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 ,中国湖州人,原名钱秉穹,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是第二代居里夫妇的学生,又与妻子何泽慧一同被西方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他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中国“两弹一星”突出贡献者。人称他领导的研究所“满门忠烈”。
祁淑英编著的《钱三强的青少年时代》是“中外名人的青少年时代丛书”之一,准确地把握了钱三强事业、成就、品德等几条线索,透过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展现了钱三强的精神世界和做事做人的优秀品质,展现了其开放的胸襟和宽阔的眼界。
祁淑英编著的《钱三强的青少年时代》精选了钱三强青少年时代的故事,可以帮助青少年朋友们了解钱三强的成才经历,能鼓励青少年朋友更加发奋学习,激励青少年朋友不断进步,进一步引导他们成长为有责任和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的合格公民,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后备军。
《钱三强的青少年时代》对钱三强的家世、家教、兴趣爱好以及对其一生有影响的人和事等着墨颇多,尤其探究了本人之所以成功的主客观因素,对成长中、探索中的青少年会有所裨益。
神秘的原子世界
清华大学物理系,当年云集着中国物理学领域的众多名家,又大多是从科技发达的美国留学归来,他们一色的美国教育方式:上课从不宣读课本,而是讲解例题,启发学生自己去思考,重视帮助学生掌握解决问题的本领。
叶企孙讲授热力学是这样,萨本栋讲授电磁学也是这样……最让钱三强感兴趣的,是老师们在课堂上总是把本领域最新发展的信息讲给学生听。
有一次,赵忠尧教授讲原子物理学,就谈到了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刚刚发现中子的信息。他介绍完中子的质量、性质和在原子核内部的作用以后,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
他说:“本来,这项发现,应该由两位法国科学家获得。因为是伊莱娜·居里和弗莱德里克·约里奥夫妇俩最早在实验中发现了一种奇异现象,而这种奇异现象,实际上就是中子的出现,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子的存在,在发表实验结果时,把这种颇为重要的奇异现象,解释为γ射线对质子的一种散射。”
赵先生继续介绍说:“两位法国科学家痛失良机,而为英国科学家提供了机遇。查德威克正是看到了这对夫妇发表的实验报告后,去进行重复实验,发现了同样的奇异现象,但查德威克作出了正确解释,确认为是中子。这样,中子的发现权,就落到了英国科学家查德威克手中,从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他最后总结说:“科学研究就是如此,有遗憾,有幸运。对每一个人来说,最要紧的是要有勇气,要抓住机遇。”
钱三强第一次听到这样新鲜的故事,他深为两位法国科学家惋惜。这个生动的故事,把富于遐想的钱三强一下子引向了神秘的原子世界。由此,钱三强与这个神秘的原子世界结下了不解之缘。
清华大学物理系对学生的教育,提倡手脑兼用,在学生中开设实用技术课。在这些知名的教授看来,实用技术对国家摆脱贫困落后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万万不可轻视。于是,多少年来,清华大学物理系形成一种风气,一些爱国教授利用休假纷纷短期出国,进行考察和学习,以便站在科学的最前沿,及时掌握新的实用技术,为我所用。
吴有训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
1934年暑期,吴有训教授远渡重洋,去美国学习真空管的实用技术。他从美国带回了一些吹玻璃设备——玻璃真空泵和各种口径的玻璃管,并很快在系里开设了“实验技术”这门选修课,选修这门课的第一批学生总共不过五六个人,钱三强便是其中之一。
选修课开始的头一天,吴有训逐个询问他们选修实用技术课的想法。
当问到钱三强时,他回答道:
“我想学到一技之长。”
吴先生点点头,接着钱三强的话茬补充说:
“希望学到一技之长是很好的。从事物理研究,需要多种知识和技能,以后你们会有体会的。”
第一次实验课是吹制玻璃。吴先生要求每个同学吹制一个玻璃器皿,形状与大小由自己来决定。
钱三强第一次吹制失败。吴先生走过来手把手教他,耐心指点,叮嘱他要特别注意把握火候,使黏度慢慢增大,在黏度慢慢增大的过程中完成造型,然后退火。
钱三强终于成功了。几次做下来,一次比一次吹制得好。吴先生称赞钱三强同学是一个很有悟性的学生。
老师总是喜欢聪明好学的学生。钱三强机智灵活,刻苦勤奋,吴有训教授看在眼里,自然对他有些偏爱。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吴有训教授主动让钱三强跟随他做,由他来亲自指导。钱三强毕业论文的内容是:制作一个真空系统,并试验金属钠的表面对改善真空度的影响。
一天,钱三强独自在实验室里制作了一个玻璃真空系统。当抽真空时,突然整个玻璃设备发生了爆炸,玻璃管里的水银流了出来,流在实验台上,流到地上。顿时,他急得不知所措,立即飞快地跑去向吴教授报告。吴教授既没有批评,也没有责备,只是让他赶快把窗户打开,以防水银蒸气中毒。
事后,吴有训教授把钱三强叫到身边,帮助他分析发生爆炸的原因,是由于玻璃结构应力不均匀,故导致爆炸。吴先生亲自帮助钱三强完成了毕业论文的全部实验工作。
