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花厅里的亮相

戊戌大年初三(1898年1月24日)，京城里依然弥漫着一派浓烈的节日气氛。总理衙门的西花厅却无缘再享休闲的宁静，在这里，几个“大臣”与一个“小臣”正在进行着绝不轻松的问对论政。

 在场的“大臣”为翁同稣、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张荫桓五人。虽说他们也是地位高下不等，权势轻重有差，但都是总理衙门大臣，起码官至部堂、疆吏，别说更有人充任军机，荣列相国，贵为帝傅。岁数上，长者早已年逾古稀，最小者也正当花甲。相比之下，不论是官职地位还是年齿。这个“小臣”之“小”，确乎名副其宴——他，康有为，中进士尚不满三载，授区区六品工部主事亦未实就，一介“游士”而已，年方四十有一(按当时通行虚岁计，下同)。那么，如此一位“小臣”，怎地和一班“大臣”坐到了一起谈论朝政国事?

别看康有为在朝臣中数小字辈，但对于方兴未艾的维新运动来说，堪称能呼风唤雨的大师。在维新之路上，他已经进行了多年求索，留下了一行清晰的足迹，一直连通到这眼下的西花厅里。

这个于咸丰八年(1858年)出生于广东南海西樵山下一个士大夫家庭，自幼领受传统教育，博得“圣人为”绰号的士子，在二十多岁上有了游观香港、亲身接触资本主义文明的经历之后，开始着意探研西学，通过中西比较寻求救国强国之道，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

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利用在京第二次参加顺天乡试(第一次是在光绪八年即1882年)的机会，曾单骑出居庸关，至八达岭，登上万里长城，居高极望，大有“山河人民之感”，思及自中法战争以后，国势目蹙，若及时变法，或犹可支持，否则拖延下去，错过时机，再欲为之，势必无及，于是“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这是康有为第一次上皇帝书，向当政者发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呼吁。在当时大多朝士的心目中，像康有为这样一个无名鼠辈，竟然要上书皇上指论国政，简直是迷狂之至，对他极尽嘲讽攻讦之能事，哪里还愿意为之代递上书。倒也有几个想帮忙的臣工，但权能有限，再加上阴差阳错的一些不利之事的凑合，书并未能上达，还连累得考试成绩本不错的他此科名落孙山。康有为的心头自然充满了遗憾和悲愤，他赋诗抒怀：

沧海飞波百怪横，唐衢痛哭万人惊。

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狞。

岂有汉廷思贾谊，拼教江夏杀祢衡。

陆沉预为中原叹，他日应思鲁二生。

显然，康有为也不失自负：他自觉得是突出于“诸山”的“高峰”。是怀才不遇遭受迫害的杰士，同时更是蓄志来日能救国济世的圣手。但无论如何，眼下他在京城里是百般窘困，没有一点儿用武之地了，只好回到南粤家乡谋图秣马厉兵。

他做不了“山大王”。他最得心应手的“兵器”是一管狼毫。与之相辅相助，还有他的一张利口。当然，指挥他这管笔和这张口的，是他那一刻也安顿不了并且最擅长异想天开的头脑。这些也许就是他的全部本钱?噢，也不要忽略，除此而外，康有为这时还具备了另一种无形资本，那就是他惊世骇俗的上书之举所造就的“名气”。尽管在“常人”的心目中，他所出的不过是“狂名”、“恶名”甚至“骂名”，但这也已足以使他显示出“非常”。非常之人自有非常之人的理解、敬慕和追随。于是，他的门下，水到渠成地逐渐聚合起一群志同道合的弟子。这就是康有为“羊城(广州)设馆”。更通常是说“万木草堂”讲学的由来。如果说其正式发端是以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长兴里开馆为标志，那么在这前一年，即有了陈千秋和粱启超相继向康氏拜师从学的先导。

“南洲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的确，康有为所开设的，决不是一所普通学馆，而是编织了一只造就维新人才的摇篮；康有为所充当的，也决不是一名仅在学事上解惑授业的教书先生，而更是在思想上引领蹊径的政治导师。日后的维新骨干中，不少人是出自这所不寻常的“草堂”。至于康有为这期间在弟子们协助下锻造成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当然要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前者于光绪十七年问世，后者迟至光绪二十四年才刊出)：一则釜底抽薪般地把传统上奉为神圣的古文经典，一下子“考证”为“伪经”；一则把灵光熠熠的“至圣先师”孔老夫子，冷不丁改扮成了进化改制的鼻祖。这一破一立之间，玩了一个多么玄妙的政治魔术!而所凭借的，却是一副“学术”的道具。即使我们今天看来也该叹服，这位康先生真是一位借学言政的高手!

康有为又绝不惮于不失时机直截了当地亮政治牌。更为人熟知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所领导的“公车上书”，便是很典型的一局。此前光绪十九年(1893年)，康有为再次参加乡试获中举人，次年他与粱启超一起赴京会试(这次是慈禧太后六旬万寿恩科。此前梁启超已参加过会试未中)，双双落榜，来年再举(正科)之际，便有了“公车上书”事情的发生。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个创巨痛深而又空前惊醒的年头。严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的噩耗，刺激一切有痛感、有良知的国人发出挽危救亡的呼号，而“公车上书”，便是这中间的最强音，同时也是最富理性的声音。由康有为用一昼两夜亲自拟成的洋洋洒洒一万四千余言的“书”稿，不只是对国难当头的哀痛和悲愤的宣泄，而且提出了一套变法维新的方案：一要“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要“迁都定天下之本”，三要“练兵强天下之势”，四要“变法成天下之治”。在他看来，前三项是“权宜应敌之谋”，后一项则为最根本的“立国自强之策”。他又提出变法着重在富国、养民、教民三个方面，每个方面都列出了若千具体措施。P8-11

