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寇在卢沟桥挑衅，我守军奋起抵抗。天津市很快沦陷，“中国地”内大量市民涌到租界内——天津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最多有九国(或八国)租界，《凡尔赛和约》签署以后剩下英、法、意三国租界，另有日租界不算，所以有这种说法。以爱国著称的南开学校首当其冲，成为日寇的眼中钉，近郊八里台的南开大学首先被日本飞机轰炸摧毁，市区内的南开中学(高中、初中、女中部)也被破坏，劫掠一空。“中国地”内其他中学也同样遭此厄运：大量学生失学了！南开中学的张伯苓校长早已预见到这一地步，已于几年前在四川重庆开办了一所南渝中学，这时宣布全校南迁，同学可去重庆报到续学，但是这些十四五岁的天津孩子是不可能远离父母，单身去四川读书的，大多数人只能选择转学到租界内的学校去读书。租界内有限的几家中学容量有限，其中以耀华实力最强大，它的校舍宽敞，教学设备完善，师资队伍优良。赵君达(天麟)先生这时正主持耀华校政，作为爱国者，他立即行动起来，率领全校职工着手扩大招生，本着中国人的良心，自觉地做好工作，履行同胞的义务。他们把每间教室塞满桌椅，招满、招足学生，这样就满足了一部分学生的要求——主要是原来在租界内住家的学生们，但此时还有大批学生被封锁在租界以外，根本无法进来报名。这样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学生进来了；耀华也决定开办“特班”，想办法充分挖掘校舍的潜力，招收了大批失学青年。其他学校，如工商中学、广东中学、新学书院等也都做了力所能及的类似的努力：这样就初步满足了天津沦陷后失学青年的教育需求。张金哲就这样进入了耀华中学。当时已经是张金哲中学生涯的最后一年。就是在这一年，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张金哲又接受了西式的教育，这为后来考入燕京大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耀华中学虽然是英工部局所办，但学校的创建其实是中国人争取的结果。20世纪20年代，居住在天津英租界的一批中国社会名流向英国当局提出，他们向中国人征了这么多税，理应做一些有益公众的事，兴办教育是首选。这也正与当时西方国家在华办学之风一致，遂有此校。它的学制、课程完全是面向中国人的中国学校。学校开始属英工部局管，不久，20年代末掀起“教育中国化”的浪潮，就由华人接管，成为一所私立学校，校名“耀华”。耀华的校训是“勤、朴、忠、诚”，赵君达(天麟)校长治校极严，对校训身体力行。抗战前的耀华有“贵族学校”之名，一则因为它校舍、设备、师资等条件在当地首屈一指，其他学校望尘莫及。更因为它的学生中达官贵人、富商巨贾的后代甚多，往往一家，甚至两代人都上耀华。某同学是袁世凯、曹汝霖、徐世昌的后代以及哪个当政的显贵和大富商的子弟，时有所闻。但是他们在学校不允许有丝毫特殊化，决不敢摆阔，这只会引来同学讥笑。学费可能比一般学校略高一些，但并不过分，因为家境贫寒的学生也不少。在那种环境中，学习成绩面前人人平等，名门后裔功课不及格而留级也没有任何通融；学习出众者不论家境如何，都受到老师赞赏、同学尊敬。在纪律方面也很严格。赵校长每天早晨都在大门口迎接师生，8点钟一打上课铃就关校门。迟到者只好在大门外站到第一堂下课再放行，那是很丢面子的，所以迟到者不多。有一次校长自己迟到，他也坚持不让门房开门，在门外等了一个钟头。可就是这样一位校长却惨遭日本人的暗杀。1938年夏天，天津已沦陷一年，耀华因地处英租界，日寇势力不能公开横行，但是气氛已很紧张。赵校长做了两件冒犯日本侵略者的事：一是接纳南开中学的学生，因南开大学迁往内地，中学不能同行，校址在“中国地”界，已为日寇占领，为使大批学生不致失学，赵校长克服种种阻力和实际困难，用耀华的校舍为他们开办了特别夜校。日本占领当局借口学生中有“抗日分子”，勒令停办，赵校长不从。二是拒绝按日伪的旨意更换教科书。就这样，赵校长为侵略者所不容，他曾在信封中收到子弹威胁警告，但置之不理，敌人就采取暗杀手段。他每天清晨有散步的习惯，特务摸到了这一规律。6月27日早晨他照例出去，没走多远就遭暗算。虽然赵君达校长不幸去世，但他的爱国热忱、忠诚教育事业的精神却鼓舞了无数的学子。 P9-12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采集科研工作和项目总结的撰写有时是艰苦及枯燥的，可是每当我们烦恼或倦怠时，张金哲院士的形象便总会呈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一想到他九十多岁高龄还精神焕发、一丝不苟地进行临床医疗和科研，同时不厌其烦地接受我们的访谈，和蔼可亲，有求必应，则刚要发牢骚及马虎的念头便打消了。回顾从申报项目到目前课题阶段结束，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所相遇的人(专家、学者、工作人员、管理者……)、所碰到的事(协作、交流、给予……)无不充满着真诚与和谐。我们心中唯有的字就是：感动、感谢。
