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唯编著的《大师(民国学人的盛年与黄昏)》讲述了晚清民国时期二十多位学者重要的人生经历和事迹，重现旧时学府的风采，寻访历史上的人文旧景。书稿主要内容由两部分组成：一、民国时期一批著名高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及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等在动荡时局中建立和发展的历程与点滴。二、讲述一批大学学人，如校长、教授等知识份子群体的往事，描摹他们不同的性格、追求、际遇以及结局；注重展示这批知识份子对中国教育、学术、思想、文化、观念进步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试图从思想倾向、学术追求、政治情怀、人际变迁等层面展现他们人生活动轨迹。

风雨如磐的近代中国，伴随着在绝望中求生的救亡历程和追索新文明、新出路的不息努力，涌现出了诸多在思想学术上堪称“大师”的杰出人物。他们的生命印记和心路历程，不仅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于后来者有着长久的感召和激励。张晓唯编著的《大师(民国学人的盛年与黄昏)》即描摹了这些大师们不同的性格、追求和际遇，展现了他们的思想倾向、学术追求和政治情怀，同时《大师(民国学人的盛年与黄昏)》还原了民国时期一批著名高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及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等在动荡时局中建立和发展的历程与点滴，带领读者重温既往学府的馨香，寻访历史上的人文旧景。

序言

严复

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

张元济

张元济和康有为

林琴南

林琴南的“遗老癖”

罗振玉

罗振玉寓津杂记

王国维

王国维与北京大学

梁启超

梁启超与梁漱溟

蔡元培

关于蔡元培的人际交往

话说蔡先生的学问

所谓蔡元培“晚节不保”问题

罗家伦

大学史上的罗家伦

蒋梦麟

蒋梦麟大学校长生涯的终结

梅贻琦

梅贻琦的昆明岁月

“同途殊归”的两位大学校长：蒋梦麟和梅贻琦

严范孙

“南开校父”严范孙本事

张伯苓

外国人评说张伯苓

张伯芩的最后五年

竺可桢

竺可桢日记里的大学秘史

陈序经

陈序经的大学校长生涯

教育之辩——陈序经与胡适

周作人

周作人与北平大学区风潮

洪煨莲

一代良师洪煨莲

顾颉刚

“房谋杜断”：顾颉刚与钱宾四

钱穆

钱穆的“胡适情结”

金毓黻

金毓黻日记所见民国学林遗事

金毓黻在五十年代

雷海宗

历史学家的浪漫：关于雷海宗

黄钰生

老南开秘书长黄钰生

温源宁

温源宁与钱钟书

附录

清华国学研究院另议

李庄亮色——战时延续中华文脉

近代学人日记漫议

这部寓维新主旨于传统学术之中的新奇之作，引发了张对今文经学的探究兴趣，他告知好友汪康年：“弟近读公羊，兼习公法，志在必得，断不中止。”此时，张元济正热衷西学，攻习英文，却肯于分心研读《公羊春秋》，足见系出于对康氏思想的探源之需。尽管他对康氏为抒己见而任意裁断史籍的做法不以为然，却能深识内中变革主旨，赞成康的维新思路，并付诸实践。

1897年，张元济与几位友人集资自建通艺学堂，招收“京员及官绅子弟”，专授西学，并奏明总理衙门立案，得到允准。严复、黄遵宪、林旭等维新人士予以大力支持，张之洞、王文韶等地方大员亦出资赞助，连李鸿章、康有为也向张元济表示：愿予匡扶。可知，张等自创学堂在当时颇具影响。舆论认为，“在北京，继续强学会维新事业的，不是官书局，而是这个通艺学堂。”康广仁、徐勤主持的澳门《知新报》亦称，通艺实乃强会之绪余。因此，康有为对张元济愈加重视而引为同道。是年冬，康有为入京推进变法运动，二人的交往日渐频繁。张曾赴保国会聆听康的演说，虽对其鼓动民心之外尚无具体良策不无忧虑乃至抱怨，但仍视康为变法救亡的“灵魂”。他或独自，或与友人夏曾佑等不时造访米市胡同南海会馆，与寓居于此的康氏筹议变法事宜。这时期张致外地友人的信中提及康时的称谓从“康先生”，到“康公”，进而直呼其名‘‘长素”，从中当可窥见张、康交谊的程度变化。

