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限人生》是一部以作者朱彦夫为生活原型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石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身负重伤，失去了四肢和左眼。但他没有消沉，而是勇敢地迎接命运的挑战，回到村里锻炼生活自理能力。牺牲多年的“烈士”突然回村，且面目丑陋，村民大骇，演出了一场“打鬼”闹剧。从小和石痴订了亲的方巧兰，新婚之夜发现了石痴隐秘处的伤情，吓得赤身裸体跑出洞房一去不返。疗养院护士李艾荣冲破世俗的束缚，勇敢地与石痴结合，甘愿终世照顾他。后来，石痴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他克服残躯带来的种种不便，顶着各种流言蜚语的中伤，带领群众改变了家乡贫困面貌，并几经磨难，写出了几十万字的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

“今天我把《极限人生》这篇拙作幻化成烈士的遗愿。幻化成一首悲歌，一幅挽联奉献于烈士，将是我毕生最大的宽慰。读者能从中感悟到先烈的不屈，残废军人的自强，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从而汲取做人的力量，那么我也就不会因空耗时光而羞愧了！”

人生本就不该有什么极限。因为所有的极限全部跨越之后，就会有—片更加崭新的天地，生命的能量就定格在最壮美的极限深处了。

朱彦夫的这本《极限人生》本身给我们的生活，普通人的生活，健全人的生活提出一种强烈的挑战和叩问。我们把生活的这种本身的意义挖掘了多少、表达了多少？把我们生命的潜能发掘了多少？

第一章 活着的烈士

第二章 高地鏖战

第三章 浴火重生

第四章 雪夜“闹鬼”

第五章 无奈活着

第六章 独困斗室

第七章 没有硝烟的战斗

第八章 如此“洞房花烛夜”

第九章 又拿起笔杆

第十章 整顿大食堂

第十一章 从专护到专爱

第十二章 临危受命

第十三章 过年娶媳妇

第十四章 离奇失踪

第十五章 添子灭谣

第十六章 廿五载风雨路

第十七章 接班人问题

第十八章 永远的勇士

后记

第一章 活着的烈士

在云蒙山下的峭壁问，镶嵌着一片大小各异的天然石窟，石窟内光滑如镜的石壁表面，有数量颇多、形态奇妙的猿人化石图案，其状或四肢触地，或前肢撑空半立，或前肢断缺……趴、卧、蹲，四肢大致相似，唯有直立状后肢长，前肢短或干脆全无。

这些栩栩如生的古化石图像，雄辩地证实了50万年前的人类始祖——原始人类驱斗异族、争取生存的生动场面。他们在生存遇到挑战，生命被逼到灭顶之灾的边缘后，幸而脱胎换骨：痛失前肢而站立起来，经过漫漫长夜的苦苦煎熬，慈悲的上帝终于赐予猿人一双灵巧的手。

在天地旋转、万物衍变，人类经历了千朝万载进入公元1953年后，在这同一峭壁洞窟旁的石阶上，依然栖息着两个“猿人”——更确切地讲应叫“圆人”。他们同样是在与异族、猛兽的搏斗中被咬残、击伤的，同样处于“肢离破碎”、觅生求异的重大转折关头。

遗憾的是，前后两者的归宿截然相反：前者被逼，出现了伟大的飞跃；后者被逼，却使之严重倒退——他们有语言而无力行动，想站立却失去了后肢，有食物竟难以进食。

这两个“圆人”是趁黑夜“出逃撒野”的。此刻，两人正如痴如呆地盯视着石壁上的化石图案，渴望从中窥取一点“逼立为人”的收获。

这两个“圆人”，是20世纪50年代的猿人后裔，一个叫方仁，一个叫石痴，都是四肢全无，集枪、烧、冻伤于一身。昨天，他俩从休养所各自领来了一双假腿，竟激动得彻夜未眠。他俩请有手的“荣军”帮着装上假腿，到了凌晨两点，偷偷跑了出来，但出门不久便多次摔倒，只得嘴咬臂撕，将腿卸下，爬到洞窟消遣，两人一爬进这“自由王国”，就纵情开怀畅饮那清新的沃野芳香，放荡不羁地释放着久卧病榻的抑郁。不料想返回时从悬石上滑落下来，将肢碴撞伤，等到天亮仍难爬回休养所。

石痴咬着牙说：“我7岁那年做了个噩梦，梦见被猛兽吃掉了胳膊，不料今天变成了真的，好在社会发达了，能用上这铁木组合的假腿，只可惜对没手的人似乎作用不大。”

