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胆相照(吴孟超传)》由方鸿辉所著,医乃仁术,行医是实践仁爱之道的修炼过程。因此,要当一名好医生,必须要有德行,有爱心,有人道,有济世的品格;凡从医者必须具备三种精神,那就是无欲无求的献身精神,治病救人的服务精神,求实求是的科学精神;还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与精湛的技艺,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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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肝胆相照(吴孟超传)/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中国科学院院士传记 |
分类 |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
作者 | 方鸿辉 |
出版社 |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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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肝胆相照(吴孟超传)》由方鸿辉所著,医乃仁术,行医是实践仁爱之道的修炼过程。因此,要当一名好医生,必须要有德行,有爱心,有人道,有济世的品格;凡从医者必须具备三种精神,那就是无欲无求的献身精神,治病救人的服务精神,求实求是的科学精神;还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与精湛的技艺,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内容推荐 《肝胆相照(吴孟超传)》由方鸿辉所著,《肝胆相照(吴孟超传)》是中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吴孟超院士研究成果。这份研究报告旨在以史实还原传主吴孟超的学术成长历程,即以本次采集工作所获得的资料为基础,适当借鉴其他旁证或间接资料,力求准确、清晰地描述传主吴孟超的家庭背景、求学历程、师承关系,以及对他日后的学术风格、科学成就产生深刻影响的工作环境、学术交往中关键人物、重大事件和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节点;也力求能清晰地勾勒出吴孟超关于肝胆学科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和学术理念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以及不少具有科学史上留脚印的重要事件,并以简练的语言提炼并总结对其学术成长的特点及影响的重要因素。 目录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简介 总序一 总序二 总序三 祖国在我心中是神圣的(代序) 导言 第一章 南洋的割胶少年 农家的苦孩子 南洋的割胶少年 脚踏实地的光华学子 赤子爱国拳拳心 回国求学报效祖国 刻骨铭心的西贡受辱 回到祖国怀抱 第二章 求学同济 求学同济附中 弃工从医 难忘李庄岁月 留在祖国 师从裘法祖 迎接上海解放 1米62的尴尬 第三章 勇敢的拓荒者 遇到识才的知音 三喜临门 再拜师裘法祖 结缘肝胆 第一部译著 三人研究小组 第四章 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美丽的珊瑚 创立“五叶四段”新理论 第一例成功的肝脏手术 发明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 发现手术后生化代谢规律 突破“中肝叶”手术禁区 出席第八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 拍摄纪录片《向肝脏外科进军》 第五章 逆境中的追求 沉重的压力 从肝胆专家到赤脚医生 培训外国专家 人格与胸襟 创立肝胆外科 一刀切下“世界之最” 肝胆学科的战略思考 第六章 科学的春天 出席全国科学大会 出席第28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 培养学有专长的高端人才 提出肝癌外科治疗的主要概念 率先开展小儿肝脏外科研究与临床实践 “吴氏刀法”没有专利 “吴氏人才反应堆” 创立肝胆外科医院 第七章 人才培养与基础研究 模范医学专家 桃李满天下的一代宗师 首创国际科研合作与人才培养的“哑铃模式” “肝癌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基础研究” 建立“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基金” 国际肝胆外科领跑者 第八章 永不停止的脚步 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创建国家肝癌科学中心 永不停止的脚步 吴孟超先进事迹巡讲 感动中国 结语 吴孟超的学术成长之路 附录一 吴孟超年表 附录二 吴孟超历年来发表的主要学术著作和论文 附录三 部分重要采集成果目录 参考文献 试读章节 高中第一学年是在狗街度过的。