正是由张元济的办学实绩及其与维新派的洽契，“百目维新”开始后，侍读学士徐致靖将他与康、梁、谭、黄一并保荐给光绪帝，以‘‘参赞新政”。近年有关论著认为，徐氏密荐人才折实由康有为草拟，康急于通过徐暗行自荐，以施展抱负。康、徐素称莫逆，演此出“双簧”并非不可能。然不论怎样，徐氏密折突出反映了张、康当时在政治上的一致性，也促成二人同以六品主事之职特蒙召见，共享咸丰以来四十年未有之“殊遇”。

这次召见在颐和园勤政殿举行，康、张先后入对，只是他们各自与光绪帝对谈的气氛及内容显有不同：康侃侃而谈，纵论变法大计，语涉皇上关心的实质问题，君臣均感相见恨晚；张元济与光绪的交谈则平淡得多，彼此一问一答，了无奇处。以张的事后追述，乃“温语虚怀前席意，愧无良药进忠言”。这一对比，除却性情因素外，与二人对皇上所抱期望的轻重有关。康似乎深信“人主有雷霆万钧之力，所施无不披靡”，而张元济对受制于母后且“殊欠刚健”的光绪帝只抱有限的希望。不过，二人均探知光绪帝欲废八股的决心，因而召见后“飞告”梁启超，促其速拟变革科举的奏稿。此后，康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此乃张已充任两年的现职)，特准专折奏事，张则一仍其旧。这便是使维新派深感失望的“南海不能大用，菊生无下文。”

新政期间，张元济和康有为在若干方面有过合作。他们热心倡办的京师大学堂成立后，管学大臣孙家鼐曾先后敦请康、张分任总教习和总办。其间，张就大学堂事商之于康，康列订“四款”：一、预筹巨款，二、即拨官舍，三、精选教习，四、选刻学书。尽管二人由于不同原因，未就大学堂之职，但在“最高学府”草创之际，确曾尽过心力。

随着八股的废止，特别是康有为奏请在京设置十二局后，传统势力群起攻之，“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在此情形下，张元济劝康有为离京暂避，返粤兴学，培育新人，以待来日。在他看来，八股既废且允开学堂，已属大收获，应适可而止，不必操之过急。维新人士中，持张这一看法的还有康广仁，他对“志气太锐”的兄长亦曾旦夕苦劝，“言之甚切”。康有为显然已抱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心，更无意将业已启幕的变法新政半途中止，因而不可能察纳张元济等人的“良言”。不过，《时务报》奏准官办之后，康“以朝避危疑，欲藉此以观进退”，亦曾决意离京赴沪，督办报务。为了“羁縻”控制该报的汪康年，康致电汪，请其相助；同时，又嘱梁启超函请张元济“作函挽留”汪氏。张、汪乃知交，关系非同恒泛，但在汪与康、梁师徒的矛盾中，张大抵取持中立调和的态度。汪与梁为《时务报》发生龃龉，张多方劝解；康白作主张，荐人取代与汪有约的在京售报人员，张亦极力息事宁人，化解纠纷。张元济希求合力共图维新大计的用心可谓良苦。正因此故，康、梁欲从汪手中顺利接办报务，便要借助张的侧面翊赞。

光绪帝革除礼部六堂官的第二天，张元济便连上封奏，提出了包括“满汉通婚、去发辫、除拜跪”的一系列大胆建议。有的论著对张此举颇为不解，觉得他既知“回力不远”，上书无谓，何以出此徒劳之言?其实，历史并不完全依形式逻辑推演，某些潜在因素常常突破初期框限。对于变法，张元济虽主张稳健行事，但在光绪帝断然罢免压制新进的礼部堂官，“士气大伸，维新之士争出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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