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元亨所著的《雷区1988——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超前探索者(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二十周年)》记述了1988年广东经济理论界召开双月研讨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经济理论学者参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讨论的史实。1988年及此前在广东理论界进行的一系列讨论所提出的主要观点，为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提供了深厚的理论依据和坚实的群众基础，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选择在2012年出版此书，就是为了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二十周年。

谭元亨所著的《雷区1988——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超前探索者(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二十周年)》揭开一段尘封的往事。

《雷区1988——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超前探索者(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二十周年)》讲述邓小平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的四年前，广东经济理论界有一批勇敢的探索者已经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了。当时，能否确立市场经济，已成为改革开放成败攸关的转折点。他们在实践中敏锐地发现，唯有市场经济才能推动改革开放。于是，这些理论先行者率先发起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一系列研讨会，向党中央建议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此，他们几经误解、批判、围攻仍矢志不渝。终于使市场经济理论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得以正名，并成为党的十四大的决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理论贡献。

序

开篇 爆一个冷门：写几位经济学家odd

第一章 历史的底气

第二章 《华商报》这块风水宝地

第三章 “华企”与50年代香港“水浸银行”

第四章 老“三人团”：60年代为商品经济大声疾呼

第五章 后生可畏的新“三人团”

第六章 经济改革研讨会上的“南北大战”

第七章 躁动

第八章 “渡江战役”

第九章 睬巨都傻

第十章 惊蛰雷：南方谈话

第十一章 产权改革

第十二章 最难风雨故人来

第十三章 把纸上的文字变成现实

附录1 广东、广州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

附录2 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

附录3 扎根改革现实，理论之树常青

附录4 咬定青山不放松

后记

开 篇

爆一个冷门：写几位经济学家odd

历史有无数只眼睛，亦有如蜻蜓的复眼。

我们过去只是从政治上、军事上着眼于历史。但就是从政治上、军事上着眼，也同样有着千差万别。

随着历史视野的拓展，我们人类进步的动因，已不再拘于一种或两三种，文化的因素，科学技术的力量，当然，更有不可藐视的自然，都已由隐性走向了显性。如果没有印刷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无以发生；如果没有指南针，就不会有大航海时代；火药的发明，更催生了热兵器……这都已是显而易见的了。

却也有“看不见”的。

例如被视为“看不见的手”——市场规律。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市场经济就渐渐浮出了水面，它是历史之必然，还是过去所认为的，可怕如洪水猛兽？当年力主商品经济的学者，早就被打入了另册，而今似乎又要卷土重来？

于是。一部颇为悲壮的历史，便由这“市场经济”的理念而引发了！

没有血光刀影，没有金戈铁马，没有枪林弹雨，但是，一样有人倒下，有人逃遁。有人变节，也有人坚守，一样惨烈与凄怆。

于是，我们借助历史的复眼，又从中看到什么？发现什么？

市场经济。一个可怕的，看不见的幽灵，终于又徘徊在这东方的、古老的土地上……它是福，是祸？是机遇，还是灾星？

而力主市场经济理论的学者们的命运，可否与该理念共生死，同沉浮？这一理念对中国市场经济的推动，又怎样改变着中国的命运，乃至历史？

历史的明眸借助这一视角，又当看到怎样一种历史的逻辑走向……

我想起了我的日记。那不仅仅有我的历史。

于是，我翻到了……

1988年1 1月12日，北京。

这对于我来说，也许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日子。

对于北京而言，也同样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日子。

也无风雨也无晴。

是的，这是深秋了，西山的红叶，不再那么殷红，而且已经开始飘落：太阳掩映在彤云后边，更感受不到它的热力，而秋寒已一阵阵袭来，毛衣早已上身。这自然不属于载入历史的日子，所以，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气象。

那时，我还是湖南省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我上北京，是因为好几部书稿尚在北京几家出版社审订。