尽管是同学,但吴佩煜和吴孟超两人几乎没有什么直接交往,她只知道他很用功又很老实,不像有些男同学爱跟女生开玩笑或搞恶作剧。他也看出她人很文静,学习又很用功。 1940年年底,因吴孟超期终考试成绩优良,便由借读生转为正式学生,有了同济附中正式学籍。 1941年7月,同济大学由昆明搬迁至四川宜宾的李庄,同济附中奉命搬回昆明市区。在搬迁的路途上,吴孟超眼见吴佩煜提沉重的行李有困难,便主动伸出援助之手,还送她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 在昆明上学时,因为电力不足,只有两间教室拉了电线好让学生们晚自习。那时物资奇缺,电灯泡十分宝贵,由学生自己带来安装,用完了再拧下来带走,不然就有被偷的可能。吴孟超买了一只电灯泡来上晚自习,由于吴佩煜和吴孟超都特别用功,所以教室里晚自习到最晚离开的也往往是他俩。吴佩煜见到别的同学都走了,才不得不合上书本准备离开,只见一位同学比她更晚,那就是吴孟超,而吴孟超也总是要等吴佩煜走了才站起身把灯泡拧下来。一次,两次……多次以后,就引起了吴佩煜的注意,她对这位男同学产生了一些好感。自此以后,两个晚自习上得最晚的学生渐渐就接近起来,熟悉起来了。毕竟用功读书是他俩的共同点。 同年8月1日,美国人陈纳德募集资金组建美籍空军志愿队来华对日作战,俗称“飞虎队”,编入中国空军,这支空军的驻地便是昆明,这就使得日寇轰炸昆明的次数也日益增加。吴孟超和同学们不得不一听到空袭警报便背起书包往外躲。作为大后方的昆明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以海防为基地的日寇军用飞机不时对昆明进行空袭,许多市民在狂轰滥炸中或死或伤,情状惨不忍睹。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又偷袭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中国香港、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尤其是日寇在马来半岛北部登陆后,马来西亚也沦陷了。从那时起,吴孟超与马来西亚家中的联系中断了,没有了经济来源,这对经济十分拮据的学生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靠什么来维持生计和学业?吴孟超不得不靠变卖衣服或找些家教,或街头卖报,或誊抄资料……赚些小钱来勉强维持学业。从诗巫一道回国的几位同学,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形势逆转,不得不中断了学业。有两位去了军队;有三位找了工作,当上小学教师;黄普光同学则到工厂做工去了,一年之后才又复学。唯独吴孟超还在顽强地坚持求学生涯。舅舅的将来“要成为有出息的人”的嘱咐像一双无形的手在有力地推动着他。 吴孟超想,无论怎样艰难困苦,我也要坚持下去,直到1943年高中毕业。这一切,吴佩煜都看在眼里,便偷偷地变着法子来帮助这位生活清苦的男生,譬如吴孟超没钱买纸、买点灯的油,吴佩煜就多买一点,分给他用;冬天见吴孟超还穿着单衣,吴佩煜就亲手织了一件毛衣送他……真可谓“患难之际见真情”。 吴孟超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汉;“就在第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与家中的联系就中断了,经济来源没了,于是我不得不靠变卖衣服和找些家教、街头卖报、誊抄资料的活,赚点钱来维持学业,但怎么苦我也要坚持下去。”几十年之后,吴孟超回忆当时的艰难处境时,带着坚毅和顽强的神情这样说。可见,吴孟超从年轻时已经锻炼了勇于在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敢闯敢拼的处事作风,铸就了能始终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坚强性格,这一切也是吴孟超往后事业会有大成就的重要支柱。 患难中的爱情是纯正的。有一次吴佩煜患疟疾(俗称“打摆子”),吴孟超就找来一辆黄包车,送她回父母的住处调养。吴尧叔家住在郊区,离学校很远,吴孟超不顾来回奔波的辛苦,一直把吴佩煜护送到家。吴佩煜自不必说,她父母对女儿的这位热心的同学也是心存感激的。 尤其是在逃炸弹的时候,吴佩煜对这位男生有了更深的了解。每当警报拉响时,吴孟超总是很沉着地指挥大家有秩序地往安全地带撤离,而且总是不顾危险地跑在女同学后面保护她们,见哪位同学跑得慢,他还会拉着她跑。吴佩煜的手就曾被吴孟超拉过好几次。为躲炸弹被吴孟超拉着手跑向安全地带的吴佩煜,怎么也想不到,多年后她会与他牵着手步入婚姻的殿堂,而且数十年同舟共济,相濡以沫,白头偕老,书写了一曲不老的爱情颂歌。 患难中的爱情也是浪漫的。1942年暑假,他们要升入高三了。为躲避日寇的轰炸,同济附中又要从昆明搬到四川宜宾的李庄,与同济大学会合。从昆明到李庄的途中,同学们都互相帮助和照顾,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感情也加深不少。 处于战乱之中,那时迁徙的交通工具是老式的拉货用的货车,没有汽油,靠烧木炭作为动力。坐这种俗称“黄鱼车”的交通工具是不需要正式买票,只要塞给司机一点钱就可以了,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从昆明到曲靖,靠吴佩煜父亲帮忙,坐了一段火车,从曲靖经宣威迤逦北上就非得坐“黄鱼车”不可了,由于这种老牛破车得开开停停,因此即使不出意外,至少也得行驶五天才抵达四川泸州。