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丽仙（1928～1984），女。苏州弹词女演员。江苏苏州人。九岁随养母习弹词。十五岁后在浙江一带演出。建国后，任上海评弹团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第二届理事。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在“蒋调”、“徐调”基础上创“丽调”。擅演曲目有《罗汉钱》、《新木兰辞》等。有《徐丽仙唱腔选》。潘讯编著的《一曲琵琶凄婉绝（徐丽仙传）》为徐丽仙的传记，从人生经历和艺术成就两方面展示这位“金嗓子”的不凡历程。

徐丽仙评弹“丽调”的开刨者。开宗立派的徐丽仙在艺术上以执著著称，她勤奋学艺，四处求教，凭借个人的刻苦精神和对艺术的敏感天赋，终于在“蒋调”、“徐调”的基础上，融合其他曲艺形式的唱腔和音乐特点，创造了与评弹其他流派迥然不同的“丽调”。《一曲琵琶凄婉绝（徐丽仙传）》站在史家的立场，从客观的角度，对徐丽仙的艺术和人生作了历史研究式的考察，无一处无证据，无一处不推敲，可谓是徐面仙评弹艺术的信史。

《一曲琵琶凄婉绝（徐丽仙传）》由潘讯编著。

总序吴宗锡

序 周良

唱出时代的心声(代序) 连波

楔子

第一章 牵愁惹恨几时休(1928—1949)

 故乡烟水阔

 “钱家班”遗事

 学艺苦与甘

 说书悲与欢

 长篇溯因缘

 人远天涯近

 初闯上海滩

第二章 丽调端合唱焚香(1950—1959)

 努力跟上新时代

 今朝重见罗汉钱

 杜十娘与敫桂英

 《新木兰辞》添绝唱

 湖滨初试《双珠凤》

 跃进声里说新书

第三章 六十年代第一春(1960—1965)

 中南海边怀仁堂

 一曲新声醉京华

 誉满香江梨花落

 春阑初谱葬花词

 放声讴歌为农工

第四章 惊心草木秋(1966—1976)

 风暴中的荒唐境遇

 磐石下的艰难创作

第五章 转眼芳华尽(1977—1984)

 枯木逢春重吐芳华

 病魔袭来繁霜压枝

 北上求医陈云探望

 告别演出泪洒书坛

 谱唱新篇整理旧作

 师徒情深“丽调”流远

 笔撰心得口述艺事

 春蚕丝尽余音袅袅

附录一 徐丽仙年谱

附录二 徐丽仙演出作品存目

附录三 丽调识小录

附录四 论20世纪中叶的苏州弹词女声流派

后记

故乡烟水阔

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苏州已经有了2500多年的生命历程。文化意义上的苏州，不仅是一座高标独立的城池，还应包括古城四周众多历史悠久的市镇、村落，它们像繁星拱卫着这座千年古城，构成了一片璀璨的文化星座。

古城，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村落与市镇既受到古城全方位辐射，又源源不断地为她输送着新鲜的血液。周庄、用直、同里、盛泽、沙溪、锦溪、光福、千灯、横塘、东山、西山……这些充满诗意的地名，它们有着自己的传说和故事，也有着自己的人物和风景，有着自己的地理形态，也有着自己的文化地标。在这片星座中，枫桥是距离古城最近的一个水乡小镇。

枫桥的故事起源于隋代大业六年（610年）开凿江南大运河。随着这道序幕缓缓拉开，不过数十年时间，到唐朝中期，枫桥就成为舟船停泊、商贾云集之地，大宗的米豆、丝绸、布匹、茶叶、竹木等商品从这里运往四面八方，官府还派驻官员在枫桥检查南来北往的船只，并设有标准粮斗（称为“枫斛”），民间就有了“探听枫桥价，买物不上当”的俗语。清代康乾时期，枫桥的繁盛达到顶峰。乾隆年间，枫桥成为苏南著名的米豆集散地，舳舻相接，货物如山，在传世的著名长卷《盛世滋生图》（《姑苏繁华图》）中，画家用了很大篇幅描绘枫桥一带的繁华胜景。枫桥传奇历史的落幕则定格在咸丰十年（1860年），这一年太平军攻陷苏城，枫桥集镇毁于兵燹。隔两年，1863年李鸿章率部进攻苏州太平军时，枫桥又经历了一次焚掠，这座1100余年的古镇盛景黯淡隐退。

