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蔑视艺术，把生活视为惟一艺术品的人；一个放弃传统，却又影响深远的人。杜尚的出现，改变了西方现代艺术的进程。可以说，了解杜尚就是了解西方现代艺术的关键。在这里，我们为您提供了一个了解杜尚的入口——《杜尚访谈录》(作者：皮埃尔·卡巴纳)。因为，通过对话，“它给我们提供的是我们所拥有的20世纪一个最了不起的艺术家的自画像。”

杜尚一生除一本棋书外从未著书立说，他的存在却影响了20世纪整个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在《杜尚访谈录》(作者：皮埃尔·卡巴纳)中，杜尚罕见地敞开心扉，同卡巴纳聊及他的艺术和生活，回顾他的作品和经历，在这里呈现的，是一个完整、自由而独特的人。杜尚一生致力于消除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杜尚访谈录》所记录下的访谈，或许可以算作他的又一件作品，如同他信手拈来的现成品，如同他的每一次呼吸，这件作品不事雕琢，却必将影响深远。

译者序

英文版序一

英文版序二

杜尚访谈录

一、八年的游泳课

二、一扇朝向另一些东西的窗户

三、通过《大玻璃》

四、我喜欢呼吸甚于喜欢工作

五、我过的是一个侍者的生活

附录

附录一：杜尚

附录二：禅宗、杜尚与美国现代艺术

附录三：杜尚年表

后记：杜尚与我

一、八年的游泳课

[卡：卡巴纳；杜：杜尚]

卡：杜尚先生，现在是1966年，再过几个月您就80岁了。在1915年，半个世纪前，您去了美国。回顾您的一生，什么让您最满意?

杜：首先，我很幸运，因为我基本上没有为了糊口去工作。我认为从实用的角度看，为了糊口而工作是挺傻的。我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们可以不必为糊口而生。感谢我的运气，使我不必“下海”挣钱。我从某个时候起认识到，一个人的生活不必负担太重和做太多的事，不必要有妻子、孩子、房子、汽车。幸运的是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相当早，这使我得以长时间地过着单身生活。这样，我的生活比之于娶妻生子的普通人的生活轻松多了。从根本上说，这是我生活的主要原则。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幸福，我没生过什么大病，没有抑郁症，没有神经衰弱。还有，我没有感到非要做出点什么来不可的压力，绘画对于我不是要拿出产品，或要表现自己的压力。我从来都没有感到过类似这样的要求：早上画素描，中午或是晚上画草图，等等。我不能告诉你更多了，我是生而无憾的。

卡：那么，什么是您最大的遗憾呢?

杜：我没有任何遗憾，真的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失去，在我的晚年甚至比我的早年还要走运。

卡：布勒东说过您是二十世纪最有才智的人。对您而言，什么是才智?

杜：这正是我该来问你的!“才智”这个词是人发明出来的最有弹性的词。有逻辑学的或者是笛卡尔式的才智。但我想，布勒东的说法另有一种意思，他从超现实主义的角度拟想出了一种更为自由的形式。对他而言才智是这样一种能力，它能够穿透普通人不能理解或难以理解的东西。这就像是在探索某一个词的意义，这个词会具有远较字典上给出的更丰富的意义。布勒东和我是同一类型的人——我们有相同的视域，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懂得他对才智的看法：放大、拉长、延展、膨胀……随你怎么理解。

卡：这么说来，您就是根据您的才智去放大、膨胀和探索了创造的限度。

杜：也许吧。但是我羞于用“创造”这个词，这个词的原意，社会性的意义是挺好的，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不相信艺术家的创造功能，他和其他任何人是一样的人。他的工作是要做某种事情，那么商人也是做某种事情，你明白吗?另一方面，“艺术”这个词让我感到有趣。就我所知它是从梵文来的，它的意思是“做”。现在，每个人都在做些什么事，而那些在画布和画框之内做东西的人就被称为艺术家。起先他们都是被称为工匠的，我更中意这个称呼。无论在世俗的、军事的或艺术的生活里，我们都是工匠。当鲁本斯，或者是其他什么人，需要蓝颜料，他就得告诉行会要多少克的蓝颜料，他们得讨论这件事，然后才知道他可以有50克或60克或者更多的蓝颜料。这就是在旧的契约方式中工匠的所为。“艺术家”这个词是在画家变得比较个体化之后被发明出来的，最早出现在君主制社会，在当代社会，他成了一个绅士。他不再为人做东西了，而是人们在他的产品中去挑选东西。艺术家的报复就是，他很少像以前他在等级制度的社会里必须做的那样让步了。

