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打不打得赢，全看政治智慧行不行。打虎是一个斗智斗勇的博弈过程，刘伯温进不能畏惧李善长之咄咄逼人，退还要考虑朱元璋之左右平衡。通过虎口拔牙、降龙伏虎、敲山震虎一套组合拳，上解朱元璋之后顾之忧，下通黎民百之公正诉求，刘伯温把阳谋智慧运用得酣畅淋漓。

《打虎哥刘伯温》讲打虎也要讲政治！

舍得一身剐，敢把贪官拉下马！

读史有智慧，《打虎哥刘伯温》(作者：李浩白)可以看成是一部启示录。

《打虎哥刘伯温》由李浩白编著。

《打虎哥刘伯温》简介：

洪武元年（1368年）春，朱元璋亲率大军，御驾征讨元顽顶尖儿悍将王保保。丞相李善长与御史中丞刘伯温，以一正一副两位监国辅政大臣的身份留守应天府，辅佐太子朱标理政。　　适逢大旱，数月不雨，江南百姓罹灾，国中人心难安。而中书省都事、李善长的侄儿李彬却因贪墨受贿巨额白银，被人举报到刘伯温处。围绕着这大明开国第一贪腐大案，刘伯温与李善长、胡惟庸、陈宁等淮西朋党展开了艰辛复杂的角力，誓将李彬明正典刑。在驱破胡虏、消弭天灾、肃清纲纪等三大难题猝然齐袭而至之际，刘伯温施展高超绝伦的谋略之术，巧妙布局，苦心孤诣，上解朱元璋开基拓业、击破王保保之大忧，中解淮西朋党在李彬一案上处心积虑之掣肘，下解江南黎庶缺乏人力抗灾之难处，完美解决大明第一贪腐大案！

01李善长的侄儿摊上大案了

02当官看来不好耍呐

03不欺暗室，让上门求情者自己下定决心

04拿对手的小动作，大做特做文章

05揣摩皇帝意图，黑面判官看着办

06朱元璋家训：该正时才正，该邪时就邪

07悬而不决，只待秋后算总账

08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09舍近求远，解后顾之忧

10君臣无猜，上下才能相安

11朱元璋说得越客气，对大臣越是疏远

12 南辕北辙，君臣走的不是一条道

13自贬离京，人去政才能兴

14阳谋为上：德胜于智，义胜于谋

15尾声

后记：深入浅出写春秋，丹青描来照汗青（创作谈）

附录1 刘伯温生平

附录2 《烧饼歌》

揣摩皇帝意图，黑面判官看着办

刘基慢慢地阅看着朱元璋这道措词简短的手诏，眉宇之际掠过了一丝隐隐的忧色。

杨宪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神情肃然，不敢出声打断他的思路。今晚他奉朱标之命，夜访刘府，将白天在花雨寺里发生的一切详详细细报告给了刘基。而刘基在得知这些情况之后，也并未等闲视之，把杨宪带来的这道手诏更是看了又看、想了又想，显得有些踌躇。

隔了半晌，刘基才放下手诏，在书房里负手踱了数步，忽然立定，缓缓问道：“殿下还有什么话让你带来吗？”

杨宪沉吟着思索了片刻，道：“今天殿下向杨某谈到，从李善长、胡惟庸、陈宁等人在花雨寺里的种种表现来看，他们为了帮助李彬脱狱已然是‘无所不用其极’。殿下要杨某转告刘先生，对此事要千万小心应付，还说：‘李相国搬来了陛下的手诏，只怕李彬的事有些难办了’。”

刘基听了，沉默片刻，又问杨宪：“杨大人，依你之见，事已至此，该当如何？”

杨宪皱了皱眉头，也显得十分为难，沉沉叹了口气，道：“难道刘中丞没有把李彬一案的实情事前向陛下禀报过？——干脆您把这案子往陛下那里一推，交由陛下来裁决，您也就犯不着和李相国对着拧劲了……”