十多年前，承蒙河北大学出版社任文京先生惠约，撰写并出版了拙著《变政与政变——光绪二十四年聚焦》。2011年夏问的一天，接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紫禁城出版社(今故宫出版社)社长王亚民先生电话，惠商拟将此书改在其社出版新本。王先生原在河北出版界领军多年，为资深出版人，拙著有数种即在其旗下社家出版问世。今再得惠助，令人感念。为此书事，该社冯印淙、王志伟、刘玮诸君曾专程来石，商谈具体事宜，指教技术要领，使我受益良多，得以顺利操作。原书正文虽没有太大面积的更动，但还是有不少地方作了校改。原有的篇末注释，此次按所属“历史节点”丛书的统一体例要求予以删除，改由正文中简要交代引文出处及所据(必要时使用夹注)。拙著将以新书名、新面貌问世，对玉成此事的王亚民先生，对为本书具体组编付出辛劳的王志伟，对所有给予关心和帮助的师友，表示深切的感谢!也盼望尊敬的读者不吝指教。

代引言 题解短语

上篇 变政的前奏

一 西花厅里的亮相

二 紧锣密鼓策“圣主”

三 “分割滹至”的危迫

四 “会为保国，岂不甚善”

五 京城之外的激荡

六 诡谲微妙宫廷间

中篇 不寻常的“百日

一 颁诏定国是

二 一日之间

三 终于见到了天颜

四 新政舞步疾

五 动真格的？

六 文韬武略皆失灵

七 几多疑案几多谜

八 关此东洋客乎？

下篇 政变的劫难

一 悲哉，瀛台囚！

二 缇骑苍黄遍九关

三 我自横刀向天笑

四 “兴革悉反之”？

五 没有结成的联盟

六 成败得失怎评说

尾声 怪圈不怪

后记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无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其重要和复杂的历史内容，用“变政与政变”来概括也许可以说得上提纲挈领，故曾取作原版书名。　　“变政”作为“变法”的同义词，今天说来听来似乎不如后者顺口顺耳，但它也确是当年习用的词语，譬如说它出自维新派领袖和骨干人物口中笔下的频度就是相当高的，康有为就曾以“百日变政，万汇昭苏”来概括我们通常所说“百日维新”之时的宏观情势，分明是以“变政”来指称当时的维新变法，不能不谓典型。可知该词决非笔者为求与“政变”字序上的正反对应而牵强拼造。　　“变政”与“政变”，这文字形式上有着自然天成巧对妙趣的两者，其所连缀的特定历史内容，则如一出戏中喜悲迥异、相反相成的前后两幕，展开了中国近代历史演进中的一个曲折片断，又凝成蕴涵丰富而深刻的一个历史纽结，牵缠着时人和后世从未间断地探赜索隐。　　于今，距那个不寻常的年头已经一百一十多年。百余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对于华夏神州来说，这百年来已经发生了沧桑巨变。我们可以而且应该站在时代的制高点，来鸟瞰那场历史风雨的陈迹，从中剥绎和领悟鲜活的启示意蕴。这首先需要让那段历史在我们的心目中“复活”。“复活”的历史才不再是千瘪的木乃伊，而重新有了灵魂，有了血肉，有了动的场景，有了活的画面。当然，受史料遗存状况等客观条件和我们主观认识条件的双重制约，这种“复活”不可能是“复原”——既不可能“复活”其“全部”而只能是“局部”，也不可能“复活”得绝对“真实”而只可能相对“近似”，并且还不免有解不开的疑窦，破不了的谜氛。本书便是对那段历史作个如此情形的“聚焦”。　　这种“聚焦”所显示的，当然不是现场的写生，而是对异境的体察，往时的追溯；也不是成象的机械描摹，而是今人与历史沟通意境上的写真，离不开以我们的理念去撞击那面历史回音壁的反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B.Croce）的这句名言可谓从一个特定角度揭示了“历史”的本质属性。本书对当年“变政与政变”历史的“聚焦”，当然也超越不了这一铁定法则。　　至此，务虚性的题解话语已该打住，还是把思考和品评多留给尊敬的读者。

《变政与政变(光绪二十四年)》以独特的视角、中肯的史观选取晚清一时间节点，叙述点、线、面穿插结合，通观晚清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个方面，为读者再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行将末路的历史现实。文中以大量史实、文献为依据，将一个个晚清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人物性格极其丰满，史事铺排逻辑有序，既有波澜壮阔的革命豪情，又不失丰富细腻的人文情怀，不论历史角色的大与小，均以一个相同的时代背景来铺衬，皇帝的家国重构、大臣的忠直奸佞、改良派的维诺、革命者的悲壮，通通融入其中，是一部适合各个读者群体阅读的史学佳作。

《变政与政变(光绪二十四年)》由董丛林编著。

“变政”与“政变”，这文字形式上有着自然天成巧对妙趣的两者，其所连缀的特定历史内容，则如一出戏中喜悲迥异、相反相成的前后两幕，展开了中国近代历史演进中的一个曲折片断，又凝成蕴涵丰富而深刻的一个历史纽结，牵缠着时人和后世从未间断地探赜索隐。董丛林编著的《变政与政变(光绪二十四年)》便是对那段历史作个如此情形的“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