在这段艰险的山道窄坡的行驶中,吴孟超都很“绅士”地让吴佩煜坐在驾驶室里,而自己却坐在堆得高高的行李上面。由于本来就不平坦的道路被战火啃得一路都是坑坑洼洼,坐在行李上的颠簸和摇晃真是令人胆战心惊,在曲曲弯弯的山路上,稍有不慎,就会翻车掉谷,粉身碎骨,这种事件已屡见不鲜,因此凡乘坐这种“黄鱼车”的人都得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在生与死的艰难旅途中,同学们都不会做作,一切真实的情感都会一览无余。吴佩煜确确实实地感受到,那位经常关照她的言语不多的“穷学生”真是一位乐于助人又诚实可信的男子,是可以放心把一生托付给他的。而同时,吴孟超也觉得那位气质高雅的“阔小姐”倒是一位温柔善良、善解人意又聪颖朴实的女子。迁徙旅途中的患难与共使他们的理解与感情进一步加深。难怪多年后的吴佩煜会很幽默地说:“是逃难,让我和吴孟超逃到一起来了。” P44-47 序言 吴孟超先生是一位肝胆外科学家,也是一位医学教育家。1922年8月31日生于福建闽清,自幼家境贫寒。1927年随母亲赴马来西亚沙捞越诗巫,与在南洋做苦工的父亲相聚,后全家以采橡胶谋生。1931年进入当地华侨办的光华学校,半工半读完成小学与初中学业。1940年1月与六位同学一起回国求学,后进入同济大学附属高中。1943年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师从裘法祖教授。1949年7月毕业,同年8月到华东人民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前身)工作,又有机会跟随裘法祖学习普外科手术技法。历任第二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后改为长海医院)助教、住院医师、讲师,主治医师、副教授、教授、主任医师,肝胆外科主任、外科教研室主任等,1986年11月起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两届八年)。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癌症基金会副主席,军队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德医学协会副理事长、中日消化道外科学会中方主席等学术职务。 肝脏疾病特别是肝癌,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我国是肝癌高发的国家,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全球每年新增的肝癌病人中约一半发生在我国大陆。由于肝癌难发现、难治疗、发展快、(手术后)复发多,已成为影响我国人民生存的主要肿瘤杀手;同时我国有庞大的肝癌高危人群(约1.2亿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因此,肝癌的防治工作一直是我国医学界面临的重大难题。我国的肝脏外科起步较晚,20世纪50年代肝脏手术尚属探索阶段,那时肝癌的防治研究还处于空白状态。作为我国肝脏外科的主要创始人,吴孟超先生自1956年起就投入肝脏外科事业。为了建立肝脏外科的基础,他带领“三人研究小组”进行了肝脏解剖的研究,在建立人体肝脏灌注腐蚀模型并进行详尽观察研究和外科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五叶四段”的解剖学理论;为了解决肝脏手术出血的难题,在动物实验和临床探索的基础上,开创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的肝脏手术止血技术;为了掌握肝脏术后生化代谢的改变以降低手术死亡率,通过临床和肝脏生化研究发现了“正常和肝硬化肝脏术后生化代谢”的规律,并据此提出了纠正肝癌术后常见的致命性生化代谢紊乱的新策略;为了进一步扩大肝脏外科手术适应证,提高肝脏外科治疗水平,他又率先成功施行了以中肝叶切除为代表的一系列标志性手术。以上述工作为基础,吴孟超先生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我国肝脏外科理论和技术体系,创立了我国肝脏外科的学科体系,并使之逐步发展、成熟、壮大。 针对肝癌发现时晚期多、巨大且不能切除者居多的特点,吴孟超先生提出了巨大肝癌先经综合治疗,待肿瘤缩小后再行手术切除(即“二期手术”)的概念,为晚期肝癌患者的治疗开辟了一条新的治疗途径;针对肝癌手术后复发多,但又缺乏有效治疗的特点,他率先提出“肝癌复发再手术”的观点,显著延长了肝癌患者的生存时间;针对我国肝癌合并肝硬化多,术后极易导致肝功能衰竭的特点,他又提出肝癌的局部根治性治疗策略,使肝癌外科的疗效和安全性得到有机统一。上述研究使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由20世纪60—70年代的16.0%,上升到80年代的30.6%和90年代以来的48.6%。吴孟超先生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我国肝脏外科的理论与临床实践。 作为一名医学教育家,吴孟超先生自1979年起带头招收肝胆外科研究生,构建人才梯队,至2012年由他本人带教的硕士生85名,博士生研究生67名,博士后研究员23名,绝大多数已成为目前我国肝脏外科队伍中的中坚力量,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已成了我国肝胆外科人才培养的摇篮。