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倾情奉献，集结学者、媒体、艺人、商界各领域精英人物，许小年、闾丘露薇、柴静、林青霞、范冰冰、薛蛮子、星云大师、季羡林现身说法，展示一个时代的精神样本。

张英编著的《台前幕后：小时代大人物的真实》由《南方人物周刊》精彩文章汇编而成，全书共分为“学者公知”、“媒体人士”、“明星艺人”、“商界精英”、“文人墨客”、“大家大师”六部分。这些人物是他们各自所在领域里的精英，他们的生活精彩，也真实。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他们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他们是各自领域的翘楚，他们的生活精彩也真实，他们看的想的经历过的，能传递更多的正能量。

张英编著的《台前幕后：小时代大人物的真实》告诉你一个不知道的英雄。

《台前幕后：小时代大人物的真实》集结了学者公知、文人墨客、大家大师、媒体人士、明星艺人、商界精英等六大领域的精英人物，讲述了一个个鲜为人知的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给读者以心灵触动和人生启迪。他们用自己的崎岖心路，展示一个个精神样本。

Chapter 1

 吴思

 我比黄仁宇看得透

 于建嵘

 寻根与布道

 许小年

 “刀锋”许小年

 汪道涵

 智者汪道涵

Chapter 2

 闾丘露薇

 我希望对得起这份职业

 柴静

 看见·柴静·十年

 汪涵

 最摩登的古代人

 蔡康永

 我们已被逼到无聊的极点

Chapter 3

 林青霞

 大青衣林青霞

 黄秋生

 最毒的不是我的嘴，是我的思想

 范冰冰

 范冰冰是怎样炼成的？

 曲婉婷

 我不是包装出来的歌手

Chapter 4

 杨受成

 香港制造

 薛蛮子

 浮生若梦

 冯仑

 一个买卖人的思考

 蒋友柏

 我是蒋氏第一代

Chapter 5

 龙应台

 你所不知道的龙应台

 白先勇

 姹紫嫣红看遍，奈何无常

 梁羽生

 武宗侠隐梁羽生

 贾平凹

 贾平凹密码

Chapter 6

 曹禺

 “文革”中的曹禺

 李泽厚

 李泽厚寂寞思想者

 星云大师

 人间星云台湾奇迹

 季羡林

 “大师”的背后

中南海里的年轻人

1977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大局，决定将国家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81年，中共党内资深的经济干部、时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马洪，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提交了一份手写的报告，建议成立“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技术经济中心”），作为国务院的研究咨询机构，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技术和经济，推动国务院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1985年，技术经济中心和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合并为现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刚刚毕业的许小年和同校的皮声浩、北大的李善同、清华的程秀生一起进入技术经济中心。按照规定，上半月报到的发一个月工资，下半月到的只能领半个月工资。许小年是11月14号报到的，这让晚了两天的李善同“耿耿于怀”了很久，每逢聚会都要和许小年“过不去”。

技术经济中心的办公室设在中南海的一幢工字楼里。对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步登“天”，“我们那时在外头找对象都加分，姑娘们一听说你在中南海工作，印象分立马就上去了”。

一出校门就站在了改革的“开端”，许小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应该说我是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时候：当时的政府急于改变社会经济落后的状况，对外来的思想和方法都采取一种虚心学习的态度”。

三十年的亲身经历与研究，使得他对热门的“中国模式”之说颇为不感冒：“我们不能因为兜里有点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中国改革成功证明了市场经济的胜利，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技术经济中心承担了国家大型项目的可行性论证，许小年和同事们参与了包括三峡、山西煤炭基地开发、山西能源基地综合开发建设规划、管道输煤在内的一系列项目论证。他和丁宁宁随后承担了《国家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条例》的组织工作。1983年，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技术经济中心主持了一项大型的预测研究——“2000年的中国”，为政策制定与规划提供依据。

2008年，许小年和技术经济中心的老同事们重聚，围坐话当年，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种种预测，“结果发现只有人口预测是准的，其余的都不准，而且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位市场经济的信徒越发地坚信：“什么规划、计划都是瞎扯淡。”

80年代的中南海弥漫着自由的气息。有幸踏入改革核心的年轻人们每天都在为国家的未来讨论、争吵着，调研、学习、写报告。工作之余，他们夏天跳人中南海游泳，冬天滑冰到囚禁光绪帝的瀛台，这样的“自由主义”终因“影响不好”而被高层禁止。

盘桓他心中许久的那个老问题——“我们的体制问题在哪里？”一点一点地得到解答。农村的“包产到户”刚启动，许小年就回延安做调研，“插队时感觉到人民公社有问题，生产队里吃大锅饭，谁也不出力。把土地分给农民，才能够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曾做过吴敬琏助手的《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的作者柳红如此评价这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又赶上上大学、读研究生，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以致用之心，以热情和激情切入到改革的核心问题。”在贡献上，他们承前启后，“将来自中国社会底层民众自发的改革意愿，转化成执政党的文件政策，转化成学术理论”。