几年以后,钱三强在法国居里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时,由于在清华大学跟随吴先生学过吹玻璃技术和金工工艺,他能自己动手做一些简单的实验设备,并且独立制作出了一批用于放射化学的玻璃仪器。
P21-24
美满人写美满人
蒋子龙
人物传记通常需“双向选择”,传主选择做传人,作家选择传主。居功至伟、被尊为国家路标和界碑的“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主持了15次核试验”的邓稼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等诸多科学巨匠的传记,竟都出自祁淑英先生之手。被这些影响了历史的天才人物选中的作家,该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先说她写的第一部“巨人传”——《钱学森》。最早选中她的并不是传主,而是国家。1993年底,中央发文号召全国向五个先进人物学习,其中有唯一的科学家钱学森,花山文艺出版社顺势邀请刚退休的老记者、老编辑祁淑英为其立传。而传主本人却不同意生前立传。本来是“双向选择”的事情,一方不配合,如何能“传”得成?恰恰是多年的记者生涯帮了她的忙。祁淑英在先生魏根发的陪同下,采用了“曲折迂回”、“扎根串联”的办法,先从自己认识的科学家入手,继而采访了何祚庥、于光远、傅承义、朱兆祥等科学界的名家,由他们引荐采访了钱学森的同学,走进了钱学森亲自创建的力学研究所,所里为祁淑英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感动,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而后他们开始占有各大图书馆和大机关资料室里与钱学森有关的资料……历时近两年,她成了“钱学森资料大全”,西安交通大学的钱学森图书馆得到消息后,专程赶到她家中把全部资料复印收藏。
《钱学森》于1997年9月出版,10月末,钱学森夫人蒋英约请祁淑英夫妇来家做客,很动情地对他们说:“我连夜读完了这本书,读着读着就哭了,读完书竟哭湿了两条毛巾。里面有好多细节我都忘记了,你们是怎样挖出来的呢?”当时钱学森健在,夫人的这番话可以理解为他们认可了出版社为他们选择的做传人。临别时祁淑英恳请夫人对该书提些批评或建议,夫人说:“如果再修改,把学森晚年进行的复杂巨系统和大成智慧学的研究成果补充进去,就更完整了。”
于是《钱学森》一书有了后来的修订版,更名为《钱学森传》,获“中国图书奖”,祁淑英获“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书上虽只署着她的名字,而书稿的完成却是他们夫妻二人的“流水作业”,她写出一页,魏根发先生在后面连誊清带修改。魏先生是高级编辑,退休前为河北省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写一笔好字,无论毛笔、硬笔。老二位可谓伉俪偕行、珠联璧合。受《钱学森传》成功的鼓舞,两人一鼓作气,用同样方法又完成了《邓稼先传》、《钱三强传》。就这样,祁淑英好像总是能机缘巧合,一“传”引出下一“传”,写了一“传”又一“传”,用15年的时间完成了6位科学大家的传记,堪称皇皇巨著。
在敏感多事、聚讼纷纭的现代社会,文字争端剧增,作家们谨小慎微地躲避着“真人真事”,害怕“触雷”。祁淑英却不躲不闪,直面最为敏感的高端功勋人物最真实的生活,并且连连获奖,好评如潮。这就是她做传的最大特点,总是对传主怀着一种真实自然的崇敬来做传。在这个流行“戏说”、以“雷人”为时尚的娱乐时代,她做的是“史传”,以史实为根据,为传主立正史,写出他们的生命史、事业史、家庭及情感史。她的文字敢于面对传主、面对社会、面对历史的考量。
也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大科学家的“大”,以及他们“大”在哪里、为何能“大”,从大处着眼,从细处落笔,生动地还原每一位传主横空出世时的国际大背景。比如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是20世纪的80年代初,印度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在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喊出来的,并郑重地向各国专家介绍说:“袁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给世界带来福音。”其后袁隆平获国际“拯救饥饿奖”,美国前总统顾问帕尔伯格在颁奖会上对他“隆”起为世界顶端,表示了由衷的钦佩和感谢:“袁的研究成果击退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营养充足的世界。”
钱学森何以被人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他和晚一些的钱伟长同是世界航空航天领域的元老冯·卡门的学生和同事,曾参与设计了美国第一枚“下士”导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过贡献。钱学森“用脑子记下了几个大箱子都装不下的资料和数据”,当时的美国海军次长金波尔有句名言:“钱学森无论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但他还是把钱学森说“小”了,钱学森回国领导研制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和导弹,打破了国际上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其作为和贡献才称得上是伟大和不朽。钱三强夫妇也是如此,曾留学法国11年,先是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得意门生,后成为他们的得力助手。他和夫人何泽慧博士共同发现并解释了铀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1948年回国时,约里奥先生为表达对他的支持与友谊,将若干个保密的核数据和一包放射源赠送给了钱三强。他们也为自己的国家购置了第一批核物理实验设备,参与领导和组织研制了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第一枚氢弹和第一枚战略导弹……这样的功勋、这样的人物,才配得起一个“大”字。