让我们感动的是张金哲院士为人处世的风格。原以为这样一位大家对我们这样的无名小卒是不屑一顾的，因为每天等着采访他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先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与之联系，可很快就有了回信，并且很热心地告诉我们他的时间安排。当看到他的日程安排时，虽早知道他很忙，但还是大吃一惊。因为从周一到周五几乎全都安排得满满的。在访谈中，我们又提出能不能到他家里访谈，他也一口答应，并欢迎我们到他家做客。可事后我们才从他的秘书那得知，他爱人身体不太好，外界的打扰对她会有影响，但张金哲院士却从未对我们提起。我们去的时候，他总是亲自开门迎接，走时还送到门口。单位的同事考虑到他的年龄，总怕他接受我们的访谈太累了，有时会在访谈时进来打断我们的谈话。我们深知他们是为了院士的身体着想，想不到的是后来院士发来了一封邮件，还专门为这事请我们不要介意。接到邮件，忽然之间让人心中生出许多温暖……
让我们感谢的是在整个采集科研工作中得到了众多的人和单位的倾力支持与真诚帮助。在科研采集等工作中，北京儿童医院宣传中心侯晓菊主任、张院士秘书张芳、北京大学张大庆教授、黎润红老师、北京大学医院孙扬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医科大学等给我们提供了真诚支持与无私的帮助；同时采集工程办公室的老师们为我们请来了各方专业的专家对我们进行精心培训，为此项科研工作的技术实施方面奠定了基础。在工作的中期阶段，对我们采集的资料，他们又找了专家给予了详细的点评，为我们总结经验，为做好后继工作提供了保证。综上对帮助、关怀、支持我们的单位、专家、学者、老师、领导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及真诚的感谢。我们将不断努力、不断攀登，争取用新的成绩来回报对我们的厚爱。
张金哲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小组
2011年8月
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刚进入科研领域时，难免会有种种困惑：如何选择科研项目？如何才能有所创新？如何在本专业领域做出成绩？通过对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过程的分析，也许能找到一些规律或经验。因为他们在成长的早期也同样经历了从迷茫到豁然开朗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也许靠的是自我的坚持，也许还有家庭的影响，也许还有学校的培育……种种的“也许”叠加起来便成就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每一种“也许”都是偶然，但偶然中蕴涵的必然更值得我们去总结和发扬。
张金哲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小儿外科专家。张金哲1920年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县，中学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后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科，预科毕业后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未几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协和相继关闭，遂赴上海求学，1946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1950年在北大医院建立了小儿外科专业，成为中国小儿外科重要创始人之一。1958年受卫生部委托开办了一年制小儿外科医师进修班，其学员后多成为各地小儿外科骨干。1964年张金哲又发起组织小儿外科学会，1987年正式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分会，并被选为首任主任委员。从医60年来，为万余名儿童操刀手术，技术精湛，医德高尚，远近知名，口碑昭著。技术发明改进50余项，先后发表论文250余篇，主编及参与著书40余部，获省部级以上的科技进步奖10多项。他发明的“张氏钳、张氏瓣、张氏膜”曾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并得到了国际的认可。1997年他入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获英国皇家学会“丹尼斯·布朗(Denis Brown)”金奖，此奖项被认为是小儿外科界的诺贝尔奖；2002年获印度“甘地(R．K．Gandhi)”金奖。2004年及2006年先后被授予中国香港及英国皇家学会外科学院荣誉院士称号。目前张院士已91岁高龄，身体健康，仍在医疗一线岗位上工作。