客观地说，这些充当改革智囊的年轻人能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中发挥可载入史册的作用，除了当时高层的开明和理想主义的风气，还得益于机构设置上的独立性——独立于中央机构部门，直接向国务院负责。

三十年后，许小年忧心于改革停滞不前，谈及体制改革的具体举措，他主张恢复20世纪80年代独立的体制改革机构。“如果让部门来操刀改革方案，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这是我们在现有的宪法框架下可以做的，也是邓小平在三十年前就提出来的”。

他把推进改革开放，定义为“重回80年代并且超越80年代”。“回到那种开放自由氛围当中去，但是，要讨论的课题是要超过80年代——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实践了，而且这个过程也产生很多和80年代不一样的新问题”。

20世纪80年代国门的开启，也使得这个年轻人受到了新的思想冲击。  1980年，世界银行派出近三十人的经济考察团来华全面考察中国经济，随后撰写了一份报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1949之后由中外专家按国际规范编写的第一例报告，系统地描述了中国经济的状况和改革的设想。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十分欣赏这份报告，和外国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指示改革的智囊机构研究和借鉴报告的观点。

“文革”期间捂着被子偷听敌台打下的外语底子，让许小年有机会去接待外国专家。一个英国经济学家过来和他们座谈，他发现自己一点都听不懂，“主要不是语言障碍，而是听不懂那些术语和理论”。他只有晚上回去看报告、查书，第二天再和人家谈，一点点地消化。

为什么要放开价格？为什么要私有化？包产到户为什么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硕士许小年被这份外来的报告震动了：“自己学的那点政治经济学不行了，根本解答不了这些问题。”

与“中心”一墙之隔的五旬学者吴敬琏也感受到同样的冲击。20世纪70年代末的两次出国考察和学术交流，使这位复旦经济系的老毕业生顿生“洞中数日，世上千年”之感。1983年，带着一堆改革问题的吴敬琏受福特基金会邀请，到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

而立之年的许小年也萌生了到国外留学的念头，他必须权衡巨大的机会成本：是否离开象征最高权力的中南海，放弃在一场宏大改革中可能展现身手的历史机会？

“朋友劝我，家人也劝我，父母说，进了这么一个单位多不容易呀；单位领导也说，别人是打破脑袋要进来，你却要出去，再想想吧。我说已经想好了，去国外读书，因为我的经济学不行，跟外国专家没有办法对话，将来在这里做研究的潜力也受到限制，还是让我走吧。”

P36-38

科技带来的网络革命，对中国新闻的传播具有颠覆性的意义。以往管理规则下的新闻发布变成了公民利用网络平台的自由传播，其间固然混杂着虚假、失实、偏激的成分，但它毕竟冲开了拦截的政策堤坝，使得被遮蔽的新闻拱出冰山一角，成为新闻的引爆点。伴随着职业新闻人的跟进挖掘，事件得以广泛深入地被披露，从而逼近真相还原真实。中国新闻传播也就在技术革命的催生下，开始了真正的职业历程。

然而，信息爆炸的时代也引发了无效信息的泛滥，新闻碎片化、速朽化，一波风浪乍起，又一波更具热点的新闻汹涌而至，大有“各领风骚一两天”的态势。读者被热点诱惑，记者也疲于奔命地抛岀猛料，我们已无暇静下心来，去参透新闻背后潜藏的意义和价值。新闻难道真的变成了文化快餐而无营养价值？

当然不。我们常说，新闻是历史的第一页草稿，记者的责任就是记录，它不仅要在现实的“河流”中揭示那些潜在的暗角，让人类的航程向着正确的目标安然前行。同时，它将现实的驳杂和繁复记录下来，留待后人追问和汲取，从中窥见那个时代的风物和人情，明晰我们从何而来，又要走向哪里。而对一本以“记录我们的命运”为宗旨的人物周刊，我们期待着记者笔下所记录的人物，不仅呈现出人性丰赡沉实的一面，更有时代的浩荡风云流变其中。

因为，我们要做一本有思想、有态度和有价值的杂志。我们不仅想知道你做了什么，我们还想知道你在想什么，也就是你为什么做。我们要解决“Why”（为什么）的问题。

本书所选文章正是这种标准的体现，你从中可以看到，这些年、在哪里、什么人、什么事、为什么；是哪些人在与命运抗争，是哪些人彰显了人性的厚重，是哪些人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又是哪些人引领了我们前行的方向；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他们无畏前行，是什么样的信仰令他们坚不可摧，是什么样的良善激发我们的希望。你还可以看到，一群卓越的记者给我们带来的思想、智慧以及母语的优美。

徐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