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1912—2010),江苏无锡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届、六届、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九届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上海大学校长、南京大学,暨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南大学名誉校长、扬州大学名誉董事长、耀华中学名誉校长;钱伟长院士兼长应用数学、物理学、中文信息学,著述甚丰——特别在弹性力学、变分原理、摄动方法等领域有重要成就。
祁淑英编著的《钱伟长的青少年时代》是“中外名人的青少年时代丛书”之一,准确地把握了钱伟长事业、成就、品德等几条线索,透过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展现了钱伟长的精神世界和做事做人的优秀品质,展现了其开放的胸襟和宽阔的眼界。
祁淑英编著的《钱伟长的青少年时代》精选了钱伟长青少年时代的故事,可以帮助青少年朋友们了解钱伟长的成才经历,能鼓励青少年朋友更加发奋学习,激励青少年朋友不断进步,进一步引导他们成长为有责任和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的合格公民,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后备军。
《钱伟长的青少年时代》对钱伟长的家世、家教、兴趣爱好以及对其一生有影响的人和事等着墨颇多,尤其探究了本人之所以成功的主客观因素,对成长中、探索中的青少年会有所裨益。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在清华大学,钱伟长与四叔钱穆唯一的一次出游,是在一个秋日,与清华的同学共游香山。那一天,四叔钱穆和伟长以及同学们到了山顶,共赏枫叶。仰望着苍天翱翔的雄鹰,四叔不失时机地讲了下面的一番话:
“秋天是收获希望和梦想的季节,人们在春天播种希望,渴望收获金色的梦想。对于人生而言,拥有梦想,就拥有了希望;拥有了希望,就拥有了一种力量。”四叔的一番开场白,引出了下面一个有趣的故事——
很多年以前,一位穷苦的牧羊人带着两个儿子替别人牧羊维持生活。一天,他们赶着羊群走向一个山坡,这时,一排大雁鸣叫着从他们头顶飞过。牧羊人的小儿子仰望大雁,问他的父亲:
“大雁要飞向哪里?”
“它们要去一个温暖的地方,在那里度过寒冷的冬天。”牧羊人回答说。他的大儿子仰望着远去的大雁,羡慕地说:“要是我们也能像大雁那样在天空中自由飞翔就好了。”
小儿子对父亲说:“我们若是一个会飞的大雁就好了,那样我们便可以飞向天空,飞向我们想去的地方。”
这时,牧羊人仰望长空,深情地说道:“只要你们想飞起来,经过你们不断的努力,就一定能飞起来。”
两个儿子牢记父亲的话,经过不断努力,以后果然飞起来了——1903年,美国人莱特兄弟驾驶一架由动力驱动的名为“飞行者”号飞机,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有动力的持续飞行,实现了人类渴望已久的梦想,开启了人类的飞行时代。他们就是牧羊人的那两个儿子。
钱伟长饶有兴趣地聆听着四叔讲的故事,仰望长空,憧憬着自己绿色的希望与金色的梦想。四叔接着说:
“梦想永远是人生不断进取的阶梯,希望永远是人生不断进取的力量。当我们身处失败和挫折时,梦想和希望给予我们的将是勇气和力量。” 想不到,四叔的一番教诲,给予钱伟长的首先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勇气和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接着又向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进一步控制察哈尔,并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北平学生痛切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走在队伍前列的是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平市立女一中等学校的学生。警察当局事先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清晨即下达戒严令,在一些街道要冲设了岗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城外学生被军警阻拦,在西直门同警察发生了冲突。
钱伟长参加了12月9日、12月16日的示威游行,他和同学们打着“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等横幅,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等口号。北平学生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为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吞华北的阴谋,打击国民党的妥协政策,唤起中国人民的觉醒,钱伟长与一批热血青年倡导组建了清华大学南下抗日自行车宣传队。当年,参加这个南下抗日自行车宣传队的有高原、彭平、徐煜坚、伍崇让、吴瀚等12人。他们于1935年12月25日从北平出发,沿津浦线南下,赴南京,沿途与当地学生联系,一路宣传民众、激励民众、鼓舞民众。
在南下宣传期间,他们遇上了许多逃往南方的东北难民。从他们口中得知,日本在东北三省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钱伟长听了,捶胸顿足,自恨国弱民穷,无力抵御外辱。在那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激发了钱伟长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他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是:“赶走日本侵略者,誓死不当亡国奴。”