当然，作为文化符号的枫桥，它的闻名，还是源于唐代诗人张继那首著名的七绝（（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虽然，后人为它做过很多考证，有人指出此“枫桥”非彼“枫桥”，但世人管不了这么多，枫桥的名声还是传扬开来。枫桥始建时代已不可考，据张继诗可知，最晚当不迟于唐。张继之后，历代骚人墨客题咏不绝，故而南宋范成大在《吴郡志》中说：“枫桥自古有名，南北往来之客经由，未有不憩此桥而题咏者。”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枫桥建镇。由桥而镇，枫桥又成为一级行政区划的名称②。就在这一年的6月2日，本书传主——苏州评弹艺术家徐丽仙出生在枫桥镇响街村下水滩一户贫苦的徐姓农家。1928年的枫桥，不再是唐诗中的枫桥，也不再是商业繁华的集镇。那些年月水旱连年，民生凋敝，农民卖儿鬻女，流走他乡。这户徐姓人家，父亲叫徐水土，母亲叫徐云土，夫妻婚后相继生下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孩早夭，女孩叫新妹，从小就给人家做了童养媳。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又是一个女儿，家中的境况实在太差，未满十个月，就被父亲送往苏州城里的“钱家班”，做了班主钱景章的养女。

在这样贫困黯淡的年代，民俗文化并未因此而绝迹。偶尔遇上年成好的时候，在庙会上也常常可以看到抬猛将、舞龙灯、荡湖船、挑花篮、踏高跷、“小热昏”这些民间杂耍玩意。枫桥的堂名与宣卷在苏城西郊一带也很有名声。堂名班8人组成，其乐器有锣鼓、木鱼、磬铃、胡琴、笛子、月琴、唢呐等，演出时，在房子中堂里摆置两张八仙桌拼成的“洋台”，台面及四周铺设桌围，中堂墙上还布置挂络和对联等装饰。堂名班子主要是吹奏乐器，辅以承担扮演说唱的角色。宣卷则以说唱为主，辅以奏乐，枫桥的宣卷又分为木鱼卷和丝弦卷，木鱼卷两人搭档演出，一人边敲木鱼边唱，一人边敲磬铃边和卷；丝弦卷引入胡琴、笛子、月琴等乐器，演出人数相应多至4到6人。

和许多江南水乡一样，枫桥也留下了说书艺人的脚印。这里农户多，平时农民唯一的娱乐就是听书，尤其在春节前后的农闲时节，城里的说书先生纷纷来到乡下奏艺。据记载，在枫桥境内的西津桥、马涧、响街均有书场之设。西津桥上的明月楼书场，是五楼五底的沿河用房，开办于抗战前，一直维持到20世纪50年代。另有一家复集居书场开业于1930年，也维持经营至20世纪50年代。就在徐丽仙出生的那个名叫响街的小村庄，只有一条东西向的主街和一段南北向的横街，总长不过70米，却也有一家邱姓老板开的书场，沿河四间门面，还从附近的浒关拉进电线照明U。

为写作这篇传记，笔者数度前往徐丽仙的故乡枫桥访问采风，直到今天这里的民间文艺活动仍然很兴盛。在徐丽仙的一生中，她几乎没有在枫桥长期生活过。笔者之所以在这里不吝笔墨，一再描绘枫桥的历史文化，只是为了还原徐丽仙出生年代普遍的社会环境。作为评弹艺人，水乡村镇是他们活跃的舞台，也是滋养他们艺术的土壤。许多评弹艺人都是从这些水乡村镇走出来的，与枫桥遥遥相对，在苏城东郊唯亭小镇，就诞生了另一位女弹词名家朱慧珍（1921—1969）；而在吴江古镇盛泽，评弹艺术家刘天韵（1907一1965）就出生在那里，这样的名字还能举出许多。深蕴在江南乡土中的民间文艺，点点滴滴从他们幼年的心头淘漉过去，成为永远难以磨灭的精神印记，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