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学科还为国内外各院所培训了数千名肝胆外科专业人才,其中70%以上的人员已成为各单位肝胆外科的学术带头人,推动着我国肝胆外科整体水平的提高。 为了提高我国肝脏外科的科学研究水平,使肝脏外科事业能持续、深入地发展,吴孟超先生组建了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肝脏外科专业研究所,牵头指导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准的基础研究工作,研制了细胞融合和双特异性单抗修饰两项肿瘤疫苗,发明了携带抗癌基因的增殖性病毒载体等,研究结果相继发表于Science、Nature Med、Hepatology、Oncogene、CancerResearch等学术刊物。 吴孟超先生从事肝脏外科研究逾50年,已发表学术论文796篇,主编《黄家驷外科学》、Primary Liver Cancer等专著15部,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和省部级科技一等奖10项,各种荣誉26项,12次担任“国际肝炎肝癌会议”等重要学术会议的主席或共同主席。由吴孟超先生领导的学科规模从一个“三人研究小组”发展到目前的三级甲等专科医院和肝胆外科研究所,成为国际上迄今规模最大的肝胆疾病诊疗中心和科研基地,通过他和同行们的共同努力,推动了国内外肝脏外科的发展。毕竟大多数肝癌外科治疗的理论和技术原创于我国,使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和诊治水平居国际领先地位。2006年由吴孟超先生牵头并联合六名院士提出的建立“国家肝癌科学研究中心”的设想已获国家发改委批准,2011年已在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新院区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约4亿元,建设周期3年。 为表彰吴孟超的突出成就,1996年中央军委主席签署命令,授予他“模范医学专家”称号;2006年初荣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2年荣获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 二、采集过程 2010年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正式启动后,吴孟超被列入第二批采集对象。项目于2011年7月启动,得到他所在单位——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以及第二军医大学档案馆的大力支持,根据工程的要求随即成立了采集小组,为提高工作效率,在协同采集的基础上,将任务作了适当分工。 采集小组于2011年8月份正式开始运作。那时,吴孟超已年近九旬,依然精神矍铄,肩挑临床医学、科研、教学和行政管理数副担子,天天处于“高速运转”之中,这同一般老科学家年逾八旬往往处于“隐退期”完全不同。因此,要尽快切入对他的访谈,他的秘书邱福建先生摊开双手表示无奈——时间安排上有困难。事实也确实如此,当年8月5日他夫人去世,悲痛依然笼罩着他,毕竟相濡以沫近70年,恩爱之情难以割舍。10月12日,“国家肝癌科学研究中心”于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在建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新院的园区开工建设;主旋律影片《大医》、纪实影片《吴孟超》和相关话剧等紧锣密鼓地筹拍(排)……而吴孟超雷打不动的每周二上午的专家门诊以及每周亲自上台的几台手术、行政例会、研究生的指导与答辩、学术出访以及重要病人的会诊……把他每天的时间安排得密不透风。有鉴于此,采集小组的工作只能先从外围做起,即采访吴孟超周围的人物(他的同事、学生、病人和家属等)以及分头搜寻凡能找到的各类资料(论著、传记、信件、题词、报道和档案资料等)。采集小组成员还见缝插针地寻找机会,尽早接近吴孟超先生。好在采集小组成员中有曾同吴老相识20多年的媒体记者和编辑,2011年9月19日,获吴孟超同意,全程拍摄了这位耄耋老人为一位肝癌患者手术的全过程,积累了近400张高清晰度的近期工作照片。11月17日,我们又在吴孟超家里将他这些年所获的各类奖章、奖杯、奖牌一个不漏地从三个维度予以拍摄,作为图片资料。 在浏览了初步搜集到的各种资料后,我们拟写了两份访谈提纲:与吴孟超对话的提纲(66个主干问题,打算访谈三次)以及与吴孟超周围人物(25位)访谈的提纲。我们于2011年年底前,先逐个开展了对吴孟超周围人物的访谈。排除了原计划采访对象中已故的、无能力接受访谈的(主要是年事已高或患病者),从2011年12月8日至2012年4月1日,我们先后采访了吴孟超的同事和学生:王红阳院士、郭亚军教授、施乐华教授、杨甲梅教授、钱其军教授、卫立辛教授、丛文铭教授、程月娥护士长、叶志霞护士长,以及吴孟超大女儿吴玲、病人费新根等11位,积累了6个多小时的访谈资料(包括录音、摄像和文字整理资料)。2012年2月10日,我们也获得了与吴孟超连续访谈达3个半小时的机会。