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世界的胸怀，需要了解世界的过去、现在。《现代国际生活的规则--国际法的诞生》由黎英亮所著，改变知识界长期以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为主的写史方法，并根据需要打破国家、民族、地理等界限，致力于从人的角度。关注大众的真实生活，以人群为落脚点，描绘他们的生活、价值观的变化以及在社会中权力与义务的变迁史。

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认识世界，同时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不曾间断的文明，很久以来即以天下之“中”自居；然而，此时发现我们的武器库中两样家什至为罕见，甚至不曾拥有，那就是“科学”与“民主”。这是天大的发现，是经过剧烈的文化碰撞和苦难洗礼后迸发出的社会思潮，大概也是五四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依当下的看法，对西方的这种认识未必准确，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评判亦不无偏颇之处，但无论如何，比之前辈的认识水准无疑大大迈进了一步。这是真正历史性的进步，面对“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产生了数千年来未有之眼光。或者说，面对一个不同的文化参照体系，直面自身，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形象。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解外来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比较中产生鉴别，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从而试图改善自己。

本书内容包括民族国家与国家体系的诞生，中世纪后期国际法的萌芽，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及维也纳体系，两个集体安全组织规范国家行为。

《现代国际生活的规则--国际法的诞生》由黎英亮所著，《现代国际生活的规则--国际法的诞生》供读者阅读。

总序

绪论：国际法的历史渊源

第一章 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体系的诞生

 民族国家的诞生

 等级君主制的封建国家

 民族国家体系的诞生

第二章 中世纪中后期国际法的萌芽

 关于战争与和平

 关于使节与领事

 关于陆地与海洋

第三章 三十年战争与威斯特发里亚体系

 自宗教改革以来的时代特征

 宗教改革与《奥格斯堡宗教和约》

 三十年战争

 三十年战争与外交革命

 《威斯特发里亚和约》及其国际影响

 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

第四章 法国大革命与维也纳体系

 法国大革命与人民主权

 拿破仑战争与海陆封锁

 维也纳会议与势力均衡和欧洲协调

第五章 19世纪国际法的发展

 1848年欧洲革命与神圣同盟的裂痕

 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与1856年巴黎会议

 1859年意大利战争与1864年日内瓦公约

 1870年普法战争与1878年柏林会议

 1899年和1907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

第六章 20世纪国际法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个集体安全组织

 《洛迦诺公约》与集体安全机制

 并无法律效力的《非战公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二个集体安全组织

终章国际法：现代国际生活的规则

国家主权概念

国际法原理

势力均衡政策

维护国际生活的规则

附 录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正如前文所述，我们认为：近代“国际法”的顺利诞生，首先要具备两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即“民族国家”的诞生，以及“民族国家体系”的诞生，“民族国家”为国际法提供法律主体，“民族国家体系”为国际法提供法律场域。无论是作为个体的“民族国家”也好，作为整体的“民族国家体系”也罢，在这两个前提条件中，“民族国家”(尤其是组成这个复合词的nation，其本意是指民族，但自近代以来经常被用来指代国家)都是我们绕不过去的基本概念。那么，什么是“民族国家”呢？最为简单的解释是：就是以“民族”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国家”。

具体而言，这里所指的民族，特指近代民族，即在客观条件上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在主观条件上具有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近代民族。值得注意的是，在构成近代民族的主客观两方面因素中，主观因素比客观因素远远重要得多，即组成民族的成员必须具有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否则，民族便不复存在，而民族国家也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为何主观因素如此重要？因为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代表了民众的政治意愿，而由民众的政治意愿汇集而成的公共意志正是近代民族国家赖以立国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民族国家”的“人民主权”！人们假定有这样一种理想的模式，即每一个已经觉醒的、具有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民族，都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能够代表民族的意志，能够实现民族的利益；这个国家赖以存在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民族意志和民族利益的基础之上，这个主权国家的主权完全来源于国民、寄托于国民，这样的国家就是“民族国家”。

在西方广泛流传着“罗马并非一日所能建成”的谚语，而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也并非一蹴而就。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欧洲历史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在这一时期，罗马帝国曾经甚为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度和行政区划制度未能保留下来，政治制度与行政制度倒退到与日耳曼蛮族部落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低水平，国家体制开始了重新生长发育的过程。在此期间，西欧国家体制经历了封建国家、王朝国家、民族国家等三个层层递进的发展阶段。

在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在西欧先后出现过东哥特王国、西哥特王国、汪达尔王国、伦巴底王国、苏维汇王国等日耳曼蛮族部落建立的封建王国。此后，在公元8世纪末9世纪初，在查理大帝(742～814年在世，768～814年在位)的文治武功之下，西欧曾经实现过短暂的统一，但随即于公元843年，由于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罗退尔、秃头查理、日耳曼路易)签订《凡尔登条约》三分帝国而重归分裂。此后，西欧陆续出现英格兰王国、苏格兰王国、法兰西王国、神圣罗马帝国等封建王国或封建帝国。

这种封建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层层分封。名义上，整个王国或者整个帝国的土地都归国王或者皇帝所有。事实上，国王或者皇帝把王国或者帝国的土地分封给大贵族(公爵、侯爵、伯爵)，以换取他们为国王或者皇帝提供的军事义务(领兵勤王)，大贵族再把土地分封给中小贵族(子爵、男爵、骑士)，以换取他们为大贵族提供军事义务(从军作战)。尽管国王与贵族之间存在着主从关系，但这种有形的权利(受分封)与无形的义务(服兵役)的交换，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双方对等的契约交换关系，因此土地一旦分封出去，就很难再单方面收回。实际上，即使某些桀骜不驯的大贵族拒绝为国王或者皇帝提供军事义务，国王或者皇帝也未必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收回已经分封出去的领地，这些逐渐由终身享用变成世袭继承的封建领地，形成了封建国家内部的国中之国，具有各自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与罗马帝国时期相比较，在中世纪的、实行等级君主制的封建国家里，经过这种带有封建契约性质的层层分封，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大大削弱了，国家权力的重心从国王发号施令的宫廷下移到贵族拥兵割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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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世界史知识的普及，因为她正在走向世界。