当然，这也离不开艺术家本人的天分。据老人回忆，徐丽仙的家庭虽是一个贫苦的农家，但是，家庭成员都有着出众的音乐天赋。徐丽仙的生母就很喜欢哼唱各种山歌小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民间歌手”。徐丽仙的胞弟徐志远，也具有音乐天赋，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先后任职于大连歌舞团、上海民乐团等单位。1979年，徐志远以一曲民乐交响诗《金田风雷》斩获建国三十周年音乐作品总评一等奖。P4－7

潘讯同志业余研究苏州评弹，多年来，学习钻研，搜求资料，访问演员，勤于笔耕，已发表过一批文章，牛刀初试。去年，受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评弹团委托，开始撰写徐丽仙传。经一年多时间的努力，筚路蓝缕，已经完成。要我写序，试赘言于后。

苏州评弹的理论研究工作，无论艺术特征及其规律的研究，或艺术史的研究，比起评弹的久远历史和深厚的艺术积累，都显得非常落后。近几年来，稍有开展，但仍很薄弱。苏州评话、苏州弹词这两个曲种，均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级名录。要做好苏州评话、弹词的保护工作，应该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了解艺术特征、艺术规律，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才有可能明确保护的重点，做好保护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苏州评弹，是评弹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苏州评弹曾经有一个很兴盛的时期，后来又走上衰落的路途。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写艺术家的传记，是写历史、总结历史经验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滴水可以见大海，艺术家的传记，一批艺术家及有代表性的演员的传记，能反映评弹艺术发展历史的各个侧面及其全貌。过去，我们曾经记录、整理、出版了一批评弹艺术家、老艺人的回忆录、谈艺录、口述历史，出版过一些艺术家的传记，很有价值，但不多。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评弹团共同推动编写评弹艺术家传记，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希望选好传主，写好，编好，为我们认识评弹历史、总结经验，提供丰富的感性情节，充实鲜活的例证。

建国后活跃在评弹书台上的演员，一部分是开始活跃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的老艺术家，和一部分20世纪40至50年代崭露头角的年轻演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感受到新社会对他们的重视和期望，感受到已经获得了提高的平等地位，真诚地接受文艺为人民服务的要求，愿意为建设新评弹出力，更好为听众服务。苏州评弹的思想艺术水平、文学性、弹词的音乐水平均有所提高。一部分传统书目经过整理得到提高并传承，又积累了一些较好的新编书目，为听众所喜闻乐见。思想、艺术的提高，抚育、推出了一批新的人才，出书出人。对老艺术家们的艺术经验进行总结，十分珍贵。他们的艺术，和他们的事业心，艺术态度和敬业奉献精神，值得后继者传承学习。他们的为人处世、道德风貌，包括一些老艺人在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后的善良和宽容，无怨无悔的淡泊心态，值得尊敬。为老一辈艺术家立传，留下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保存在后继者的心中，意义重大。

建国后的评弹工作，有成绩，也有不少失误。主要是“左”的文艺思想和政策，束缚了艺术的发展和提高，使艺术受到伤害。如因为对传统书目认识上的偏向，忽视传承，使一些老艺术家的拿手书目，未能继续整理提高，传承下来。有的已经失传，有的连演出文本都未能保留下来。轻长篇书目建设，让许多老艺术家丢弃传统书，花很多精力和时间参加中篇创演，而这些书目，演出少，很难保留，艺术上不能积累。这就束缚了他们的创造能力，束缚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作积极性。限制了他们独创自己的风格、流派的积极性，却要求他们建立什么群体风格。艺术创造和创新，应该遵循艺术自身的规律，离开了评弹艺术的特征和固有的艺术规律，创新成为变异，不能实现“评弹要像评弹”的创新，新而不好，改而不良，浪费精力，浪费人才，是为教训。很多有才能的演员、艺术家，受“左”的思想束缚，受到误导，盲目创新，影响了他们的才能的发挥，束缚了他们通过努力应取得的成就。这是历史的局限，责任主要不在他（她）们自己。

