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广州人胡若望随傅圣泽神父来到法国，却被当成疯子囚禁在精神病院达两年半之久。是胡若望天生性格执拗乖张使然，还是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了误解？“为何将我囚禁？”这既是胡若望的追问（The Question of Hu），也是历史的追问——究竟是谁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Who）？

在史景迁所著的《胡若望的疑问》中，你将领略到一代史学大师的风采，自由流畅的结构、栩栩如生的叙述，使整个故事像极了一个目击者的深度现场报道， 而这一切又都建立在细密的史料爬疏基础上。《胡若望的疑问》是将史料挖掘与生动叙事完美结合的史学佳构！

史景迁所著的《胡若望的疑问》以日志形式记述了18世纪一名叫胡若望的中国天主教徒在法国奇迹般的生活经历，并辅这一早期中外文化宗教交流的史事。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使这个中国人的法兰西之旅充满艰辛手曲折，灵魂也备受煎熬，以致最后竟沦落到精神病院。《胡若望的疑问》再现了胡若望200多年前的奇遇，并试图对他的疑惑予以历史和文化的解释。

总序 妙笔生花史景迁

序言

第一章 疑问

第二章 启程

第三章 海上之旅

第四章 上岸

第五章 乡间

第六章 巴黎

第七章 奥尔良

第八章 前往沙朗通的路上

第九章 囚禁

第十章 获释

第十一章 返乡

参考文献

1721年9月30日星期二

广州

胡若望被指派为看门人，这是潘如神父(Domenico Perroni)委派他的工作。潘如神父是教廷传信部(Sacred Congregation for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的主持人，这个组织代表教廷协调广州地区各天主教传教士的工作——至少试图这么做。胡若望的职责就是查验所有进出传信部园区的人员，这个园区内不仅有潘如神父与员工的宿合以及各部门办公室，还有一间规模不小的教堂。有时候，决定哪些人员可否通行是相当棘手的问题。广州人火气很大，而西方人在当地并不怎么受欢迎。

挑选胡若望来担任这项工作，无疑是个明智的选择。他是个四十岁的鳏夫，太太已去世多年，为他留下一个儿子，现在已近乎成年。胡若望并没有再婚，而是和母亲还有一名兄弟住在一起。他出生于广州西南方，接近佛山这座繁盛的商业城市，在珠江三角洲蜿蜒纵横的溪流和水道之间。不过，他的家族原本来自更北一点儿的江西省，而且胡若望也总是自称为江西人。他颇有学问，信仰也非常虔诚。所谓“有学问”的意思，不是说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了功名，也不是说他懂得欧洲语言，而是说他识得中文字、能够写一手工整的笔迹，对于古典的文章形式和成语也有所掌握。他有能力誊写他的职务所需的各项记录。这种程度的识字能力非常重要，因为潘如神父身为中国南部的教廷传信部庶务长，自然必须和当地传教士与罗马方面进行许多机密通讯，而他的一名仆人却在8月把一封重要信件送到了错误的对象手上。那封信件原本是写给一名耶稣会教士，但那个仆人却把信件送给了一位方济会修士，原因是这两位人士的中文姓氏虽然不是同一个字，发音却一模一样。。这项错误不仅令人难堪，其结果甚至可能造成损害，因为方济会可以利用信中的信息来谋取他们的利益。  此外，胡若望对基督教信仰的虔诚不仅众所周知，而且信仰已久。他早在1700年就皈依基督教，那时他才十九岁，耶稣会神父庞嘉宾(Gaspar Castner)与利国安(John Laureati)正在佛山及邻近地区努力讲道以及建设教堂，而为当地的基督教信仰奠定了活跃的基础。胡若望受洗之后取名若望(译注：即利国安原名John的音译)，借此向利国安神父致敬。后来，他的儿子出生之后，他也让儿子受洗，并且取名盖斯帕(译注：即庞嘉宾原名Gaspar的音译)，以纪念庞嘉宾。

由于胡若望熟知基督教教义，信仰又虔诚，因此被选为传信部那座教堂的传道师。传道师的筛选非常严谨，广州的中国传道师又素以勤勉真诚著称。由于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说话总是多所保留，面对自己的同胞则能够比较坦承说出自己的私密之事，因此欧洲教士都利用中国传道师去接触有可能皈依基督教的对象，了解他们内心的疑虑、化解他们的家庭问题，以促使他们投人基督教的信仰。这些传道师也会在清晨时分巡逻街道，找寻被贫困父母遗弃的婴儿。这样的婴儿通常都因为疾病或营养不良而奄奄一息，但传道师还是会把他们带回自己的教堂，立即让他们接受洗礼。这么一来，就算他们存活不了，至少也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死去。如果婴儿幸运活了下来，教会又能够找到信奉基督教的中国家庭寄养，那么他们就可以被养育成为基督徒。传道师和医院的护理人员对于弃婴也有台面下的默契：只要有婴儿性命危急，护理人员就会通知传道师，以便他们能够赶到医院，自己直接帮临死的婴儿施洗(欧洲的神父不敢进医院，因为医院里随时都有奶妈值班，消息一旦流出难免掀起轩然大波)。广州的天主教徒在1719年施洗了136名婴儿，1721年施洗了241名，但天知道还有多少弃婴在无人闻问的情况下死去。

