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得主帕蒂古丽,不加掩饰揭开生命里的隐私。
灼烈、坦诚、残酷,最直击心灵的篇章。
有气味、有颜色、有灵性,最活色生香的文字。
这不是汉人笔下关于新疆的猎奇与风景,这是维吾尔人写的真新疆。
全彩印刷,三十多幅彩色插图生动再现作者在家乡的原生图景。
《散失的母亲》是文坛散文新锐帕蒂古丽散文集,精选帕蒂古丽近年的散文新作,和《隐秘的故乡》一样,这本散文集依旧是反应帕蒂古丽身心成长全图景的纪实散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在多民族聚居的小村子中,成年人和孩子,男人和女人,邻居之间,同学之间等各种真实鲜活的生活,看到他们的内心和世界。
《散失的母亲》由帕蒂古丽编著。
生命是一场散失,我们无从逃避。生命是一场散失,唯有记忆不死。天山脚下,多民族共居村庄,一个文化寻根者关于故土关于生命关于亲情的隐秘记忆。
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是怎样在作用于一个人?语言怎样争夺着舌头?文化怎样争夺着思维方式?故土怎样争夺着游子的身体?母亲与孩子的散失,兄弟姐妹间的散失,身体与灵魂的散失,自己与自己的散失,生命的无常带给我们怎样的人生思索与心灵感悟?
《散失的母亲》是帕蒂古丽不容错过的寻根之旅,如小说似寓言般的原生态非虚构散文,以细锐如刀的文字刻写文化差异背后深刻的生命体验。
大梁坡的气味
蒋太湖夫妻俩都是从江苏来大梁坡的,这家人饭菜里没有甜味和鱼腥气,就觉得日子没法过了。那年月,糖要凭票买,鱼只有雪山水下来的季节才能见到,两样东西都是大梁坡最稀缺的。
蒋太湖管着村里的代销店,没有糖吃,买点糖精不成问题。他家的玉米馒头里、稀饭里、炒菜里,都有一股古怪的糖精味。老婆坐月子,荷包蛋都是用糖精水冲,怕刚出生的孩子吃多了老婆的“糖精奶”坏脑子,蒋太湖只好用米和面去挨家挨户换人家的白糖票、红糖票。
有天早上,村里有人发现代销店的大铁锁被撬了,拿走的东西除了几米白布,就是几斤白糖和红糖。有人叫来了蒋太湖,蒋太湖人还没到店门口,就全身发抖。
没人看见代销店的锁是谁撬的,事情到最后,以换了代销员告终,这件事让村里人都暗地里戳蒋太湖的脊梁骨,蒋家几个读书的孩子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最受牵连的就是刚刚高中毕业的大女儿蒋珍珠,她本来报名参军连体检都过了,最后资格审查,有人反映她父亲有监守自盗嫌疑,蒋珍珠参军梦碎,到大梁坡村小学当了音乐老师。
本来粗声大气、趾高气扬的蒋太湖,此后走到哪里都勾着头,一蹶不振的样子,连个声响都没了。不当代销员了,这个最闻不得羊膻味的南方人跟着哈萨克邻居学养羊。蒋家的老少都围着几只绵羊转。蒋珍珠教我们唱完歌,就提起筐子跟着我们去拔草。
我们个个是拔草的老手,筐子很快装满了羊最爱吃的扯拉秧、曲曲菜、野苜蓿。蒋珍珠不认识这些草,天都快黑了,她像个瞎子在地上瞎摸。我帮她拔草,她就教我唱《太湖美》。
蒋珍珠小时候,父母带她回过一次太湖边的老家,她说太湖美景就像仙境,太湖里的鱼虾是天下美味。父母让她报名参军,就是想她能回到南方,将来把父母接回去,可惜一家人的美梦,都被那件倒霉的事情断送了。
每次为了报答我帮她拔草,蒋珍珠都讲一些她看过的书给我听,讲到《林海雪原》里白茹和少剑波的爱情那一段,蒋珍珠的呼吸都急促了,脸红红的。她本来淡眉细目,淡黄的皮肤没一点血色,脸一红,淡淡的眉毛似乎都被映红了。