卡：布勒东不光说您是二十世纪最有才智的人，他还说——让我在这里引他的话——您“对多数人而言，是最扰乱人心的人”。

杜：我想，他的意思是指不肯跟随这个时代的流行风格就会让许多人感到不安。而这些人总把异己的事当成自己的对立面、一个敌手，但实际上这个敌手并不存在。这种敌手只对布勒东和超现实主义者存在，因为他们指望人除去已经做过的事之外还能做些别的。

卡：您有没有认为您已经使许多人感到不安了?

杜：不，在这一点上不会的，因为我不是一个抛头露面的人。我仅有的很少的露面机会也只是在布勒东的圈子里，以及在一些对我的作品有兴趣的人中间。在“公开”这个词的准确意义上说，我从来没有公开的活动。因为我从来没有把《大玻璃》拿出去展览，它一直都放在仓库里。

卡：那么，是您的精神位置而不是您的作品扰乱了人心……

杜：这儿，我还得说，我没有什么位置，我有那么一点儿像斯坦”。在某个圈子里，她被认为是一个很有趣的作家，写了些与众不同的东西……P19-22

我没有想到，一个艺术家可以活得如此精彩如此自由。杜尚一出，整个西方艺术史被重新改写；学习杜尚，能使我们的生存意义霍然改容。有如此影响的人世间不多，有幸和他接近是我们的运气。

在这本访谈录中，杜尚用对话展现了他自己的一生，这一生是由热中绘画，学习先进流派，后来却又放弃绘画，甚至放弃艺术构成的。可是，当杜尚否定艺术、放弃艺术时，他却因此成为二十世纪最了不起的艺术家。在这里，他让我们第一次碰到了在艺术史中逻辑没法进入的部分：大象无形。

正是在这里，杜尚把艺术的事变成了人生的事，变成提升精神境界的事。在艺术史中，没有哪一个艺术家像他那样，把对生命的思考变成艺术唯一的主题，而且，他为这个主题找到了独特的表述方式——完全放弃艺术的感性美，让它成为服务于思想的工具。

这个人的思想是如此独立，他拒绝接受一切现成的东西。在喧嚣纷扰、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里，他如人无人之境，在自己思想掘出的隧道里一味锐进，然后，他抵达了把艺术和人生打成一片的境界。在他的前进过程里，我们孜孜维护的艺术和生活的界限、美和丑的区别、高和低的价值取向像皮屑一样脱落，他的生命因此像一朵清新可喜的白莲。伴随他一生的质疑和种种所谓的倒行逆施，并没有把他扭曲成一个怒目暴戾的凶神，他把自己与社会的对立表现得非常轻松，甚至温润，让我们看到力量的真正品质：无言，甚至无意。

他把这样的两极融于一体的能耐，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大美、至美的境界，它不在视觉的形式上，而在心灵的和谐上，在一种让生命活出了无滞无碍的圆融里。

在访谈录中，有较多的部分涉及作品的制作技巧和艺术流派之间的纠葛过节，可能会让不熟悉艺术的读者感到陌生，从而影响对杜尚思想和人生的感性把握。因此，读者不妨先读访谈录之后的附录，其中集中地介绍了杜尚的艺术和人生，聊可作为访谈录的导读。

