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洞笔记》是梁小斌最经典的散文随笔,被认为当代作家中最具卡夫卡意味的作品,《地洞笔记》书名就取自卡夫卡名篇《地洞》。
《地洞笔记》中,梁小斌用寓言、隐喻、文本,暗示自己真实的命运与生活状态,就是卡夫卡那种“活着但无法应付生活”的状态。
“隐藏”、“恐惧”、“笨拙”、“孤独”、“徘徊”、“忧郁”、“拖延”、“陌生感”、“失败”构成的世界,世俗世界与精神自我之间的艰难挣扎,梁小斌最真实的心灵倾诉,而真相只是为了追求单纯、明净的生活。他的追求,他的精神状态或许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意义。
《地洞笔记》收入梁小斌随笔最多的版本,装帧精美,宜品读宜收藏。
梁小斌被称为“体质孱弱,精神顽强的诗人”,当朦胧诗的耀眼光芒渐渐淡去之后,他依然坚守在文学阵地,把他的思想化作泣血的文字,这就是他在患病前写就的上百万字的思想随笔,《地洞笔记》就是这些思想笔记的精华。
多年以来,梁小斌远离尘世的喧嚣,躲在他的“地洞”里,专心构筑自己独特的精神体系,他本人也更具有了卡夫卡名篇《地洞》所讲废墟中的幸存者的意味。
作为诗人的梁小斌通过自己内在的体验,阐释了关于生命、自我、人性、爱的话题;那些随处可见的充满哲学意味的话语,那些具有诗一般韵律的文字,那些碎片式的、箴言式的文字,最能打动人心。
《地洞笔记》告诉我们,梁小斌在时代之外观察这个世界,也从不曾离开这个时代这个世界。
人类之爱
我参与了中华炎黄圣火火炬传递活动安徽段推选“圣女”的工作。选出来的圣女到黄山光明顶去采集圣火。
我猜测,现在选拔圣女的过程,已经进化了许多,我仍然想到了“捕获”这个词。捕获一个女孩,然后册封为圣女,经过精心地“饲养”后,在人群簇拥下送她上山。
圣女安详的神色和聪慧的气质是必备的。她试图微笑,我知道这个微笑是她即将面对黄山光明顶的太阳而提前绽放的花朵。
她的确很美,她不是为了我的赞美而微笑,她的笑容并不是为我的相思而作出的回报。在去黄山的途中,她的憧憬使她的面容朝向窗外,我小心地拉动窗帘,现在还没有到必须晒黑的时候,她站在光明顶上,必须浑身洁白。
我跟美学家谈过这个问题,她长得很美,但为什么却不理睬我?圣女如同景色,我们溶于景色的意蕴之中,景色中的阳光和风立即围拢过来,景色对我们厚爱备至。我们的风景观念混淆了人类之爱最初的动因。
我们在捕获一个女孩的过程中,喜欢上了她。这个喜欢,不论听起来达到怎样的心智高度,喜欢只能作为女孩达到“圣女”标准的一个尺度,并不说明我们的爱情,必须得以回应。
我们爱上了一个女孩,一桩值得珍视的事情,珍藏着一段经历,常常是以是否得到她为悲剧或是喜剧的尺度,一切以我是否幸福为尺度。
我们爱上了永远都不会属于自己的那个圣女,但是,选拔圣女,又必须以我们是否爱着她作为评价尺度,把经历千辛万苦得到的“捕获”奉献出去。在遥远的过去,奉献出去的圣女称为祭品,只有祭品才有足够的纯洁去接受太阳的洗礼,然后被太阳掳去。请问太阳,派谁与你接洽?请宣读圣女的评判标准!
