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点无用的事吧,“急之国”的人们。
做点跟升官、发财、成名没关系的事,做点跟自己的情感和精神有关的事。
谁都要吃饭,却不需要时时为稻粱谋。成功带来满足感,灵魂难免还空虚。按照社会标准度过的一个个“有用的一天”,达不到幸福的标准。
有热爱无用之事的人,有名为“无用”的服装品牌,有在冷门学科甘之如饴的人,有成功人士的退后反思。
无用,是让脚步暂停等灵魂跟上;无用,是不功利更本真地享受生活;无用,是与社会和自己和解,以乐趣战胜焦虑,以平和心态迎来人生新境界。
“实用主义实际上是最不实用的。”试试看,你的“大用”正蕴藏在你的“无用”之事里。
无用于事,有用于心。
《新周刊》杂志社编著的《做点无用的事》收录了《新周刊》2012年度佳作。
《新周刊》杂志社编著的《做点无用的事》收录了《新周刊》2012年度佳作。
做点跟升官、发财、成名没关系的事,做点跟自己的情感和精神有关的事……
今时今日,你可在淘宝将一个陌生人叫做"亲",却甚少如此亲热地称呼与自己同样血型的亲人……
微性:多媒体时代的情和欲,泛社交时代的性与人际关系,微信、陌陌体验报告,
为什么女人好自拍?
《做点无用的事》记录着中国社会的脉动和世界的变化。
横竖撇捺
做点无用的事
做点无用的事
有用的无用,无用的有用
白岩松:做无用的事,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一颗更安静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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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无用的事,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一颗更安静的心
“一个时代要包容,要创造条件让很多人去做无用的事,不仅仅是写诗、作画、听音乐等等,还要去关心很多跟你自己没关系的事;幸福的三要素是物质、情感和精神,说无用就是要多关照自己的情感和精神。”
文/胡赳赳
他显然是个有用的人,不仅有用,而且很忙。忙到连辟谣的时间都没有,以至于两次出现他从央视辞职的假消息。他走路很快,语速也很快,手机也会打断他的交谈——除了上《新闻1+1》的直播之外,台里又有其他的节目请求。
在中国,他是最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之一,当红的《非诚勿扰》主持人孟非就说,白岩松是他最为欣赏的同行。除此之外,他也可以称为作家,两本自传和评论类的书籍《痛并快乐着》、《幸福了吗?》一直都是畅销书。他还尽量抽时间满足大学、媒体等发表演讲的邀请,他擅长即兴的发言,常常以雄辩、睿智和严肃的面孔出现。与他理性的思考相比,他是个温和的“改良派”,在“革命”、“改革”和“改良”三个词汇之间,他毋庸置疑地选择后者。这是他对时事一贯的看法,他不希望看到流血、牺牲和暴力,他说:“历史将怎样评价我们这个时代?这是个盛世。”他有着自我的历史观:“历史要靠每个人的努力,一步步地推进。”
很难将他归类到“新左”或“自由主义”这种知识分子阵营的划分里。但在他的自我确认中,他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他尖锐的言论常常影响着舆论的导向,他用自己的努力证明着,他不是知识分子中的投机者,而这,也让民众和媒体进一步认同了他。
“做无用的事”是他最近一次演讲的题目。其核心观点是:“面向社会的时候,多关注一些跟自己无关的事;面向自己的时候,多干一点别人认为没用的事。”这位43岁的电视主持人曾经卸掉了三档节目的制片人职务,也回避着各种接踵而来的社会邀约,不去做一个“滥好人”。名、利和权势的诱惑,在他身上已看不到痕迹。他想了想说:“夜深人静的时候,人还是会想自己是不是能安心。”
“有用”是时代病
《新周刊》:如何理解“有用”与“无用”?
白岩松:当每一个人都在拉扯你要去做很多他们认为有用的事情的时候,你已经没有时间活着了。我们现在的很多人,我认为都处在一种“没有时间活着”的状态。我毕竟过了40岁了,也要去考虑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不是全是那些“有用”的事情?为什么在做那些大家都认为有用的事情的时候,我一般感觉不到快乐。我做新闻的时候——就像你做你的杂志的时候,也不一定感觉快乐,因为这是责任,是你的理想的某些东西在这里。因此,生命需要一种平衡。过了40岁,就开始越来越意识到,我不能总去做我自己认为——尤其是其他人认为的那么多有用的事儿吧,那些我经常觉得快乐、无用的事儿怎么没有时间去做呢?所以,在暗合自己或者说是契合自己的一种状态当中,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发生在我个体身上的冲突绝不仅仅只停留在我个体这儿,它也是时代的一种病。所以,大家会觉得契合,但我必须得承认我并没有想那么多——我要去为大家怎么怎么地——那又是“有用”的事儿了,我只不过是发布自己的感慨。但是我也是时代当中的一分子,这是时代病,我也是被传染的。那么大家有那样一种共鸣也是正常的。
《新周刊》:那你自己是怎么处理的?
