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状元》一书由齐鲁书社出版，作者为山东作家协会作家、山东警察学院副院长王离京。

《大清状元》从清代各科录取的状元进士们当中选取一人（主要是状元），将他们身上发生的，与科举有关的有趣故事，用独特的视角和方式，以夹叙夹议的体裁，轻松活泼的笔调，为读者进行讲述评论。

《大清状元》一书由齐鲁书社出版，作者为山东作家协会作家、山东警察学院副院长王离京。

古代的状元是科举制度的产物，但他们大多是古代的精英，他们功成名就的道路上，充满了奋斗、坎坷、抗争与传奇。《大清状元》这本书用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语言，不仅让读者初步了解清代状元的百味人生，更能让读者从中领悟到学习、生活、处世的道理。

北京孔庙那些风侵雨蚀的石碑(代序)

开门状元傅以渐

状元也有“一担挑”

跨朝赶考的科举牛人

又见状元“双黄蛋”

割股医母史大成

诚实短命孙状元

徐家兄弟真是牛

这个状元很有才

“可享人间之福”的严我斯

这个状元太紧张

甘为点缀的蔡启傅

韩菼状元不信命

锯楼状元彭定求

归允肃与“野翰林”

紧跟叔叔脚步走

大笔杆子陆肯堂

沈廷文与“满汉合璧体”

这个状元比较背

胡任舆无辜受牵连

“饽饽状元”李蟠

跨世纪的状元郎

诗人状元王式丹

王云锦是个老实人

状元与榜眼的恩怨

这位状元挺低调

王敬铭酷爱藏砚

把字写好很重要

丑状元气死美小妾

达观乐观邓钟岳

于振两度做进士

朝中“九老”陈德华

孙子向爷爷看齐

梁诗正与“旗人屯田自养”

这个状元很悲情

洁身自好金德瑛

于敏中身后遭清算

毁誉参半庄有恭

这位老师很严厉

钱维城是个多面手

两袖清风梁国治

河豚不能胡乱吃

他与秦桧有些瓜葛

庄培因不想当第二

蔡以台的孝行有点过

毕沅文武都能来

状元不能老是南方人

秦大成是个厚道人

从县长到状元

精通双语的陈初哲

黄轩与狮子林

这人的名字起得好

本科前三都悲催

知无不言戴衢亨

“这这个女人不寻常”

大清首位“三元”诞生啦

茹棻“诗文俱佳”

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史状元

“长龄”并不等于长寿

“扫黄打非”石韫玉

四朝元老潘世恩

做人还是要厚道

父子都是按察使

姚文田为官治学俱佳

谦谦君子顾皋

头是不能乱磕的

彭浚眼里不容沙子

忠信孝悌吴信中

淡泊名利洪状元

机智仗义蒋立镛

龙汝言家有悍妻

吴其溶是个科学家

陈沆的“十个一”

最后一个“三元”获得者

戴兰芬名字改得好

高寿状元林召棠

风流书生朱昌颐

李振钧伉俪情深

吴钟骏一生爱抄书

当上状元却戴孝

刘绎热衷教育事业

慈善世家林鸿年

他和曾国藩是同学

名字不能解旱情

桂林才子龙启瑞

又见山东状元郎

“北漂”状元萧锦忠

张之万与他的大红马

金石名家陆增祥

世间又现“状元卷”

济宁孙家真不赖

两代帝师翁同稣

教育大家孙家鼐

“楷书工整”人亦正

这个状元有点贪

癫痫状元翁曾源

当了状元做丈人

状元外交家洪钧

超级帅哥梁耀枢

陆润庠是个守旧派

他敢对慈禧说不

“落第状元”王仁堪

黄思永特别爱经商

陈家世代都慈善

贵州首元赵以炯

张建勋捡了个便宜

出生于宝岛台湾的状元郎

他的晚年很凄凉

状元实业家张謇

骆成骧大事不糊涂

“假洋鬼子”夏同龢

状元做了大学校长

末代状元刘春霖

后记

开门状元傅以渐

在吴三桂们的大力支持下，在李自成们的全力配合下，大清轻易地就夺取了大明的江山，就像一个整天为衣食所忧的穷汉，被一块硕大无朋的馅饼，不偏不倚地砸在了脑门子上。努尔哈赤、皇太极创立大清基业的时候，不是没想过要取朱家王朝而代之。但在他们看来，这恐怕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奋斗目标。没想到的是，会有那么多人对大明王朝落井下石，从而帮助他们在很短时间内就实现了这一目标。