写下这个题目，心里立刻生出一点疑虑：会不会太放肆?人和人难道是可以随便相“与”的，尤其是对一些杰出的人?杰出的人只配让我们抬头景仰，而不是与之比肩的。倘若因为我对杜尚作了些研究，张口就说“杜尚与我”，人们就会当面笑话——“什么杜尚与你!有没有搞错?”可我真的想说的是杜尚与我。因为杜尚就一个，他在那里，喜欢他的人，就朝他走过去，凑近了观察。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有一千个观察者就有一千个杜尚。这话不是随便说的，有证据在这里：我曾看过一盘介绍杜尚的录像带，那是拥有最多杜尚藏品的美国费城美术馆摄制的。看了之后，大失所望，里面讲的全是对杜尚画作的分析，非常技术化，杜尚被当成一个画家介绍着，其中没有提供任何我想看见的东西(据我看，杜尚最精彩的恰恰不是他作画的那部分)。因此我知道了，那是杜尚与费城美术馆，不是杜尚与我。杜尚与我则用另一种方式交往着。人和人相交是要有缘分的，我们对那些已经作古的人心仪爱慕也一样是要有缘分的。我跟杜尚有缘分吗?我不知道。九年前我去芝加哥美术馆，走进收藏杜尚作品的展室时，迎面就遇上他的一件“现成品”——一个木制的衣钩，那种四面张开的，像花朵般的衣钩——用一根尼龙绳四面不靠地悬挂在半空。我的眼光落在上面的一刹那，突然浑身的汗毛竖了起来，活像看见一个幽灵。这非常奇怪，衣钩普通极了，既不怪异，也不凶险，静静地垂在那里，一动不动，许多人走过去根本没有注意。直到现在，我还真希望自己那次是见到鬼了，见到了杜尚的清魂。但我又知道，肯定不会了，杜尚亲口说过的，他一死，就要完全消失，他说：“我并不要另外一次生命或者轮回什么的，这有多么麻烦。”可我为什么如此迷恋杜尚?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有没有搞错?

十年前，当我读到那本《杜尚访谈录》时，便觉得自己乱七八糟的生活中透进了一线亮光。我说“乱七八糟”是毫不夸张的。那时我在美国学校学艺术史，成天通过书本跟无数的艺术家打交道，他们把我的思想彻底搞乱了。每个艺术家都在告诉我他(她)就是方向，他们试图引领我，同时又在彼此争吵，我听听这个，看看那个，谁都有理，谁都不能不理，简直惶恐极了。同时，美国的学院教育不是在为学生们澄清、理顺这一堆乱麻，反而津津乐道地制造出各种理论，并且还互相复制，根本就是雪上加霜。这一切层层叠叠，压得人不能透气……那真是一段非常痛苦而黑暗的日子。现在我不由得常常惊奇，我们人类的教育制度，甚至是我们人类的文明，最让人不能明白的地方，就是不断地炮制大量的垃圾来淹没你，窒息你。在这一大堆吓人的文明垃圾里埋没了多少年轻新鲜的生命，只有天知道。而整个的这一切还在继续有效地运行着，搞乱和埋没其他学艺术史的学生、学者以及无数学习艺术的人和艺术家。

想象一下吧，你赤手空拳，身上没穿救生衣，手上没有罗盘，艺术之海上又常常风浪大作，海岸又遥不可及，你怎么办?如果这时有一个救生圈突然向你抛来，天哪，你当然要死死地抓住不放了。就是像这样，我一把抓住了杜尚，伏在这个救生圈上，我安心了。海上风浪依旧，可已经不在话下，我知道自己再也不会被打沉了。十年过去了。

在这十年里，我为杜尚写下些文字，用尽了我能想到的赞美之辞。那些文字肯定描述了某种美好的东西，甚至能够打动一些人。我也借此获得了一点看待艺术的立场。

比如，有一次我在洛杉矶遇到一位在中国城一家书店里办画展的中国画家，他为能来美国搞画展显得意气飞扬，对我说：“我艺术的使命是让中国艺术走向世界，让人知道中国艺术是最高的。”我看着他用传统笔墨和构图法画成的山水条幅，不无惋惜地想：假如他对我说的是，“哎，画了几张画，想到美国来弄点小钱”，我肯定会多尊敬他一点。我还看着他梳得油亮的头发和神采奕奕的脸想，人一年年地长了岁数，有了年纪，肯定应该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要是做了艺术家，直比普通人又高出一截去了(世人都这么看!)，那更该知道自己是什么了。可是怪，别的职业的人都挺本分，偏偏越是当上艺术家的人，越容易忘了自己是什么。艺术家自己，有时还得添上周围的人，都在使劲往他那个自我里吹气，吹成个彩色的大气球，拿在手里招摇过市，觉得挺美。而且，说来几乎叫人丧气，一世界的艺术家都在这么干。美国艺术家吹起他们自己的那个气球来，气还要足，色彩还要鲜艳。拿出去，比如拿到中国去，人人都仰头争看，啧啧称奇。

