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是一场全民化的狂热，是在理想与现实巨大差距下对乌托邦的向往，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这场看似悲壮、实则荒诞的全民狂欢，给新中国的执政者及建设者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也正是因此，“大跃进”运动始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上的热点问题，更是广大民众始终关注的热点历史话题及集体回忆。阳雨编著的《大跃进运动纪实/红色年代》从“大跃进”运动的起端、发展、高潮以及结束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史实记载，条理清晰，重点突出。

“红色年代”系列丛书共有《“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运动纪实》《大跃进运动纪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实》《“三反”“五反”运动纪实》《人民公社化运动纪实》《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和推广纪实》等六本专著。“红色年代”丛书是我党发展印记的记录史，是新中国前进道路的发展史。本系列丛书对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大历史史实进行记录回顾，对我国当下新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对年轻的一代具有极大的教育价值。阳雨编著的《大跃进运动纪实/红色年代》为其中一册，《大跃进运动纪实/红色年代》从“大跃进”运动的起端、发展、高潮以及结束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史实记载，条理清晰，重点突出。

毛泽东希望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超

英赶美”成为“大跃进”年代最响亮的口号

落后就要挨打

东风压倒西风

15年赶超英国

毛泽东开展“反反冒进”，“小脚女人”邓

子恢受到指责和批评

批“小脚女人”

“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

共产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

“大跃进”是个伟大的发明

柯庆施受到毛泽东的赞赏，周恩来被迫作检讨

学习柯老

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

不断革命

反冒进的主角一再检讨

“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中国”，“大跃进”运动势不可挡

复辟“多快好省”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

一天等于二十年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只担心

粮食多了怎么办

叫河水让路，要高山低头

苦战三年，改变面貌

深翻一尺土，多产万斤粮

神奇的力量

放卫星

登峰造极的徐水

马列主义出粮食

粮食多了怎么办

“钢铁元帅”升帐，全民大办钢铁，“大跃进”运动进入

高潮

一首抒情诗

心潮逐浪高

只争朝夕

政治挂帅

土洋结合

帅旗飘飘

“人人能写诗，人人会绘画”：文教战线上的“大跃进”

文化跃进总纲

人人生产

人人学习

人人写诗

科学研究领域要“拔白旗，插红旗”

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驱麻雀”

中央领导开始冷静反思，纠“左”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大

跃进”运动暂时退却

得失之间

压缩空气

我的头脑也有点热

多谋善断

“降”声一片

彭德怀的“意见书”在党内引起争议，庐山风云突变，

纠“左”变成反右

神仙会

“秀才”的真言

彭德怀的意见书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反右倾，鼓干劲

最后一跃

全国出现大饥馑，刘少奇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中央出台“八字方针”

欲速则不达

刘少奇说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毛泽东说“我不是圣人”

从1956年到1958年，中国经历了从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的曲折。

由于建国以后各方面工作的进展比较顺利，尤其是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很快，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如何建设我们的国家，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这个问题上，产生了急于求成的情绪。

1955年7月，毛泽东感到正在进行的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太慢，开始批评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指责某些同志像“小脚女人”。这反映在7月31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他说：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毛泽东所批判的“某些同志”像“小脚女人”走路，实际上就是指邓子恢。早在1953年2月，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奉调进京，担任新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在一大批新建的合作化中，暴露了不少问题：不少地方出现了农民贱卖与滥宰牲口、滥砍林木等现象，农村出现全面紧张局面。

1955年1月初，邓子恢向刘少奇、周恩来等汇报农村的紧张情况。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当前的农村合作化运动转入控制、着重发展的阶段。对此，毛泽东最初也是同意的。但后来，他的想法又发生了变化。

1955年4月下旬，毛泽东到南方考察。他沿途看了农田庄稼的长势，听了地方领导人的汇报，对农村形势有了新的判断，认为：“说农民生产情绪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途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5月5日，毛泽东约见邓子恢，警告他不要犯错误。6月下旬，毛泽东再次约见邓子恢，就发展合作化的规模、数量等问题进行讨论，双方发生争论，争论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7月底，柯庆施到京参加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有意将一份汇报交给毛泽东。这个汇报中说：很多地方把收缩合作社当成了运动，“部分农民吃了亏，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这份汇报对毛泽东的刺激很大，尤其是汇报中说的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更使毛泽东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在7月31日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火药味十足地不点名批判了邓子恢的错误。

在会场的邓子恢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农业合作化发展的不同意见，怎么成了“像一个小脚女人走路”？他立即找到刘少奇对有些情况作出了解释，刘少奇劝他要正确对待主席的批评。8月26日，毛泽东指示：“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这就等于让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靠边站”了。

批判“小脚女人”，在党内造成一种紧张气氛，谁不跑步前进，谁就是“小脚女人走路”。这导致农业合作化运动高速发展。短短几个月时间，许多农户一步登天进入高级社，骤然完成农业合作化。农业改造一马当先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也急遽加快，敲锣打鼓，四年完成了原来设想15年的事，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迅速到来鼓舞了毛泽东，认为“广大农民群众中存在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根据这个认识，以及当时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情况，毛泽东认为应当不按常规走路，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速度。1955年冬，他怀着一股从未有过的喜悦心情对人说：

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人民日报》即把1956年元旦社论冠之以《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标题，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号召人们只争朝夕。从此，贪多求快、急躁冒进的情绪蔓延开来。

1956年1月，根据毛泽东倡议制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40条》）中，要求粮、棉年产量应分别以8%、10％以上速度递增，从而保证到1967年粮食、棉花年产量分别为1万亿斤和1亿担。而我们知道，公元2000年我国方达到这个指标。有了这个比较，由此可知当年是如何的急躁，指标是多么的不切实际。

在农业发展高指标的压力下，各生产部门纷纷开始修改自己原定的生产计划。1956年初，各部召开专业会议，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大都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和《农业40条》中规定8年或12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左”倾冒进思想抬头，指标过高过急。为准备生产能力，大上基建项目和增加基建投资，职工一年增加了200万人。一时间，整个经济形势如周恩来所说：“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

起初，由于1955年的经济全面发展，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人们普遍乐观，对毛泽东掀起的这股生产建设高潮感到欢欣鼓舞。

周恩来编了一副对联来表达自己的体会：

上联：

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  下联：

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

刘少奇也深表赞同：“经济上要有框子，财政上也要有框子，互相冲突，就把保守主义冲掉。”还说：“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

但是，在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和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很快发现加速度冒进发展的背后隐藏着极大的隐患，又开始清醒过来，号召紧急刹车，反对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

作为新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最先察觉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倾向的不妥，向大家发出警告。在一段时间里，他几乎逢会必讲反冒进。

1956年1月中旬，在党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告诫大家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计划必须是实事求是的，而不能盲目冒进。

2月，周恩来在主持召开的国务院有关会议上，几次压缩指标，压缩年度基建投资，反对冒进。2月8日，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条件不成熟时等一下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领导者的头脑发了热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

进入4月，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齐头并进，已经使国民经济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负责实际工作的陈云、薄一波忧心忡忡，力主“订计划首先应该进行物资平衡，再进行财力平衡”。

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再次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与会的大多数人并不赞成这样做。周恩来更是恳切陈词，直言劝阻。会后又专门向毛泽东陈述反对的理由。

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回忆：

4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

会上尤以周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