针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他兴致很高并思维清晰地一一予以答复和解释,提供了大量不可多得的背景与资料,让我们了解了吴孟超的青少年时代以及在同济大学医学院求学时代的主要经历,了解了他在肝胆外科领域所作出一系列骄人成绩背后的动力与艰辛,了解了他对医患关系处理的思想和见解……我们与吴孟超院士建立了互信、坦诚的关系,吴老也了解了我们这项工作的意义,为进一步深入访谈与沟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份研究报告初稿写成后,我们将它递呈吴老审改,对撰稿过程中留有疑问的地方,我们都择机进一步当面向吴老讨教,吴老本人也同笔者多次电话沟通,确认这个流程的必要性。 2012年10月10日凌晨,笔者将研究报告的结语写毕。由于月底课题要结题,必须交出完整的研究报告和汇总所有的采集资料,因此得抓紧时问将这份研究报告(即传记)先呈吴孟超院士本人确认。11日(周四)上午,笔者将打印好的研究报告及相关的说明材料直接快递至吴老家,想占用吴老周六和周日的休息时间协助审改。谁知道,那几天吴老感冒了,天天在挂抗生素。事后想想实在内疚并有一种负罪感。可是,可敬的老人没有半点怨言,收到快递后,立即与笔者电话沟通,还风趣地说:“你稿子送来正是时候,我可以趁打吊针的时候定定心心地看……”这真让我深感罪过。 10月27日(周六),吴老又来电,说:“稿子看好了,能否同你交换一些想法。明天是礼拜天,下午到我医院来行吗?礼拜天医院办公室安静,干扰少,我们可以仔仔细细地聊……” 我当然答应。当获悉这些天我为赶稿子也累病了,为治疗耳鸣、眩晕和呕吐,也在天天挂药吸氧,他便派车接我,于28日下午到上海东北角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从3点直到5点半,整整花了两个半小时,逐页对文稿中的一些提法、事件细节、发生日期及背景,一口气作了仔细解说。为确保这番审稿事件能真实展现,在征得吴老首肯的前提下,除他老人家对本研究报告的赞扬之语外的工作交谈全过程,我都用录音机录了下来,毕竟其中涉及不少事件的细致过程、补充材料和他的一些看法,这些在学术记载上也是极有价值的。现在,我把这两小时的录音材料(约4GB),以及由他亲手撰写的小浮签也归入汇总材料中。当然,对吴老的意见和建议,眼下都已逐条体现在本研究报告之中了。 三、采集成果 本次采集,我们尽力搜集目前已有的资料,从吴孟超周围的同事、学生、家属和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第二军医大学及同济大学档案馆等渠道,收集到对我们重建传主生平经历起到很大帮助的各类资料,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其一是传记性资料,其二是档案性资料。其种类、数量详见各类统计表,本文不再赘述。 关于前者,由于吴孟超从医至今已63年,成就很多,荣誉也很多,已经出版的关于他的传记类作品就有: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1996)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编的《科学的道路》(2005)中都有他亲自撰写的自述;张鹏著的《吴孟超画传》(2007);桑逢康著的《游刃肝胆写春秋——吴孟超》(2008);汪建强著的《吴孟超传》(2009);方正怡、方鸿辉著的《院士怎样做人与做事》中的《肝胆相照——吴孟超院士的人生选择与事业追求》(2011)以及王宏甲、刘标玖著的《吴孟超传》(2012)等。但这些传记或报告文学毕竟属于纯文学作品,艺术性较强,与我们强调的要撰写的吴孟超学术道路的研究报告有较大的距离。但这些传记类作品给了我们重要的借鉴,并提供了部分撰稿和采集时的思路与资料。在此,对上述作者曾付出的辛劳,我们表达衷心的感谢。 另外,反映吴孟超科学历程和人文情怀的影视作品也有不少,包括中央电视台“大家”专栏的人物采访;吴孟超荣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的专题采访;2012年荣获十大“感动中国”人物之一后,央视主持人敬一丹对他的采访实录。此外,还有央视访谈——《师徒情深》等。还有50多年前曾为吴孟超的“三人研究小组”所拍摄的《向肝脏外科进军》的(故事性)纪录片;眼下又正在拍摄的故事影片《大医》、纪实影片《吴孟超》和排演关于吴孟超大医情怀的大型话剧《吁命》等。 应该说,这些人物传记类的影视作品对我们撰写吴孟超的研究报告也提供了宝贵的可资借鉴的参考。当然,由我们采集小组亲手获得的访谈资料、实物性资料和档案性资料,是撰写这份研究报告必须依赖的基础和主要根据。 至于档案性资料,也是我们这次采集工作的重点,我们确实得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收获。吴老早年的求学生涯,尤其是许多早年发生的事件和经历,毕竟时过境迁,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折腾,吴老的工作日记都被造反派收走,再也不知去向了,因此对大事年表中一些事件所发生的具体年月,吴老坦诚地表示“记不起来了”。好在他的一些人事档案中,有他早年写就的材料,这就让研究报告的真实性大大提高了。尤其是同济大学档案馆中找到的学籍档案等,还是有很大学术价值的。二军医大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对浩如烟海的吴孟超学术档案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可谓一丝不苟,他们的敬业奉献也给采集成果增光添彩。 