1936年1月初,这支南下抗日自行车宣传队遭到南京军謦拘禁。钱伟长被捕后,他的叔父钱穆四处奔走,设法营救。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也亲自出面干预,钱伟长等人才获释。
这支南下抗日自行车宣传队,直到1936年1月中旬才返回清华园。因为这支南下抗日自行车宣传队传达了中华莘莘学子抗日救亡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表达了热血青年不屈不挠抗击侵略者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热烈响应,同时在清华大学也受到热烈欢迎。当他们返回清华园时,受到同学们的夹道欢迎。
这以后,钱伟长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海燕歌咏团等爱国学生组织,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鼓舞爱国同胞的抗日士气。
就是在海燕歌咏团,钱伟长与清华大学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孔祥瑛相遇、相识、相知。
P38-41
美满人写美满人
蒋子龙
人物传记通常需“双向选择”,传主选择做传人,作家选择传主。居功至伟、被尊为国家路标和界碑的“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主持了15次核试验”的邓稼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等诸多科学巨匠的传记,竟都出自祁淑英先生之手。被这些影响了历史的天才人物选中的作家,该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先说她写的第一部“巨人传”——《钱学森》。最早选中她的并不是传主,而是国家。1993年底,中央发文号召全国向五个先进人物学习,其中有唯一的科学家钱学森,花山文艺出版社顺势邀请刚退休的老记者、老编辑祁淑英为其立传。而传主本人却不同意生前立传。本来是“双向选择”的事情,一方不配合,如何能“传”得成?恰恰是多年的记者生涯帮了她的忙。祁淑英在先生魏根发的陪同下,采用了“曲折迂回”、“扎根串联”的办法,先从自己认识的科学家入手,继而采访了何祚庥、于光远、傅承义、朱兆祥等科学界的名家,由他们引荐采访了钱学森的同学,走进了钱学森亲自创建的力学研究所,所里为祁淑英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感动,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而后他们开始占有各大图书馆和大机关资料室里与钱学森有关的资料……历时近两年,她成了“钱学森资料大全”,西安交通大学的钱学森图书馆得到消息后,专程赶到她家中把全部资料复印收藏。
《钱学森》于1997年9月出版,10月末,钱学森夫人蒋英约请祁淑英夫妇来家做客,很动情地对他们说:“我连夜读完了这本书,读着读着就哭了,读完书竟哭湿了两条毛巾。里面有好多细节我都忘记了,你们是怎样挖出来的呢?”当时钱学森健在,夫人的这番话可以理解为他们认可了出版社为他们选择的做传人。临别时祁淑英恳请夫人对该书提些批评或建议,夫人说:“如果再修改,把学森晚年进行的复杂巨系统和大成智慧学的研究成果补充进去,就更完整了。”
于是《钱学森》一书有了后来的修订版,更名为《钱学森传》,获“中国图书奖”,祁淑英获“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书上虽只署着她的名字,而书稿的完成却是他们夫妻二人的“流水作业”,她写出一页,魏根发先生在后面连誊清带修改。魏先生是高级编辑,退休前为河北省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写一笔好字,无论毛笔、硬笔。老二位可谓伉俪偕行、珠联璧合。受《钱学森传》成功的鼓舞,两人一鼓作气,用同样方法又完成了《邓稼先传》、《钱三强传》。就这样,祁淑英好像总是能机缘巧合,一“传”引出下一“传”,写了一“传”又一“传”,用15年的时间完成了6位科学大家的传记,堪称皇皇巨著。
在敏感多事、聚讼纷纭的现代社会,文字争端剧增,作家们谨小慎微地躲避着“真人真事”,害怕“触雷”。祁淑英却不躲不闪,直面最为敏感的高端功勋人物最真实的生活,并且连连获奖,好评如潮。这就是她做传的最大特点,总是对传主怀着一种真实自然的崇敬来做传。在这个流行“戏说”、以“雷人”为时尚的娱乐时代,她做的是“史传”,以史实为根据,为传主立正史,写出他们的生命史、事业史、家庭及情感史。她的文字敢于面对传主、面对社会、面对历史的考量。
也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大科学家的“大”,以及他们“大”在哪里、为何能“大”,从大处着眼,从细处落笔,生动地还原每一位传主横空出世时的国际大背景。比如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是20世纪的80年代初,印度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在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喊出来的,并郑重地向各国专家介绍说:“袁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给世界带来福音。”其后袁隆平获国际“拯救饥饿奖”,美国前总统顾问帕尔伯格在颁奖会上对他“隆”起为世界顶端,表示了由衷的钦佩和感谢:“袁的研究成果击退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营养充足的世界。”