讲到关键处,她抿住嘴悄不作声了,似乎一个人在回味,我贪心地催她接着讲下去,她推说,人家悄悄写下的,要用嘴讲出来,感觉那些书上的事,就变得跟自己的事一样,很难为情。
蒋珍珠说她喜欢穿军装,我听了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她大概看书时,在心里幻想过当个像白茹那样的女兵,找到属于她的少剑波吧。
学校里传说,她跟退伍回来的体育老师李大海关系很特别,大概她把李大海当成了心目中的少剑波,李大海不像少剑波,军训课上,他对学生怒目圆睁的时候,倒像是杨子荣。 ,
冬天,不会生火炉的蒋珍珠,到李大海办公室取火种是常事。我还在李大海办公室撞见过俩人肩膀挨着,背靠着火墙取暖。
夏天不用生炉子了,过去根本不挑水的蒋珍珠,开始跟李大海一起去挑水,俩人专门拣大中午,村里人都吃了饭午睡的时候,一前一后去水库边。到了星期天,有李大海在旁边陪着,蒋珍珠恨不得把家里的衣服、被单全都拿到水库去洗一遍,俩人洗到太阳下山才回来。
蒋家的孩子生来喜欢玩水,哪里有水就往哪里跑,渠沟边、河坝里、井台上、水库畔,洗头、洗衣服、摸鱼。摸上来的多半是村里人都不吃的狗鱼,蒋家却吃得连骨头都不剩,他家的猫只有在一旁闻腥味的份。只要看到水,蒋珍珠就要唱戏,唱的是她妈妈教她的昆曲。
蒋珍珠和她妈都听不惯秦腔和豫剧,每次台上唱秦腔,她们在下面唱昆曲,台上唱大戏,台下唱小戏,她们不懂别人唱的,别人也不懂她们唱的,各乐各的,唱高兴了,蒋珍珠还翘起兰花指,拿个手帕当水袖甩,甩得周围的人直冲她们娘俩瞪眼珠子。
在水库边,蒋珍珠必定唱那首《太湖美》,用的是她妈妈教她的方言。唱这首歌的时候,她大概把海子湾水库当成老家的太湖了。
李大海水性好,回回都能在水库里摸到几条鱼给蒋太湖下酒。最能打动蒋家人的是鱼,最让蒋珍珠放松的地方是水边,虎头虎脑的北方小伙李大海抓住了这两点,就博得了蒋珍珠的芳心。
那时候海子湾水库里的鱼很少,就是有,也属于公共财产,不能随便去捞。后来,村里土地开始承包了,李大海脑筋一转,要求承包海子湾水库,他觉得这样,就可以把蒋珍珠牢牢拴住了。
蒋太湖一家早受够了羊肉味,为了给羊肉除膻,他们炒菜时在羊肉里放姜、放大料、放醋,还是吃不惯,最后干脆做成糖醋里脊、糖醋羊排,惹得在水煮羊肉里撒一把盐就吃的哈萨克邻居笑话。
李大海刚承包了水库,蒋太湖屁颠儿屁颠儿就把女儿嫁了过来。蒋太湖终于等到了守着水库吃鱼的好日子,重又变得跟开代销店时那样粗声大气、趾高气扬。蒋家开始反过来取笑那些不会吃鱼只会放羊的哈萨克家伙了。
大梁坡的民族人吃不惯鱼,拿钱买鱼更是没听说过的事。鱼都是天生水养的,想吃随便抓,不像牛羊,要喂料割草饮水,要吃一只羊得忙上大半年。蒋太湖家不一样,个个都属猫,吃鱼有瘾,嘴巴里长了眼睛,看得到鱼刺,大梁坡人嘴巴瞎,看不见刺,弄不好卡坏嗓子眼,划不来。
P13-16
撩人心旌的灵魂剖白
一个偶然机遇,我阅读了维吾尔族女作家帕蒂古丽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的散文集《隐秘的故乡》,并在浙江余姚出席了这部作品的研讨会。我一直揣测,既然帕蒂古丽早已安居江南水乡,缘何又饱含深情,用细腻独特甚至“刀子般犀利”的笔触,对遥远故乡新疆大梁坡那些散发着苦涩和艰辛的生活境遇,来一番心情复杂的回眸和追溯?当我阅读帕蒂古丽这部依旧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的新作《散失的母亲》之后,我觉得我最初的揣测不无来由,或者更确切说,我最初的揣测得到了印证。我笃信,帕蒂古丽其实是在下意识地寻找和确认自己的精神家园。