因是午饭时分，那时，作者与编辑的关系也还十分随意，来了就来了，撞上午餐，那就拿上几张饭票，一同上食堂吃好了，没什么讲究的，虽说那时还得用粮票，却已不那么严苛了。

当时的编辑室中，有我的两广老乡，能用粤语对话，他叫黄宾堂，后来，他给我出了两部写广东的长篇作品。食堂里的人很多，排长队，大家也不急，叽叽喳喳聊起了天。我几乎是无意中，聊起了我在广东认识的理论界的朋友，讲到与他们十几年的往来。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话匣子就这么打开了。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当然是各方关注的热点。四大特区，有二三大特区在广东，“香三年，臭三年，不香又臭又j年……”还有，粤语亦大规模北上，什么“买单”、“靓女”之类，已进入普通话的语汇，成了时髦话语。而我讲的广东理论界，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探索，他们当饶有兴趣。

不是有句话，叫理论先行么？  我专门提到，这一年，广东有个“双月研讨会”，即每两个月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侧重面展开研讨，一年开了六次，很是热烈。

我还提到了卓炯，提到了王利文，这新老两代市场经济的理论探索者在广东对推动市场机制的建立所起的作用……

突然，黄宾堂打断了我的话：“你刚才的几句话，一下子就抓住了龙头，慧眼独具。如今，要写广东先行一步的改革开放，有不少思路，我看，就你说的，才是最强，也是最重要的。”

我一怔，不觉点了点头。

黄宾堂立时说：“别人都找不到这么好的题材，你可是得天独厚了。赶快回广东去，我等你的稿子。”

有时，一部好的书稿，每每就是在这种不经意的“海侃”中催生的。自然，这是思想碰撞的结果，也许，这也是一种“顿悟”，他这一点拨，我顿时觉得眼前敞亮，展开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是的，我应该好好写一下他们。 他们是先行者——广东先行一步，而作为理论探索者，他们更在广东先行一步前，已经先行了一步，不写他们，对得起历史么？

于是，这一次“饭堂对话”，也就促成了这一选题。

离开北京，我便尽快地来到了广东，来到了当年的出生地。我太了解这片神奇的土地了，插上一根拐杖，没准很快便会长成参天大树，生命在这里实在是太蓬勃了。而市场经济理论在这样的土壤上。能不同样催生出众多的经济奇迹么？

然而，愈深入采访，我却愈感到，一切并不是我所见或我所想象的那么达观，那么轻松，市场经济理论这片土壤上，同样有着刀光剑影，有过生死搏斗。先行者的命运，从来就是多舛的，甚至是惨烈的，“先行”二字，本身就注定有风雨之劫、惊涛恶浪——在通向坦途之前，何处不铺满了先行者的白骨？

只是。我万万没想到，这竟会成为未完成的采访！

六次“双月研讨会”的论文集，只出了第一本，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印了一万册。第二册已经编好未付印，其他的大都胎死腹中，而且，很快传来了要清算他们的消息。最时髦，也最可怕的罪名，可谓接踵而至，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谁也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横逆降临。

我期盼的是奇迹，得到的却是不测。

在惊雷疾闪下，映出的是多少人弯曲的身影？

在这之前，卓炯倒下了，孙孺倒下了，在这之后，还会有谁倒下？就算不曾倒下，也是五痨七伤了……

虽然我没有完全停下采访，若干年后，仍断断续续写下若干片断……可这一晃，便是二十多年！这一笔文债，到了不能不还的时刻。

一个作家选择某一题材，往往是与他个人的生活阅历分不开的——这也许便是缘分，也正是这种缘分，才能触发灵感，构筑出一部作品，构筑出这部作品所含的“思想史”。所以，选择不等于回避，更谈不上逃避，相反，却是一种不可推卸的必然。

正是这种必然，才会在作家胸臆间掀起情感与思想的波澜……

人生能有多少个二十年？P1-3

历史有过多少个瞬间，稍纵则逝，可一旦抓住了，则成为不朽的传奇！

远的，很多、很多，诸如唐代的玄武门之变……

近的，也不少，诸如武汉首义、西安事变……

再近点，再近点。

1978年底，中国，北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1992年初，中国，南方，邓小平在深圳等地的讲话——如今统称为“南方谈话”。