由于幸福来得过于突然了一些，所以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建设等方面，大清统治者们并没有做好坐天下的充分思想准备。因而，他们在开国之初，借鉴延续大明王朝的一些管理制度和办法，比如科举制度之类，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顺治三年（1646年）丙戌科，大清第一位文状元应运而生。此人姓傅名以渐，乃山东聊城人氏。傅以渐作为大清第一状元，含金量似乎多少有点不足。一方面，此时唐王、桂王、鲁王等南明流亡政权还在南方苟延残喘，大清的有效管理区域还没有覆盖到这些地方，另一方面，一些忠于大明的知识分子们，怕担上个汉奸的骂名而不愿与清廷合作。这样一来，本届科举的报名人数、考生质量等，就要打些折扣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傅以渐毕竟是大清王朝开门状元。第一就是看点，就值得我们山东人为这位老乡而自豪一把。

能考上状元的人，大约都是有些异于常人之处的。据有关史料介绍，这个傅以渐虽然出身于一般家庭，但打小就很不一般，“幼时聪明过人，三岁能诵书，五岁熟记经史”。由于平时勤奋好学，所以人家后来就能一举成名天下知，光荣地成了大清状元第一人。当然了，这状元也不是轻易就能当上的，而是有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学苦练作为基础的。他金殿夺魁的时候，已经是小四十的人了。  傅以渐成为大清中央政府公务员之后，仕途一路畅达，飙官速度很快。参加工作之后，傅以渐先是被任命为弘文院处级秘书（修撰，从六品）。所谓弘文院，是皇太极于天聪十年（1636年）设立的内三院（国史院、秘书院、弘文院）之一。内三院的工作性质和职能，与明代的翰林院差不多，只是三院的分工各有侧重而已。后来，顺治皇帝将内三院合并改为内阁，又单独设立了翰林院。

弘文院的主要工作，是给皇帝皇子们讲解经史。其中的一些文官，可以算是皇帝皇子们的辅导老师。比如傅以渐，就当过康熙皇帝的老师。而在他考上状元的时候，顺治皇帝还是个小孩子。虽未经正式任命，但他辅导过顺治的读书学习，也是可以想见的。

伴君如伴虎的另一面，是皇帝身边好做官。傅以渐不仅有大清开门状元的名头，还是个温良恭俭让之人，行事内敛谦和，哄得小皇帝很高兴。皇帝高兴了，事情就好办了。短短十来年的功夫，傅以渐从一个处级干部一路升上来，历任国史院侍讲，左庶子，秘书院侍讲学士、少詹事，秘书院大学士，国史院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大清国防部长）等职务。其间，还被授予了太子太保、少保等一系列荣誉称号，做到了文官的最高级别。假如他在给皇帝做老师期间，也像张居正一样不搞素质教育，动不动就斥骂责罚自己的学生，没准也会死得很难看。所以说，为人臣者，还是低调一些好。

傅以渐在生活上比较勤俭朴素，不喜欢摆阔气、讲排场。比方说，有一回他跟着顺治外出视察，喜欢骑着一头小毛驴出出进进。还是半大孩子的顺治觉得挺好玩，一时兴之所至，就顺手涂鸦了一幅题为“状元归去驴如飞”的图画，送给了傅以渐。因为是皇上亲手画的画，虽说不会有多高的艺术价值，傅家后人还是爱如珍宝，特建“御画楼”一座以藏之。  在傅以渐的家乡，也有类似“让墙诗”的故事流传，大约是为了说明他为人处事的良好品德。但是此类故事甚多，比如明代，不止一位状元进士的故乡有这类故事流传，让人真假莫辨。傅以渐的“让墙诗”，跟那些故事里的诗是一样的诗。所不同的是，他家让出来的巷子，叫了“仁义胡同”。这个故事的著作专利权到底归谁，笔者无权定夺。各位相信哪种说法，悉听尊便。

傅以渐工作比较勤奋，身体素质又一般，所以就落下了病。顺治在位的时候，他就几次申请提前退休回家养病，但是都没被领导批准。直到康熙上台当了皇帝，傅以渐方才得以告老还乡。回家没几年，他就尾随赏识他的顺治皇帝去了天国，时年五十六岁。顺便说明一下，本书所涉及人员年龄，均比照如今干部人事制度的周岁制，而不采用古时的虚岁说。

因为出了傅以渐这么个状元大官，傅氏家族在聊城一带，后来就发展成了一个名门望族。后人之中，不乏贤者名流，在朝为官甚至成为封疆大吏者，几代不绝。比方说，做过北大校长的民国著名学者、人称“傅大炮”的傅斯年，从家谱上论，就是傅以渐的后人。这位傅状元的家学渊源之深厚，实在是名不虚传。