虽然起伏颠簸的生活之舟,将她这位天性敏感的维吾尔族女子阴差阳错载进山清水媚的河姆渡文化发祥地,而且那里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对她又有那么强大的感染力,但连她自己都不得不承认,她的精神渊薮和心灵锚地,其实依旧萦绕在遥远的大西北——新疆大梁坡,依旧牵系在那个奇异的“羊跟羊混着放,狗跟狗混着耍,鸡跟鸡混着喂,牛跟牛混着养,驴跟马混着配,人跟着人混着活”,世世代代麋聚着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和来自甘肃、四川、河南、江苏、山东诸多省份汉族人的独特区域。
我依稀记得帕蒂古丽在《隐秘的故乡》中那番自述:“往事就是我弃在野地上的尾巴,我会从现在的生活中停下来回望,等待丢失的尾巴找到我,接合在我的身体上”。很显然,纵然帕蒂古丽的眉眼中早已氤氲着浙江余姚的葱茏文气,但在她灵魂深处依旧为那个遥远的大梁坡保留一个无可替代的显赫位置,仿佛一粒基因健康的种子,只要条件适宜,就会胚胎发芽破土而出。古丽在《散失的母亲》一书中,已将她的心灵轨迹草蛇灰线般勾勒出来。其中在《被语言争夺的舌头》一篇里,古丽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描写:“在乌鲁木齐二道桥的街头,我用汉语问一位榨石榴汁的维吾尔族老大娘:‘石榴汁多少钱一杯?’大娘两只灰绿色的眼睛在我身上从头到脚滚了一遍,不紧不慢地反问:‘你明明是维吾尔族,为什么对我说汉语?’我以为她不会认出我是她的同族。我刚从南方来,一身的江南打扮,民族特征早已被二十年的南方岁月淡化,我不知道是什么泄露了我的民族身份,那一刻我的吃惊多于尴尬。我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同族老大娘用诘问的方式,将多年来游离于我的民族身份一下子重新归还给了我。我站在她面前,像是突然站在了一面镜子前,清晰看见了那个被这片土地认可的自己。”
这段看似顺手拈来的细节,恰好披露出古丽久别故土的漂泊心态和重返家乡的意外惊喜,一种失而复得的情愫似乎令她那颗多年来躁动不安的心灵暂时安顿下来。如果说《隐秘的故乡》是帕蒂古丽石乞石乞追寻自己精神渊薮和心灵锚地的上篇,那么《散失的母亲》无疑是这种砣石乞追寻的下篇。耐人寻味的是,“故乡”和“母亲”,这两种意象在本质上是那么高度叠合,而且前者已成“隐秘”,后者已然“散失”,这两种意象无意中生发出来的象征意绪是那样顽强地引发我们的无尽慨叹和沉思。当下的人类不也正好处于这种惶惑的窘境?“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虽然当年被贬谪的韩愈黯然神伤的是自己的多舛仕途,但“家何在”的困惑却是人类面临的共同主题。从这个角度去打量帕蒂古丽这部新作《散失的母亲》,我们会发现,这无疑是一部凸显普世价值和美学特征的上乘佳作。
姑且让我们跟随作者的笔触,走进那虽然苦涩、艰辛、沉重却又不乏乐观、顽强、向上,虽然真实得仿佛伸手可及却又散发着某种魔幻色彩的新疆大梁坡以及与之毗邻的多民族聚居地。
这是一个弥漫着浓浓民族融合气息的栖息地。无可否认这里的贫穷和落后,但也无可否认这里世俗生活的独特和新奇。
且看下面这段文字:
“河南人的面疙瘩被四川人学了去,四川人的麻辣烫被甘肃人搅到了锅里,山东人干脆把甘肃酸菜味、陕西陈醋味、四川麻辣味一锅炖三省,江苏人尝尝味道也不错,照着做好,再在里面撒上一把糖,吃得很香。大梁坡人做饭的时候,闻一闻汉族庄子飘荡的饭菜味,就是一股浓浓的大梁坡‘转子’味”。
这个“转子”就是古丽笔下的“混血”。如果说汉族庄子这种“混血”气息已经很鲜活了,在民族庄子里就更浓郁。古丽这样描写:
“哈斯木家的辣椒炒茄子,哈尼帕家的豇豆炒鸡蛋,乌斯曼家的土豆烧洋葱和回族人家的白菜萝卜炖粉条,饭菜虽是在各家的锅里翻炒搅和,却是你家的菜里有我家的肉,我家的菜里有你家的调料,他的饭里有我家的油盐,这饭菜也是‘混血’的。”
大梁坡的少数民族人家,油、盐、酱、醋、茶、奶、蛋很少有置备齐全的,多数是互相接济、串换。一家宰了羊,全村人家的菜里就都多了荤腥。明明五口之家吃的饭,说不定呼啦啦来了四五位客人,无须现张罗,早有准备,一样够吃。来自江苏太湖之滨的南方人蒋氏夫妇,硬是用南方人酷爱的鱼腥改造了大西北的羊膻,本来到处飘着羊膻味的大梁坡,一下子变成了羊膻和鱼腥味道混合的村庄。乍看去,诸多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的逼真描绘,将一个虽然偏僻、贫瘠但却充满淳朴、友善、和谐的大梁坡惟妙惟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显然是温馨、友善、和谐的温暖场景,是真实生活的一个侧面。
当然也还有另一面。
素有“牧羊神鞭”之称的巴依居玛儿女们的婚事有喜有忧,令人叹惋。
老苏家大儿子伊斯马尔的爱情则有点让人哭笑不得。爱上插队女知青帕丽达的伊斯马尔煞费苦心地用肥美鸡肉吸引意中人,虔诚地期冀美丽的姑娘会成为自己的新娘。只是随着知青的返城,这件事成了一桩笑柄。村里老少都觉着老苏家最终会赔账,奚落满身臭皮子味儿的伊斯马尔想迎娶人家香喷喷的城里姑娘是狗啃星星心存幻想。村里人计算着,老苏家为食诱帕丽达先后宰过上百只鸡,有人干脆称帕丽达是黄鼠狼,一见她去老苏家,就戏谑地说她去给鸡拜年,待鸡吃光了,人也不见了。
这种令人惋惜、同情的故事主角还有“一年一年又一年隆起肚子的”玛利亚,她的丈夫奈比约拉,以及他们接踵而至来到这个纷扰世上的众多女儿。古丽这样描述:“奈比约拉的女儿们像胡麻地里的麻秆子,密密匝匝,细细瘦瘦,一丛丛站在大梁坡上,竟然成了一片风景”。古丽的弟弟考取大学,为了凑够学费,姐弟俩登门去向奈比约拉讨债。“跨进门槛,掀开门帘一看,土炕上横七竖八躺了满满一炕女娃,七个姑娘挤在两条被子下面,最小的两个,跟奈比约拉和玛利亚叠作一团”。面对此景,古丽的感慨呼之欲出:“灰突突的炕上、苇席、毡子、被子似乎被光景拉扯得东破一块,西烂一片,完整不起来。被面上尽是大窟窿小眼睛。脏污得看不出年份的棉花,碎得一块一块的,碎块与碎块之间,只有几根头发丝一样细的棉线连缀着,中间网子露着女孩子们的细皮嫩肉。”这是怎样细腻传神又触动人心的描写,用人木三分形容真的不为过。
这是苦涩、酸辛、令人扼腕叹息的另一面。
当然还有几个名叫古丽的女子的婚姻和爱情,都令人唏嘘不已。
也许是大梁坡生活色彩太丰富,古丽随意捻取的细节和场景,不仅有令人欣慰的温暖和令人潸然泪下的悲凉,甚至还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当然那种幽默绝不是简单的调侃逗趣。譬如被称为“石头人”的司马义,他的吝啬和小精明在整个大梁坡堪称“翘楚”。古丽选取大量细节,栩栩如生刻画出他的性格特征。大梁坡人都晓得,司马义有一块很大的吸铁石,出门时就用草绳拴着,一路走去,将地面上的铁家伙全都拎起来。玉努斯家拖拉机的螺丝,木那瓦尔自行车上的钢蛋,吾拉别克马蹄上的半个铁掌子,还有不知从谁家驴车、马车上掉下来的铁钉子,扔在路边的废铁丝,全都被司马义的大磁铁一扫光。村里人只要一见司马义出来“扫路”,都赶紧把自家的镰刀、铁叉、坎土曼、铁铲、锄头都收起来,就连剪刀、菜刀、锤子、钳子、锥子、铁盆、铁罐,也都不敢随便放在院子里。