听罢此言，刘基只是淡然一笑，却不言声。其实，在李彬一案被查实的当天，刘基便让人将这一案情用八百里加急快骑报送给了朱元璋知晓。而使者带回的朱元璋的御笔批示亦十分简单，但又显得模棱两可——就是三个字：“知道了。”然而，从今天李善长拿出的朱元璋的手诏来看，诏书内容也有几分难以琢磨的意味啊！刘基一念及此，不禁又拿起那道手诏细细看了起来，自言自语道：“‘能赦则赦，酌情处置’？——陛下的话中应该还有另一层意思——‘不能赦则不赦’啊！……”

“陛下此举也真是可笑！他想杀李彬，但又不肯公开驳了李善长的面子，便把您推到前边来当‘黑脸判官’了！”杨宪撇了撇嘴，有些不以为然地说道：“陛下一向在惩贪肃奸上是‘铁面无私，铁腕无情’，为何今天在李彬这件事上却有些缚手缚脚的？”

“陛下也为难呐！”刘基深深一叹，抬头望向北边的天空，悠悠说道，“前方战事正紧，能够及时为北伐大军供粮供饷才是头等大事啊！这样看来，三军安危实是系于中书省与李善长之手！陛下在此关头岂会因小失大——为了一个区区的李彬而激怒李善长？他写这道手诏，也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说到这里，他语气顿了一顿，转头看了看杨宪，一脸的毅然，道：“罢了！罢了！这个恶人就由老夫来做吧！《大明律》才颁布了不到半年，李彬便冒出头来违法贪赃，天下百姓都盯着在看我们怎样处置这‘大明开国第一案’呐！——这‘大明开国第一刀’，还是由老夫替陛下砍下去吧！”

杨宪像第一次才认识刘基一样盯着他，张口结舌，半晌才道：“想不到刘先生除一身神机妙算之智外，竟也有此万夫莫当之勇！杨宪敬服！”说着就向他深深躬身下去。

“杨君啊！你这些谬赞，老夫岂当得起？”刘基淡然而笑，沉吟稍顷，忽有所忆，向杨宪说道，“也别只顾着谈老夫这些事儿了。对了，今夜老夫要托杨君回去转呈太子殿下一件公事：近日应天府庶民柳五状告富商沈秀峰行有谋反之迹，现经我御史台查明，他是挟私怨而诬告沈秀峰的。本台有些御史认为可以依元朝之旧例：对凡是上告谋反不实者，罪止杖其一百，以开来告之路。但老夫以为：胡元此项旧制，乃是暗怀猜疑而以驭臣下之邪术，可谓‘上自行诈，而欲求其下不伪’，实为秕政，伤风败俗、害人误国。这些奸诈之徒若不加以抵罪，则天下之忠臣善人为其所诬者多矣！所以，自今而后凡上告谋反不实者，以抵罪议处。老夫恳请太子殿下察而取之，纳入《大明律》中定为条例！”

“好的。此事杨某一定及时转呈太子殿下。”

刘基见他答下了，便摆了摆手，慢慢说道：“好了，老夫和你所说的公事现在已经谈完了。夜也有些深了，你早早回去休息吧！”

杨宪站起身来，深深地看着他，欲言又止。刘基沉吟片刻，又道：“今天李善长、胡惟庸他们在花雨寺以‘祈天求雨’之事挟持太子殿下时，刻意将你和其他不属于‘淮西党’的官员全部排斥在外，可见他们对你和其他官员都起了提防之心——杨大人，你们今后在朝中更要谨言慎行，不可陷入他们的暗算之中啊！从今后，你们若非有重大事变要来报告之外，再也不要到我府中来了！——李彬一案，就由老夫单枪匹马出面的好。”

“刘先生……”杨宪双眼噙满了晶莹的泪光，开口想说什么，嗫嗫了许久，才道：“您……您自己也千万要保重啊……”说罢，哽咽失声，掩面而泣，转身去了。

在杨宪退出书房之后，隔了片刻，房中一座书架后面慢慢踱出了姚广孝。姚广孝满脸的凝重，走到刘基身边停下，缓缓说道：“刘先生舍身为君，此为大忠；忧公忘私，此为大仁；执法如山，此为大勇。小生甚是敬佩。但是，您若一意要以李彬之案来肃清纲纪，垂训后世，恐怕也应及早做好和李相国、‘淮西党’正面交锋的准备——否则，难免会有当年杜甫吟咏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憾！”