太阳会说:“以你们的人类之爱为标准,以你们舍不得奉献出去的那个生活为我的所爱。”
被人的基本体验所验证的美的生活,所验证的关于男女的泣血故事,那个基本的主题就是活在收藏和供奉之间,活在宁死也不交出去的冲突之间。一个厨师做出了菜肴,他在厨房偷偷地尝了一口,以验证是否值得端上那大厅里烛光闪烁的圆桌。我和“圣女”偷偷拥抱过一次,我的拥抱感觉,如同厨师背着人尝尝自己亲手烹调的菜肴,以验证这是否是值得走向太阳的女孩。
我又一次回忆我是如何小心翼翼地培植这位女孩的:我给她讲解作为到光明顶上采火的圣女所必须具备的心灵,你应当聪慧、安静、全神贯注;我为她找来采火镜,在圆镜的四周贴上彩色塑料纸。我坐在她身旁,为她挡住车窗外秋天的阳光,因为采火圣女的面容应当是洁白的。我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她赤脚登上峰顶,面容朝向已过中天的太阳,她双手捧起采火镜,伸向太阳。大约过了两分钟,她脚下的火种盒里腾起了青烟,火,点着了。我为她作为我们所有人的代表与太阳接洽、引来火种而流泪,我甚至甘愿为这位圣洁之女捧鞋,在她下山的时刻,忽然想到她该穿鞋时,立即奉上。然后,我又退到一旁。
我们可以说,这是为了某项庆典仪式的需要,是工作的内容。当我和其他人让她懂得什么是回眸顾盼,懂得该以怎样的身姿伸出双手时,我们交出了这个女孩,我们前呼后拥把她送上了山。
我们一致认为,这位美好的圣洁的女孩,是我们工作的结晶。但是,工作的结晶,难道也是我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结晶吗?我可以毫无杂念地完成把一个普通女孩转变为“圣洁少女”的工作,我可以无所用心地生硬地按照圣女工作的程序完成这一制造工艺,我中止满腔热忱地身心投入。我抛弃怜惜、爱护之情,成为冰冷的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的全部行动,即是对阳光的欺骗。
在我们这些人的质朴头脑里认为有价值的事物,它是我们的最后精神财富,那么,太阳也会认定是有价值的,神灵最后的裁决是:既然你们从心里感到这是好的,那我也就裁定这是好的,那么,就请送上来吧。
我在去光明顶的途中,锻炼了我的情感生活,学习到了对于女孩应有的责任。假如真的有圣女,也是我们创造了圣女,之所以把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命名为“圣女”,这就是宿命般地决定了我们的精神生活的属性。它是农人在田地耕作,他生产的稻谷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供奉出去,因为这一点,在仪式的创始阶段就说得很清楚。我逐渐地察觉我与“圣女”诀别的日子将越来越近,在光明顶上那全场静寂的时刻,我对此看得更为明白。
她是圣女,她的命根属于迎接阳光这唯一的仪式。在这唯一仪式之外的任何心灵的恭候和侍奉只能在世俗生活经验范畴内加以引申和讨论。在采集仪式之外,其他任何仪式都是污浊,她是朝向太阳的当代祭品。
当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或是命令,正确地指导我的精神悸动走向时,在世俗经验中往往把它判断为“制约”。箴言不可易义的性质表现在,它事先早已向凡界打了招呼:她是圣女,人的使命是培育出这么一种生灵。而世俗体验,往往试图阻断她最后上山的路。
因此,人类生活中的所有悲剧经验,所有被掠夺感的产生,所有这不是“我的生活”的忽然发现,还有,失去爱情的最终咏叹,大概都可以从恢复对箴言的铭记中得到相应的改善。
P133-136
自序
梁小斌
我所叙述的这些文字,大都是斜躺在我家厨房里的那张木床上完成的。我对支撑自己地方的熟悉程度,已经达到了根本不用再去想它的地步。但是,在我们的文字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并不诚实的文字祈求,譬如:假如哪里有了约稿,我就好像有所回想,写一些有关摇晃木床的文字。
人呀,一定是在从床上爬起来往外面走时,发现了背后还有东西的。当我的脊背蠕动时,分明感到背后有陌生的触碰,回头仔细看,床上的被窝里有一把水果刀。
因为在床上削水果,水果刀随便一丢也就忘记了。水果刀在适当时机里提醒你,把刀放好,才可以出门。
简单讲,我是一个几乎要被生活中的偶然淹没的人。今天本来要出门谋一个差事来做做,但有时候,我却为端详眼前一把水果刀,耽误了我的许多大事。