最令人想笑却又笑不出的,还有司马义居然独出心裁,给自己设置一个物件,代替所谓的“老婆”,解决男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那个软塌塌地垂在松垮垮裤裆里的油光光的木头圈”,竟是司马义“拴在裤裆里的老婆”——他之所以要这样,竟是因为他不愿讨老婆,因为“多个女人多双筷,还要给她买衣服穿!”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荒谬理由,我想人们阅读之后,该会先是捧腹大笑,然后笑声也会渐渐变成呜咽吧。人们不免质疑,难道司马义仅仅是因为吝啬才不讨老婆么?吝啬的起因常常因为贫穷,人们实在是穷怕了!
虽然,大梁坡的人祖祖辈辈都在贫穷的泥淖中挣扎,然而他们却活得有尊严,有人格,重情义。譬如书中篇幅不长的《葬埋》,平实质朴的文字中浓浓充盈着人格的力量和友情的纯真。故事的起因是文革中的大梁坡代销店大铁锁天黑被人撬开,丢了些红糖和棉布。造反派怀疑一位叫尹文福的会计监守自盗,偷了代销店的东西给坐月子的老婆和刚出生的孩子。不堪凌辱的尹文福居然用刀抹了脖子,以此证实自己的清白。这固然有些走极端,但尹文福重视个人名节的性格毫发毕现。也许正是他这种性格,他生前结识了一位肝胆相照的朋友,古丽的父亲伊布拉音。伊布拉音为他挖掘一个硕大的坟坑。因为做一口棺材需要三天,为了防止死者的尸体被饿狼野狗撕扯吞噬,伊布拉音甘愿被蚊蝇叮咬,竟在尹文福横尸的麦地里,看护了死者三天三夜。埋葬死者那一天,伊布拉音在他挖的大坟坑边沿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嘟嘟囔囔:“稀里糊涂就往里面填土,你们看清楚了没有?下葬的是我!你们埋错人了,躺在坑里的明明是我,你们咋把我活埋了!”说完蹲在坟坑前放声大哭。这是何其撩人心旌的描写。我还记得我曾在《隐秘的故乡》研讨会上说,帕蒂古丽的语言是刀子,是裹在棉花里的钢针,倘若读者诸君读了《隐秘的故乡》对我这样的评论尚存疑义,不妨翻阅古丽这本新作《散失的母亲》,我想读后该会对我的这个感觉抱持同感。
恕我连篇累牍引用帕蒂古丽笔下的片段,因为我觉着多少鉴赏文字都没有《散失的母亲》若干文本来得更恰切更精彩。
当然最能表现帕蒂古丽这部新作题旨的,还是她对因为精神失常而一朝走失便一世诀别的母亲的深情描写。因为篇幅所限,我在这里简要转述帕蒂古丽关于母亲走失的若干文字。古丽刚满四岁时,她的母亲就患上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病因竟是一把刀,就是上文说的尹文福刎颈自杀用的那把刀。因为被造反派怀疑偷盗代销店的红糖和棉花,尹文福这个从内地下放到大梁坡,把脸面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知识分子凄然刎颈自尽。下葬那天,也许是出于对死者的哀痛和保留物证的动机,古丽的父亲伊布拉音竟悄悄地将那把断绝生命链条的刀子,用手帕包着,放在大衣口袋带回了家。昼夜担惊受怕的古丽母亲发现了这把刀子,无边的恐惧立刻攫住了这位善良怯弱的回族女子,她疯狂地将刀子投进灶火,又将烤红的刀子举过头顶,丢进距家很近的老河坝,随即自己也跳了下去。虽然因为河水不深,母亲被救了上来,但从此之后,她就变得疯疯癫癫。雪上加霜的是,母亲疯癫之后,挨过所有生活重压的父亲,在儿女们长大成人后,也撒手人寰。这个风雨飘摇之家,由古丽孱弱的肩膀吃力地扛起来。古丽将大梁坡的老房子交托给邻居,用拉石头的拖斗车,将对这个世界失去理性感知的母亲,拉到距离大梁坡千里之外的塔城,那个令古丽日后魂牵梦萦的“红楼”,在那儿一住就是三年。每逢寒暑假,古丽求学的弟弟妹妹相继回“红楼”和母亲团聚。