刘基没有看他，只是凝望着书房门外，悠悠说道：“何至于此？……那么，依姚公子之言，老夫又应当做好何种准备？”

姚广孝也就当仁不让，双手一拱，直抒胸臆，道：“既然先生不耻下问，小生也就献丑了！当今大明朝中，‘淮西党’根深势大，先生单枪匹马与之对敌，未免太过冒险。其实，以先生之高风亮节、明达睿智，天下臣民早已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无一不视先生为一代宗师。先生若能在朝中上结天子、储君之心腹，下交文臣、武将之骨干，自立门户，独树一帜，四方归心——恐怕到时候李善长和‘淮西党’中人自然便对先生退避三舍，又焉敢再存谋害之心？”

“姚公子以为老夫这张‘官箴’是写给外人看的吗？”刘基静静站着，一动不动，过了半晌，才伸手指着书房壁上那张“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贵，中不移亲戚，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的《官箴》条幅，肃然说道，“这是老夫一生立身行道的根本啊！——律法之所在，便是老夫职责之所在。老夫今日所恃者，御史监察之职耳！终是不屑于结党营私以示威于人！你不再要再劝了。老夫如今心意已决！在李彬一事的处置上直道而行、遵法而施——‘虽千万人，吾往矣’！”

姚广孝一听，缓缓俯下头去，静了半晌，双眼却是慢慢湿了眼眶。

东宫正殿内，朱标居中而坐，召来朝中三品以上官员共议祈雨盛典之事。P64-67

叔本华曾经说过：“历史上的伟人们，都是我们人生的灯塔。如果没有他们光辉的品德照耀在天空，我们将迷失在茫茫黑夜。”大明开国元勋刘基无疑是我们心目中最明亮的灯塔之一。出于对他德才兼备的敬仰，我提笔写下了《打虎哥刘伯温》。

在“厚黑之学”、“权谋之术”盛行的今天，在饱读史书、鉴古察今的读者朋友眼里，刘基是被视为“诸葛孔明再世”一流的谋略大师。然而，他们也许没有注意到，刘基的为人、品行和他的爵号“诚意伯”是完全一致的。你们在《打虎哥刘伯温》中能看出刘基究竟使出了多少阴谋诡计了吗?应该是很少。在东征西战中最为擅长谋略之术的他，却在开国建基、拔乱反正时彻底摒弃了“谋略”，用自己百折不挠的“诚意”，维护了法律的权威。

这才是值得当代许多热衷权谋之学的人深思的啊!

人们会说：“刘基最后还不是被逼得辞官归乡了吗?他从一介布衣跃升为御史中丞，又从御史中丞降回了一介布衣——算不上真正的成功者。”如果以权位、利益、势力的大小为标准来衡量刘基成没成功，他当然是不成功的。但他得到了那份摁满了老百姓血指印的“万民折”，得到了世人千秋万代的衷心景仰。这才是他最大的成功。这样的成功，胡惟庸得不到，李善长得不到，甚至朱元璋也没能得到。凭这一点，刘基就堪与古往今来任何一位大圣大贤并肩而立了。

我这部《打虎哥刘伯温》实质上写的是明朝初年的一场“律法之争”。整个故事的框架就来源于《明史·刘基传》的一段话：

帝(指朱元璋)幸汴梁，(刘)基与左丞相李善长居守。基谓宋、元宽纵失天下，今宜肃纪纲。令御史纠劾无所避，宿卫宦侍有过者，皆启皇太子置之法，人惮其严。中书省都事李彬坐贪纵抵罪，李善长素昵之，请缓其狱。基不听，驰奏。报可。方祈雨，即斩之。由是与李善长忤。帝归，想基修人坛道下，不敬。诸怨基者亦交谮之。会以旱求言，基奏：“士卒物故者，其妻悉处别营，凡数万人，阴气郁结。工匠死，黹骸暴露，吴将吏降者皆编军户，足干和气。”帝纳其言，旬日仍不雨，帝怒。会基有妻丧，遂请告归。

所以，从历史事件的史实性来讲，它是经得起严格考究的。同时，我也没有单纯地拘泥于机械复述历史的文本，而是揉碎了这些历史原料，运用小说的美学原理重新“回炉”加以陶铸，利用鲜活灵动的想像进行发酵，在这基础上再转化为真实可感的艺术图像和历史画卷。可以这么说，我对里边每一个情节的构思、每一个人物的塑造，都倾注了心血，也绞尽了脑汁!

