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已经在上海一所名牌大学任经济学讲师，并偶尔去深圳给一家很有背景的很受政府照顾的台湾公司当顾问。我，三十出头，意气风发，志满意得，仿佛这个世界的任何问题，我应该都是可以解决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对美国的膜拜，很多青年学子，舍弃了生养自己的国土，跨越大洋，去了美国。于是有了各种和谐的或者不搭调的人生乐谱。我成了其中的一个音符。
在统计学的意义上，当年赴美留学的，开始时不仅在人数上多于去日本等其他国家，他们的素质也要好很多。去日本等地的，大多以读书为名，行打黑工挣黑钱之实。当然，二十年以后开盘揭晓的结果是：留美的，除了一部分成了高级知识分子，大部分成了很规矩的白领。而留日的，除了一部分成了政治或黑道混混，竟然大部分都成了生意人有钱人。
晚秋季节，早晨气温很低，可以说已经有点冬寒了。上海淮海路美国总领事馆门口，清晨五六点就开始有人排队等候签证。他们又是跺脚又是呵气，以图短暂地驱散寒冷。那种执著，我想除了里面的签证官们，人人见了都会为之动容。我八点左右到那里。我很想嘲笑一下这些准移民，结果没有笑出来，因为我想到我也在排队，五十步笑百步。
我那时的打扮，大概属于大学老师中比较张扬的那一类吧：粗花呢西装，洗白的牛仔裤，缇布兰休闲皮鞋，一副当时还不太多见的金属丝无边眼镜。关键是我那腔调，上海人的说法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站得笔直，举手投足，总是那么信心满满。十五六年以后，被我收购的一个农民企业的老板几次要雇凶杀我，但是最后，嘿嘿，居然折服于我的气场。“你的气质别人没有”，当他放弃了追杀，坐下来跟我谈判的时候，无可奈何地对我这样说。
然而后来杰奎琳告诉我，我西服里面的高领毛衣暴露了我骨子里还是一个书呆子。她说我只是外表看上去比较搭调，有点貌似儒雅而已。她当时见了我只是略有好感，没有任何其他念头。她这样子信誓旦旦：“但是，倒是你的土不拉几的高领毛衣，让我觉得你可以信任，因为你出来混的时间不长。”就是这些个好感和信任，让我俩认识了。她说她一眼就能看出来我是个刚刚有点沾上铜臭的知识分子。
她跟我差不多同时到，正好站在我前面。一身夸张的红风衣、红仔裤、红皮鞋，束着腰，身材修长。一条加长加厚的黑色围巾，收敛了一些她那火一样的穿着。据书上说，世界上最高贵的女孩，就是那种走在街上看似跟每个人在微笑，但你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她其实对任何人都没有停留一下眼光。我站在了她的身后，她感觉到了，但是脖子没有任何转动，“早上好”，她很礼貌地用英语说了一句。我面对着她，直视，目不转睛，忘了该说句什么客套一下。
我有个研究生同学在美领馆当翻译，我打电话让他出来一下。这是一个瘦筋筋身材矮小的男人。我总是觉得这么个人跟身高马大的老美天天在一起，感觉一定不会太好。然而我错了，他的感觉无比地好。来这里签证的人都知道，里面有四个签证官，据说有个菲律宾人特别恶劣，签出率很低。我让他告诉我怎么才可以避开那个菲律宾人。他嘴巴一张就来英语，我皱皱眉头，装得若无其事地看看红衣女孩。她立即明白了我听不懂。大概为了照顾我的脸面，她用问话对话的方式，不动声色地为我翻译。他告诉她，美国人没有托人情走后门的习惯，世界上只有中国人至今还是办什么事情都要找人帮忙，“等你签出来了，我们同学聚聚吧”，他最后不耐烦地冲我挥挥手自顾离去。走之前居然还没有忘记给了红衣女孩一张名片，说了几句英语。我听懂他问了她叫什么名字。
我这张脸挂着下不来了。我叫他出来是为了给自己长脸，并不指望他帮我。然而，他让我在美女面前很没面子。不帮就不帮嘛，当着女孩子面你就说几句侠肝义胆的话嘛。我把头扭到了一边，呼呼喘气，心想着上海人真不是东西。这个时候我都几乎忘了我自己也是上海人。红衣女孩推推我，把那张名片塞到了我的西服口袋里，转过身去继续排队。她这是在告诉我，她坚定地站在我的一边。我看着她的后脑勺，高高的古典发髻，雪白的脖子，一根细细的链子闪闪亮亮。我的心怦怦地狂跳了几下，真想吻一下那脖子。
当然最后没敢吻她，但对她充满了感激，因为她遵从了男人游戏的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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