然而那是怎样凄凉的团聚?母亲对这个世界已经无法正常感知,对曾在她母腹中怀胎十月的孩子们已经无法倾注正常的母爱。她的身体和灵魂散失了,她也终会因此与自己的孩子们散失。古丽刻骨铭心地记着,母亲第一次走失只有一天,她自己找了回来,脸被晒黑,嘴唇干裂,脸上似乎还有一丝悔意。第二次走失时间略长,整整三天,就在古丽焦虑万分之际,母亲被一个好心的司机从塔城郊区一个牧场送了回来,甚至还穿戴得整整齐,干干净净,似乎她的神志已经清醒。古丽在痛苦的追忆中,一直心存疑惑,难道母亲的前两次走失竟是有意进行的预演?难道她是暗示可怜的女儿,她终究要彻底与她散失,不想继续拖累女儿?总之那个寒冷的冬天,母亲突然不见了,真的与她的儿女们散失了,这一次不再是一整天,不再是三整天,而是整整二十年!其后的日子里,古丽和她的弟弟妹妹们,几近疯狂地寻找自己的母亲。他们找遍那个不大的城市的每一条路、每一条河、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角落,找遍塔尔巴哈台山脚下的乡村牧场、边防哨卡……在电视、报纸、电线杆上遍发寻人启事,都换不回母亲的一丝信息。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这个世界跟古丽和她的弟弟妹妹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将他们善良可怜的妈妈藏到了不可知处……
我一直在想,古丽之所以继《隐秘的故乡》之后,又情绪饱满推出这部闪耀着她心灵光环的力作《散失的母亲》,其实正是那种对母亲、父亲难以名状的深深眷恋而转化生成的巨大能量推动所致,也是人类追寻对精神家园的普遍认同和灵魂归属感的巨大动力牵引所致。正如她自己的真情告白:“这些年,我用母亲的声音祷告,我用文字把亡人跟我的生命连接,我一直用另一个人的身份生活,什么都不做时,我偶尔回来,身份可疑。我抱住自己的身体时,感觉抱着父亲蜷曲的骨骼,我想事做事的架势很古怪,愤怒的时候是我爹,疑神疑鬼的时候是我妈,对我的孩子不得其解的时候,感觉那是来自父母血缘里面的东西。疲惫时,我时常感觉妈妈在我身体里呻吟,我不敢用她的嗓音说话,怕把自己吓着。我不是我自己的时候,反而更像我自己,像记忆中小时候的我自己,那时候多好啊,那时候,我也是一个有母亲的孩子。”
我叹如泣如诉的心灵告白!古往今来,多少帝王将相、功名富贵,很快便是白骨荒丘,过眼云烟,不朽的只有薪火传承的圣洁情感和绵绵不绝的人文精神。“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我想帕蒂古丽回眸故乡大梁坡的系列作品,将会以其独特的艺术品位将这种圣洁的情感和绵绵不绝的人文精神传承下去。
虽冗长,犹觉言不及义。是为序。
杨延玉
2014年4月
在一场场散失中重生
王水
在编辑《散失的母亲》过程中,帕蒂古丽另一本书《隐秘的故乡》在南京签售,原想陪古丽去玄武湖、夫子庙、1912等地转转,但见面后,哪都没去。时值江南四月,窗外细雨飘飞,室内灯光闪烁,不合昼夜地听古丽讲新疆的故事,讲家族的往事,听她构思着将要出版的下一本新书。
“古丽”,在维吾尔族语言中是花儿的意思,草原或大漠长大的女孩儿,这个名字挺常见,就像藏族女孩儿起名“卓玛”。但我最初称呼她“帕提”,英文是Fatima。她是我认识的第三个Fatima,另两个分别是埃及和沙特姑娘,都有一段难忘的同学情谊。Fatima这个名字,来源于先知穆罕默德最心爱的女儿“法蒂玛”,据说她是德行最完美的穆斯林女性。