“我想得更高级。”方仁意味悠长地说，“真想像古猿人那样在争求生存中逼出一种飞跃——长出手和脚，再有战争还能干他一家伙。军人不能上战场，让人伺候着真难受啊！”

“笑话。”石痴摇摇头，“咱俩现在走路靠人背，吃饭靠人喂，你凭啥扣扳机、捉俘虏啊？”

“我是说能不能再成为有用的人，第一次人生——从出生到能劳动，从参军到重伤——已经作茧完结了；第二次人生——咱们从茧中爬出，再干点力所能及的事，直到春茧至死……”

“你想得蛮有诗意哩！”石痴道，“是啊，正像咱们第一次人生用肉体改变了旧世界那样，今后，咱要以至死不回的毅力，豁出剩余的潜能，再攀上它一级人生台阶。”

两人正忍痛抒怀，憧憬未来人生的时候，只见两个愣乎乎的小伙子连蹦带跳地蹿到他俩跟前，喊了一声“快走”，就各抱一个，像扛麻袋包一样，稳稳地颠到背上，旋风般地背走了。

在云蒙山下偏西的平坦地段，有一片掩映于苍松翠柏中的整齐瓦房，这里便是闻名遐迩的鲁中荣军休养院。许多在历次革命战争中负伤致残的特、一等荣军战士，集中在这里疗养、生活。中间一排瓦房是重残所，居住着双目失明、下肢瘫痪和没有四肢的重残伤员。每房三床三人，由一个女护士偶尔也有男护士轮流护理。

不多时，两个小伙子各背着一个重残人，呼呼地喘着粗气直奔他们的卧室——3号房间。两人把方仁、石痴放到各自的床上，其中一个面对倚在门框上的护士小郭说：“人，帮你扛回来啦，快查查看看，胳膊、腿的够数吧！”说完扮了个鬼脸，一溜烟蹿了。

他俩早就料到，这次“出逃”摔伤被发现会招致严厉斥责，两人已做好了“挨熊”的准备。然而幸运的是院领导没直接出面，只见小郭挺胸怒容，大有黑云压城之势，厉声说：“喂，你俩到底跑到哪儿去了？硬逼我求人找了一天一夜，还有没有院规？像不像个军人？快坦白交代！”  P3－4

自朝鲜战场负伤失去四肢和左眼后，我的经历同书中描写的那样：休养院疗养——回乡锻炼生活自理——干了25年村党支部书记。无论在哪儿，也不管干什么，我心中始终装着一件事，那就是将自己所经历的一些难忘事件记录下来，以告后代，以飨读者。

死去战友的临终嘱托催促着我去写；

残疾人自强不息的信念鼓舞着我去写；

共产党人的使命召唤着我去写！

尽管我一天学没上过；尽管我四肢全无，写作要付出比常人不知要高多少倍的代价！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逆境，只能捉弄、束缚弱者；磨难，在造就痛苦的同时也进发出生命的辉煌。

在经过几年的锻炼、磨砺，夺回了部分自理功能后，我开始圆自己的梦。我知道自己的能力，绝不想一口吃个胖子，开始只是拙笨地学读，摹仿地学写：写书信、写规划、写报告、写新闻稿……

也许是战争血与火的经历使我刻骨铭心，也许是朝鲜战场的惨烈使我没齿不忘，每每落笔，我脑海里总要浮现出那些长眠于异国他乡的战友的脸庞。先后学写的《庄户大王》《救险记》《悼青山》和《异人梦》，全都是烈士或与烈士有关的故事。生活，尤其是战争生活，是我创作的源泉；战友，是我作品中堂堂正正的主人公形象！

怎能没有这种感受呢？我是战争的幸存者，我的生命——尽管是由残缺不全的躯体组成的生命——是战友们给的，他们把生让给了我，把死留给了自己，没有他们的先去、先死，就没有我的今天。经常有人把战争中的重残、特残称之为“活着的烈士”或“半个烈士”。由此说来，我不是烈士，但接近烈士。今天，我把《极限人生》这篇拙作幻化成烈士的遗愿，幻化成一曲悲歌、一副挽联奉献于烈士，将是我毕生最大的宽慰。读者能从中感悟到先烈的不屈、残废军人的自强、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从而汲取做人的力量，那么我也就不会因空耗时光而羞愧了。