这两个节点或两个瞬间。是怎样在惊涛骇浪中，令一艘几近颠覆的巨轮，一下子拨正了航向，驶出了历史的旋涡，一路高歌向前

如果说，1978年底的关键词是：真理与实践，解放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有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还有很多。

那么，1992年初的关键词，却只有几个：市场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但是，每一个词，同样都让人热血沸腾，思绪万千；

每一个词，都凝聚有太深的历史，从而拥有巨大的张力。

每一个词，都可以做一篇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文章。

我们在这里，仅仅选其中的一个词——市场经济。

如果从全球，从历史来讲市场经济，那该是怎样的一部大书。

如果从中国今日迈向市场经济写起，也同样是了不得的一本原书。

我们再缩小范围，仅仅从市场经济理论入手。

那么，如果从世界市场经济理论家，诸如亚当·斯密，从他的《国富论》说起，一直到凯恩斯、弗里斯曼，那也是无数卷巨著在堆积起来。

我们只讲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论家们。

那当然．我们这部小册子，未必承载得起这一批先行者或探索者沉重的历史从师，也未必梳理得清楚他们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正名而经历的种种挫折、打击与苦难。

但是，我只想说，正是这一“南方谈话”，最终在中国为“市场经济”正了名，所谓“正名”，也就是理论上的充分肯定。中国人怕的是名不正，言不顺，市场经济正了名，市场经济理论也就不再遭到批判、抵制与否定了，就可以从纸上走向现实！

广东“先行一步”是不是说，理论先行，或许就是说，广东的（当然，他们更是中国的）理论家们，更在“先行一步”上“先进”了，他们每每把实践总结得更早，更深，更远。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论，正是在广州这个“千年商都”中早早孕育，在改革开放中脱颖而出，市场经济理论的学者们，更早在二十年前疾呼“商品万岁”，在20世纪80年代呼唤“理论彻底”，他们屡挫屡战，前仆后继，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在中国风云变幻的20世纪，谱下了又一部不朽的传奇！

当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用简朴、浅易的语言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个著名的论断其实就是广东经济理论界1988年“双月研讨会”提交给党中央的报告中主要观点的凝炼和提升：传统理论和观念常常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属性联系在一起。将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的专有物。这是错误的。从理论上来讲，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市场经济既可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结合，从而为资本主义所运用，也可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结合，为社会主义所运用。社会主义社会不应该也没有必要以是否实行市场经济，作为与资本主义的分水岭。在实践上，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出现过以计划和行政调拨配置资源的统制经济，社会主义国家中亦有市场经济的实践。这就说明。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都有着选择资源配置方式和体制的多种可能性。

而且．六次会议从方方面面，包括时至今日仍须解决的金融市场等问题．提出了不少颇具前瞻性的观点。

例如。仅仅第四次的主题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金融体制改革”。

会议主要讨论的是：

1．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市场的内涵、体系；

2．我国利率、汇率改革的走向；

3．股票、债券市场的培育；

4．信贷市场与商业信用理论：

5．银行企业化与专业化改革；

6．私营和地方性金融机构参与竞争的可行性。

然而，在其后的日子里，一直到南方谈话，这些理论，都招致几乎可以说是铺天盖地的批判，诸如个体企业，已被严正地宣布为资本主义的温床，要把它们搞个倾家荡产，连乡镇企业也没放过，虽然它还算是集体企业，也指责它们与国有企业争资源，而与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争资源，无疑等于挖社会主义墙脚了。而私营和地方性金融机构参与竞争的可行性，在近日仍不曾被正名。

以反复辟为中心，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以治理整顿为中心，就这么取代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主张市场经济则是搞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主张所有制领域中的私有化，经济领域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了。

