人们的脑海里留下痕迹,弥久不消,让人们去回昧、去体悟。去追寻美好的未来。
作者认为,准确地说,蛉南文化的特质,是它能在包容基础上交融。用“食”来比喻,它不是筵席上的“拼盘”,而是“佛跳墙”,是把不同的品种汇为一炉。当然,从包容到交融,有一个过程,融合的结果,最后产生质变,在传统基础上创造出新的产物,这就是创新。
作者生活在岭南,岭南和整个神州大地血脉相连;岭南文化的发展变化,也和国运的荣枯连在一起。
感旧,不是为了回味过去,而是为了展望将来,希望能继承过去的美德,发扬作者们文化的优点,思考如何让国家更加兴旺发达。
《岭南感旧》是一本散文小说。
1945年的阳历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告投降。现在,每年的这一天,日本称之为“终战日”,我们称之为“抗战胜利日”。再过一些日子,到了农历的八月十五,就是中秋节了。这两个八月十五,对我们来说,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我国传统的节日中,中秋和春节,最受人们重视。我国以农立国,节令和农业生产,关系密切。当夏收结束,秋种在即,利用这段空隙,自我犒劳,调整身心,祈求发展,于是就有了“中秋佳节”。中秋居八月之中,秋高气爽,一轮明月,挂在碧空。仰望长空,万里无云,银光如泻。对此赏心悦目的良辰美景,自然会诱发人们几多遐想,几多期望。
中国人讲究线条的美,有“尚圆”的审美观,线条的周而复始,成了环形、圆形;线条由首至尾,由分而合,最终结合在一起,意味着和合、和谐、团圆。八月十五的月亮,最亮最圆最美,“天道”与人心走到了一起。那些已经感到和谐幸福的人,面对玉蟾桂魄,自然盼望月亮女神保佑他们更和谐,更幸福;那些尚未得到和谐幸福者,也祝愿“千里共婵娟”。当然,有些多愁善感的人,也想到嫦娥受冷落的遭遇,由此联系到自己的落寞……总之,“八月十五竖中秋,有人快活有人愁,有人楼上吹嘀打(唢呐),有人楼下皱眉头”。但当明月冉冉升起的时候,人们总会焚香顶礼,或拜月,或赏月,或对月抒怀。苏东坡的《中秋月》诗云:“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不管怎样,人们总希望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一点,也许是中秋节比其他传统节日更具诗意更有魅力的地方。
岭南人很看重中秋节。清代诗人屈大均,甚至把岭南的月光说到极致。他在《广东新语》中说:“南海水咸,月出时,光照波涛,有如白日。盖光生于咸,成为火气,月得咸而益光。”这说法是否科学,且不去说它,不过,从屈大均的话语中,我们分明感受到岭南人对月色的自豪。到八月十五,月色更加明亮,岭南人对中秋节的那份情怀,更是可想而知了。
在岭南,中秋之夜,家家户户都会拜月。人们在天阶安放八仙桌,桌上摆上贡品,无非是月饼、柚子、油甘子、柿子、芋头之类。这些时鲜瓜果,形状多是圆的,以应团圆之意。
拜了月亮,我们便围在八仙桌旁,啜食田螺了。清代有首《羊城竹枝词》,说到中秋佳节,“拜罢嫦娥斟月下,香芋啖遍更炒螺”,可见,炒螺是中秋节必不可少的美味。农历七八月问,田螺既肥美又便宜,人们买回来,用清水浸泡几天,让它吐出污泥。妇女们敲碎了壳尖,以便啜吸,又配以蒜蓉、豆豉、紫苏、辣椒爆炒。还未上桌,这道“农家菜”便奇香四溢,让你食指大动。于是人人伸出“五爪金龙”,拈起田螺,对月相看,啜啜连声,直啜到油香满嘴。一时间,拜月的场面平添了几分野趣。