P1－3

在北京的孔庙里，有198通（块的意思）元明清三代的进士题名碑。其中，元代3通、明代77通、清代118通。碑上镌刻着五万多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和名次。（自明永乐十三年乙未科起，至废除科举制度前的最后一科——清光绪三十年甲辰科止，其间每科所取的全部进士，均有碑刻矗立于此。）

属于人事制度范畴兼有教育制度性质的科举制度，自隋朝初创，至清末寿终正寝，前后历经1300余年。这项制度，是封建王朝选拔任用官员的主要方法和途径。如今的人们喜欢拿高考同科举制度相比，其实并不是很准确。严格说来，科举制度是一种考官的制度，同公务员考录制度更相似一些。但从社会认同度和影响力的角度看，科举制度与高考还真是有得一比，况且它也确实有教育制度的成分在。从这个角度讲，把科举制度比喻为古代的“高考”，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科举制度的创立与推行，对古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都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无怪乎有西方学者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制度的是非功过，很多名人智者已广有评述。在下乃才疏学浅之辈，人微言轻，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我始终觉得，延续了那么多年的科举制度，绝对是中国古代一道光怪陆离的风景线，很有些值得鉴赏品味之处。所以，从年轻时期开始，我就对这些事情挺感兴趣。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被古人称为人生四大喜事。这其中，又以最后一项最具吸引力。所谓“金榜题名”，就是参加科举考试能够被光荣录取。因为在被录取之后，就有了做官的资格，一切便也都不在话下。

同如今官员自称“公仆”不同，古代官员以“父母”自称。既然为“父母”，在管制、教育“子民”的同时，顺便接受他们的供养、孝敬，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因而，高高在上做“父母”的感觉，比之于“子民”，那自然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草根百姓要想跻身“父母”之列，在科举形成规制之前，除了造反之外，好像也没啥更好的办法了。而科举制度的建立，则使他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金榜题名具有如此之巨大的诱惑力，自然会引得无数学子竞折腰。于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大家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无所不用其极。原因无他，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鲤鱼跳龙门，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我一向认为，官本位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大消极因素。而科举制度又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强化了这种意识。当然，我不否认，有些人读书的目的，是有治国平天下、救世济民的宏大志向，但这样的人为数绝对不会太多。当然了，这并不妨碍那些动机并不怎么高尚的学子们，力所能及地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历史，原本就是由许许多多的无意为之而写就。

在这样一种背景与导向之下，天下读书人为了实现金榜题名的夙愿，演绎出了数不清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阴晴圆缺之人生故事。时过境迁，当我们今天以一种超脱、平和的心态来品读它们的时候，仍然难免会体味到有几分感慨、几分启迪、几分甘苦，起码我是这样以为的。

北京城古迹众多，有许多驰名天下，尽人皆知。相形之下，呈“左庙右学”格局的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大约是被很多人遗忘或者说是忽略的地方。这两处景点，就在雍和宫西边几百米处。同人声鼎沸、香火旺盛的雍和宫相比，这儿即使不说是门可罗雀，也是冷清得可以，以至于有些的哥的姐竟然不知路该怎么走。

其实，北京孔庙和国子监绝对值得一看，尤其是对读书人而言。那儿有森森古树，有古代学子们皓首穷经、寒窗苦读的房舍，有皇帝讲学的大殿，当然还有那些看上去有些庄严的进士题名碑。在这儿流连，体验一番古代学子们艰辛求学的酸甜苦辣，着实能让人生发一些思古之幽情。

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很多石碑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碑上留名的那五万多曾经风光一时的进士们，多数也都淹没在了历史的潮水之中，寂寂无闻了，就如同碑上的字迹一样。还有一些人，以正反两种方式，将自己的名字留给了历史。在一块块石碑背后，隐藏着他们演绎出的许多形形色色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些已被人们发掘整理了出来，刻在一块块黑色的方形大理石上，与进士题名碑一起，供游人观赏品味。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对科举制度的兴趣由来已久。而这些故事，让我潜意识中的一种念头醒来了。这种念头在我的心中埋藏已久，那就是——写写自己视野中科举制度的那些人和事。于是，便从清代各科（正科、恩科）录取的中第状元进士们当中各选取一人，将他们身上发生的与科举有关的有趣故事，试图用自己的视角和方式，以一种夹叙夹议的体裁、轻松活泼的笔调，为各位读者讲述评论一番。其中，间杂以自己一些另类的现代感悟和体会，以期引发读者的一些思考与共鸣。选取的目标，以状元为主，兼顾少数名气比较大的进士和重大科举事件。在介绍这些少数著名进士和重大事件的时候，也会简要概述一下同期状元的有关情况，以使各位通过阅读这本小书，对清代的每一位状元都有个大致的了解。