总之,这次采集我们确实获得了不少重要成果。其中书信类,采集到198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给吴孟超“关于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的感谢信;1987年裘法祖对未能参加肝外科学习班给吴孟超的致歉信;1989年吴孟超提出新建一幢研究用房给总后首长的请示函;印尼华侨患者林维万对于治愈疾病向吴孟超致谢之函,以及裘法祖给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成立10周年的贺信,等等。手稿类,采集到1984年吴孟超在青岛医学会卫生系统的讲稿——肝切除术治疗原发性肝癌;1985年吴孟超参加德国海德堡举行的“中德恶性肿瘤学术讨论会”的小结;为本次采集工程吴孟超的题词:采集工程,益国益民(实物原件);吴孟超题词:梳理学术传承脉络造福科学后继人才(实物原件);吴孟超对本研究报告——《肝胆相照——吴孟超传》写作内容提出的意见(实物原件),等等。档案类,采集到1940年北婆罗州萨拉瓦国第二省诗诬坡中华商会为吴孟超回国求学所开具的证明;1983年推荐吴孟超为第六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的推荐表;1989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授予吴孟超为全国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的文件;1991年建议推荐吴孟超等三人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候选人的文件;以及1996年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予吴孟超“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的文件,等等。照片类,采集到1940年吴孟超决定回国参加抗战所拍摄的护照照片;1958年,吴孟超与张晓华、胡宏楷组成了向肝胆外科攻坚的“三人研究小组”,确立了从肝脏解剖入手,向肝胆外科的高地进发时的科研场景照片;1960年3月,作为主刀的吴孟超与外科主任郑宝琦以及张晓华、胡宏楷共同配合,为一位中年妇女成功切除了长在右肝叶上拳头般大小恶性肿瘤的照片;1963年底,因吴孟超闯过了中肝叶禁区,总后勤部给他荣记一等功时,在庆功大会上发言时的照片;以及1975年2月8日,在同事张晓华等大力协同下,经过12小时的手术,成功为安徽农民陆本海切除了特大海绵状血管瘤,康复后的陆本海与吴孟超的合影,等等。证书类,采集到吴孟超26岁时从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的毕业证书;1983年,吴孟超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医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的聘书;1985年,吴孟超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证书;1991年,吴孟超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证书;以及1996年军委主席批准授予吴孟超“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的奖状,等等。视频类,则采集到1966年拍摄的探索肝胆领域早期的“三人小组”的科研攻关纪录影片——《向肝脏外科进军》;1996年吴孟超获得“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命名大会时所拍摄的影像资料;介绍吴孟超在肝胆领域先进事迹的电视片《他在禁区攀登》、《冲破禁区的人》,等等。其他重要采集成果还包括1951年吴孟超为抗美援朝捐而捐赠的证明——捐献武器运动正式收据;吴孟超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所穿的白大褂、医院工作证以及所用的手术刀等珍贵实物。具体情况可参见本书附录三。 我们的采集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吴孟超本人认真的配合和细致的作风。他对我们撰写的“吴孟超大事年表”逐条审改,还请他的学术秘书协助核对资料,这种一丝不苟的科学作风也感染并影响了采集小组每一位成员的工作态度。对这份研究报告,吴孟超也是逐字逐句予以细致审定,提出不少修改意见的。①在此,我们要表达对吴老的深深敬意。 四、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作为吴孟超学术历程的真实记录,这份研究报告(吴孟超传)拟以“肝胆相照——吴孟超传”为标题,是鉴于这样的思考:在吴老从医60多年的历程中,他全身心扑在肝胆外科的临床、科研和人才培养上,可以说他一生都在为我国的肝胆事业呕心沥血并铸就辉煌,无疑是我国肝胆医学事业最主要的奠基者和开拓者。用成语“肝胆相照”作传记的书名,旨在形象、通俗、易理解。肝与胆关系太密切了,互相照应,彼此忠诚。因此,常用于比喻互相之间的坦诚互信。