钱学森何以被人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他和晚一些的钱伟长同是世界航空航天领域的元老冯·卡门的学生和同事,曾参与设计了美国第一枚“下士”导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过贡献。钱学森“用脑子记下了几个大箱子都装不下的资料和数据”,当时的美国海军次长金波尔有句名言:“钱学森无论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但他还是把钱学森说“小”了,钱学森回国领导研制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和导弹,打破了国际上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其作为和贡献才称得上是伟大和不朽。钱三强夫妇也是如此,曾留学法国11年,先是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得意门生,后成为他们的得力助手。他和夫人何泽慧博士共同发现并解释了铀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1948年回国时,约里奥先生为表达对他的支持与友谊,将若干个保密的核数据和一包放射源赠送给了钱三强。他们也为自己的国家购置了第一批核物理实验设备,参与领导和组织研制了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第一枚氢弹和第一枚战略导弹……这样的功勋、这样的人物,才配得起一个“大”字。
这些中国的科学奇才有个共同的特点:家学渊源、在国内受了良好的教育,出国则师从当时世界上的顶尖人物。回国后,为国际大势所逼,民族急需,举国重视,在他们所从事的领域帮助落后的祖国跟上世界尖端,成就大国地位。“伟大的代价是责任”,民族和国家的急需,会使人崇高。祁淑英借几部科学家的大传,勾勒出了能毁灭地球数十次的核威胁的由来:1945年7月16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就在同一天,美、英、苏三巨头聚在一起召开了著名的“波茨坦会议”,用丘吉尔的话说,“杜鲁门像换了一个人,告诉俄国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操纵了整个会议。不可一世的斯大林竟都接受下来”。三个月后在五国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更加蛮横,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嘲讽他:“国务卿先生,你的口袋里是不是装来了一颗原子弹?”贝尔纳斯却有恃无恐:“如果你还继续延长时间不谈正事的话,我就从口袋里拿出个原子弹叫你尝尝!”人造的原子弹,主宰了人类的国际事务。当苏联也有了原子弹后就更牛了,赫鲁晓夫竟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公然进行核恐吓:“我的核按钮在陪伴我演讲,我的氢弹、原子弹在为我伴奏。”
1953年,约里奥·居里夫妇托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带口信:“你回国后告诉毛泽东,要反对原子弹你们自己必须拥有原子弹。”就在当年,一次毛泽东在向钱三强敬酒的时候下达了命令:“到时候了,我们也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没有这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如古人所论:有非常之势,然后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当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发出的第一声感慨是:“现在是应该扫清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原来在没有原子弹前,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一直不能真正挺直腰杆。陈毅元帅说得更痛快:“有你们这些科学家撑腰,我这个外交部长就好当了!”至今,这些科学巨匠们创造的业绩,不还在实实在在地支撑着我们的大国地位吗?
不能不相信,伟大人物的产生是可遇不可求的,充满“天启”。哪个时代需要巨人,就迎来并创造了自己的巨人,他们的精神却不只温暖和照耀了那一个时代。祁淑英对传记文学的贡献,就是写出了传主的文化史。“三钱”同为五代吴越王钱谬后裔,此一脉群星璀璨,还有钱玄同(钱三强之父)、钱穆、钱钟书等鸿儒硕学。钱学森远行前,其父塞给他一张纸条作礼物,上写:“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孝!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青然而归,灿灿然而返。”这很像诸葛亮式的“锦囊妙计”,成为钱学森的座右铭。后来因为要坚决回国被关进美国监狱,在大牢中他朗声抗辩:“家父告诉我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美国人不解其意,而他却继续从容地讲出自己的道理……
钱伟长保存的《钱氏家训》中也有类似的内容:“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介;处事不可不决断,存心不可不宽厚。”邓稼先出身世代书香门第,其六世祖邓石如被推为“清朝第一人”,其父邓以蜇是现代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终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对邓稼先自小进行了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培养了他忠正纯良的品格。为了造出原子弹,他没有讲出任何理由就失踪般地离开了百般恩爱的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儿女,隐身大漠28年,再见到亲人时已经因核辐射患上绝症。古人云,临大险而不惧,圣人之勇。邓稼先率领的原子团队,被称作“满门忠孝!”人们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称颂他们。没有单纯、善良和忠诚,就不会产生伟大。“满门忠孝”是一种真正的伟大,这种伟大不是让别人感到渺小,而是让所有人都成就伟大。当核试验成功起爆的那一瞬间,随着大地沉闷地抖动,邓稼先绷紧的身躯却晕倒了,然而他生命的金字塔,却高耸入云!