不过,好动的孩子们,一般是啜了几个,便洗手不干了。这也难怪,那螺头只有一丁点儿的肉,有时啜来啜去,用尽吃奶之力,还老是啜不出来。孩子们没耐性,索性扔了它,宁愿找小朋友带上灯笼,点起蜡烛,在街头巷尾四处游逛,这叫“提灯”。其实,中秋节“提灯”,才是孩子们在节日中的一道“盛宴”。
为什么说“八月十五竖中秋”呢?原来,清末民初,中秋时节,家家户户在门前屋顶插上幡杆,挂起灯笼。后来,灯笼不竖了,只由孩子们提着玩,变为“提灯”了。那时候,灯笼可以买到,但孩子们更喜欢自制。临近中秋,小学中学的“劳作课”,课室便成了工场。我们买来竹篾、浆糊和五颜六色的花纸,扎起花灯。花灯一般呈八角形,称之为“批(削)皮橙”,灯下缀着流苏,煞是好看。也有些灯,旱五角形或六角形,制作则稍为复杂。
中秋之夜,我们提着灯,三五成群,一边闲逛,一边唱着儿歌,诸如“月光光,照地堂……箩盖圆,买只船,船浸底,浸死两个番鬼仔”之类。如果碰上别的灯队,大家便把花灯举得更高,歌声唱得更响,顽皮的男孩在女孩耳边吹胡哨,把她们吓得尖声怪叫。如果在草丛发现了萤火虫,我们的兴致就更高了,抓到了便用手帕轻轻包上。当看到隔着薄布的“猎物”,忽明忽暗地发着微光时,我们便提着灯大呼小叫,得胜回朝。那滋味,比啜食田螺更胜十倍。P1-4
中山大学各个传统学科的院系,基本上都有重量级乃至国宝级的学者。只不过,南派与北派、海派学风有别,南派素不喜张扬,常在入世与出世之间进退踟蹰,始终舍不下那份逍遥气派。一旦功名逼人,逍遥子就跑出来捣乱,每每坏掉不少前途“大事”。是以,南派,尤其是岭南派学人,多隐逸、多笃行,不刻意追求“权倾朝野”之显赫。人生无常,世事多变,逍遥纵不能避祸,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持守士子之道。
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黄天骥老师,是“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极具岭南气质的学问家、教育家。他师承正宗,学术根基淳实。王季思、董每戡两位老师教他治中国古代戏曲(宋元词曲、戏曲史等),詹安泰老师教他治诗词。“带着诗词的眼光去研究戏曲,又带着戏曲的眼光去研究诗词”,这是黄天骥老师治学聪明的地方。因袭师恩,得靠悟性,能编导、能指挥、能考据,修戏曲、习诗词、解易经、写赋作文,学与问不拘一格。“我注六经”,“六经注我”,才识兼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黄天骥老师调教出来的徒弟,多能独当一面。教与学,不偏废。最为难得的是,黄天骥老师治古不薄今,谨从忠恕之训教,养成宽宏之大度,眼光脱俗,心地明睿,胆识过人。其胸襟之广大,远非那些持门户之见者所能比。与此同时,他担任教育管理工作,洞明世事,练达人情,以坦荡荡之心,应对世故之道。学问与教育互博贯通,两相得益。
孙中山先生倡建广东大学(即中山大学的前身)与黄埔军校,实对学子寄予厚望,望其“文武双全”。博学于道术,笃行于教育,若借“文武双全”四字转喻黄天骥老师,想必也贴切。如深论《岭南感旧》乃至《中大往事》的缘起,其得天独厚之经历,加上世居岭南之底蕴,即是“缘起”。以文武双全,感旧岭南、忧思中国,再合适不过。《岭南感旧》,堪称《中大往事》(2004年)的“姊妹篇”。两书皆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往事与感旧,“前后相随”,布衣的情怀,贵族的风度,相映成趣。