这些中国的科学奇才有个共同的特点:家学渊源、在国内受了良好的教育,出国则师从当时世界上的顶尖人物。回国后,为国际大势所逼,民族急需,举国重视,在他们所从事的领域帮助落后的祖国跟上世界尖端,成就大国地位。“伟大的代价是责任”,民族和国家的急需,会使人崇高。祁淑英借几部科学家的大传,勾勒出了能毁灭地球数十次的核威胁的由来:1945年7月16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就在同一天,美、英、苏三巨头聚在一起召开了著名的“波茨坦会议”,用丘吉尔的话说,“杜鲁门像换了一个人,告诉俄国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操纵了整个会议。不可一世的斯大林竟都接受下来”。三个月后在五国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更加蛮横,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嘲讽他:“国务卿先生,你的口袋里是不是装来了一颗原子弹?”贝尔纳斯却有恃无恐:“如果你还继续延长时间不谈正事的话,我就从口袋里拿出个原子弹叫你尝尝!”人造的原子弹,主宰了人类的国际事务。当苏联也有了原子弹后就更牛了,赫鲁晓夫竟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公然进行核恐吓:“我的核按钮在陪伴我演讲,我的氢弹、原子弹在为我伴奏。”
1953年,约里奥·居里夫妇托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带口信:“你回国后告诉毛泽东,要反对原子弹你们自己必须拥有原子弹。”就在当年,一次毛泽东在向钱三强敬酒的时候下达了命令:“到时候了,我们也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没有这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如古人所论:有非常之势,然后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当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发出的第一声感慨是:“现在是应该扫清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原来在没有原子弹前,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一直不能真正挺直腰杆。陈毅元帅说得更痛快:“有你们这些科学家撑腰,我这个外交部长就好当了!”至今,这些科学巨匠们创造的业绩,不还在实实在在地支撑着我们的大国地位吗?
不能不相信,伟大人物的产生是可遇不可求的,充满“天启”。哪个时代需要巨人,就迎来并创造了自己的巨人,他们的精神却不只温暖和照耀了那一个时代。祁淑英对传记文学的贡献,就是写出了传主的文化史。“三钱”同为五代吴越王钱谬后裔,此一脉群星璀璨,还有钱玄同(钱三强之父)、钱穆、钱钟书等鸿儒硕学。钱学森远行前,其父塞给他一张纸条作礼物,上写:“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孝!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青然而归,灿灿然而返。”这很像诸葛亮式的“锦囊妙计”,成为钱学森的座右铭。后来因为要坚决回国被关进美国监狱,在大牢中他朗声抗辩:“家父告诉我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美国人不解其意,而他却继续从容地讲出自己的道理……
钱伟长保存的《钱氏家训》中也有类似的内容:“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介;处事不可不决断,存心不可不宽厚。”邓稼先出身世代书香门第,其六世祖邓石如被推为“清朝第一人”,其父邓以蜇是现代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终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对邓稼先自小进行了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培养了他忠正纯良的品格。为了造出原子弹,他没有讲出任何理由就失踪般地离开了百般恩爱的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儿女,隐身大漠28年,再见到亲人时已经因核辐射患上绝症。古人云,临大险而不惧,圣人之勇。邓稼先率领的原子团队,被称作“满门忠孝!”人们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称颂他们。没有单纯、善良和忠诚,就不会产生伟大。“满门忠孝”是一种真正的伟大,这种伟大不是让别人感到渺小,而是让所有人都成就伟大。当核试验成功起爆的那一瞬间,随着大地沉闷地抖动,邓稼先绷紧的身躯却晕倒了,然而他生命的金字塔,却高耸入云!