纵观大医吴孟超的一生,为了早日征服肝癌这个顽凶,他始终与科学精神“肝胆相照”,始终与肝胆病患者“肝胆相照”,始终与肝胆事业的学术追求“肝胆相照”,也始终与肝胆医学人才培养及梯队造就“肝胆相照”。 这份研究报告旨在以史实还原传主吴孟超的学术成长历程,即以本次采集工作所获得的资料为基础,适当借鉴其他旁证或间接资料,力求准确、清晰地描述传主吴孟超的家庭背景、求学历程、师承关系,以及对他日后的学术风格、科学成就产生深刻影响的工作环境、学术交往中关键人物、重大事件和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节点;也力求能清晰地勾勒出吴孟超关于肝胆学科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和学术理念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以及不少具有科学史上留脚印的重要事件,并以简练的语言提炼并总结对其学术成长的特点以及对其科学历程有影响的重要因素。 《肝胆相照——吴孟超传》通过传主“个人学术成长历程”这一主线,以吴孟超所从事的医学领域肝胆外科门类的国际发展和国内发展状况为背景,真实展现由他所开创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在临床、科研和人才培养诸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创新和成果,把传主吴孟超的学术生涯和贡献,与肝胆医学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实践的发展结合起来,按大背景(世界上肝胆外科领域的发展状况、阶段特点、前沿水平等,即传主的学习背景与学习过程)、中背景(国内肝胆外科领域的研究基础与发展状况,即传主的研究背景与研究过程)、小背景(传主所在单位的工作环境与科研条件,包括研究基础、团队结构、研究方向等)、项目背景(即传主所从事相关科研题目的来龙去脉、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传主对科研课题的选择等)以及个人成就(即传主工作的前沿性、重要突破点等)按时间发展顺序加以叙述。 《肝胆相照——吴孟超传》力图紧扣吴孟超的科学生涯和有关活动,这样能使传主学术生涯的步履更凸出、形象更丰满、性格更生动、内容更浓缩。笔者力求将发生在传主人生道路上的家事、政事或其他社会活动等与其人生的科学道路关系不大的“枝权”打掉,以免喧宾夺主,让读者更明晰地看到这棵挺拔伟岸学术大树的风姿。 《肝胆相照——吴孟超传》的写作遵循以真实为准绳,不推测,不虚构,凡引述的内容尽可能注明出处,且都经过传主亲自审定;对稍有疑问的地方,在文稿送审时笔者都用红笔清楚地勾画出来,敬请传主特别要费神细细查核。《肝胆相照——吴孟超传》中的议论、评述均尊重史实,即论从史出。力求做到史料翔实,评价公允;不溢美、不拔高,不掩过,不推诿。凡引用他人的评论也都准确注明出处。 笔者认为:根据无限资料以构成的传记,还应体现其艺术性。资料搜集的艰辛繁难以及考证的琐碎艰难,到传记成文,若所见者为浑如天成的艺术品,不着人工痕迹,则该传记可算是比较成功了。因此,我理解“所以传记学家系自史学家始,以文学家终。自史学家始,传记才不流于虚诞。以文学家终,传记才显现其神奇”。这是杜维运先生在《史学方法论》中很有见地的表述,也是笔者在本研究报告撰写过程中较深刻的体悟。为撰写《肝胆相照——吴孟超传》,早期的资料搜集和查核考证确实是下了好大工夫的,只有如此,真正落笔时才似乎有了浑然天成的可能。在文字表达上,笔者力求流畅;在内容安排上,尽可能线索清晰。眼下,撰文虽属白描而语言不至太贫乏,虽含议论但还是适量的和客观的,而且是基于事实有感而发,是笔端的自然流泻,并力免对传主作不切实际的评价或拔高。尤其是对市面上已出版的有些传记中,把吴孟超的不少科研与临床实践写作“第一例”、“首创”,我们经过查证,发现有误,在追索、甄别后,力求以准确的表达,还事实以真相,使《肝胆相照——吴孟超传》具有较强的文献价值。 目前,采集工程所选定的这些老科学家,他们的人生经历,大体上是相似的,往往可分为:初始期,学习期(大多数人可分为国内、国外二期),活跃期(大致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复出时期)和退隐期。 所谓“初始期”,包括传主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中小学时期一般也被纳入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对人的一生发展至关重要。吴孟超院士是归国华侨,他5岁时随母亲从福建闽清老家到马来西亚诗巫去寻找在那里打工的父亲,因此他的小学与初中是在马来西亚诗巫完成的。1940年回国时本欲赴延安参加抗日,但由于当时无法从昆明赴延安,只能留在昆明以“读书救国”。 吴孟超在“学习期”的高中和大学均是在因抗日战争而迁移至昆明和李庄的同济大学附中和同济大学医学院完成的,并没有国外留学的人生历程。他大学毕业那年,刚好迎来新中国的诞生,以后便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当上了一名梦寐以求的外科医生。 至于“活跃期”的前17年,尤其是在吴孟超决定走攻克肝癌的学术道路后,确实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本研究报告在这一段叙述中是花了相当笔墨的。