《岭南感旧》之“感旧”,看似回忆个人经历,实则记录历史变迁。20世纪40年代,天骥老师尚年幼,却遭家国大劫。1937年至1945年,日本侵华,广州亦不能幸免。《买水与招魂》等篇章,痛惜亲人罹难、众生仓皇、国朝蒙羞。40年代后期,国家陷于内乱。《梅边吹笛》等文,小记国民党败走前的狼狈。50年代初,众生沉浸于“解放”的巨大喜悦中。《团年卖懒买花回》等文,记录7“解放”潮流的势不可当,“解放”潮流下的风气大变。胜利激发革命的更大斗志。与天、地、人斗,连麻雀、木瓜也不放过,真是“其乐无穷”。“战无不胜”的革命,停不下斗争的脚步,树敌成为革命的内在动力,曾经的亲密战友,难逃“叛徒”的罪名,“敌人”越多,“权威”越高,“打倒”是提高警惕、保持战备、树立权威的重要法宝。1957年后,直至60年代初,“文革”期间,国家陷于阶级斗争的僵局。斗到极致,一定少不了争表忠心的仪式,Ⅸ忠字舞及其他》在森严的公共仪式里,捕捉到那些难以定罪的遁心。忠诚换不来信任,知识分子难逃改造的命运,《“四清”漫记》等文,委婉书写知识分子苦中作乐之苦。证明权威之伟大,就必须要编造出丰功伟绩,《赤脚大仙“放卫星”》等文写及全民响应“大跃进”。赶英超美,其实完全符合造神逻辑。闹剧与悲剧,串起家国史。30年折腾,凡经历者,无人幸免于难,共犯者,亦是受难者。最可悲的是,许多共犯者,直到今天,内心没有一丝丝的不安。
《岭南感旧》是学者散文,更是学者的个人史记。天骥老师以自身经历及视角,证家国变迁,述同仁坎坷,境遇难求,境界难得。由此看,《岭南感旧》之文史价值,不可忽视。
学者之感旧,就是对今天的问责。天骥老师曾感叹,假如没有那30年的折腾,今日中国,绝不止于此。感旧为祈福,天骥老师之用心,委实良苦。于此,愚试以三“心”进一步解其宗旨抱负。
一日怀旧之心。《岭南感旧》记述诸多岭南旧俗。《八月十五竖中秋》忆及热闹中秋。中秋时,家家户户竖灯笼,拜月后,大人们嚼油甘子,啜吸田螺,坐赏明月。小孩子提着“批(削)皮橙”(八角花灯)四围游逛。一家大细,各得其乐。而今,不少人家仍好田螺,油甘子却只有少数人识得“叹”(享受)其“苦尽甘来”了。《团年卖懒买花回》写到岭南“卖懒”之习俗:团年饭后,孩子揣着大人给的熟鸡蛋(即鸡子、鸡卵),通街叫卖,“卖懒!卖懒!卖到年三十晚,人懒我唔(不)懒”,累了,“大伙儿坐下剥吃了熟鸡蛋,便算把自己身上的‘懒惰猪’卖掉,兴高采烈地得胜回朝”。《金风玉露一相逢》等文章,述及七夕“拜七姐”、女子梳起不嫁、煲蛇羹与食“龙虎风”等旧俗,且穿插不少几近失传的粤语金句,这些古旧词物,足可令后生仔女大开眼界。现在绝大多数广府人,只知道粤音,而不懂书写其字,广州话在内地几已沦为口语。改造之后,这些古旧词物,变得不伦不类,很是可惜。读这些感旧文字,可以借机补一补旧文化的课。试想,中国这么大,但肯守旧的地方,不太多,岭南是少见的“顽固”分子。岭南之旧,值得珍惜。古人称“旧”为“久”,新旧并不决然对立。文化之所以矜贵,就是因为它守得住旧。怀旧之心,既有感恩之意,亦有问责之意。“传统”流离失所,令人难辞其咎。岭南文化的自我把持力极为强大,先生借此感旧,何尝不是在思考文化的现代出路。
二日隐忍之心。Ⅸ岭南感旧》忆及风云往事,不巧言人之是非,不妄断人之对错,不给人难堪。《忠字舞及其他》感叹,“如今痛定思痛,就知道我们这些曾参加过闹剧的群众角色,其实也不自觉地成了民族悲剧的祭品”。在那站队表态大势里,助纣为虐,实是无法之法。几多刀光剑影,几多凶险坎坷,今朝化作“沧海一声笑”。古人说隐忍就功名,隐忍是不乱大谋,于天骥老师而言,隐忍乃顾大局,隐忍是保全个人修养。他宅心仁厚,实有“执两用中”之大德,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讲,即有“了解之同情”。不原谅,恩怨情仇就无解。不同情,历史创伤势难平。