我觉得，从清代这些状元进士们的故事当中，是能反映出他们对国家、对民众、对人生、对事业、对官位、对金钱等的看法和态度的。而在这些方面，古人和今人其实有很多的相通之处。在讲述人物故事的过程当中，还兼顾科举制度有关知识以及清代官制的介绍，努力追求知识性、趣味性的统一。  上面的想法，只是我的理想目标而已。能不能达到这样一种境界，还得由读者说了算。对了，在下写此书可不是为了评职称凑成果，各位千万别把书中所写的这些东西当做学术论文来看待。倘若有谁写论文引用了其中的东西，造成错讹或谬误的话，那就只能怪他自己图省事了。

但是，我非常非常希望能有人喜欢这些故事。

拙作《大明状元》书稿完成后，齐鲁书社的领导和编辑老师们认为还有些价值，就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再把大清状元们的故事介绍给读者。

说实话，在写作《大明状元》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明清两朝的科举制度，相似之处还是比较多的。况且，清代离我们更近，在状元头衔获得者当中，有许多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历史人物，比如王杰、潘世恩、翁同稣、洪钧、张謇等。另外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家大腕，比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洪秀全等，也都跟科举制度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或者在他们身上干脆就发生过一些有趣的科举故事。把这些东西付诸文字，应该是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情。

虽然有这样的想法，但我对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心中没底。《大明状元》的写作，只是我的一种尝试。如果得不到认可，我就不会继续写下去了。所以，当齐鲁书社领导和编辑们提出让我续写本书的时候，不仅与我的想法一拍即合，而且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和鼓舞。于是，在《大明状元》编辑出版过程中，我又开始了《大清状元》的写作。由于写作只能放在节假日和晚间进行，翻故纸堆查资料又很是麻烦，这样一来，就又用了接近两年的时间，才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从总体上看，清代的科举制度比明代更为制度化、规范化一些。当然了，有人也许会认为，这恰恰说明清代的科举已经更加走向僵化与呆板。但是不管怎么说，清代状元们的整体素质还是不错的，各方面成就也高于明代的状元们。并且在他们当中，有了更多草根阶层的身影。这一点，还是比较值得称道的。

中国是一个考试大国、古国，而中国的考试又很富有功利性。在这一点上，科举考试尤甚。有考试就有作弊，几乎是中国式考试的一条恒久不变之规律。如何防范与惩处考试舞弊行为，也就成了考试组织者们需要长期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相对于明代，清代对这一问题更为重视一些。采取的相关措施，也更加严厉有效一些。这个问题，至今仍值得我们思考研究。因而，结合讲述状元进士们的生平事迹，对清代一些著名的科场弊案，本书也作了一些必要介绍。

清代，是个对知识分子打压控制十分严厉的朝代。令人不寒而栗的文字狱，是经常发生的。舞文弄墨的人，一不小心就会惹上牢狱之灾，甚至人头落地、被满门抄斩。在这样一种严酷的人文环境之下，仍然有那么多人锲而不舍地读书求学、传播文化知识，很是让人为之感叹。而在这其中，科举制度的导向作用，无疑是应该得到正视和公正评价的。科举制度，真的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一无是处。

我在《大明状元》后记中说过，我写的这类书，既不是小说，也不是学术著作，定位于读史随笔比较恰当一些。当然了，也勉强可以把它作为入门级的科举知识读物。既然下笔写书，兴趣是一个方面，让人感悟思考一些问题的目的也有。无论古人还是今人，在思想情感、待人接物以及处事方式等方面，总还是有一些相通之处的。因而，我在写这些古人的逸闻趣事当中，就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一些自己的感受和体悟，抒发了一些感慨和议论，这也正好弥补了史料不足的缺憾。至于这些感慨和议论，能不能引起读者的认可和共鸣，起到以古鉴今的作用，那就只能靠读者来评价了。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笔者参阅甚至借用了不少文献资料当中的东西。但那些东西，要么作者早已作古，要么干脆就没标注作者，比如《清史稿》以及一些地方志、族谱等，所以，也就没必要一一罗列致谢了。

真正需要感谢的，还是齐鲁书社的领导和编辑老师们。是他们的错爱与抬举，才使《大明状元》和本书得以顺利付梓。在此，谨向为此书编辑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女士们、先生们，再次致以诚挚的、深深的谢意。

作者2013年12月于泉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