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文中说,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从头做起”。在中世纪欧洲文明重塑的过程中,日耳曼因素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成为西欧文明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当时的古日耳曼人分为若干个部落,主要有法兰克人、汪达尔人、伦巴德人和东、西哥特人。他们多数以畜牧为生,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社会分为三个等级:贵族、自由人和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日耳曼人实行原始的民主制度,社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全体成年男性组成的民众大会。
日耳曼人向罗马帝国渗透的步伐始于公元前1世纪,到了公元4世纪,渐进式的渗透变成了大规模的迁徙。塔西佗说日耳曼人好战,也正是这种天性使他们能够率先撕开帝国的边境。公元378年,西哥特人举兵反抗罗马人的统治,在阿德里亚堡大败罗马军队。从此,如潮水般的蛮族人大量涌入了已渐衰败的帝国。在这场战役中,西哥特人的骑兵猛烈攻击罗马军队,使其阵容大乱,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日耳曼人的胜利,一方面是由于罗马帝国本身的衰落;另一方面与日耳曼各部落的尚武之风有密切的关系。日耳曼所有男子都有责任参军。男孩成年以后,通过一种正式的仪式获得拥有武器的权利。在仪式上,由首领授予男孩佩剑和盾牌,表示男孩正式成为军队的一员。古老的日耳曼仪式简短而庄重,以后的骑士授剑仪式与之极为相似。对于这种仪式,塔西佗说:“这就是这个民族雄威的礼服,就是青年人的第一个荣誉。这时,青年就是家庭的唯一成员。在这仪式上,他就成为共和国的一员……这剑和盾他将永不遗弃。为了日耳曼集体或个人的行动,他将把剑和盾时刻佩戴在身。”
日耳曼军队由一位军事首领率领,通常被称为“王”,首领由民众大会根据个人的作战表现和能力选举产生,绝大多数是从贵族中推选出来的勇士。军事首领从青年中挑选杰出的战士,组建亲兵队,成为日耳曼军队的攻坚力量。首领与亲兵之间存在一种更加紧密的联系,首领向亲兵提供武器、给养和一份战利品;亲兵则要勇敢作战、誓死效忠。军事首领和亲兵之间的从属关系是欧洲中世纪封君、封臣关系的雏形。
塔西佗描述这种关系时说:“在战场上,酋帅的勇敢不如他人,是他的耻辱;侍从们的勇敢不如酋帅,也是他们的耻辱。假使自己的酋帅战死,而自己却从战场上生还,这就是毕生的耻辱了。保卫酋帅甚至将自己的军功献归酋帅的名下,这才是精忠的表现。酋帅们为胜利而战斗,侍从们则为酋帅而战斗。”对于勇敢和忠诚的追求是日耳曼人所有荣耀的来源,也是他们人生价值的体现,这种民族精神世代传承,构成了骑士精神的精髓。
从公元5世纪中期开始,不列颠遭受了与罗马同样的命运。不列颠国王仿效罗马皇帝的做法,雇佣善战的日耳曼雇佣军防卫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的入侵。以蛮制蛮的结果是引狼入室,大量来自北欧的日耳曼蛮族入侵不列颠,最主要的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从盎格鲁—撒克逊人人侵开始,直到“诺曼征服”之前,不列颠经历六百多年战火的洗礼。从5世纪中期开始,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建立众多小的蛮族国家和部落,诸国混战,领土和政权均不稳定。650年后,英格兰共有10个国家,实际上起主导作用的是7个大国,即诺森伯里亚、麦西亚、肯特、东盎格利亚、艾赛克斯、威赛克斯和苏赛克斯。所以,从7世纪至870年,被史学家称为英国的“七国时代”。(阎照祥:《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19页。)各个蛮族国家要生存下去,无论是开疆扩土、诸侯争霸,还是维持统治秩序和保护国家安全,都必须有军队。在动乱和征伐成为家常便饭的社会中,人们既崇尚武功,又惧怕武力,力量的体现无疑就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军人和他们的首领无疑就是社会最重要的阶层。
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首领和其他日耳曼人一样有豢养亲兵的传统,亲兵通常都是装备精良的骑兵。亲兵队经常追随首领四处征战,在取胜之后,会得到首领分发的一份战利品。战利品包括珠宝、食物、马匹和武器,也可能是一块土地。此时分发的战利品不仅仅是对英勇作战的奖励,更恰当地说是发放给亲兵服兵役的报酬。战争对氏族首领的军事素质要求很高,一些战功卓著的首领权力逐渐膨胀,最后成为各蛮族国家的国王,他的亲兵爱将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在6世纪,盎格鲁一撒克逊首领的亲兵“哥赛特”逐渐演变成享有政治特权的军事贵族。“哥赛特”从词义来看,有地位显赫的意思,同时也意为“头领的扈从”“国王的友伴”,他们随国王巡视各地。(阎照祥:《英国贵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12页。)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人侵不列颠时处于原始社会末期,5世纪至7世纪,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氏族公社制度趋于瓦解,英格兰开始向阶级社会发展。在7世纪的麦西亚、威赛克斯等国,军事贵族“哥赛特”已经是与平民不同的阶级,他们的法定命价是普通自由人的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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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世界史知识的普及,因为她正在走向世界。