但是，作为领导（包括管理部门）有责任。应该认识“左”的文艺思想对工作带来的损害，“左”的思想发挥到极端，便是“文革”摧毁评弹。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避免或减少类似的失误。我参加评弹工作，虽然稍晚一点，但也是一个建国后评弹工作的亲历者，成绩、缺点、失误，都曾经历，大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所以，感到有责任参加总结经验，在离开工作岗位以后，还想为总结经验教训，多做一点工作。能看到大家写的艺术家传记，会开卷有益。

徐丽仙同志在我参加评弹工作后不久，就认识她。但因她当年到苏州来演出不多，所以接触很少。在她生病以后，有一段时间，在苏州休养，受上海评弹团的同志委托，曾去看望她，帮助她解决一些困难。所以，曾多次听她在病榻上诉说壮怀，印象深刻。

和旧社会的许多女艺人一样，徐丽仙在人生道路上充满艰难和坎坷。自小家境清寒，学艺又备受欺凌。所幸新社会改变了她的命运，为她在艺术上奋发和勤于创造提供了很好的条件。经过她本人的勤奋钻研和不懈努力，在艺术上获得了很好成绩，创造了弹词新腔，“丽调”成为一个新的流派。她还谱唱了一批新的开篇，有的已经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可以传承下去。急于报答新社会的热情，使她经常游走于说书和歌唱之间，这是时代的局限，不是她自己能完全决定的。即使如此，好的开篇，如能受到群众的喜爱而流传，和她的艺术创作上的探索一样，对弹词艺术，对后世的弹词演员，都是有益的。

2013年是本书传主——苏州评弹艺术家徐丽仙诞辰85周年，29年前徐丽仙以终年56岁过早地离开了热爱她的听众，至今想来还是一件憾事。但是，她毕竟留下了“丽调”，留下了那么多的经典唱段，她的名字和她的艺术遗产至今还被听众所传扬，这多少可以减轻我们的抱憾与感伤。

我没有研究过女性主义，但是在对徐丽仙一生的回溯中，我确感到她们一辈女艺人的艰辛与不易。新中国成立前，为生计四处奔波飘零，在码头上遭受坎坷甚至凌辱，只有在默默中承受，或者选择离开书台这三尺是非地。新中国成立后，生计问题解决了，但接踵而来的是文艺政策的飘忽不定，政治运动的反复折腾。真正留给她们钻研艺术的时间少之又少，她们的才华、精力乃至生命都在莫名其妙的东争西斗中耗费殆尽，付之东流。所以徐丽仙晚年才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人活五十岁的话，睡觉花掉一半时间，就是二十五年。像我一个女同志还要生孩子、生病、住院，光这些耗费掉不少时间。其他工作上的开会、观摩演出、出码头演出途中来去，生活上会亲访友、吃饭、家务又要耗费掉十二三年时间。粗粗一算，一个活五十岁的人，只有十二年的工作时间。搞艺术的人，不抓紧时间怎么行？”说这番话的时候，已是“文革”结束之后，她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和无奈感。

还有一笔账她没有算，或者没有说出来。那就是“文革”十年，百花凋零，万马齐喑，剥夺了包括徐丽仙在内的一代人的艺术生命，造成了无可弥补的艺术“空白期”。所幸熬到“文革”结束，对于徐丽仙来说，却是“转眼芳华尽”，一场重病很快吞噬了她的生命。所以，我将“一曲琵琶凄婉绝”作为本传的题名，“凄婉”不仅是“丽调”的主色，也是徐丽仙艺术人生中的基调之一，如果放之于那一辈艺术家，放之于评弹艺术史，则这种“凄婉”的感情将会更加浓重，也许可以说是一场“悲剧”。