通过对张金哲学术成长过程中的学术成就、兴趣爱好、为人处世等方面的探讨，可以还原出一个鲜活生动的平凡的伟人，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学习的榜样；而对张金哲的学术成长经历进行考察，包括其家庭背景、求学过程、研究经历、师承关系等，可以发掘对科学家的学术成长起到推进和促进作用的关键人物和因素，找出偶然背后的必然；进而为中国的科学教育及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与管理、科学研究的激励机制等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2010年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正式启动，张金哲被列入首批采集对象。在采集之前我们便要求小组成员尽快熟悉有关张院士的基本资料，自行查找所能搜集到的各种相关资料并对所缺资料进行汇总。在既有资料的搜集方面，我们找到了所能搜集到的著作、期刊、报道等，这些也是我们撰写传记的基本材料。但在研读后我们发现现有的传记材料大致以介绍张金哲的荣誉与成就为主，如在《求实创新、注重普及是科学发展的正确途径》一文中，作者介绍了张金哲获得“丹尼斯·布朗”金奖的原因在于求实创新、注重普及，并例举了求实创新与注重普及的实例(参见：《工程科技的实践者——院士的人生与情怀》，贾燕、张建利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436)。其他还有几篇均以大致的内容为主，如《张金哲》一文，主要回顾了张金哲院士在小儿急诊外科、腹部外科、科普方面的成就(参见：《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医学编·临床医学卷3》，陈晋杰著，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16—27)。另外，在另一同名文章《张金哲》中，作者同样回顾了张金哲院士在小儿急症外科方面的成就，以及在普外科的三项科研成果(参见：《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五集》，潘少川、陈晋杰著，科学出版社，1994：749—755)。一些报道在为张金哲写传时也大多以此为视角。例如，《张金哲与中国小儿外科》(李相著，《北京观察》，2000，4：21)、《临床科研在实践中前行》(张金哲、刘泉开等著，《健康报》，2006—3—27)、《新院士张金哲》(北京儿童医院著，《中华医学信息导报》，1998，7：12)、《张金哲88岁不老》(袁源著，《中国卫生人才》，2008，1：37—39)、《小儿外科的耕耘者》(韩明华著，《保健时报》，2003—3—20)。除了这一角度外，还有些传记资料则以张金哲的医德修养为主，回顾了他在医德修养方面的表率作用，例举了一些较为生动的事例。如《张金哲演绎人生真谛》(杨秋兰，《健康报》，2001—4—28)、《公、慈、勤、和的实践者》(李行，《新华月报》，2005，2：92—93)、《张金哲和他的医德四字经》(姚魁、曹晓莉，《中国卫生人才》，2006，9：16、17)、《张金哲——句号分号映人生》(侯晓菊，《中国卫生人才》，2011，1：52—53)等。而在这些材料中介绍张金哲生平的材料并不多见，尤其是介绍其学生时代的材料较少，目前仅发现有：《耀华，成长的启蒙》(参见：耀华——人才辈出的沃土，张金哲，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09)、《张金哲自传》(参见：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一辑
北京燕京研究院，1999：77—78)及《张金哲院士从医六十年论文选编》(参见：王义、贾美萍编，人民军医出版社，2007．12)。这些有关张金哲的资料，一是文章的篇幅都不长，缺少有代表性的能详细反映张金哲生平的著作。原有资料的记录都过于简单，缺少细节的描写。二是资料大多以学术成就的展示、医德修养的评价为主。对于学术成就取得的过程缺少详细的记录，对于年轻时的创业过程缺少记录与分析。
接下来采集小组正式开始了访谈活动，先与张院士通过邮件进行了初步的联系，听到此消息，他态度非常积极，表示愿意随时与我们保持沟通。他所在单位北京儿童医院也给予了我们大力的支持，帮我们联系了张院士的一些同事，寻找到单位现存的一些相关资料，并帮我们安排采访的时间。由于张院士工作比较繁忙，我们直到年底才对其做了第一次访谈。访谈是在张院士工作的门诊室进行的，虽然第一次的访谈工作一度被门诊所中断，但首次的访谈让张院士与访谈小组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张院士甚至提供了自己的工作安排表，让我们自行安排合适时间进行访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制订几个专题的提纲，围绕预定的主题由张院士来进行回忆和叙述。几次访谈下来，发现因张院士经常接受采访，每次回忆出来的内容大致相似。于是我们开始调整方法，根据已有资料挖掘细节，有针对性地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访谈。一方面了解了创立小儿外科过程的许多细节及各位专业领域的专家对此专业创建的贡献，丰富了原有的资料，厘清了史实；另一方面通过采集小组先期搜集资料，得知张院士也曾有过失败的教训，而这些在既有的传记中从不曾提及，于是通过深入的访谈了解了失败的原因及此次教训带来的影响；再一方面对张院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历，包括其遭到迫害的原因及平反的经过进行了较详细的访谈，为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提供了较为生动的背景知识，这恰恰也是以往的传记资料所缺乏的。