把厨房里的水果刀和菜刀之类安顿好了,也就是摆放整齐以后我才能出门,这是我的性格。我一直在想,最好能把许多片断连起来想清楚后,再写大作品。我写出大作品的日子尚未到来,有很多人,已经将岁月升格为时光,升格为许多其他的大词汇,而我只能说:我再想想,再宽限我几天吧。
我并不认为写出这些笔记是个多么高尚的工作。大概是卡夫卡吧,半夜回家不敢敲门,于是就伸头向厨房看,看见他的父亲正在厨房吃饭。会打人的父亲竟然也在吃饭,这仅从字面上好懂,我们想当然地也就理解了,我们在真实的父亲面貌前一掠而过。我认为,卡夫卡的父亲在做打人前的准备工作,他要等吃饱之后,才去寻找他的儿子。
写父亲在厨房里磨磨蹭蹭,就等于是赞同暴戾,好像说,暴戾来得也不容易。中国有许多作家的确酷爱这种写法。在我们的文学里,坏的名声,一般由父辈来承担。一开始,我们把暴戾偶像化了,这导致过去经典作家写到父辈时,几乎没有什么好面孔。后来才有作家发现,父亲把橘子放到月台上,然后跨过栅栏是多么地不容易。
现在本属于一堆废纸的文字忽然有了精神正朝着一个光亮处迅跑,就像是谁躲在厨房里吃饭,凶悍之前的面目被人看到了,因此,我深深地感到不安。于是又想到《圣经》上的那句话,实在难懂,但给我的印象深刻,这就是:时间来不及了,我不能再作比喻了。我的所谓叙述,是心甘情愿降格为一种空泛的比喻的。但比喻什么呢?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出版后记:从“朦胧诗”代表人物到地洞思想家
一
多年以前的一个午后,在北京王府井的一间写字楼,我第一次读到这些文字,立即被它所震惊。这是面对伟大事物的自然反应。我意识到它与通常意义上的散文、随笔无关,而是一部当代罕见的寓言和诗。当时,它的作者就坐在我面前。他似乎对我的理解能力缺乏信任,口齿略带笨拙地跟我解释起自己写作这些篇什的意义。然而,我急不可耐地打断了他的话,并且很没礼貌地大声“嘲笑”他:“你根本就没看懂!”
咄咄怪事,作者会看不懂自己写的东西?事实显然不是这样。这个人很快承认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自己并不善于用口语来表达自己。随后,他送给我四个字:“你很幽默。”我明白他的意思,他的话不仅针对现在,更是针对稍早一会儿发生的事情。他的好朋友开玩笑地夸他穿得一身名牌,他很诚实地回答:“哪里,都是从服装市场买的。”这时,我插了一句:“那也是从著名的服装市场买的!”于是,这个人仰起脖子痛快地大笑起来。
而我感觉,真正幽默的是他,不仅是他作品里透露出的卡夫卡式的幽默,更包括命运萦绕在他身上的幽默。
二十多年前,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梁小斌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甚至至今仍是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史课程中不可或缺的符号。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如此盛名对应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他是那一代诗人中“混”得最差的一位,他没能像北岛、顾城、杨炼、江河那样走出国门,也没能像徐敬亚、王小妮还有海归的多多那样进大学教书,更谈不上像舒婷那样担任作协的领导,他甚至连一个普通的体制内的专业作家或文学编辑都不是。相反,从1984年三十岁时被单位开除以后,他就一直栖身于社会底层,靠打零工和朋友的资助,过着极为清贫、寂寞的生活。这个人最近一次引起广泛关注则是因为他患病住院,没有医保,亦无力支付高额医药费,然而他那惊世的才华仍然鲜为人知。
当陷入疾病与衰老的梁小斌,一身假冒伪劣名牌活在这个时代时,我看到了一个堂吉诃德式的英雄,一个眉间尺式的刺客。他无疑会成为这个时代沉重的收获,也是抽向这个时代的一记响亮耳光和一道绝妙的讽刺。然而这些远远不够,对一个作家的公平与尊重,必须从阅读他的文本开始。对于梁小斌,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他从风口浪尖的朦胧诗代表诗人撤退到地洞思想家、饥饿艺术家的独特历程,更需要看到在诗歌的盛名之外,他开辟出了怎样一片奇异的风景。