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

虽然，自古以来，广东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居全国之冠，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市场经济的比重，也是全国最大的。理论先行，正是以卓炯、孙孺为代表的一批理论学者，加上勇于实践的广东的领导与企业家们，才把广东的经济一下子跃升到了全国的首位，否定了市场经济理论，势必导致实践上的倒退。

多少人忧心忡忡地看着这几年经济上的滑坡。

终于，南方谈话，一槌定音：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削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

“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熟悉那一段历史的人，稍为扳一扳手指头，便可以列数出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广东快马加鞭，立时再度震撼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惊人之举。

在这之前，深圳特区的“香三年，臭三年，不香不臭又三年”的讥评．从此销踪匿迹， “深圳速度”震惊全国，到深圳“取经”者成几何级数增加。

广东更率先在此时取消了粮票——这在全国粮食市场上，不啻是一声春雷，习惯靠票证生活的中国人，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一点，如今的年轻人不曾亲历过，问一问老一辈人，便会得知这一事件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计划经济步入市场经济，而且是百姓生计最攸关的大事——民以食为天！

已经进行了70届广交会——这被誉为当代的十三行，出口成交额自80年代末一直徘徊在．50亿元上下，但到了南方谈话后第一个春交会，便达到了69亿元，秋交会更达到76亿元。没几年，便突破了100亿。到第100届，已达到330个亿。广东作为全国第一大外贸省始终傲立潮头。

先后下马了五次的广州地铁，也终于在1992年底宣布重新上马．而且这次不再会半途而废了。除开首都北京外，境内通地铁的城市．广州冲在了最前面。

人们总是以为．广东正是因为中央给了不少优惠政策，自主发展起来了。但下边的数字却是很少人了解的。这一年，广东上交中央财政是192个亿，这个数字，恰巧与中国最大的一个城市的全部财政收入193个亿几乎可以画等号。随之而来第二年的分税制，国家拿走的便多，“放水养鱼”的发展策略如何延续——毕竟，1992年下半年，广东经济再度腾飞，以此为基数，广东自己留下的能有多少？但广东的顾大局，终于推动完成了分税制，也就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制改革。

珠海的梁广大，待小平同志一走，便召开了重奖科技人员的颁奖大会，奖品是人们当时不敢想象的房子、车子，价值上百万元的奖金，这在全国引发的轰动，尤其在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如同爆了一颗原子弹。

而顺德本来在悄悄进行的产权改革，一旦曝光，所产生的冲击波，至今仍无法平息下来。

如果再历数当时来广东的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乃至世界上各国的领袖，其密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至于专门来广东取经，办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进修班的。更难以细数。农业部一个下属机构，在广东办的“外向型农业”学习班，每年人次都从500升到了1000多，还“供不应求”。

这才是广东震撼，南方震撼，中国震撼！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震撼！

于是，1988年“双月研讨会”趟进的雷区。终于在“南方谈话”后，最后得以闯过去了，市场经济得到了南方谈话充分的肯定，南方谈话以最明晓、最朴质却也是最有力的语言，为市场经济理论扫平了雷区。

时隔二十年，在南方谈话前沿滑坡、混乱的经济，一下子拨正了航向，铆足了力量，在市场经济理论的实践中，高速发展。

我们不难看到这样一个时间表，南方谈话之后一年，在执政党的大政方针中，写进了“市场经济”几个大字，随后一系列依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得以实施，终于，于2001年，加入了WT0。

紧接着，我们的经济总量，就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迅速超过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与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对于当年坚持市场经济理论的这样一批学者．或者说，这样一个群体——这当然包括认可这一理论的领导人、企业家们，他们冲锋陷阵的意义，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

的确，没有1992年南方谈话这样一个被抓住了的历史瞬间．又怎有这二十年的腾飞的经济，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迅速崛起。