在写作这部书稿的过程中，我恰读到余秋雨新出的一本书《何谓文化》，余秋雨提到当前中国文化的隐忧，第一个隐忧即是“复古文化正在冲击着创新文化”，接着，他作了这样的阐述：

这股复古思潮，甚至对近百年来发生的某些社会文化现象也进行过度夸耀。例如在我生活时间较长的上海，一些人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夜上海”、“百乐门”的滥情描述，对当时还处于起步状态的学人、艺人的极度吹捧，就完全违背了基本常识，贬损了一个现代国际大都市的文化格局。不仅是上海，据我所知，这些年各地已经把很多处于生存竞争过程中的民间艺术、地方戏曲，都不分优劣地当作“国家遗产”保护了起来，把它们称作“国粹”、“省粹”、“市粹”，顺便，还把老一代民间艺人一律封为不可超越的“艺术泰斗”、“文化经典”。这在文化史上闹了大笑话，还阻断了民间艺术新陈代谢的自然选择过程，反而恶化了文化生态。此言一出，即为多家媒体所转载。我认为，这段话击中了当前文化生态的某一症候，并提醒我要历史主义地去评述评弹历史，要本着“实录”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写出徐丽仙这个历史人物。苏州评弹是包括上海在内的江南社会土生土长的民间曲艺品种，其杰出的文学艺术价值以及在江南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早有公论，不待言也。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从清末民初评弹进入上海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徐丽仙一辈艺人红透的年代，近百年来评弹艺术始终处在探索与发展之中。评弹之有流派只是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事，不少流派都是迟至20世纪50年代才逐渐定型、叫响的；评弹传承书目虽然为数众多，且在江南社会中拥有广泛的影响，但是，真正足以传世的经典长篇书目仍是少数，1949年之后对传统书目“整旧”的成绩也不可一笔抹杀；不少在民国年问已经走红的评弹艺人，其艺术到五六十年代仍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其中就包括了蒋月泉、杨振雄、严雪亭、周云瑞、朱慧珍、唐耿良、张鉴庭等前辈。因此，我在这篇书稿中尽量避免使用诸如“评弹大师”这样的提法。虽然我尊重、欣赏他们的艺术成就，但我仍然节制了自己的笔墨。这一方面是因为对任何艺术成就都应作客观的分析，并不能因个人的偏爱，而作滥情描述。另一方面也因为，在今天的流行话语中，“大师”的称谓早已变味乃至变异，已经不再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褒词”。具体到徐丽仙而言，在她一生的艺术探索中，应该说，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将苏州弹词音乐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但是，她也经历了曲折和失误，不能一概而论。这种艺术得失，有艺术家个人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因素，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可能后者所起的作用更大。

从我个人的欣赏趣味而言，我喜欢徐丽仙早期的一些唱段，如《罗汉钱》中几段经典选曲《可恨媒婆话太凶》、《为来为去为了你罗汉钱》等，虽然运腔质朴，但依然具有感人的力量。《杜十娘》、《情探》中的不少经典选曲，如《沉箱》、《投江》、《阳告》、《梨花落》等，寄寓了徐丽仙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深沉的情感寄托，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后期，徐丽仙一些传统题材的开篇，如《新木兰辞》、《黛玉葬花》、《黛玉焚稿》、（（紫鹃夜叹》等，虽然脱离了苏州弹词传统的音乐形式，但听起来依然优美动人。至于那些作为宣传工具的应景开篇，就只能视为时代的产物，不仅离开今人的欣赏趣味很远，而且与艺术的关系也不大。

