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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不自在，这个你已经注意到了。

够亮了，不需要太多光线。的确有一点尴尬：中国人一般不为此类原因就医的。

谢谢，请别加冰。我可以坐到壁炉边上去吗？谢谢。没想到诊所会有壁炉。也没想到你会这样年轻，这样沉默。这么沉默的笑容。

英文使我鲁莽。讲英文的我是一个不同的人。可以使我放肆；不精确的表达给我掩护。是道具、服装，你尽可以拿来披挂装扮，借此让本性最真切地念白和表演。另一种语言含有我的另一个人格。

就像这些小橡皮人儿。沙盘的重塑性和抹杀性。孩子们把心病梦境和妄想都拿小人儿演出来。听说过这种疗法。英文一样使我似是而非，因而不再有不可启齿的事。

那份表格里有我人生的所有数据。

谢谢恭维。一个种族有一个种族的苍老标识，你们不习惯辨认我们的标识罢了。确实四十五岁。你看到的是英文给予我的幼稚，一种侏儒式的不为年龄所改变的憨拙。

让我看看我得从哪儿说起。我先得形容这个人。

他是我爸爸的朋友。我们都这样说：领导。没有老板，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雇佣关系。有主人，没有仆从，主人是工人、农民、士兵。这些词在我们那时的中国是集合名词，具有高度象征性，无法单数或复数。是我们城市博物馆门口举着榔头、镰刀、步枪的大于真人数倍的两男一女铜塑。后来有一天，三个人变成了四个人，添出一个戴宽边眼镜的男人，手里托一个人造卫星。这个人也是国家社会的主人，同前面那两男一女一同跨出一个大弓箭步，鼓着和平鸽似的圆饱的胸脯。这个人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就是我爸爸的这个朋友。

还活着。我们说，健在。七十岁。和他这个朋友同龄。

怎样跟你注解朋友这个概念？一种最耐人寻味的人际关系。最好的，也最坏的人与人的共定局面。

没关系。我不忌讳。

不，不用大麻。从来没用过。不介意，该问什么你就问吧。

最多一杯，偶然，极偶然地，喝过两杯。

忘了告诉你他的名字，哦，很重要。

他叫贺一骑。一个骑者，独行侠。匹夫。我爸这样解释给我妈的。我妈那时还是个幸福的女人。“幸福”在中文中和英文中不尽相同。你们所指的幸福与开心紧相关联；对于我们，幸福不那么感官，而是内向的。幸福是种信仰。

我记得清清楚楚，他的黑头发怎样在右边开了一道肃杀的白头路。一本相册，第二页正中间有张四方形带狗牙边的相片，上面的六岁女孩穿着白棉布连衣裙，裙下露出白三角裤的一条边缘。每个看相片的人都说，这是个好看的小姑娘，不过神态很老气。那就是我见贺叔叔时的装束和模样。

我还记得他没等我妈去给他开栅栏，就迈腿从栅栏上跨过来了。这人非得长篮球中锋的腿才能从栅栏上如此跨越。还得足够粗鲁、随和。你明白吗？那样的腿，有尺度和动作的优越感。

就那样，门外亮成白色；门内是黑色，那个跨越的动作就成了个黑色剪影，在白底板上。黑与白简化了他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使他在我知觉中的第一次出现带有符号般的意味。岁月流去，那个跨越的身影被进一步简化，终成一个极度的强调符号，在我狭小的记忆里。

如同沙盘上这些小橡皮人儿。在儿童那里，符号道出大于语言的信息；符号那丰富而莫测的暗示性。

一个这样的符号——逾越，冒犯，侵入。那样的轻盈速捷，一只脚在栅栏上方那防御性的木头矛刺上画一根抛物线，落地无声，让腿与腿拉成一张满弓。我至今还能看见那个六岁的女孩怎样掀着上唇，在晚餐前的昏暗中，观望庞大黑色剪影的进逼。门外是余下的暮夏白昼，热度和湿度薄薄的。  P1-3

正文

一个四十五岁的中国女人，操着蹩脚英语，向一名美国心理医生娓娓倾诉自己的过往。她对父亲的朋友贺叔叔长达三十九年的爱恋、父亲与贺叔叔在大饥荒和文革前后的恩怨情仇、自己远渡美国后与教授间的情爱纠葛……最终，治疗无果而终，女人继续远走他乡。《心理医生在吗》（原名《人寰》）是严歌苓的代表作，曾在20世纪90年代末获得华语地区令人瞩目的台湾时报百万大奖，成为继朱天文之后女性作家获此殊荣的第二人，轰动一时，使作者在十多年前，一跃成为华语地区备受关注的女作家。本书结构在当时看来是大胆的，其题材在今天看来仍旧是时髦的。这就是经典文艺作品的共性——永不过时。

严歌苓编著的《心理医生在吗》是一个中年女人的自白，在委婉的叙述中，展现出国家的伤痕苦难、个人的爱恨嗔痴。这部小说原名《人寰》，曾获得“上海文学奖”和“台湾《时报》百万小说大奖”。台湾作家、出版人詹宏志评价说：“像这一篇委婉动人的小说，它有一个惊天动地的历史背景……但真正的故事是一个小女孩……直到她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直到她成了中年妇人，这场隐藏的爱恋未曾在生命中褪色，甚至成为她性格命运的基调。不要急着把小说当历史……像《西游记》的八十一劫数一样，我们就看到一个轻柔却刚强的女性故事。”

全书结构完整，承转自然，兼以叙情述事细腻生动，交织出高度的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