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周维强编著的《史思与文心》中的《学林新语》的写法，近于孔子学生替自己老师整理出来的《论语》，言简意赅，却深得神韵，只有浸溺其中的人才能随手拈来，即成文章。

维强《学林新语》涉及的教育家，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牵扯内容之丰富，几乎可以当作一部另类的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来读。

所谓“史思”，是表示从历史中获取的若干识见。“文心”或可说是两个意思。其一，“文心”之“文”，取《书·尧典》“文思安安”。郑玄云：“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其二，“文心”一词亦可说是借自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心”，“为文之用心”。

周维强编著的《史思与文心》，所写范围，主要是晚清和民国间的史事，当代的散文，文化（包括传媒在内)与教育，也有少量涉及其他方面的，譬如元史等。所以取名“史思与文心”，或许也还算是“贴切”的吧。一起来翻阅《史思与文心》吧！

序一 你在传统的何处？

序二 文心思史

序三 教育精神

书林意境

 英国画家笔下的大清帝国城市

 长夜笛莫吹裂

 东西看南北味

 启功老先生口述的历史

 清末民初乡村教育冲突

 学术上的老人与海

 秀州贩书

 发明的国度

 雁斋的书灯

 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

 南方的河——柯平文化散文阅读札记

 文化散文的“满纸烟岚”

 “此时此刻中国语境”里的思想随笔

 生活在世界

 “诸艺未废，随缘耳！”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

 温暖的秋阳——布克诗歌《秋天日子》赏析

 情到深处的寂寞——布克诗歌《原以为你不会今天来的》赏析

 刀子嘴豆腐心

 卢敦基的读吏随笔

 乡土散文《芙蓉旧事》

 东君的散文

 大路朝天来去自由——“消费性散文”札记

 “江南文化散文”札记

 在书林里散步

剪灯新话

 元代书院的官学化

 郭嵩焘说“洋务”

 陶行知先生致浙人的两封公开信

 钱玄同先生教大学

 马一浮休休有容

 儒将蒋百里的“学法”

 人之师陆志韦

 “海归”翁文灏

 居之安

 陆宗达教授的美食趣味

 “中国文化之典型”——沈曾植

 落花水面皆文章——西湖风景在陈从周先生的散文里

 “旧时月色”——流在近世文化人散文里的西溪

 1921年春天的画卷——芥川龙之介写西湖

 在新的和旧的之间——青木正儿说西湖

 文明的普及化和教育的多样化——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笔下的南宋杭州“教育生活场景”

 “离心力”是如何产生的——《李宗仁回忆录》阅读札记

 曹聚仁战地采访诸记阅读札记两则

 学林新语

听涛偶记

 “影响力”

 散文的“心态”

 说“散文”

 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写散文的从容心境么

 文学和文化的“生物多样性”

 由《陌上轻尘》想起的几句话

 “对话”

 不言收藏

 龙须杂记

 南京两日记

 哀乐中年

 国际的眼光·世界的怀抱·社会的关怀

 学术·期刊·影响力——写在《美育学刊》创刊之际

 “惩戒权”

 “当代中国教育家”杂说

 自主招生与“同城待遇”

 冰山理论·博览群书·文化养成

 时评札记

 若有所思：关于媒介的札记

 关于语文规范的札记

 一个样本和若干分析

 传统与返本开新——阅读社史的一个札记

 四个词组和一段话——《教师周刊》琐记之一

 书香书香——《教师周刊》琐记之二

 从“浙派名师”到“浙派教育家”——《教师周刊》琐记之三

 草根草根——《教师周刊》琐记之四

附录一

 《书林意境》自序

 《蓟门黄昏：元史随笔》后记

 《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后记

 《太白之风：陈望道传》后记

 《尚未远去的背影：教育文化名人与杭州》后记

 《教师的智慧》编后记

附录二

 江南犹有读书台

 周维强和他的《书林意境》

 游思于文林

 背影的力量

 西湖人物温故情——《尚未远去的背影》阅读札记

 教育智慧需多种成分滋养——读《教师的智慧》有感

 人生若只如初见

 周维强：书评家不是文化霸主

后记

英国鸦片在晚清荼毒中华之剧，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统计，仅1832年这一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入中国的鸦片，就达21985箱。这还是东印度公司造册登记的合法贸易数额，而在广州黄埔外走私涌进的鸦片，未登记造册的，又何可胜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与英国的贸易，因鸦片的输入，而呈严重的出超趋势，每年亏空300万两白银。换句话说，英国以产于它海外殖民地的鸦片，换取了中国的滚滚白银。所以林则徐沉痛地说：若不禁烟，“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国势之危，叫林则徐“兴思及此，能无股栗”！