除了访谈，我们也希望通过实物资料的搜集来丰富采集的内容。在实物采集方面我们有一些遗憾但也有较大的收获。遗憾之处在于，张金哲院士没有保存信件、邀请函、工作记录安排的习惯，也没有保存的意识，几次搬家后几乎把原来就不多的手写的文字稿，包括以前进行外科器具革新的工具全部扔掉了。收获则在于，张金哲院士非常爱动笔、动脑，他自已经常写一些回忆性的小文章，包括对小儿外科史的回顾及对外学术交流的回忆，甚至还为他的老伴写了一篇小传。这些材料大大丰富了我们的采集项目，同时也成为我们开展传记写作的重要基础之一。
因此，在研究报告的形成上，我们除了通过已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和考证，详细还原张金哲院士的学习、教育与研究经历，还尝试分析张院士的科学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新学科组织与建立的模式与方法，探讨张院士作为学科带头人对团队的管理模式、社会大环境与家庭小环境对张院士学术成长的影响等。而在研究报告的结构安排上，我们以张金哲院士的家庭背景、求学经历、师承关系、学术成就、工作环境、同行评价六方面内容为基本素材，对这些素材进行整理后，以学术成长时间的先后为顺序，提取了张院士学术成长过程中的若干关键时间段或重大的事件进行详细描述及分析。首先是张院士的童年及少年时期生活，分析了家庭及小学、中学教育对张院士的影响；其次，探讨了大学生活的曲折经历及大学生活在张院士的学术成长过程中起的作用；再次，叙述了张院士从1945年到1955年期间所经历的专业和思想上的选择。第四章介绍了张院士从1955年到1965年十年的创业时期所经历的创业的艰辛及努力，既有在学科专业方面的研究经历，也有在学科管理方面的独到经验。第五章描述了张院士在“十年动乱”时期的个人经历及思想状态。第六章则主要介绍了从1977年到1987年十年间，张院士个人事业大发展时期中最重要的几项技术革新，详细记述了几项技术的革新过程及思路。第七章反映的是张院士在我国小儿外科辉煌时期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以及得到从国内再到国际科学界认可的过程。第八章描写了张院士在晚年所进行的不断努力和探索的新方向。
《为了孩子的明天(张金哲传)》由夏媛媛所著，《为了孩子的明天(张金哲传)》是中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张金哲院士研究成果。在研究报告的形成上，我们除了通过已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和考证，详细还原张金哲的学习、教育与研究经历之外，还试图尝试分析张金哲的科学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研究新学科组织与建立的模式与方法；张金哲作为学科带头人对团队的管理模式；探讨社会大环境与家庭小环境对张金哲学术成长的影响等。而在研究报告的结构安排上，我们张金哲院士的家庭背景、求学经历、师承关系、学术成就、工作环境、同行评价六方面内容为基本素材，对这些素材进行整理后，以学术成长时间的先后为顺序，提取了院士学术成长过程中的若干关键时间段或重大的事件进行详细描述及分析。首先是院士的童年及少年时期生活，分析了家庭及小学、中学教育对院士的影响；其次，探讨了大学生活的曲折经历及大学生活在院士的学术成长过程中起的作用；再次，叙述了院士在1945年到1955年期间所经历的专业和思想上的选择；第四章介绍了院士1955年到1965年十年的创业时期所经历的创业的艰辛及努力，既有在学科专业方面的研究经历，也有在学科管理方面的独到经验；第五章描述了院士在十年动乱时期的个人经历及思想状态；第六章则主要介绍了从1977年到1987年十年间，小儿外科同时也是张金哲个人事业的大发展时期中最重要的几项技术革新，详细记述了几项技术的革新过程及思路；第七章反映的是张金哲院士在我国小儿外科的辉煌时期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以及得到从科学界到国内再到国际社会认可的过程；第八章描写了进入新世纪后张金哲院士在晚年所进行的不断努力和探索的新方向。
《为了孩子的明天(张金哲传)》由夏媛媛所著，作为我国老一辈医学工作者和导师，张金哲不仅将小儿外科学引入中国，并不断培养和发掘人才，逐步将此学科发展完善，以至广泛得到国际和国内众多专家学者的认可和赞誉。作为中华医学会的资深会员，他广泛进行国际交流，带动了一批批初领风骚而又逐渐成熟的专家学者走向国际舞台，并提高了中华医学会的国际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