在小说中，有铁面无私而又不失浓浓人情味的刘基，有霸道独断而又不失以法为本的朱元璋，有忠勤敏达而又护短念旧的李善长，有诡诈阴险而又深怀异志的胡惟庸，有温文儒雅而又不失果断坚毅的太子朱标，有英才特达而不失赤子之心的姚广孝，有刚决明理而又稍嫌稚嫩的朱棣……在《打虎哥刘伯温》这个“小舞台”里，他们各自根据自己的历史定位与个性特色上演着自己的角色。我相信读者朋友们能够从中看出许多不同的理念与行为碰撞而产生的“火花”，从而体味出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立身之道”、“为官之道”、“处世之道”。

如果读者朋友们在看了这部作品后，能动情地说，“这部小说还是有些看头的”，我便谢天谢地、心满意足了。记得有一位朋友说过：“那些伟大的作品之所以深深感动了作者，首先是因为作品的情景感动了作者自己。”《打虎哥刘伯温》当然算不上是“伟大的作品”，但是在我写到和读到小说里几个情节的时候，每次都禁不住心潮澎湃、热泪盈眶，难以自抑：那一个个鲜活而真诚的面影，朦胧了我视野。

感谢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是我完成《打虎哥刘伯温》的动力之源。读者朋友们可以看到这部作品有着许多我精心镶嵌的格言警句，它们粲然夺目，耐人寻味，堪称“智慧的结晶，人生的财富”。

接下来，我要针对这部作品中几个情节和人物的构造进行解析，并与读者分享自己的一些见解。

我要开门见山地着重指出一点：我们历史小说家，应该本着“来源于历史的真实，兼而再高于历史的真实”的态度进行创作，不应该把小说作品写成机械刻板的历史教科书，也不应该只是像“文字搬运工”一样机械重复地堆砌历史资料。我们应该如同春蚕一般，吃到肚里的虽然是一片片嫩绿的桑叶，然而最后吐将出来的却是一缕缕银亮的丝线。这就是说：历史小说创作应当允许某种程度的艺术虚构，但这种虚构必须建立在符合历史真实的合情合理的逻辑之上，而不是“戏说”、“穿越”之类的臆想和捏造。像刘和平的《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二月河的《雍正王朝》就是这种创作方式的典范之作。它们就做到了以最巧妙的艺术虚构反映出了隐藏在历史深处最贴切的真实。

现在，返回到我的这部《打虎哥刘伯温》来，我谈一谈几个创作细节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姚广孝这个人物角色在洪武元年出场的问题。《明史》里记载了：“(姚)广孝少好学，工诗。与王宾、高启、杨孟载友善。宋濂、苏伯衡推奖之。”所以，通过宋濂的这层关系，姚广孝当年肯定是可以和刘基发生人际交往的。

其次，洪武元年是公元1368年，姚广孝去世时是永乐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418年。他活了八十四岁(虚岁)。那么推算回去，姚广孝在洪武元年的年纪应该在三十四岁左右。故尔，他以青年晚辈的身份去求见刘基的结论也是可以成立的。最后，就是姚广孝在洪武元年的身份究竟是僧人还是儒生，这一点须当切实辩明。《明史》讲姚广孝“年十四，度为僧，名道衍，字斯道”，似乎说明了姚广孝在十四岁时就已为僧。但《明史》在他的法号“道衍”之后又点出了他“字斯道”。这就可以衍生出另外一种解释：当时的姚广孝很可能是寺里的寄名僧，也就是带发修行的俗家弟子，并且对外交往所用的名字是“姚斯道”。这样的做法在明清之际相当普遍：清代雍正皇帝就是皇家寺院的寄名僧，法号为“圆明居士”。史书记载，在永乐二年时，朱棣强迫姚广孝复姓还俗，并赐正名为“广孝”。而我认为，从“姚斯道”这个字的含义来看，与“姚广孝”这个名的寓意其实是互为表里的。所以，我大胆推测姚广孝当年为俗家弟子时，正名就是“广孝”。朱棣赐还给他的，是旧名而不是新名。