过去，我也在观看的队伍里，而现在却在手上拿了一根针——这根针是杜尚——逐个朝这些气球戳过去，看着这些漂亮的大气球被针一戳就破，噼啪炸响着，成为色泽黯淡的碎片残骸，落到地上，我觉得很痛快。

还有，看见一位海外艺术家这么自述道：“艺术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断创新，每一幅画都要把自己的才气发挥到底，要跟别人不一样，发挥到淋漓尽致，要精进，要配合社会变迁的节奏，硬碰硬地求精进。画作要有哲理并要求完整。我个人对艺术抱着使命感，这一点一直是我坚守的信念。就绘画表现来说，建立自我特有的绘画语言，并强调时代特有的精神面目，也是我一向执著的。绘画可以提升文化，有使命感的画家在文化活动中是最重要的。”——他说的这一堆是什么?我不懂。可有一点我懂了，觉得自己的艺术重要，是错。就像我们活人，觉得自己重要一样，也是错。

我顺便也懂得了另一点：这个世界其实有两个体系，一个是人设的体系，在这里有一种人为的秩序，什么东西是该抬高了搁在上面的，什么东西是该搁在下面的；另一个是世界的本来样子：太阳照例升起来了，照耀着每一个活动着的人，这些被称为人的生物，有的在种地，有的在修鞋，有的在画画，有的在掏阴沟……仅此而已。其中没有上面说的什么“坚守的信念”、“特有的精神面目”，以及“最重要的”。说到底，我们全体只拥有一个事实：活着。然后用各种活动去充满“活着”这个空荡荡的大口袋。仅此而已。实际的情形是，知道这个世界“本来样子”的人非常少，数得过来的，老子是一个，他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是谓复命。复命日常，知常日明。”杜尚也算一个，他说：“活着，画画，做一个画家——从根本上说不意味着任何东西。实际上，在今天事情还是这样。”

谁要是能看清世界的本来样子，我就佩服谁，管他是什么人。

不知不觉，我跟着杜尚，跟到艺术外面去了。我脑子里不再想着艺术这档子事，艺术史对我变得无足轻重。看着人们在这块地盘上争论辩解，我甚至觉得很奇怪——他们在说什么?其实也不必奇怪，在人为的体系里，没一件事不被弄得复杂，你的心思、感觉、精力全要拿出来对付各种主义，选择这个那个立场，搞清这个那个概念。你在里面磨合，挣扎，喘气，大汗淋漓……渐渐地，你就耗干了，像一茎枯草般地倒下，这一生就对付过去了。面对这个惨烈的事实，很自然的，艺术、艺术史就没法重要了。

杜尚其实对艺术没做太多的事(所以他有那么多时间去下棋)，他就是在对人生的还原过程中顺手把艺术拿起来看了看，觉得在人为系统中，艺术的地位被抬高得有些滑稽。他笑起来，轻轻地——他从来不是一个激烈的人——在《蒙娜丽莎》上画了胡子。我们糊涂，还以为这一手既轻巧又来事，都跟着学。这太危险了!你穿透过这团错综复杂的人为体系了吗?你像脱一件脏衣服似的把它脱下了吗?如果你没有，就趁早住手，不然，你会显得不光要名，还想不付出劳动就得名得利，多贪呐。

杜尚是最难学的，这完全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你要放弃许多东西，然后转过身来，面对你自己。你要练就一副眼光，穿过层层叠叠社会的、观念的、自我的衣服，看清你自己，看清那个叫生命的东西。不然，你做的一切都是白搭——有时比“白搭”更坏，你把水搅浑了!

