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六世纪，随着英国对外贸易的扩大，毛纺织业日益繁荣，羊毛需求量不断增加，封建贵族将农民从领地上赶走用于养羊；而宗教改革中，教会的地产被王室大片剥夺，农民被赶走。离开土地的农民无家可归，到处游荡，沿街行乞，造成了贵族的恐慌。英国政府不得不出台一些法案处理这些问题。其主要措施是：第一，身强力壮者必须强制劳动。若逃跑，被捕后则遭受鞭打，甚至被用烧红的铁器在胸前烙上“V”字(流浪者Vagrant的第一个字母)；第二次被捕后割去右耳的上部；第三次被捕则处以极刑，同时禁止市民给无特许证的乞丐施舍。第二，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贫民，则允许其在一定的区域内乞讨，而没有官方救济。
1536年，英国颁布了《亨利济贫法》，该法令标志着英国政府开始承担起解决社会贫困问题的一些职责。法令规定对身体健全却到处流浪的乞讨者实施严厉惩罚，同时也规定地方官员有义务有责任救济穷人、残疾人、病人和老人，并用公共基金为身体健全有能力从事工作的人提供工作。1572年，英国国会颁布一项法令，规定无论城市、城镇还是乡村，每一个公民都必须缴纳用于救济而专门设立的基金，并设立了教区贫民救济委员会，负责救济贫民。这一法令意义重大，在这之前，用于救济贫民的财物绝大部分来自教会、个人捐献，而该法令则确认了政府为实施各种救济而有征税的权力，这为政府建立起社会救济制度奠定了财政基础，意义深远。而且，到16世纪后期，英国政府已开始意识到，严惩流浪者并不能有效维持社会秩序，也不利于国家的长期稳定，贫穷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不再仅仅是个人问题，政府应当为此做点什么。正是在此背景下，1601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世界历史上著名的《伊丽莎白济贫法》。
《伊丽莎白济贫法》，即旧“济贫法”，它体现了英国政府过去对贫民的主要原则，并规定了全面的处理贫民的措施。作为英国第一个重要的济贫法，它不仅是这一法律制度的发端，而且为这一法律制度的发展确定了基本原则，因此也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障法。
《伊丽莎白济贫法》规定：父母有义务抚养子女，晚辈有责任赡养他们贫穷的长辈；政府有责任对没有工作能力的贫困者提供帮助，保障穷人的最低生活水平；政府有义务帮助贫穷的孩子，为身体健全者提供工作。法令同时还规定，用于向贫民提供救济的基金以每户固定缴纳的税款为主，不依法缴纳济贫税者将遭受牢狱之灾。旧“济贫法”还授权治安法官以教区为单位管理济贫事宜，征收济贫税及核发济贫费。规定：凡年老及丧失劳动力者，在家接受救济；贫穷儿童则在指定的人家寄养，长到一定年龄时送去做学徒(男孩直到24岁，女孩20岁)；流浪者被关进监狱或送入教养院。
1662年，英国议会通过立法规定各教区有权限制教区外的人在本教区内定居，也有权将非法居留者驱逐出境；受助者必须居住在其教区之内，教区必须对其负起责任。1782年，议会通过“吉尔伯特法”，规定贫民习艺所只收容贫困的年老、体弱、生病的人和孤儿，以及随同母亲的儿童；身强力壮者则可得到衣食供应直至其就业。1834年，议会通过《济贫法(修正案)》，这是1601年以后最重要的济贫法，史称新“济贫法”。新“济贫法”一个重要原则是领取救济的贫民必须人住济贫院、习艺所并从事苦役。同时，提出申请救济的贫民必须接受考查，确定其是否年老体弱、身体功能衰退且品行是否端正。新“济贫法”当中的一些奖惩原则影响深远，直到1946年的《国民保险法》和1948年的《国民救助法》通过后，“济贫法”才失去作用。新旧济贫法标志着救济贫民已成为政府的职责所在，济贫由社会慈善事业过渡到以国家为责任主体的社会救济事业。
其他西方国家早期的社会政策走过了类似于英国的道路，实行贫民救济计划，坚持了对贫民强迫劳动和救济相结合的原则。
进入十八九世纪，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贫困、伤残等日益严重，政府通过订立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加大了对社会福利领域的干预，甚至将教会、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排挤出该领域。社会福利成为西方国家一项重要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19世纪末，这种主要针对穷人提供有限的社会福利的思想受到日益发展的科技进步的挑战。随着工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西方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的挑战。随着在普鲁士战争中对奥地利的胜利以及1871年对法国的胜利，德国工人运动发展迅猛。首相俾斯麦提出国家应该通过适当的制度，通过集体力量，正面推动针对所有社会成员，尤其是弱者的社会福利。1883年，德国政府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疾病保险法》，对最低收入工薪者强迫实施医疗保险，工薪者缴纳2／3的分摊金，雇主缴纳1／3，此后又延伸到其他工薪者，包括农业劳动者；1884年通过了《工人赔偿法》，由雇主负全责，规定劳动者丧失劳动能力后应保证工资的66％；1889年实行了《老年与病残强制保险法》，雇主与雇员各分担一半。这三部法令强调了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以缴费作为享有保险待遇的条件，且待遇的高低与收入的多少相关联，同时也确定了使受保人的最低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的目标，规定保险费用由国家、单位以及个人三方共同承担，这些原则为往后许多国家建立和发展社会福利制度奠定了基础，社会保障趋向制度化、法制化，其确立的福利国家模式被称为俾斯麦模式。俾斯麦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既具有社会民主性，即国家应对社会发展和公共保障负责，也具有职业保险性以及合作主义，即由雇主、雇员和国家三方共同协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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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世界史知识的普及，因为她正在走向世界。