中国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与世界频繁交往,交往的广度与深度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根据我国外交部的统计资料,截至2009年7月,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总数达到171个,遍及全球。中国与世界的人员往来也更加频繁。根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2008年我国出入境旅游总人次接近1亿(其中,入境5305万,出境4584.44万)。据教育部的统计,从1978年以来,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139.15万,2008年创了历史新高,达到17.98万;其实,早在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统计数字就已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出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全世界几乎每7个外国留学生就有1个中国学生。中国也受到了海外留学生的青睐,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累计接收来华留学生146万人次,2008年首次突破20万,共有来自189个国家和地区的22.3万来华留学生。经济交往更为繁盛。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的统计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自2001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的开放,2004年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迅速提高,2003年就突破了50%,2006年达到67%,2008~F尽管开始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超过60%。伴随着中国融人世界的步履,世界也在迅速走进中国。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融与冲突也日益加深。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不但加速了中国从货物输出国向资本输出国的转变,而且还使中国日益卷入国际贸易纠纷之中。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更多地了解我们所打交道的对象,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与文化特征。
了解外界,学习世界历史是眼前现实的需要,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则是培养21世纪国民基本素质的需要,很明显,现代国民一定要有世界眼光。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不仅是在战场上、在商场上、外交谈判桌上,乃至日常友好交往中,概莫能外。优雅、良好的国民和政府形象,既需要经济实力,又需要优良的文化素养,其中中外历史文化知识当然不可或缺。此外,学习外界文明与文化,也是改善我们自己文明与文化的需要。应当承认,上述对外交往和对外商贸的成绩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古人亦云,“择善而从”“从善如流”,似指个人修养的一个重要原则,何尝不能用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历史证明,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是铁板一块,完全的、纯粹的原生型。交往促进发展,共融产生文明。但凡文明,特别是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文明,都是在碰撞和交往中产生,又在不断交往中发展与共生。现代国民和国家尤其应当有一种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开放不会失去自己,只能使我们更加丰富,更加健康。
人类社会不同地区的交往很早就开始了,但真正把世界逐渐连为一体的还是新航路开辟以后。此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交往大多是局部的、暂时的,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各地人们不可避免地发生联系,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国最初与现代世界的交往就是被动的,甚至是屈辱的,那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鸦片战争。从此自以为天朝大国的政权再也不能无视外面世界的存在。林则徐自觉“睁眼看世界”,表达了那一代中国仁人志士最明智的判断和认知。此乃痛定思痛后的反思:泱泱大国败于远渡重洋而来的蕞尔小国,气难咽,恨难消;可为什么会输掉?又如堕烟雾,一筹莫展,开战前林则徐甚至认为英国士兵“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参见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七月奏折《请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遑论对手的军事火力、武器性能、游戏规则乃至心理与文化!林则徐之痛,是国人之痛,民族之痛!