由此可见,文化培养巨人,只有重视文化才能产生巨人。这些科学巨匠生命饱满、人格健朗,就像爱因斯坦评价居里夫人一样:“第一流的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与成就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也往往取决于品格的程度。而且他们的品格将偕同他们的成就一起流传于后人。”或许正是得益于此,祁淑英立传的这些科学家们,都拥有美满的家庭和婚姻生活。而婚姻,“是所有文化的起源,也是顶峰”。
一代才女何泽慧,终生都牢记还在当姑娘时外婆对她的嘱咐:“作为一个女人,这一生之中要守住一个人、守住一个家。”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她是第一、钱三强是第二,然而在事业上要自己发现自己,在婚姻中要被对方发现,美满的婚姻就是被爱情圣洁化、被生活牢固化。培根有妙论:“一切真正伟大的人物,没有一个是因爱情而发狂的人。”爱就是确信,美满的婚姻就是以整个人生为目标,让婚姻成为两个人一生的凯旋门。
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是著名政治家许德珩的长女,毕业于巴黎大学,师从居里夫人研究放射性物理学。他们的结合简直是“一桩美丽的故事”……邓稼先“失踪”前,每天晚上都骑着自行车到公共汽车站接下班的妻子,风雨无阻。他的解释是:“伴侣者,伴旅也!人生旅途上相依相伴。这是一种特殊的缘分,就应好生珍惜、细心维系。”后来有了一对可爱的儿女,每天对着他不知要喊多少声“好爸爸”、“好好爸爸”。他曾对友人说:“二人相爱无以言叙,可叙之爱是有限度的。”美满的婚姻就是“经常恋爱,而恋人不变”。他用自己的婚姻证明,爱是一种旅程、一种行动、一种聚合力、一种创造力。
蒋英是民国时期军事学巨擘蒋百里的千金,以一首钢琴曲为钱学森送行,可谓一曲“订终身”。爱是选择,不仅是选择对方,也是选择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钱伟长与夫人孔祥瑛则在战乱年代经历了生死恋情,让一生的相濡以沫有了一个传奇般的壮丽开篇,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袁隆平的父亲是国民党高官,母亲乃大家闺秀,精通英语,可想而知在他的前半生经历了多少坎坷,受到了多大的屈辱。夫人邓哲是始终陪伴在他身边的“贤哲”,处于低谷时劝慰他:“自古以来只要真的怀才,就不会不遇;有搞杂交水稻的抱负,就一定能搞成。”袁隆平功成名就时,夫人更显“贤内助”本色,使得他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还能过着“老农一样的俭朴生活”,百万奖金分文不取,全部用来奖励青年科学家。难怪周围的人称颂他们是“天下最投缘的结合!”
祁淑英的笔墨是“从感情上认识伟大的人”,使传记充满情致和色彩。这是因为她自己就婚姻美满。她信仰文字,而老伴是她终身的粉丝、助手、合作者,很多时候还是她的主心骨。美满人写美满人,收获美满,这些传记作品让她的写作生涯变得丰赡厚重、多姿多彩。
为钱老作传,是我多年向往的事情。但是,由于琐事缠身,一直未能如愿。直到2005年春,由于我写作的长篇传记文学《钱学森》、《钱三强》出版后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山西人民出版社编辑、我的老朋友蒙莉莉向我约稿,提出了写作《钱伟长传》的要求。在孙女魏丛的陪同下,我开始采访、写作。在上海大学采访钱伟长校长的过程中,亲自聆听了钱老的教诲,也得到了钱老秘书徐旭博士的热情接待。在徐博士的指点下,我们收集到了较为完备的有关钱老的文字、图片资料。历时4年,几易书稿,终于脱稿付梓。值此《钱伟长传》出版之际,笔者念念不忘接受采访并向我提供宝贵资料的朋友和单位,念念不忘本书责编蒙莉莉、傅晓红对书稿认真编校所付出的心血。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写作中,我参考了钱老亲自撰写的《八十自述》,在此特向钱老及其家人表示衷心的感谢。《钱伟长传》所记传主的经历是完全真实的。但是,由于本书毕竟是传记文学作品,因此在创作的过程中或多或少有些想象和发挥的文字,还望钱老和家人体谅。
钱伟长的人生是辉煌的,成就是伟大的。为这样一位科技伟人作传,我深感力不从心,也深感笔触笨拙。这部传记文学作品,或许仍有不当乃至错误之处,我诚恳地期望亲爱的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作者
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