中国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与世界频繁交往，交往的广度与深度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根据我国外交部的统计资料，截至2009年7月，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总数达到171个，遍及全球。中国与世界的人员往来也更加频繁。根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2008年我国出入境旅游总人次接近1亿(其中，入境5305万，出境4584．44万)。据教育部的统计，从1978年以来，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139．15万，2008年创了历史新高，达到17．98万；其实，早在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统计数字就已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出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全世界几乎每7个外国留学生就有1个中国学生。中国也受到了海外留学生的青睐，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累计接收来华留学生146万人次，2008年首次突破20万，共有来自189个国家和地区的22．3万来华留学生。经济交往更为繁盛。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的统计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自2001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的开放，2004年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迅速提高，2003年就突破了50％，2006年达到67％，2008~F尽管开始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超过60％。伴随着中国融人世界的步履，世界也在迅速走进中国。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融与冲突也日益加深。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不但加速了中国从货物输出国向资本输出国的转变，而且还使中国日益卷入国际贸易纠纷之中。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更多地了解我们所打交道的对象，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与文化特征。

了解外界，学习世界历史是眼前现实的需要，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则是培养21世纪国民基本素质的需要，很明显，现代国民一定要有世界眼光。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不仅是在战场上、在商场上、外交谈判桌上，乃至日常友好交往中，概莫能外。优雅、良好的国民和政府形象，既需要经济实力，又需要优良的文化素养，其中中外历史文化知识当然不可或缺。此外，学习外界文明与文化，也是改善我们自己文明与文化的需要。应当承认，上述对外交往和对外商贸的成绩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古人亦云，“择善而从”“从善如流”，似指个人修养的一个重要原则，何尝不能用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历史证明，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是铁板一块，完全的、纯粹的原生型。交往促进发展，共融产生文明。但凡文明，特别是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文明，都是在碰撞和交往中产生，又在不断交往中发展与共生。现代国民和国家尤其应当有一种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开放不会失去自己，只能使我们更加丰富，更加健康。

人类社会不同地区的交往很早就开始了，但真正把世界逐渐连为一体的还是新航路开辟以后。此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交往大多是局部的、暂时的，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各地人们不可避免地发生联系，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国最初与现代世界的交往就是被动的，甚至是屈辱的，那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鸦片战争。从此自以为天朝大国的政权再也不能无视外面世界的存在。林则徐自觉“睁眼看世界”，表达了那一代中国仁人志士最明智的判断和认知。此乃痛定思痛后的反思：泱泱大国败于远渡重洋而来的蕞尔小国，气难咽，恨难消；可为什么会输掉？又如堕烟雾，一筹莫展，开战前林则徐甚至认为英国士兵“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参见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七月奏折《请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遑论对手的军事火力、武器性能、游戏规则乃至心理与文化！林则徐之痛，是国人之痛，民族之痛！痛苦促发顿悟，从而记录了中国人的一次惊醒，弥足珍贵，事实上它也的确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认识世界，同时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不曾间断的文明，很久以来即以天下之“中”自居；然而，此时发现我们的武器库中两样家什至为罕见，甚至不曾拥有，那就是“科学”与“民主”。这是天大的发现，是经过剧烈的文化碰撞和苦难洗礼后进发出的社会思潮，大概也是五四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依当下的看法，对西方的这种认识未必准确，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评判亦不无偏颇之处，但无论如何，比之前辈的认识水准无疑大大迈进了一步。这是真正历史性的进步，面对“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产生了数千年来未有之眼光。或者说，面对一个不同的文化参照体系，直面自身，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形象。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解外来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比较中产生鉴别，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从而试图改善自己。

对外界文化的研究，我国学术界曾问世过一些相当不错的著述，如前不久人民出版社以《西洋史系列丛书》方式再版了9种专著，可见一斑。不过，系统的世界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和世界史教育的普及，总体讲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打破旧的思想樊篱，走出一片新天地：大量的国外研究成果被译介，许多研究领域被开拓，陈旧的知识体系和概念被更新。世界史学科正在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重要的思想和学术资源。而且，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成果也正在逐渐缩短与国际水准的距离。每年，应该说每天，都有从研究对象国归来的学人，一些原始资料开始能从网络上直接获取，一些领域甚至可以做到与国外学者直接对话。毫不溢美地说，世界史学科的进步是出类拔萃的，中国世界史学科进入了春天。

一线的研究成果需要系统地梳理，细细地消化，而且应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和吸纳。世界史学者有这样的责任，中国也存在相应的文化市场需求。近些年，已经有一些简明的世界史读本面世，这些著作图文并茂，为传播世界史知识做出了贡献。但总体而言，我们的世界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仍然比较薄弱，尚存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世界史纵览》这套丛书，试图向大众传播鲜活的世界史知识，注重世界历史的主线与全局，注重社会生活史元素，注重行文风格的灵活轻盈。这套丛书的作者大多为中青年学者，他们有自己的优势，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很多缺陷。真诚地希望前辈学人对这些年轻学者予以指教，使之更好地成长；更真诚地希望他们的劳动成果为更多的国人分享。

侯建新

于天津师范大学欧洲经济一社会史研究中心

2009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