三日赤子之心。生老事苦,天灾人祸事苦,苦海无边。面对苦难,怎样做才能安身立命?我猜想,《岭南感旧》对此作出的回答,不外乎“赤子之心”。老子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孟子目:“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之“赤子”,重厚德。若论君子厚德,莫若忧国忧民之心,感旧即为忧心。此外,这“赤子”须加上“童心”,方得齐全。读《岭南感旧》,不时让我捧腹大笑。先生真可谓调皮捣蛋,少年时顽而不劣,弱冠后苦中作乐。好玩之心、幽默之趣,书中俯拾皆是。厚德加童心,乃齐全的赤子之心。通明此心,就不难理解,何以天骥老师既能解西厢情话之缠绵又能具拍案而起之无畏。赤子之心,是对苦难的豁达回应、对世俗人生的深切热爱。有赤子之心,才能受得住委屈,经得起大风大浪。先生炼成宠辱不惊之大气度,绝非偶然。
有此三心,更显《岭南感旧》之珍贵。古有屈大均先生的《广东新语》,今有黄天骥先生的《岭南感旧》,两者对照,更见世事沧桑。心远地偏,情系国族命运,士人志趣,古今无异。
怀旧之心、隐忍之心、赤子之心,亦可称人之仁心。怀旧感恩问责,隐忍修己度人,赤子逍遥勇敢。执此三端,得以养心。善言不美,“大道废,有仁义”(《老子》)。大智之士,以“无为”之通透,治“有为”之昏乱。良知之士,共痛此世。国运多劫,先生感旧祈福,盼望国富民强、少走弯路,用心良苦。黄天骥先生,乃有心人、真仁者。
《岭南感旧》,心志悠远,文意淡雅,谈吐风趣。机缘巧合,得遇此书。透过文字,听闻前辈师长的智慧,识见谦谦君子之美德,于我而言,是难得的人生际遇。愚人不才,拙笔鲁钝,见笑于大方之家。
这本小册子,总算断断续续地写成了。
长期以来,我有在晚饭后散步的习惯。最初常约历史系敦煌学家姜伯勤教授同行。几年过后,姜教授经常出国讲学交流,便约总务处的职工刘洪做伴。刘兄后来患病,又约中文系康保成教授和董上德教授一起溜达。近几年保成工作太忙,我吃过晚饭,他还在办公室用功哩!所以,陪我在康乐园散步的,最多是上德。
黄昏,在康乐园散步,实在是最美的享受。无论是在春风沉醉的晚上,或是在寒风萧瑟的冬夜;夏日时暑气未消,秋夜里月华如水,我们沿着校道徐行,看着学子们或牵着手喁喁细语,或夹着书本匆忙走向图书馆、实验室,我的心,总有说不出的快意。
最有趣的是,我们一边散步,聊作保健;一边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谈琐事,谈学术,谈新闻,谈经历。我从来饶舌,作为岭南人,在中大和在广州生活的时间又最长,闲谈中,也总是充当“口水花喷喷”的主角。一旦打开了回忆的闸门,往事便如泉涌。2004年《中大往事》出版以后,上德建议我还可以写些岭南旧闻。当时,我只一笑置之,没有放在心上。子日:“一之谓甚,其可再乎?”散文写作,对我来说,只属业余。这以后,忙于授课、撰写学术论文和其他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的专著,对写散文、随笔也提不起兴趣来。