我写得很苦，也很累。最初只能用嘴写，每写一字，口涎就会顺笔杆而下浸湿稿纸，而且每天只能写十几个或几十个字，还得反复重描多次才能使人认得清。后来，嘴、臂并用，每天能写上百个字。再后来，嘴、臂分离，采用绑笔、抱笔、腿臂配合等方法，逐步达到了每天能写五六百字。写作时间稍微长一点，残臂创面神经就会疼痛，且会伴随脑胀和目眩。起初，儿女们劝我口述，他们记录，可我总觉得那样少了一些思索的空间，表达不出内心的真情实感。更重要的是，我把写作作为磨砺意志、自强奋进的重要途径。因此，我还是坚持自己写，自愿找罪受，找苦吃。

这种罪、这份苦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很多时候是生理之外的。别的不说，光是那一天学没上过的知识贫乏，就时常把我逼得心烦意乱，焦头烂额。多少回，为了一个情节的描述，我会不吃不喝地憋上几天；多少次，为了一个词甚至一个字，我会搬来字典、词典，一查就是几十分钟、几小时！

苦熬苦写了七年，反复修改了七遍i凝聚着我心血的《极限人生》终于脱稿了，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我知道，这部作品无论从构思、语言，还是描述和遣词造句上，都不能同作家的作品相比。但我觉得，在一桌盛宴上，出现一道味道迥然的“清拌苦苦菜”，不是更能显出山珍海味的诱人浓香吗？

看过这部作品原稿的人时常问我：“作品中的人物、情节、故事有多少是真实的？”我要说，本书的内容基本上是真实的，大都是我在实际生活中的亲身经历。石痴的生活原型就是我自己。文中石痴与方仁的卧床、自理、自学和自强的经历，几乎就是我和我的残疾战友伤残生活的写照！唯一不同的是，作品按其逻辑发展需要，将一些事件浓缩和集中了，在一些情节上进行了渲染。换句话说，只有语言与细节上的不同，没有实际生活中的虚构。至于婚姻方面的某些描写，渲染较多，略有夸张，也是山规乡俗使然，从另一角度反映了残疾人追求爱情和幸福的心态。所以，写作过程中，我时常忘了是在创作，总觉得是在写日记，写总结，思绪时常飞回那硝烟弥漫、骨山血河的二五。高地，飞回顽强锻炼生活自理能力的家乡小屋，飞回拖着残躯和乡亲们一道垒堰填沟的农田基本建设工地……

在书稿即将付梓之际，我最想说的，还是心中那不尽的感激之情。

我感谢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同志。1987年，担任济南军区政委的他来沂蒙山区参加孟良崮战役胜利40周年庆典时，特地来看望我。听说我在搞创作时，他热情勉励我：“在艰苦条件下，要磨炼出人生的光芒，既要写，就要力争写出来，既可充实晚年生活，又可教育后代。”听说书稿完成，他很高兴，在北京亲笔为这部书题写了书名。

我感谢济南军区原政治部袁守芳主任、创作室李存葆主任、青年文艺评论家蔡桂林和我县的领导同志。袁主任对该书出版给予了肯定和支持，蔡桂林同志通读全书后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特别是著名作家李存葆同志亲自写了4000多字的指导长信，指出“该书创作的精神和主题内容是好的，对广大青少年是宝贵的传统教育教材。作者本身就是集艰险、患难于一身的大写的人物。但错字、病句尚需梳理、校正，最好请有关领导找人梳理一遍，基本内容不可损伤，要保持原汁原汤。”按照李存葆同志信中所讲，县委书记陈传玉、宣传部长张学信特地委托县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李民同志对书稿进行了较细致地校正、梳理，特别是对书中人物对话作了一些修改，花费了心血。

我还感谢我身边的那些对该书的创作给予理解、帮助、支持的领导和同志们，他们是：王兆民、杜祥荣、陈留泉、田锡富、于会君、黄诗泉、信惠忠、刘新平、冯学训、滕茂菊、曹日荣、周仕莲、徐福录、窦云铨、王锡仁等。尤其是县广播局原局长王兆民同志，从我写作伊始，他就将我的创作视为己任，主动地、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创作经验、心得体会孜孜不倦地口授面传于我，将我引上正规的创作之路，使我能够坚持下去，终得其果。

由于受驾驭生活能力与文化水平的局限，拙作尽管几易其稿和几经编撰，仍难尽人意。切盼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如果能再版，如果能多活几年，定予修改润色，以谢读者。

朱彦夫

1996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