中国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与世界频繁交往，交往的广度与深度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根据我国外交部的统计资料，截至2009年7月，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总数达到171个，遍及全球。中国与世界的人员往来也更加频繁。根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2008年我国出入境旅游总人次接近1亿(其中，入境5305万，出境4584．44万)。据教育部的统计，从1978年以来，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139．15万，2008年创了历史新高，达到17．98万；其实，早在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统计数字就已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出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全世界几乎每7个外国留学生就有1个中国学生。中国也受到了海外留学生的青睐，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累计接收来华留学生146万人次，2008年首次突破20万，共有来自189个国家和地区的22．3万来华留学生。经济交往更为繁盛。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的统计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自2001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的开放，2004年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迅速提高，2003年就突破了50％，2006年达到67％，2008年尽管开始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超过60％。伴随着中国融人世界的步履，世界也在迅速走进中国。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融与冲突也日益加深。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不但加速了中国从货物输出国向资本输出国的转变，而且还使中国日益卷入国际贸易纠纷之中。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更多地了解我们所打交道的对象，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与文化特征。
了解外界，学习世界历史是眼前现实的需要，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则是培养21世纪国民基本素质的需要，很明显，现代国民一定要有世界眼光。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不仅是在战场上、在商场上、外交谈判桌上，乃至日常友好交往中，概莫能外。优雅、良好的国民和政府形象，既需要经济实力，又需要优良的文化素养，其中中外历史文化知识当然不可或缺。此外，学习外界文明与文化，也是改善我们自己文明与文化的需要。应当承认，上述对外交往和对外商贸的成绩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古人亦云，“择善而从”“从善如流”，似指个人修养的一个重要原则，何尝不能用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历史证明，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是铁板一块，完全的、纯粹的原生型。交往促进发展，共融产生文明。但凡文明，特别是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文明，都是在碰撞和交往中产生，又在不断交往中发展与共生。现代国民和国家尤其应当有一种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开放不会失去自己，只能使我们更加丰富，更加健康。
人类社会不同地区的交往很早就开始了，但真正把世界逐渐连为一体的还是新航路开辟以后。此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交往大多是局部的、暂时的，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各地人们不可避免地发生联系，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国最初与现代世界的交往就是被动的，甚至是屈辱的，那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鸦片战争。从此自以为天朝大国的政权再也不能无视外面世界的存在。林则徐自觉“睁眼看世界”，表达了那一代中国仁人志士最明智的判断和认知。此乃痛定思痛后的反思：泱泱大国败于远渡重洋而来的蕞尔小国，气难咽，恨难消；可为什么会输掉？又如堕烟雾，一筹莫展，开战前林则徐甚至认为英国士兵“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参见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七月奏折《请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遑论对手的军事火力、武器性能、游戏规则乃至心理与文化！