正当他的创新思维喷薄欲出之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并有“里通外国”之嫌,专事肝胆科研的“三人研究小组”被勒令解散……这对处于从学术发展高峰一下子跌到谷底的吴孟超来说,毕竟是一段痛苦的回忆。事实上,在这段时期,反映他的学术步履的资料也比较少。好在他处于军队院校,较快从动乱中恢复了医疗秩序。二军医大迁到西安后,吴孟超从一名肝胆外科手术的高手一下子成了“一根银针一把草药”的“赤脚医生”。不过,这段人生经历让他真真切切地接触了中国最广大的农民,知道了他们的疾苦,感受到肝胆疾患对百姓生命的损害,认识了让肝胆外科从普外科中独立出来的必要性。正是这种生活积淀,为构建崭新的肝胆外科学科体制,带来了创新的动力,才有了日后“复出期”创造的几次人生事业上的大飞跃一创建独立建制的肝胆外科、独立建制的肝胆外科的“院中院”,创立三级甲等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创建现代化的嘉定新院和实现正在构建的“中国肝癌科学研究中心”的宏图。 至于一般科学家年逾八旬后往往由于精力体力诸方面的因素而退居科研二线,即所谓的“退隐期”,吴孟超却是个特例。诚如上述,他目前已年逾九旬,还精神矍铄地在科研、临床、教学和行政管理第一线,依然坚持每周二上午的吴孟超专家门诊,依然每周安排几次重大的甚至高难度的手术,依然参加重大的学术会议并亲自作报告,依然带教研究生和指导东方外科研究所的各项工作,依然担任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院长,还要经常跑上海北部(离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约50公里)的嘉定区在建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新院和“中国肝癌科学研究中心”的工地……他的一切行为是超乎常人想象的。 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耄耋老人,却依然叱咤风云,图的是什么? 因为他心中有一个非常之志:早日征服肝癌! 有鉴于我们的传主吴孟超的“超人”风格和“超强”劲头,他这一路走来也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为文献记录和文化积累计,《肝胆相照——吴孟超传》是按年代顺序展开的,分为八个时间段(即八章):割胶少年(1922—194-0)、同济求学(1940—1949)、勇敢的拓荒者(1949—1958)、理论与实践的创新(1958—1966)、逆境中的追求(1966—1977)、科学的春天(1978—1996)、人才培养与基础研究(1996—2006)、永不停止的脚步(2006—2012)。 笔者力求抓住重大事件和学术节点来真实记录吴孟超的科学步履。在前期的肝胆学术生涯中,传主侧重于战术上的逐项创新,由临床问题发现导致的科研攻关,对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的一次次创新发展的线条比较明晰;而在“复出期”后,由于传主作为团队或学科的领军人物,思考和实践的各项活动往往都是宏观上的和战略上的,诸如人才培养、学科构建、基础研究的统盘筹划等,要将这些多因素多牵连的大事件写清楚,若以具体年份来叙述,会呈现断断续续的“量子化”眉目,故只能以该事件的起始作为叙述的发端,放在相应的(以时间发展为主线的)章节中,并将这些事件的后续进展也一并予以叙述,这样看似没有严格遵循时间段划定的表达,实在是为了阅读理解以及叙述的方便与合理。为此,必须在这里作个交代,敬请读者朋友予以谅解。 笔者在采写中始终记住:“往事因亲历而鲜活,历史因细节而生动”的格言,落笔重资料和实据,该铺陈的地方不粗糙,尽可能文字细腻、生动,以方便理解并呈现形象。凡能铺陈细节而又有根据的,尽可能有些故事性,以增添可读性,少留下因抽象而造成令人费解的遗憾,也为历史留下一些生动:毕竟“文无定法”,写作手法要服务于本研究报告的目的和传主所从事科研的特色。 为便于读者梳理吴孟超所走过的科学历程,在每一章的起首,笔者还专门提纲挈领地书写了“学术背景与科学足迹”的导言,这兴许是我所撰写的这部研究报告的特色。所谓的“学术背景”提供了同时期肝胆外科国内外有代表性的进展状况。笔者不可能细细地逐项罗列,毕竟这部研究报告不是专门探究肝胆外科史的专著,只能让读者建立起对这门学科发展脚步的大致印象,起到能与传主的科学历程有所勾连的作用。要说明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的肝胆外科还是一片空白,由于吴孟超和他的同伴的努力,经过短短20年的奋斗,作为国人重要疾病谱中的肝癌的外科诊治,我国已在不少方面跑到学科领头的地位了,只要将“学术背景”中所罗列的与正文中叙述的内容稍作分析和比对,读者就能一目了然了。 所谓的“科学足迹”乃是指我们的传主吴孟超在这一时间段中最有代表性事件的串联式简述,更兼具这一章导读的功能。倘若将八章起首的“科学足迹”集成起来,应该就是吴孟超的学术简历了吧! 历史不会重演,也无法还原,笔者只能凭所掌握的材料,在笔下尽力去接近它,呈现它。但限于笔者调研的深度、材料掌控的广度、对学术理解和把握的准确度,又限于时间要求,文中肯定会有瑕疵或记录不到位的地方。好在我们的传主吴孟超对本研究报告是细细审核了的,这就让我鼓起勇气把《肝胆相照——吴孟超传》交出来,恳请读者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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