白岩松:我现在必须是要敢于说“不”。具体说来是有步骤的:2003年我放弃了权力之路,我辞去了所有附在我身上的——当时我是3个节目的制片人——与权力有关的路。那好了,我堵死了一个出口,这是一条岔路。如果你眼前有无数条岔路,那你会把自己走晕了的,现在我先把它堵死了。 接下来的就是所谓的利益,我不敢说自己有多么清洁,有时候亲朋好友的一些事情,对我来说确实推不掉,有时候也会去做,但是必须坦白说大部分钱我已经不去挣了,大家很少会在类似企业、商业或是演出的各种场合看到我。
还有一点很重要——堵死了一条“好好先生”之路。人有的时候完全没有时间了——都在做“有用”的事,没有时间去做“无用”的事情,有一点便是因为你试图维系着这种好好先生的面孔,面向所有的方向,你不会发火、不会说“不”,你好像没有得罪任何人,最后却把自己“得罪”了。
堵住了权力的路,适当地堵住一定比例钱的路,再堵住一些好好先生的路——便给自己腾出了一些空间,腾出了一些空间就可以去做一些无用的事儿了——听听音乐,看一些书,跟朋友聊聊天,保证一定的运动量,踢球,散步,去画画北京的美食地图或是找找淘碟的地方。
《新周刊》:这里头可能就牵扯到一个时间分配法则的问题。都说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媒体碎片化了,其实还有一个东西也碎片化了,就是时间。
白岩松:再深一步,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不再愿意用时间去换利益,我拿出相当的时间去换取自己的舒服,换生命该有的某种状态。
《新周刊》:那别人会去想——对你白岩松而言,是不是你的生命中的理想、欲望和激情都已经实现了、达到了——从而你选择这样?
白岩松:比我得到的多的人多得多,比我得到的多的人不愿意停下脚步、依然为名忙碌的多得多得多。我不属于我们这个行当里的富有者吧——相比较之下。但是我也绝不能不说自己不富裕,这绝不可能。但是任何事情是相对的,那我觉得起码我还懂得适可而止。
“无用”的种子在80年代
《新周刊》:其实,在我眼里有两个白岩松同时存在——一个是人群当中的白岩松,所谓人群中,包括出现在公共空间、公共画面当中的白岩松;还有一个是人群背后的白岩松。哪一个是真实的你?
白岩松:任何一个人,大家有时候总觉得“哪一个才更真实?”其实不是这样的。他做每一件事情展现出来的那一瞬间都是他的一部分,就像我见过很多温文尔雅的人在球场上突然成为“暴力分子”,哪一个是真实的?可是我非常清楚,都是真实的。我的球友里有很多这样的人,生活中和声细语的,但是在球场上却偏偏很暴戾。
《新周刊》:比如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看到一个屏幕上的白岩松和生活中的白岩松完全判若两人。
白岩松:屏幕上跟我生活中其实是一个人。我觉得大家在解读很多事情的时候太过简单了,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看任何事情,不是对就是错、不是白就是黑、不是A就是B,但生活不是这样的,生活更多是在AB之间、在黑白之间、在对错之间、在好坏之间,那才是最大的比例。所以现在我已经学会了,不会去简单地下结论。人也是一样,我们会说“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别逗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纯粹的好人和纯粹的坏人,我们跟任何人都一样,就看环境激活了我们什么。
《新周刊》:对。坏人是什么?坏人就是自己恶念的一部分。
白岩松:有的时候跟大学生交流,我就想,我也有可能成为他们所厌恶的人,如果环境把你潜在的那个因子激活出来,一样。
《新周刊》:你现在是过了40岁,那对于20多岁的人来讲,做无用的事适当吗?
白岩松:我18岁到20多岁之间做无用的事是做得最多的,我现在不过是一种回归而已。你说写诗有什么用,半夜趴在床上,你说对着星空数星星有什么用?一帮男男女女坐在草坪上拿着吉他,然后把所有会唱的歌都唱一遍,有什么用?为一个民族深深地忧虑,热烈争吵,在很多成熟的人看来,这有什么用? 正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幸运吧,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做过很多所谓热血沸腾的无用的事,所以才有了深深地做“无用之事”的这种“种子”。
《新周刊》:那是因为在大学里有时间,如果出了大学校门,22岁之后到30岁,这个人生奋斗的8年,让这群人去做无用的事儿,可是很难的,他们每一步都得为了生存而考虑。
白岩松:我也不是没做过,在我打拼得最狠的那将近10年的时间里头,我也会有意识地去做一些无用的事,只不过不像现在这么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我经常会把我以前的球友召集在一起打一夜麻将,你说这有什么用呢?说赢了钱吗,没有,一般是输钱的。听音乐有什么用,也会去听啊,只是比例会小点。很重要的一点,那个时候要是没有在看一些无用的书,便没有后来的——比如说我最初在做《东方之子》的时候,陪着我的是曾国藩的书,曾国藩有一天一下子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我的《东方之子》跟他是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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