正因如此，我才在《打虎哥刘伯温》中沿用了姚广孝这个姓名，而没有采用“道衍”这个法号。而且，我猜想姚广孝真正循入空门、留寺为僧的时候，应当是在他的好友高启于洪武六年因“文字狱’’为朱元璋所杀之后。那时，他为了避免被高启一案牵连，似乎也只有避人寺院面壁礼佛才是唯一的出路了。这个猜想，我还希望日后有机会与有识者多加论证。

再就是关于朱棣在洪武元年时的年龄问题。

我为什么要把朱棣这个人物拉人到洪武元年这个小说中的历史情境里来，是有一定用意的。确实，根据《明史》记载，朱棣在洪武元年的年龄是八岁左右。而我在小说里虚构了一下，给他加了八九岁，让他变成了十七岁左右。但这个虚构是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进行的。我在小说中采用朱棣这个人物，是为了印证一个历史观点：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就敢于铁腕肃贪的政治后盾是什么?要知道，像朱元璋这样大面积地肃贪惩腐，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做后盾，是根本施行不下去的。而且，朱元璋自洪武元年开始肃贪惩腐以来，他一直都是“两手都抓，两手都硬”：一手抓对内肃贪惩腐，一手抓对外开拓征战。而对内肃贪惩腐，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对外开拓征战。  那么，他敢于如此“左右开弓”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

翻开《明史》，一切就都明白了：在洪武年间的前朝，朱元璋重点任用了其养子李文忠、沐英等猛士名将在外为他开疆拓土，同时又丝毫不会掣肘他对内大举肃贪。到了洪武年间的中后期，当李文忠、沐英等养子先后去世后，他又着力启用了皇三子朱桐、皇四子朱棣等为方面大将而对外征伐，同时为他肃贪惩腐“保驾护航”。这就是隐藏在历史背面深处的真实逻辑——朱元璋在“家天下”体制的历史场景里把自己的肃贪惩腐事业是真正做到了极致!所以，为了展现这个历史逻辑，我不得不将后来在永乐年间基本继承了朱元璋肃贪路线的皇四子朱棣的年龄虚构增加了几岁，并嵌入到洪武元年这个历史情境中来。因此，我希望读者朋友们在读到这些时能够明白我的这番用心。

其实，这种虚构增加人物年龄的手法，我也是借鉴了《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中的相关情节：在该剧中嘉靖皇帝临崩之前，六岁左右的皇太孙朱翊钧和他的父王朱载重一道进宫向嘉靖帝为海瑞求情免罪。但从《明史》记载来看，公元1566年嘉靖皇帝临崩之时，朱翊钧的实际年龄才两三岁!这明显是虚构的。然而，我们都觉得这个虚构来得很巧妙：它一下将海瑞和朱翊钧之间的关系衔接了起来，为后来朱翊钧主政期间高度尊崇海瑞的道德模范作用埋下了伏笔。还有，刘和平在此剧中为了使一代名相张居正与海瑞交相辉映、互为衬托，也不惜虚构史实，让张居正在嘉靖三十九年就当了兵部尚书并入了内阁。而实际上，根据《明史》记载，终张居正之一生，他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兵部之职。他在嘉靖一朝做得最高的官职也只是“右谕德兼待裕王邸讲读，领翰林院事”，根本没有入阁，更不可能在扳倒严嵩、严世蕃等奸臣的政争中发挥什么骨干作用。然而，张居正这个艺术形象在《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一剧中却描绘得异彩纷呈、可圈可点，令人颇为信服。假如非要硬抄史实而拿掉了张居正这个角色的话，反而会使此剧为之大大逊色。

清代学者金丰为《说岳全传》所写的序言中讲：“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实者虚之，虚者实之，娓娓乎有令人听之而忘倦矣。”

这可以说是对历史小说创作目前为止所见到的最圆通而又最切实的精辟之见。我的这部《打虎哥刘伯温》便是践行这一见解而精心去创作的，希望能够获得广大读者朋友们的喜爱和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