由此可见,文化培养巨人,只有重视文化才能产生巨人。这些科学巨匠生命饱满、人格健朗,就像爱因斯坦评价居里夫人一样:“第一流的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与成就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也往往取决于品格的程度。而且他们的品格将偕同他们的成就一起流传于后人。”或许正是得益于此,祁淑英立传的这些科学家们,都拥有美满的家庭和婚姻生活。而婚姻,“是所有文化的起源,也是顶峰”。
一代才女何泽慧,终生都牢记还在当姑娘时外婆对她的嘱咐:“作为一个女人,这一生之中要守住一个人、守住一个家。”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她是第一、钱三强是第二,然而在事业上要自己发现自己,在婚姻中要被对方发现,美满的婚姻就是被爱情圣洁化、被生活牢固化。培根有妙论:“一切真正伟大的人物,没有一个是因爱情而发狂的人。”爱就是确信,美满的婚姻就是以整个人生为目标,让婚姻成为两个人一生的凯旋门。
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是著名政治家许德珩的长女,毕业于巴黎大学,师从居里夫人研究放射性物理学。他们的结合简直是“一桩美丽的故事”……邓稼先“失踪”前,每天晚上都骑着自行车到公共汽车站接下班的妻子,风雨无阻。他的解释是:“伴侣者,伴旅也!人生旅途上相依相伴。这是一种特殊的缘分,就应好生珍惜、细心维系。”后来有了一对可爱的儿女,每天对着他不知要喊多少声“好爸爸”、“好好爸爸”。他曾对友人说:“二人相爱无以言叙,可叙之爱是有限度的。”美满的婚姻就是“经常恋爱,而恋人不变”。他用自己的婚姻证明,爱是一种旅程、一种行动、一种聚合力、一种创造力。
蒋英是民国时期军事学巨擘蒋百里的千金,以一首钢琴曲为钱学森送行,可谓一曲“订终身”。爱是选择,不仅是选择对方,也是选择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钱伟长与夫人孔祥瑛则在战乱年代经历了生死恋情,让一生的相濡以沫有了一个传奇般的壮丽开篇,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袁隆平的父亲是国民党高官,母亲乃大家闺秀,精通英语,可想而知在他的前半生经历了多少坎坷,受到了多大的屈辱。夫人邓哲是始终陪伴在他身边的“贤哲”,处于低谷时劝慰他:“自古以来只要真的怀才,就不会不遇;有搞杂交水稻的抱负,就一定能搞成。”袁隆平功成名就时,夫人更显“贤内助”本色,使得他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还能过着“老农一样的俭朴生活”,百万奖金分文不取,全部用来奖励青年科学家。难怪周围的人称颂他们是“天下最投缘的结合!”
祁淑英的笔墨是“从感情上认识伟大的人”,使传记充满情致和色彩。这是因为她自己就婚姻美满。她信仰文字,而老伴是她终身的粉丝、助手、合作者,很多时候还是她的主心骨。美满人写美满人,收获美满,这些传记作品让她的写作生涯变得丰赡厚重、多姿多彩。
1999年9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予以表彰,并授予或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这次表彰大会上,中央领导在讲话中强调了“两弹一星”的宝贵精神,称:“‘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活生生的体现,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
为了发扬“两弹一星”的伟大精神,为青少年树立功勋科学家形像,山西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一本表现科学家钱三强的传记文学。因为钱老离开我们多年了,采访遇到一定的困难。但是钱老生前的老同学、老朋友于光远院士以及钱老生前的老朋友何祚庥院士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供给了我们许多珍贵资料,并协助我们联系了有关知情者,在此我们向于老及何老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部传记文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由王春江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裂变之光》,以及钱老的秘书葛能全同志撰写的见诸于报端的文章,在此我对王春江和葛能全两位作家表示深深的谢意。
钱三强生前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又是被人们所熟知的硬汉子形象。他四十年如一日,在原子能事业的岗位上从事组织领导和奠基的工作,他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充满自信。他面对“四人帮”的迫害和折磨,采取的态度是坚决挑战和藐视。他最终胜利了,在全国人们心目中,钱三强不失为一位英雄,一位为人们所尊敬的曾遭受过挫折的英雄。要将这样一位英雄介绍给青少年朋友,是一件光荣的事,但又觉力不从心,在此,向青少年读者表示深深的歉意。
我们所尊敬的功勋科学家钱三强,在原子世界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五十余年,他所留下的科学遗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也在世界核科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愿钱老的光辉业绩流芳千古!
2000年9月于石家庄
2010年8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