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世界的胸怀，需要了解世界的过去、现在。《人性的回归--文艺复兴》由陈日华所著，改变知识界长期以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为主的写史方法，并根据需要打破国家、民族、地理等界限，致力于从人的角度。关注大众的真实生活，以人群为落脚点，描绘他们的生活、价值观的变化以及在社会中权力与义务的变迁史。

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认识世界，同时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不曾间断的文明，很久以来即以天下之“中”自居；然而，此时发现我们的武器库中两样家什至为罕见，甚至不曾拥有，那就是“科学”与“民主”。这是天大的发现，是经过剧烈的文化碰撞和苦难洗礼后迸发出的社会思潮，大概也是五四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依当下的看法，对西方的这种认识未必准确，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评判亦不无偏颇之处，但无论如何，比之前辈的认识水准无疑大大迈进了一步。这是真正历史性的进步，面对“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产生了数千年来未有之眼光。或者说，面对一个不同的文化参照体系，直面自身，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形象。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解外来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比较中产生鉴别，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从而试图改善自己。

本书讲的是近代文明在中世纪黑暗中隐隐孕育，轰轰烈烈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解放运动，两百多年中，群星闪耀，天才辈出，传世瑰宝。

《人性的回归--文艺复兴》由陈日华所著，《人性的回归--文艺复兴》供读者阅读。

总序

写在前面

第一章 “黑暗”中的曙光

信仰的衰落

财富的力量

东方与西方

第二章 人性的欢歌

自由的意志

生命的赞歌

积极的财富观

第三章 文艺复兴的中心

群星闪耀的佛罗伦萨

富甲天下的威尼斯

第四章 文艺复兴在西北欧

人文主义在英国

人文主义在其他国家

第五章 精英之外：民众的生活

绚丽的城市生活

世俗的精神世界

第六章 时代的分水岭

历史的天空

航海的时代

附录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中世纪是个信仰的时代。自公元313年《米兰敕令》颁布后，基督教开始与世俗的政权合流。在这之后，罗马皇帝赐予基督教会众多特权：教会可以接收世俗的捐赠，教会神职人员豁免赋税与徭役等。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关闭所有异教庙宇，禁止除基督教以外的其他献祭行为。历史上一般以392年作为基督教正式定为罗马国教之年，这为基督教会的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早期基督教的发展得益于王权的庇护，国王是国家与教会的保护者。后来，随着罗马教会的发展，基督教的实力得以增长，教会与王权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

教权与皇权的争斗

早在9世纪教权与俗权的斗争中，一些教皇与主教就鼓吹“教权至上”的思想。最早提出“教权至上”的是罗马教皇尼古拉一世(公元858～867年在位)，他在维护教会独立的前提下，阐述了教皇至上的理念。尼古拉一世宣称：传统的国王身兼祭司与国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基督教认为这两种身份应该分开；皇帝在精神事务上需要教皇，而教皇在一些世俗事务上却不需要皇帝。尼古拉一世还宣称：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堡在修建新罗马——君士坦丁堡时，曾经将旧罗马及其所有的西方领土赠与了教皇，由此，教皇享有高于世俗皇帝的权力。但是，这一时期教皇扩展自己的权力还处于理论阶段，并没有太多的实践。

从11世纪的格利高里七世教皇(公元1073～1085年在位)起，教会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加强教会的集权。格利高里教皇提出了“教皇无谬论”，即教皇从未犯过错误，也永远不会犯错误。教皇是教会的最高首领，权力直接来源于上帝，因此他不仅在教会内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也对世俗社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教皇有权废黜世俗的皇帝，惩罚世俗的臣民。

格利高里宣扬“教皇至高无上”理论最直接的牺牲品就是日耳曼皇帝亨利四世。1075年，希尔德布兰特成为教皇格利高里七世，他宣布禁止世俗向新任的主教授职；受这一政策影响最大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因为这时候他的统治主要依靠日耳曼主教与伦巴底主教。于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对教皇的这一政策做出了强硬的回答。皇帝指出：作为上帝任命的在人间的统治者，皇帝不应该受到教皇的干预，皇帝有权力领导帝国内的教会。另外，皇帝亨利四世还对教皇当选的正当性持怀疑态度，对教皇进行了人身攻击。由此，皇帝与教皇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激化。当形势发展到不可挽救的地步时，亨利四世为了保住皇位，不得不越过阿尔卑斯山，晋见教皇希望得到他的原谅。1077年1月，在西欧中世纪的历史上发生了这样戏剧性的一幕：在亚平宁半岛北部的卡萨诺城堡，皇帝亨利四世穿着破烂的衣服，赤脚站立在雪地里，虔诚地希望得到教皇的原谅。

在13世纪，罗马教会的势力发展到了顶点，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位赫赫有名的教皇英诺森三世(公元1198～1216年在位)与卜尼法斯八世(公元1294～1303年在位)。英诺森三世提出“日月说”，认为教皇的权力来自于上帝，教权是太阳，君权是月亮；像月亮的光来自于太阳一样，君权是从教权中来。他还指出，主耶稣基督树立万物的主宰者作为他普世的牧师，既然天地和冥间的万物都拜服基督，它们也应该服从基督的牧师，因此信徒是一个整体，只由一人放牧。因此英诺森认为：教权高于君权，君主应当服从于教皇，唯有这样，才可以进行世俗的统治。后来的卜尼法斯八世完善了“双剑说”，他论证耶稣基督将两把剑，即宗教与世俗的权力都授予了教会，一把剑是由教会使用的，另一把剑则是教会让给世俗国王使用的，由此俗权来源于教权，教权必须领导俗权；任何人如果对抗教会的权威，就是对抗神的意志，必将会受到上帝的惩罚。卜尼法斯八世得出结论：服从罗马教皇是任何人得救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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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世界史知识的普及，因为她正在走向世界。