二
让我们回到1984年的一个现场,由于超假四个月,根据“厂规三十条”,年轻的诗人梁小斌面临被自己的工作单位(一家制药厂)除名的恐惧:
凡是违反厂规的人,都要被开除,
我违反了厂规,
我会被开除。
我可能会被开除。
违反厂规的人也不一定会被开除。
我不会被开除。
我永远不会被开除。
我水远不会接触开除。
我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开除。
我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开除。
活着的人都没有见到过什么叫做开除。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开除。
这是一个堪与王小波《黄金时代》里“队长说王二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相媲美的悖论游戏,时间却是远远早于《黄金时代》创作时间的1984年。即使身临险境,梁小斌仍然不忘记玩味,他不但是生活的局外人,也是自己的局外人,习惯将自己当作他者,经历并玩味。同样的玩味发生在他给一位自己喜欢的女孩打去电话时,女孩的父亲告诉他没有他要找的人,于是,“我放下电话后,回到家里,脑海里反复出现这个声音。我甚至模仿这个声音,体会一种拒绝在我心灵上造成的回响。”自我玩味最终凸显了存在的本真:“因为我被他们拒绝,我感到了自己的价值。我从来没有这样深切地了解到自己的处境,在似乎受到一种侮辱中,我的内心终于平衡。”
被除名后的诗人去找一个“供养诗人的单位”,试图谋求一份工作,甚至不惜谄媚地表示“我想扫一辈子地,然后安顿下来”。可是,即使这样也遭到了拒绝,对方告诉他说:“你是一个有成就的青年作家,我们很早就注意培养你……要你到这里扫地,违背了我们当时培养你的初衷。”
这是一个类似于卡夫卡《在法的门前》的寓言,又让人联想起布尔加科夫给斯大林写的那封著名的求职信——“如果不能任命我为助理导演,那我请求当一名在编的群众演员。如果连当群众演员也不行,我就请求当一名舞台工人,如果连工人也不能当,那就请求苏联政府按它认为可行的办法尽快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在梁小斌最为荣光的时代,也曾受到过国家有关领导的接见。有一位解放军战士因为读过《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一诗,甚至把自己家的钥匙寄给诗歌的作者,表示自己也要奔向荒野,尝尝“丢失钥匙”后的心灵滋味。他怎么会知道,诗歌的作者那时已经踏上了内心的流亡之旅。
诗人锐利的目光观察到,“在中世纪,杀戮宗教叛逆者是供人观看的,这是丰富多彩的人民生活”。他意识到“革命看上去的确是受奴役的结果,但革命又是心智健康、心灵尚未得到奴役而向前发展着的儿童游戏”,他反思启蒙:“启蒙就像阴影似的附在了人的身上……有一种控诉不是对于自己所谓苦难的控诉,而是对思想家启蒙所带来的灾难性痛苦的控诉。因为,启蒙的结果恰恰是加速了人的苦难的进程……”
仿佛命运的捉弄,著名诗人梁小斌反而被接下来的时代大潮遗漏了,成为文坛长期的失踪者,同时也因此更具有了卡夫卡所讲的废墟中的幸存者的意味。他从广场撤退,从人群撤退,从时代撤退,直退到深深的地洞中,“独自成俑”。所以,这部书既可以看作是他一个人的“退步集”,同时亦具有思想史上弥足珍贵的孤本意义。
三
凡与梁小斌接触过的人大概都不会反对,他正是属于卡夫卡那种“活着但无法应付生活”的人,像叶匡政所说,他是“一个仅剩下大脑的人”,除了思想一无所有。他是一个思想的寄生者。从现实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对此,他心知肚明:“我已经体验到我对于世界完全无用是什么意思了。”
梁小斌因思考生活而不肯踏入生活之河半步,“我不能在彻底弄清人生意义之前就妄加行动,我要为我的行为寻找更为圆满的理由和根据,所以,行动必须推迟。”谁曾想到,这种寻找耗尽了一生。“行动必须推迟”成为这个优柔寡断的人唯一决绝的信念,哪怕为买一包香烟也要推迟行动。所有的障碍都在粉碎他——门口一个水坑,足以将他逼回去,打乱出门的计划;半夜里因怕影响邻居,趁着雷声的掩护,才敢敲碎一只鸡蛋;作为园林工人,为明天上午要操动大剪子剪树而彻夜难眠。因为,那个剪树的动作,就在大庭广众之下能够完成吗?