广州是一座大城市——如果住处位于市郊，乘轿到市中心需要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住在那里的欧洲人猜测该市人口数大约为一百万；见识过广州与巴黎的人，则认为广州不比巴黎小，但广州的建筑都是平房，所以很难判断。广州其实是由四座互相紧邻的城市构成。在珠江北岸，距离河畔不远，有一块高墙围绕的地区，称为“中国城”，是总督衙门所在地，也是皇帝指派的粤海关监督的驻在地点，欧洲人称呼此一监督官为“户部”。这里的街道狭窄又拥挤，小商店林立。中国城以北另有一块同样以高墙围绕的区域，自从满人在1640年代征服中国以来就称为“满洲城”……

P16-18

胡若望最令人惊奇的一点，也许就在于我们竟然会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中国的传记传统大量记载了学者与政治人物、思想家与诗人、道德高尚的人物以及言行异于常人的隐士。商人如果富有而乐善好施，武人如果英勇捍卫国土或平定内乱，也有可能见诸史册。然而，胡若望却不属于前述任何一种人物。他性格惹人烦厌，其貌不扬，出身寒微、生活贫困，又没有地位显赫的亲戚可供攀附，而且只受过粗浅的教育。因此种种，他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帮人抄写文件；他与人冲突时虽然勇敢，却缺乏谋略；他虽然信奉天主教，在教会里却没有升上多高的职位；他虽然在1722年曾到过欧洲一次，并且待了三年以上，但大部分时间却都被囚禁在疯人院里，针对这段经历他也只写了两封简短的信件，其中一封还遗失于寄送途中。

然而，关于胡若望这个人的详细记载却保存在世界三大档案库里：罗马的梵蒂冈图书馆(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伦敦的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以及巴黎的法国外方传教会档案馆(Archives Affaires Etrangeres)。这些资料之所以留存下来，主要是因为当初在1722年把胡若望从广州带到欧洲的耶稣会神父傅圣泽(Jean-Frangois Foucquet)心中的愧疚使然。胡若望在1726年从法国返回中国之后，巴黎与罗马便有流言指称傅圣泽对待胡若望颇为苛刻。刚升上主教的傅圣泽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于是针对自己与胡若望的关系撰写了一份详尽的记述，交给他的友人与教会高阶人士传阅。他称自己的记载为“真实叙述”(Recit Fidkle)。其中一份抄本由圣西蒙公爵(Duc de Saint—Simon)取得，他是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著名史官，也是傅圣泽的朋友。后来，这份记述连同圣西蒙的其他文件收入了法国国家档案馆。另有一份抄本在十八世纪后期流入公开市场，而在十九世纪被捐赠给大英图书馆。第三份抄本则是归入了教宗档案，连同傅圣泽其他未发表的著作、日记与书信本，送交时间可能是1741年傅圣泽去世之后。

这三份“真实叙述”的抄本各自都有页面边缘的笔记和作者的评注，可见傅圣泽只要有空，仍然持续润饰及阐明他自己的记述。比起罗马和伦敦的抄本，法国的抄本没有那么多的附注，显示这份抄本可能是最早的版本，也许是傅圣泽亲手递交给圣西蒙的，因为圣西蒙的影响力可能有助于证明他的清白。大英图书馆的抄本附有一两封其他抄本里所没有的信件，抄本页边还有许多注记，但也有缺漏之处，并且在内文里提及若干“事后补上”的文件，但却未见这些文件附录其后，可见这个版本出现的时间应是介于另两份抄本之间。罗马的抄本不仅有几个简短的注解是在巴黎与伦敦的抄本里所没有的，显示这是三份抄本中时序最晚的一份，而且还附有一叠非常珍贵的信件，标示着从“A”到“N”的字母。这些都是“真实叙述”里提及的信件。此外，罗马的抄本还附有1724到1725年间傅圣泽和另一名耶稣会神父戈维里(Pierre de Goville)谈及胡若望的所有信件。

在梵蒂冈的收藏中，与十七至十八世纪的各类中国文件在一起的，还有一份目前所知仅存的胡若望亲笔信件，是他以中文写给傅圣泽的，日期可由间接证据推算为1725年10月。在广州地区的高阶官员呈交给皇帝的机密奏折当中(这些奏折皆收藏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近来以影本印行)，虽然没有提及胡若望的姓名，却详细记载了他前往欧洲所搭乘的法国舰队在中国的到港与离港状况。此外，奏折中也记录了有关樊守义(Louis Fan)的不少信息。樊守义是一名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比胡若望早十年前往欧洲，并且在胡若望动身前一年回到中国。关于胡若望在欧洲的这段历史，还有些资料可见于巴黎警政官员与沙朗通(Charenton)精神病院先后几位院长的早期档案。这些档案皆保存于巴黎苏比斯府邸(Palais Soubise)的法国国家档案馆(French。National Archives)。1764年发行的新闻报《犹太通讯》(Lettres Juives)曾经节录胡若望的故事，但内容颇多断章取义之处；后来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里，也根据这则内容不完整的报道而增写成一篇短文。

不过，我们对胡若望的了解，终究还是得仰赖傅圣泽的记载。不同于现代的某些记史者，傅圣泽没有试图借由抹除过往以证明自己的无辜，反倒精心整理与保存了所有的短笺与信件，即便资料内容对他呈现的形象不尽正面，他也不以为意。他抄写和记录了许多资料，坚信完整的资料会证明他的正直。我并不认为傅圣泽对待胡若望的方式是正确的，但我却是因为他所保存的记录，才得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因此，即便我认为我成功批判了他，但就某方面而言，他仍然是胜利的一方。

史景迁

布洛克岛

1987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