林则徐之痛，是国人之痛，民族之痛！痛苦促发顿悟，从而记录了中国人的一次惊醒，弥足珍贵，事实上它也的确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认识世界，同时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不曾间断的文明，很久以来即以天下之“中”自居；然而，此时发现我们的武器库中两样家什至为罕见，甚至不曾拥有，那就是“科学”与“民主”。这是天大的发现，是经过剧烈的文化碰撞和苦难洗礼后进发出的社会思潮，大概也是五四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依当下的看法，对西方的这种认识未必准确，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评判亦不无偏颇之处，但无论如何，比之前辈的认识水准无疑大大迈进了一步。这是真正历史性的进步，面对“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产生了数千年来未有之眼光。或者说，面对一个不同的文化参照体系，直面自身，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形象。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解外来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比较中产生鉴别，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从而试图改善自己。
对外界文化的研究，我国学术界曾问世过一些相当不错的著述，如前不久人民出版社以《西洋史系列丛书》方式再版了9种专著，可见一斑。不过，系统的世界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和世界史教育的普及，总体讲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打破旧的思想樊篱，走出一片新天地：大量的国外研究成果被译介，许多研究领域被开拓，陈旧的知识体系和概念被更新。世界史学科正在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重要的思想和学术资源。而且，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成果也正在逐渐缩短与国际水准的距离。每年，应该说每天，都有从研究对象国归来的学人，一些原始资料开始能从网络上直接获取，一些领域甚至可以做到与国外学者直接对话。毫不溢美地说，世界史学科的进步是出类拔萃的，中国世界史学科进入了春天。
一线的研究成果需要系统地梳理，细细地消化，而且应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和吸纳。世界史学者有这样的责任，中国也存在相应的文化市场需求。近些年，已经有一些简明的世界史读本面世，这些著作图文并茂，为传播世界史知识做出了贡献。但总体而言，我们的世界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仍然比较薄弱，尚存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世界史纵览》这套丛书，试图向大众传播鲜活的世界史知识，注重世界历史的主线与全局，注重社会生活史元素，注重行文风格的灵活轻盈。这套丛书的作者大多为中青年学者，他们有自己的优势，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很多缺陷。真诚地希望前辈学人对这些年轻学者予以指教，使之更好地成长；更真诚地希望他们的劳动成果为更多的国人分享。
侯建新
于天津师范大学欧洲经济一社会史研究中心
2009年10月25日
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认识世界，同时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不曾间断的文明，很久以来即以天下之“中”自居；然而，此时发现我们的武器库中两样家什至为罕见，甚至不曾拥有，那就是“科学”与“民主”。这是天大的发现，是经过剧烈的文化碰撞和苦难洗礼后迸发出的社会思潮，大概也是五四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依当下的看法，对西方的这种认识未必准确，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评判亦不无偏颇之处，但无论如何，比之前辈的认识水准无疑大大迈进了一步。这是真正历史性的进步，面对“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产生了数千年来未有之眼光。或者说，面对一个不同的文化参照体系，直面自身，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形象。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解外来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比较中产生鉴别，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从而试图改善自己。
本书讲述了福利社会的含义，中世纪早期通向救赎的社会救济，中世纪晚期，虚假的社会福利，近代法国扭曲的社会福利，二战后以人为本的社会福利。
《社会温情--福利社会的兴起》由郭少琼所著，《社会温情--福利社会的兴起》供读者阅读。
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世界的胸怀，需要了解世界的过去、现在。《社会温情--福利社会的兴起》由郭少琼所著，改变知识界长期以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为主的写史方法，并根据需要打破国家、民族、地理等界限，致力于从人的角度。关注大众的真实生活，以人群为落脚点，描绘他们的生活、价值观的变化以及在社会中权力与义务的变迁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