我们的这个帕蒂古丽,从新疆到江南,一路走来,人生的种种际遇,使她自己就成为一本本总也读不完的书。这样的经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对生命的历练和解读,也是生长作家的最好的机缘。因为,作家只有经历了广阔的、超经验的、无界限的空间,才能更好地实现精神活动和精神世界对世俗生活的超越。这位孤独的行者,一直悄悄但有力地坚持自己。这在她的作品中也有体现,《生命是一场散失》《影子在时间里行走》《被语言争夺的舌头》等等,皆是既触动心弦又思想深刻的文章。建立在身份认同之上的亲情、爱情,与之相关的困惑、纠结、和解,则是贯穿她作品的主题。她用凝练的语言、丰富的知识和人生体验,把自己独特的经历和体验高度集中,摒除所有外在的干扰,她的作品因而获得独特的印记。
现代人面对的生活变迁,是超越地域、民族、性别等身份标签的。帕蒂古丽从一个位于大西北的维吾尔家庭,绕行广州、郑州,最终抵达浙江省余姚市安身。这里是河姆渡文明的发祥地,而这里,仍不是最后一程,现在她意气风发的儿子在天津读大学,女儿从江南大学毕业定居宁波,家族的旅程仍在延续。
在古丽的多篇文字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疆老沙湾的大梁坡村开始的旅程,伴随着怎样的身份纠缠和困惑,纠集着怎样的割合和包容。其实,类似的旅程,在我们许多人身上也在重复出现。都市化进程持续加速,几千年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乡村社会,在短短几十年内濒临瓦解,各种充满遗失感的思乡、回忆或者分析社会变迁的文章,都反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背景。
帕蒂古丽不是特殊的,她是我们当中的一员。身份焦虑是持续不断的困惑,这不是古丽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许多人共同的问题,它甚至和人类寻求更美好的生活、寻找自身终极意义的历史,同样漫长。
离开故乡,我们往哪里去?我们在这里尝试,又到那里尝试,种种尝试,种种机缘,种种错失,在生活压力的惯性牵引或驱动下,一个人,在不知不觉中芳华逝去,在不知不觉中散失一个又一个旅伴,散失我们的一个又一个亲人。走回故乡,走在味道已经开始陌生的街上,我们找不到那些熟悉的老人,他们多已在祖坟里安息;我们甚至也不容易找到少年的玩伴,他们多已在异乡漂泊。但是,也许在街头遇到的哪个小孩,我们也许能从他们的面容、眼神中,叫出他们父母的名字。你看,生命是一场场散失,这样的散失又何尝不是为了一场场新的相聚?
当对身份困惑的时候,说明我们还在旅程中。而旅程,正是生命直接的证据。我们来了,我们活着,我们终会离去。人生就是这样,有些人注定要散失,有些路程注定无法回返,但我们的情怀和对生命中美好事物的眷恋,继续在途中以文字的方式散播种子,它因为一场场的散失,反而得以重生。
帕蒂古丽揭开了一座新疆多民族共居村庄的尘封记忆。她的文字饱含对新疆这块土地的复杂感情。优秀的文字都在拨开尘土,让沉睡的事物重见天日。
—— 作家、《一个人的村庄》作者 刘亮程
帕蒂古丽的文字杂糅,撕裂,柔美,有狂欢与悲伤,信仰与苦难,神迹与幽默,这不是汉人眼里的猎奇与风景,她用西方文学手法写出了巨大的蓝色苍穹下十二木卡姆腾跃黄尘的新疆。
—— 作家家鲍尔吉·原野
一击即中,直抵内心,卒读不忍,罢读不能,继《隐秘的故乡》后,帕蒂古丽再度以笔为刀,细致、老道地剖解生活的内核。
——作家、评论家 杨廷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