我清晰地记得，还是1991年夏，当我到了华盛顿的NationalMall，参观博物馆时，馆里发放简介的一位黑人，殷勤地给我递上了一份，并且有几分谄媚地问上一句，Japanese？（日本人吗）我回答的是：Chinese．立即，那种谦卑便变成了倨傲，头昂了上去。当时，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可才过去不到十年，2001年春。我再到那里时，本来所有的简介都没有中文，只有法、德、日、西班牙文，可同样是那里发放简介的人，却很准确地送上了一份中文的简介，虽说不上谄媚，却已经很恭敬了。

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又会怎样呢？这已经不用我再说了。  这里似乎用得上曾常用的一句古诗：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在世界经济危机接踵而至之际，中国经济今天却能一枝独秀．如无这二十年的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真是无法想象。

虽然我们重温1988年闯进雷区的“双月研讨会”中．关于推进市场经济，尤其是健全或完善市场经济的一系列颇具前瞻性的论述之际，仍觉得今曰推进得远还不够，众多的举措还来不及实施，但是，我们毕竟是闯出来的，而当前仍存在的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权贵资本……等等问题，恰巧不是因市场经济的推进而引发的，反而是推进不够，甚至向计划经济倒退所造成的，不可以赖在市场经济头上。

一如当日“双月研讨会”的组织者所说的：

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问题，只能在进一步开放改革中寻求解决．绝不能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而对于广东、广州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更是如此。要培育市场，建立市场体系，完善市场机制，从目前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即半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舍此别无他途。

我们或许在后边还会反复引用这一段话，因为，这段话不仅仅可以针对当时的情势所说，而且，在今后仍一样具有警示作用。

这里，我们把“双月研讨会”召开前夕，由三人小组起草的给中央的关于《广东、广州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报告的结束语，作为序的最后一部分：

我们提出在广东、广州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非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尽善尽美的体制，只不过相比较而言，它在实现资源配置和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比传统体制有着更多的优点。深化改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要付出代价，而维持传统体制则要付出更大更长时期的代价。不进则退，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在这样的选择中，历史和国际环境，不容许我们有半点的犹豫和动摇。

这是1988年元月的报告。

请记住这个日子！

长篇历史纪实《明清帝国海商》、长篇小说《开洋》、理论专著《国门十三行：清代初中期从开放到限关的逆转》等三部书从文、史、哲不同学科展现广州十三行的作品，历经数年的打磨，终于在不久前一口气推出了，总算了结了我一番心愿，内中甘苦，惟天可知。

在大航海时代，十三行行商无疑是最出色的弄潮儿，他们不仅是商人，是企业家，也是大金融家，不仅活跃在中国东南沿海，而且在南洋，在整个世界，在推动清初中期对外开放，功不可没。然而，他们又是备受历史诟病的一个群体，诸如买办、“通夷”（如同今日的里通外国等等），直到今天，还少不了争议。而作为粤商的主体，从行商、买办、民族工商业家，始终都摆脱不了这些被人涂抹的油彩。

在这里，我并不想说他们，已经说得太多了。我想探究的是，清代自康熙开海始，历雍正废除南洋禁航令，不仅允许外商来华，而且也把中国行商放出去，再经乾隆元年废除“加一征收”，实行怀柔远人的优惠政策，开放格局得以形成，四大口岸“一致对外”，外贸似乎是毫无障碍了，然而，在这样的梯度开放达七十三年之久，为何到了乾隆二十二年，会在中外一致认为无可逆转的开放形势下，竟会在一夜之间发生逆转？实行限关，只允许广东“一口通商”？

问题出在哪？有人归咎于帝王喜怒无常，有人归咎于英商狂妄竞要赴京告状，而我在作品中，却找到的是三代世袭的封疆大吏——杨宗仁、杨文乾、杨应琚，正是孙子一槌定音，对还打算继续扩大开放的乾隆爷泼了一瓢冷水，于是，所有的口岸全封掉了，只余下了广州。这一来，当世界工业革命大潮卷来，大清帝国便一无所知，最后，被迫在八十年后，让殖民者用枪炮打开了一个个口岸，曾占全球GDP三分之一的大帝国，成了东亚病夫，任人宰割。