梁小斌的一位诗人朋友曾向媒体描述梁小斌的绅士风度,在饭桌上,从未见他“越界”去夹别人面前盘子里的菜。这个形象鲜活、感人,使人信服,但我却认为这很可能是一个善意的误解。对于这个“饿了连饭都懒得吃的人”,在盘子转到自己跟前之前,伸出筷子实在是太难了。这位朋友有可能低估了梁小斌的笨拙和羞耻感。
“我的生活太缺乏生活气息了,缺乏生活气息这是我的基本特征。”梁小斌默默写道:“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情绪包围着我,影响着我的一生。”但是,“我知道生活的情趣附在我身上,我就会感到沉重,总觉着身上有一股我不熟悉的气息”。他是如此痛苦又如此清醒:“我能痛感到矛盾的存在,痛感到必须热爱,而又推迟热爱所造成的痛苦。我的痛苦方向指出的不是人生的真谛,人生无真谛可言,我指出的只是人的真谛,我以非醒悟的方式,以迷乱的方式,阐发人的真谛。”至此,他已走上通往尼采式先知的迷途,预示着在几近疯癫的废弃中成就不朽之思。他彻夜不眠的思索则使人想到齐奥朗(萧沆),两人同样是在日常生活结束的地方,向着绝望和虚无的深处掘进。
“格格不入”!梁小斌终于找到了这个字眼,“我要寻找我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地方,就像寻找我与农民格格不入的地方一样”。那么,下一步就顺理成章了:“我要在完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为自己挖个地洞。我被深深掩埋这个词所蕴藏的内容深深吸引。”
深藏于地洞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和距离来偷窥和思考世界,地洞之于梁小斌就像费尔南多·佩索阿的阁楼。梁小斌的复杂与深刻在于,他从来不以为真理确定无疑。即使面对孤独,“孤独中的人的心理也构成犯罪,因为这种心理没有表现出来,就没有资格取得合法地位。”难道就没有一点希望?“希望的终结是绝望,纯洁度不高的绝望构成人的忧郁,忧郁是最后一丝力量是否要释放出去前夕的心理徘徊。”为何不寻求和解?因为“任何和解都是一种压力。和解使我的生活复杂起来,破坏了本来较为单纯、明净的生活”。
“世界总要把我从日常生活里揪出来,虽然我隐藏的时间较长。我活在世上,世界不放心。”这个彻底的无可救药的诗人,深渊似的异端,他在被世界开除的同时,也开除了全世界。他使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精神中可以走多远,他蠕动的生命痕迹有着异形天体运行的轨迹。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梁小斌的《地洞笔记》让我有幸目击汉语思维的奇迹。作者抚摸过的一切皆变成隐喻,或者说他唤起的真实风起云涌——“疯长的庄稼在寻找有谁能帮助它被拦腰切断。”“叙述为什么要我知道这些呢,为什么要让我认同叙述里的意思呢?”“如果猎人没有说出迁移秘诀,山洪真的来了,那么这个山洪的来临就是荒谬的。”这些宛如天外来客的思维,咄咄逼人,让读者惶恐,手足无措。他所书写的不是从现实中探寻到的意义,而是意义本身。
很显然,这已经超出文学的范围,进入纯粹思想与哲学的世界,而这正是重新审视和理解梁小斌的基准。
而在笔者看来,本书中最为动人的地方还是如下情节——诗人想象有一座自己的铜像,而他作为旅游者来到铜像面前,读着基座上的文字:“陌生感伴随着我的一生,我一生致力于研究如何接近这个世界,但是,我失败了。”他指着这个铜像说,他显然是他的崇拜者。 这还不够,诗人继续写道:“我还想,在铜像旁有一个跟铜像不相关的喷泉,由于顺风,喷泉淋湿了铜像的全身。”
这个寓言包含了所有的秘密。
自从第一次看到梁小斌先生的这些文字之后,这些年我陆续推荐过许多朋友去阅读和发现这位大师,并数次尝试重新编辑出版。去年冬天得知他生病的消息后,我即萌生了一定要为他出版这样一部书的心愿。感谢梁小斌先生天才的思想,感谢叶匡政先生此前卓越的劳动——这本书是在他当年编辑的《梁小斌如是说》基础上的修订,感谢时代华文书局富有文化情怀的武学先生大力支持,感谢诗人安琪、刘不伟等朋友的助缘。我们终于完成了一件早该做的事情,而中国读者和研究者对梁小斌的理解才刚刚开始。
维特根斯坦尝言:“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面对梁小斌,我明知道不能够说清楚,但已无法沉默。西谚有云:真理这件事,知道的就有责任。
瓦当
2014年4月20日于烟台
梁小斌散文天下第一。
——邹静之
梁小斌不属于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只是碰巧来到了这个国家这个时代。读他的文字,你不能不想到卡夫卡和佩索阿,共同之处是以卑微的姿态坚守思想的纯粹。
——周国平
在我们的文学界,还没有其他作家能够像梁小斌这样,用心灵的魔术将一切混乱的、轰轰烈烈的社会生活内在化,使其变为一种心灵的倾诉。那情形就如同荒漠中沉默了千年的石头突然开口说人话,给人的震惊可想而知。我一边读一边想:这就是源头的语言吗?它们是如何穿过曲折的废墟的隙缝冒出来的呢?
——残雪
在文学荒原上,中国有两个天真的孩子,一个是顾城,一个是梁小斌。
——徐敬亚
梁小斌是一个仅剩下大脑的人,一个完全生活在文本与思想中的人,这样的人能活在我们中间,本身就是这个时代的一种奢侈。这个世界从不了解她伟大的人。
——叶匡政
我无力赞美这位深渊似的异端,他与世界格格不入,注定被世界开除,同时他也开除了全世界。
——瓦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