中国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与世界频繁交往，交往的广度与深度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根据我国外交部的统计资料，截至2009年7月，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总数达到171个，遍及全球。中国与世界的人员往来也更加频繁。根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2008年我国出入境旅游总人次接近1亿(其中，入境5305万，出境4584．44万)。据教育部的统计，从1978年以来，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139．15万，2008年创了历史新高，达到17．98万；其实，早在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统计数字就已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出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全世界几乎每7个外国留学生就有1个中国学生。中国也受到了海外留学生的青睐，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累计接收来华留学生146万人次，2008年首次突破20万，共有来自189个国家和地区的22．3万来华留学生。经济交往更为繁盛。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的统计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自2001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的开放，2004年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迅速提高，2003年就突破了50％，2006年达到67％，2008年尽管开始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超过60％。伴随着中国融人世界的步履，世界也在迅速走进中国。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融与冲突也日益加深。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不但加速了中国从货物输出国向资本输出国的转变，而且还使中国日益卷入国际贸易纠纷之中。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更多地了解我们所打交道的对象，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与文化特征。

了解外界，学习世界历史是眼前现实的需要，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则是培养21世纪国民基本素质的需要，很明显，现代国民一定要有世界眼光。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不仅是在战场上、在商场上、外交谈判桌上，乃至日常友好交往中，概莫能外。优雅、良好的国民和政府形象，既需要经济实力，又需要优良的文化素养，其中中外历史文化知识当然不可或缺。此外，学习外界文明与文化，也是改善我们自己文明与文化的需要。应当承认，上述对外交往和对外商贸的成绩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古人亦云，“择善而从”“从善如流”，似指个人修养的一个重要原则，何尝不能用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历史证明，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是铁板一块，完全的、纯粹的原生型。交往促进发展，共融产生文明。但凡文明，特别是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文明，都是在碰撞和交往中产生，又在不断交往中发展与共生。现代国民和国家尤其应当有一种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开放不会失去自己，只能使我们更加丰富，更加健康。

人类社会不同地区的交往很早就开始了，但真正把世界逐渐连为一体的还是新航路开辟以后。此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交往大多是局部的、暂时的，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各地人们不可避免地发生联系，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国最初与现代世界的交往就是被动的，甚至是屈辱的，那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鸦片战争。从此自以为天朝大国的政权再也不能无视外面世界的存在。林则徐自觉“睁眼看世界”，表达了那一代中国仁人志士最明智的判断和认知。此乃痛定思痛后的反思：泱泱大国败于远渡重洋而来的蕞尔小国，气难咽，恨难消；可为什么会输掉？又如堕烟雾，一筹莫展，开战前林则徐甚至认为英国士兵“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参见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七月奏折《请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遑论对手的军事火力、武器性能、游戏规则乃至心理与文化！林则徐之痛，是国人之痛，民族之痛！痛苦促发顿悟，从而记录了中国人的一次惊醒，弥足珍贵，事实上它也的确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认识世界，同时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不曾间断的文明，很久以来即以天下之“中”自居；然而，此时发现我们的武器库中两样家什至为罕见，甚至不曾拥有，那就是“科学”与“民主”。这是天大的发现，是经过剧烈的文化碰撞和苦难洗礼后进发出的社会思潮，大概也是五四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依当下的看法，对西方的这种认识未必准确，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评判亦不无偏颇之处，但无论如何，比之前辈的认识水准无疑大大迈进了一步。这是真正历史性的进步，面对“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产生了数千年来未有之眼光。或者说，面对一个不同的文化参照体系，直面自身，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形象。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解外来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比较中产生鉴别，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从而试图改善自己。

对外界文化的研究，我国学术界曾问世过一些相当不错的著述，如前不久人民出版社以《西洋史系列丛书》方式再版了9种专著，可见一斑。不过，系统的世界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和世界史教育的普及，总体讲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打破旧的思想樊篱，走出一片新天地：大量的国外研究成果被译介，许多研究领域被开拓，陈旧的知识体系和概念被更新。世界史学科正在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重要的思想和学术资源。而且，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成果也正在逐渐缩短与国际水准的距离。每年，应该说每天，都有从研究对象国归来的学人，一些原始资料开始能从网络上直接获取，一些领域甚至可以做到与国外学者直接对话。毫不溢美地说，世界史学科的进步是出类拔萃的，中国世界史学科进入了春天。

一线的研究成果需要系统地梳理，细细地消化，而且应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和吸纳。世界史学者有这样的责任，中国也存在相应的文化市场需求。近些年，已经有一些简明的世界史读本面世，这些著作图文并茂，为传播世界史知识做出了贡献。但总体而言，我们的世界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仍然比较薄弱，尚存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世界史纵览》这套丛书，试图向大众传播鲜活的世界史知识，注重世界历史的主线与全局，注重社会生活史元素，注重行文风格的灵活轻盈。这套丛书的作者大多为中青年学者，他们有自己的优势，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很多缺陷。真诚地希望前辈学人对这些年轻学者予以指教，使之更好地成长；更真诚地希望他们的劳动成果为更多的国人分享。

侯建新

于天津师范大学欧洲经济一社会史研究中心

2009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