刚刚读到朱镕基的若干讲话，他刚上任时，誓言要趟“地雷阵”，可他最后竞发现，真正的地雷阵不是别的，而恰好便是各个层面上的官员。我想，他的遭遇，与大清开放时几乎一模一样，面对的是包括封疆大吏在内的一大批手握实权的官员，既得利益者。

而今，我们的改革开放，刚刚过了三十个年头，连大清开放的七十三年的一半也还不到，我们能防止逆转么？

事实上，逆转的可能性，同样无时不刻地存在着。

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年，反反复复，是我们早已亲历的。

诸如“市场经济=和平演变”、“要把个体户搞个倾家荡产”、“批判经济领域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连我作为一位作家，竟也莫名其妙地被加上了“与反‘和平演变’唱反调”，只差没再陷“文革”的冤狱了。

似乎既往的罪名，又重新在加以制造了，买办、汉奸、卖国贼，自是少不了的，连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家，甚至早已消失了的“星期六工程师”也吊诡地搭上了，被当做否定的对象，当年“要把个体户搞个倾家荡产”的论调又重新卷土重来了。而这只是表层上东西。骨子里则是，如果按广东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的路子走下去，是必要引发什么暴乱，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要亡党亡国……

历史给我们的回答，显然不是。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带来平等互利、民主自由，更带来成熟的法制，这已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从不把市场经济视为包治百病的良方，可也不能不加分析，妄加判断，把所有污水泼向了市场经济。难道当年的红海洋、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之类，在严重束缚人们的人身自由与思想自由之际，果真阻止了贫富分化、国家分裂么？那种“以理杀人”的社会，果真就比法治要理想得多、完美得多么？有谁还真正愿意重新回到那个“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这可是一篇关于“一打三反”社论的大标题——那样一个恐怖岁月，除非是对历史的无知，除非他就是当年的杀手！乌托邦的美梦导致的只能是乌托邦的血腥的噩梦！

中国，又站在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这时，我不禁又想起了“三人团”的那一段话：

改革开放中碰到的问题，只能在进一步开放改革中寻求解决，绝不能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而对于广东、广州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更是如此。要培育市场，建立市场体系，完善市场机制，从目前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即半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舍此别无他途。

关于市场经济的改革导向，会发生逆转么？

这正是今天至关紧要的论题。

这也是事隔二十多年之后，我又重续这部未曾完成的书稿的理由。

我不是理论家，也更不是经济理论家，我只是在这几十年问，亲历了自己的祖国的不断变化，或高歌猛进，或低回彷徨，或迷狂亢奋，或一往无前，更目睹了自己的前辈、亲友所作出的牺牲，抗争与奋斗，见证了他们的汗水、泪水乃至鲜血。我记得，当年又一度“倒春寒”来到之日，我在秦兆阳家中，与一位诗人谈起这一话题，虽免不了有几分忧虑，可我却仍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毕竟还在前进。”不久，我便见到这位诗人以此为题写的一首诗。

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尚有这一自信。

可今天呢？我还那么自信么？

洋务运动，我们的工业化开始的时间，不曾比东边的日本晚，但是，“中体西用”四个字，便拉开了我们与日本的发展的差距，尽管我们的北洋舰队比日本还要强大，可失败却又是必然的，为什么？正是这种“体与用”之分，造成了中国上百年的苦难与屈辱。

我们不可以重蹈清初中期所历七十三年开放而片刻逆转的故辙，不可以重复洋务运动体与用相分的沉重的历史错失。

也不可以重复改革开放之初年年反复的“倒春寒”，重复那场政治风波后对市场经济的数年讨伐，更不可以再锻造什么罪名，从根本上改变市场经济的改革导向。

前进，是唯一的出路。

倒退，只能毁灭！

谨以这样一部类“盛世危言”的小书，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二十周年，纪念这一轮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