痛苦促发顿悟,从而记录了中国人的一次惊醒,弥足珍贵,事实上它也的确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认识世界,同时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不曾间断的文明,很久以来即以天下之“中”自居;然而,此时发现我们的武器库中两样家什至为罕见,甚至不曾拥有,那就是“科学”与“民主”。这是天大的发现,是经过剧烈的文化碰撞和苦难洗礼后进发出的社会思潮,大概也是五四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依当下的看法,对西方的这种认识未必准确,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评判亦不无偏颇之处,但无论如何,比之前辈的认识水准无疑大大迈进了一步。这是真正历史性的进步,面对“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产生了数千年来未有之眼光。或者说,面对一个不同的文化参照体系,直面自身,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形象。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解外来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比较中产生鉴别,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从而试图改善自己。
对外界文化的研究,我国学术界曾问世过一些相当不错的著述,如前不久人民出版社以《西洋史系列丛书》方式再版了9种专著,可见一斑。不过,系统的世界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和世界史教育的普及,总体讲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打破旧的思想樊篱,走出一片新天地:大量的国外研究成果被译介,许多研究领域被开拓,陈旧的知识体系和概念被更新。世界史学科正在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重要的思想和学术资源。而且,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成果也正在逐渐缩短与国际水准的距离。每年,应该说每天,都有从研究对象国归来的学人,一些原始资料开始能从网络上直接获取,一些领域甚至可以做到与国外学者直接对话。毫不溢美地说,世界史学科的进步是出类拔萃的,中国世界史学科进入了春天。
一线的研究成果需要系统地梳理,细细地消化,而且应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和吸纳。世界史学者有这样的责任,中国也存在相应的文化市场需求。近些年,已经有一些简明的世界史读本面世,这些著作图文并茂,为传播世界史知识做出了贡献。但总体而言,我们的世界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仍然比较薄弱,尚存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世界史纵览》这套丛书,试图向大众传播鲜活的世界史知识,注重世界历史的主线与全局,注重社会生活史元素,注重行文风格的灵活轻盈。这套丛书的作者大多为中青年学者,他们有自己的优势,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很多缺陷。真诚地希望前辈学人对这些年轻学者予以指教,使之更好地成长;更真诚地希望他们的劳动成果为更多的国人分享。
侯建新
于天津师范大学欧洲经济一社会史研究中心
2009年10月25日
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认识世界,同时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不曾间断的文明,很久以来即以天下之“中”自居;然而,此时发现我们的武器库中两样家什至为罕见,甚至不曾拥有,那就是“科学”与“民主”。这是天大的发现,是经过剧烈的文化碰撞和苦难洗礼后迸发出的社会思潮,大概也是五四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依当下的看法,对西方的这种认识未必准确,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评判亦不无偏颇之处,但无论如何,比之前辈的认识水准无疑大大迈进了一步。这是真正历史性的进步,面对“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产生了数千年来未有之眼光。或者说,面对一个不同的文化参照体系,直面自身,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形象。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解外来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比较中产生鉴别,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从而试图改善自己。
本书展示近代西方社会生活风貌,从骑士到绅士的角色转变,城市扩张的喜与忧,呼喊发展的权利。
《改造社会--西方生活方式的变迁》由王艳所著,《改造社会--西方生活方式的变迁》供读者阅读。
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世界的胸怀,需要了解世界的过去、现在。《改造社会--西方生活方式的变迁》由王艳所著,改变知识界长期以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为主的写史方法,并根据需要打破国家、民族、地理等界限,致力于从人的角度。关注大众的真实生活,以人群为落脚点,描绘他们的生活、价值观的变化以及在社会中权力与义务的变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