只要还是站在人为的体系里看艺术，即使一个艺术家“把自己的才气发挥到底，要跟别人不一样，发挥到淋漓尽致，要精进，要配合社会变迁的节奏，硬碰硬地求精进”，他也决不可能成为“文化活动中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不在这里，它躲在人为体系之外，它在那个本来的样子里。它其实离我们不远，总在那儿呆着，可我们总看不见它。杜尚是一扇朝它打开的门。整个事情就是这样。

问题在于，我看到了这么多，并不等于我做到了这么多。我的思想走在我的自我前面。那个自我看上去远不如思想活泼矫健，清新可喜，甚至还有几分迟钝笨重，阴郁愚鲁，但它沉着地盯着那个欢快前行的思想，一点儿也不自惭形秽。它拿得准，它比那个“小家伙”要有力量得多。

它真有眼力，情况的确如此。

近两年我开始在想，凭什么总抱着杜尚不放?这些年下来，我为杜尚做了点事，杜尚也对我做了点事，现在，咱俩谁都不欠着谁了。就此分手，又体面又合适。再说，我压根儿不喜欢自己总跟人跑，杜尚难道比我多长了个脑袋吗?说起来他并不是一个好画家，他从来不是。他早年留下的习作，每个艺术学校的学生都画得出。他那张著名的《下楼的裸女》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他创作那张画时的1912年，表现运动的观念早已正式提出，而且成为意大利的一个响当当的流派——未来派(1910年)；而他表现运动的手法——分解形体——也是立体主义提供给他的，又不是他自己发明的。他为这张画走红，简直莫名其妙。他那点艺术上的小试验其实不值多少钱，有太多的画家比他做得多，做得好。没有他，现代艺术的进程——仅就风格的发展而言——完全毫发无损。就算他那些反艺术的思想珍贵，现在也是尽人皆知，个个都拿来武装到牙齿。没有他，我自己就不能游到岸上去?岸已经是看得见的了。现在我可以撇开他，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我还真这么干了，我开始涂抹一些其他文字，有那么一篇两篇的，还颇能骗人，赚到一点读者的眼泪。我想：“有门!甩开膀子干吧。在艺术上我是熬不出来了，地盘全叫杜尚占了——他可够狠的。可是东边不亮西边亮，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现在，我坐在美国加州某个小城的一栋房子里，跟前是一张书桌。我们的小街静极了，男人们全出门上班，孩子们都叫学校给圈着，女人们被永无尽头的家务事拴在自家的房顶底下。加州的阳光真是灿烂美好，把窗外的一棵柏树、一大丛袅娜的夜来香照耀得熠熠生辉……一切是那么静谧和美，可我忧心忡忡地交握着自己的两只手，对着一杯渐渐冷下来的茶，由衷觉得，在平静如水的生活里危机四伏。往往只消一个念头，就足以荼毒我们不长的人生。这还不是说那些要去杀人偷盗的坏念头，偏偏还是些“好”念头，就比如说想做一个作家的念头。

这个念头让那些我在艺术里批判的一切重新回来了。它们笑容满面，对我完全不计前嫌，它们知道我舍不下这些老朋友。你说，人心究竟是一个什么?它到底能为你储藏多少脏东西?我对此感到惊奇、困惑，而且束手无策。我害怕着自己，可同时却有几分佩服着自己。在艺术界，我大刀阔斧，拿一把借来的扫帚清除了许多垃圾，可是在自己的内心，所有的垃圾原封不动，甚至被打包储存，拉栓上锁。这一切干得多么漂亮，而且神鬼不知。我走在人前，边缘整齐，表情明确。

看来，就目前而言，靠了自己，我还是游不到岸上去。杜尚来过了，又走了。他一走，我被留在了原来的地方，还是那个过去的自己，还是那个有欲望的、一心要了不起的俗物，在艺术界扮演一副超脱的嘴脸，可是跑到另一个地方去故伎重演。我瞧不起这个自己，可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自己彻底消灭了，让那个自我死得透透的。我站起来，不知所措地在书房里转了一圈，一圈都是书，可没有一本是我想读的，它们肯定帮不了我。

我只好再翻开那本薄薄的《杜尚访谈录》，头埋了下去，又一次读到：“我反对所有的这些……一种小心翼翼的盘算，一堆非常逻辑化的原因：我是该选择绘画，还是选择别的?”“我喜欢活着，呼吸，甚于喜欢工作。我不觉得我做的东西可以在将来对社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因此，如果你愿意，我的艺术就是某种生活：每一秒，每一次呼吸就是一个作品，一个不露痕迹的作品，那既不诉诸视觉，也不诉诸大脑。那是一种持续的快乐。”

我被这些已经读过的话再次感动得眼眶湿润，并且在下面重重地划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