史实是立传的基石。此书中《徐丽仙年谱》写成最早，但费时最多，反复修补，几易其稿，即在本书杀青之前，仍对年谱有所调整、增删。徐丽仙并无完整年谱面世（坊间有蒋月泉、朱慧珍、唐耿良等人年谱流传，但详略不一），可资参阅的文献也少，为编定一份比较完整且合乎学术规范的年谱，我从各种刊物、旧报乃至方志中，从当事人访谈中，从其他艺人的记述中，广泛征求资料线索，哪怕有些微发现，也经反复甄别、比较，一一引入年谱。在具体写法上，我适当加入了一些社会背景和历史事件，以及同时代艺人的纵横比较，以期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下看出艺人的经历和艺术的发展，看出艺术家之间的交流、传承。具体到这部书稿，我还有不少遗憾，自接受任务以来，我虽然利用业余时间尽力搜集资料，访谈徐丽仙的亲友、故旧，但因为本职工作繁忙，还很难更深入地去挖掘史料。徐丽仙的艺术活动主要在上海，我并没有在上海生活过，虽然近年来去上海的频率增加了，但是对上海整体的文化环境、市井生活仍缺乏深入的体验和思考，而这一点与徐丽仙的艺术成就和艺术实践又那样紧密相关，这种遗憾一时是无法弥补的。现在书稿即将付梓，回头再看，我感到离我的初衷还很远。我的文字不仅没有全面呈现出徐丽仙的精神个性，就连她的形象也刻画得并不完整丰满。即如历史细节也难免有疏漏或失真之处，我诚恳地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

88岁高龄的评弹理论家周良老人欣然为拙著赐序，尤其令我铭感。周良先生是苏州文化界的老前辈，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担任苏州文化局领导，分管评弹工作，即开始了研究之路，我是通过阅读他的著作而走上评弹研究之路的，他以一贯的奖掖后学的热诚对我关爱有加，他的序言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由衷感谢上海师范大学唐力行教授，没有他的鼎力推荐我不会承担这本书的写作。近一两年来，我们在苏州、上海、常熟等地见面，他都对我鼓励有加，增加了我写好此书的信心。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唐燕能先生是这套《菊坛名家丛书·评弹系列》的主编之一、策划人，他与我素不相识，却慨然允诺我承担徐丽仙传的写作。他对京剧、昆曲、评弹等传统艺术充满热情，并且率先垂范，毅然承担起本套丛书中《蒋月泉传》的撰写重任。

徐丽仙的子女亲属徐寅、徐红、袁承一等对我的写作帮助尤多，与他们的多次交谈使我更近距离地感受了这位艺术家的生活与性格，书中徐丽仙的历史照片书大多由徐红提供，并授权本传使用。

为了写作此书，我还赴上海对吴宗锡老人作了专访。他是上海评弹团的老领导，对徐丽仙生前关怀颇多。吴老此前写过徐丽仙的简传，他的极为重要的回忆，我都一一吸收进文中了，他还帮助我甄别了若干史实。  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彭本乐先生我早就认识，他是徐丽仙的同事，他以一如既往的热忱，专程赶到苏州，绘声绘色为我讲述了不少徐丽仙的逸闻，令拙作增色不少。

蒋云仙、江文兰、程若仙、周玉明、华觉平、张碧华、朱庆涛、钱红志、沈世华、周巍等人的口述或文章或资料，都对拙作助益不少，在此一并致谢。

苏州枫桥街道作为徐丽仙的故乡，一贯支持纪念这位艺术家的各种活动，徐丽仙纪念馆为本书提供了不少图片资料，值得铭感。

上海人民出版社顾雷先生是本套丛书的责编，他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令人感动。我是安徽泾县人，拙著能够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对我还有另一重因缘。我们泾县人胡道静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科技史学家，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元老级人物，是我仰慕的乡贤前辈。他的哲嗣胡小静先生也曾供职于此，这重因缘让我感到温暖。

我的妻子陈蓓蓓无数次听我谈此书的构思写作，使我增加了动力，对此，我是既愧且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