2010年秋天,我的学生胡文辉君来访,把他一本学术质量极高的专著送给我。畅谈之余,文辉约我写稿,“鸡舭(腿)打人牙较(关)软”,我不好推搪。时近中秋,便写了《八月十五竖中秋》一文,寄发给他,随手也写了《岭南感旧之一》的副标题。“之一”者,当时我只标明是“其中一点”的意思。谁知文章写长了,文辉掌管的版面容不下,他便转交给了《南方都市报》的《大家》版。过了两天,编辑刘炜茗君,约我把“之二”、“之三”写下去。我一想,既然“洗湿了头”,也不妨试试。许多旧事,也是和保成、上德在散步中聊过了的,一切历历在目,写起来也不难。炜茗君和谭庭浩、周山丹、周松芳君诸位,又多次给我出主意,提建议,我也就来了劲儿。加上不久前又接受了主持全国重点攻关项目《全明戏曲》的编纂工作,卷帙浩繁烦琐,我便索性在校订整理古籍之余,写点散文,换换脑筋,庶几不至于整天泡在古书堆中头晕脑胀,不至于“独沽一味”让“口中淡出个鸟来”。于是,便利用边边角角的时间,东涂西抹,不知不觉问写成了一篇篇杂七杂八的文字,陆续在《大家》版上发表。过了一年多,竟可成册,乃名之日《岭南感旧》。
不过,不“感”则已,一“感”起来,百感交集。写文章花费的时间虽不多,心头上忽而兴奋忽而郁抑的时候却不少。晚上关了电脑,往往只好求救于“安定片”了。
书成后,我请长期生活在广州、并且谙识岭南风物的胡传吉博士作序,蒙她慨然应允。我理解,传吉在序中一些鼓励的话,是年轻学者对我们老一辈学人的期待与祝愿。我虽愚鲁,多少也有自知之明,晓得自己实际的斤两。先天固不足,何况在跌跌撞撞的历史途程中,在阴晴不定的社会环境里,又失去了许多宝贵的学习时间。“曾经沧海难为水”,要成为真正有水平的学者、作者,恐怕不是我这辈所能想望的了!这点,其实也是我“感旧”中的一感。
书成后,我把曾在《羊城晚报》上发表过的一组词,作为插页。词是在1983年春节期间写成的。记得那年除夕的前夜,历史系汤明燧教授来舍,他拿出清初词人曹贞吉的《珂雪词》问我:“你写了研究纳兰性德的书,能写出像曹贞吉那样风格的词吗?”明燧兄是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是著名经济史学家梁方仲教授的高足。他谦虚谨慎,博学多才。我们住处相近,常一起坐在树阴下谈诗论史。“文革”时,我们还一起和几位年龄相近的“革命群众”,组织“长征队”,骑自行车到湛江作“革命串联”,沿途访贫问苦。我爱说怪话,他一听,往往打眼色阻止,他像兄长般地呵护我,怕我惹祸。“文革”结束,我们欢欣鼓舞,来往更多。他让我看《珂雪词》,其实是要我注意清俊流畅的词风。他还告诉我,曹贞吉以[蝶恋花]写山东十二个月的那一组词,更值得一读。我一时兴起,竞大言不惭地说:“我也可以写呀!”第二天,便把《羊城十二月咏》的草稿拿给他看。他一面抽烟,一面细读,当读到“虾饺云吞咸水角,甘脆浓肥,香在唇和腭”一句时,不禁拊掌大笑。那一段,友情的温馨和学术交流热切的情景,至今依然在我的脑际萦回。可惜,明燧兄不久出国定居,又过了一年,传来了他英年早逝的噩耗,我从此失去了心灵相通的诤友和挚交。黄昏清昼,每次走过他的旧居时,便会想起当年切磋砥砺景况,总忽忽如有所失。现在,我把《羊城十二月咏》作为本书的插页,是因为它曾记录我们这辈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心境。同时,这组词的写成,实由明燧兄一语而起,附录于此,也借以追怀亡友。所以,回忆当时岭南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初期兴奋喜悦的思想感情,同属于我“感旧”的范围。
这组词,连同本书封面,我请著名书法家林雅杰襟兄题写,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