鸦片为祸惨烈，当时中国文人学者留传后世的只有文字史料（法国画家达盖尔公布他发明的“达盖尔银版摄影术”，宣告世界上第一台可携式木箱照相机诞生，已是1839年8月19日的事了）。中国士大夫画家们很“高古”，很“写意”，对现实生活中“鸦片图”是没有兴趣的，所以也就没有直观的图片留下来。而欧洲史学却有“图像记事”的传统，在美术史上有风俗画创作这一路子。这一幅“鸦片图”，就被旅行中国的欧洲画师画下来了。譬如法国画家博絮埃，道光年间在澳门、广州一带活动，他画过中国的“鸦片图”。与博絮埃大体同时代的英国画家托马斯·阿罗姆据此（可能还参考了另一位欧洲画家劳佛杰的作品）再创作，画成水彩画，再由工匠精雕细镂，刻成铜版画，给我们留下了一幅社会风俗画《鸦片鬼们》。这幅画据史家考证，取材于新加坡、广州等地流行的广东式样的鸦片馆，里面的吸食者多半是苦力。

阿罗姆的清朝城市风俗的水彩画，全部由伦敦费塞尔公司请艺人刻成铜版画，成一画册，计128幅作品，取名《中国：那个古代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习俗》（中文译名改为《大清帝国城市印象》）出版。

阿罗姆没有来过中国，他是以1793年访华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的画稿作蓝本，又参考了其他旅华画家的画作，而成此画册。史家认为，阿罗姆的画作，比较忠实旅华画家的原作，而旅华画师原来就认真仔细地观察了中国的社会生活，画得有根有据。所以，阿罗姆的画册，也就获得了与“信史”同等的价值。

回到前面所说的《鸦片鬼们》一画，画中衰败、狼狈的场景，确实很直观地告诉我们，烟是非禁不可的。而“鸦片战争”，中国能否取胜呢？在道光皇帝，在清王朝，自然是志在必得。但英国人就不这么看了，他们早已认定中国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他们的看法不是没有依据。马戛尔尼使团与清乾隆帝会见后，沿运河南行，在天津白河军营，看到清军列队欢迎使团，英国使臣的观察结论是：清军只是在排队敬礼时才着制服，平时穿戴与老百姓同，也与老百姓一样经营百业，或耕耘田地。以英国职业军人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军事编制是落后的，军人是没有战争勇气的，是没有战斗力的。而这还在“康乾盛世”时期。果然，到晚清，王朝的正规部队内战败于太平军（要靠曾国藩、李鸿章自练湘军、淮勇才能力挽清朝气数），外战更不堪一击。画册中的《白河军营》所绘，正如英使臣所观察的。P3-4

维强就读于北师大，毕业后也一直在做与教育有关的工作，亲历了这些年中国教育的大发展与大变动。发展主要指教育规模的扩大与提升，作为从业者，他也享受到了具体成果；变动则体现在内里精神上，非此道中人或许感觉不深刻，天天与之相伴的维强，则不能不心怀隐忧。

也许正是这种巨大的反差，迫使维强深入思考教育问题。

近年来，他读了大量与教育相关的书，目的之一是试图梳理中国现当代的教育思潮起落、教育实践得失，尤其希望通过教育家个人的言行与命运，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中或能找出明天的方向。

收入本书中的《学林新语》的写法，近于孔子学生替自己老师整理出来的《论语》，言简意赅，却深得神韵，只有浸溺其中的人才能随手拈来，即成文章。

维强《学林新语》涉及的教育家，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牵扯内容之丰富，几乎可以当作一部另类的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来读。

述而不作，本来就是一种治学方法。其写作难度，一点也不亚于那些做正襟危坐状的高头讲章，在这个举世浮泛的时代，他安坐冷板凳，干这吃功夫的活儿，这种做法本身便昭示了一种教育精神，让我想起北师大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维强没有愧对他的母校。

闲谈中，我曾对维强说，这个《学林新语》之外，你还能做两本书，一本介绍外国，一本总结古人，都用这种浅显易懂而内蕴深厚的方式来铺陈，则功德无量焉。

对我的说法，维强未置一词，而我仍然希望，有一天还能有那么两本新书问世，其中浸透了历代中外教育家的心血与魂魄，皆由维强编撰成书。

比较一些大而无当的说法，那才是可以参照的典范与遵循的道路啊！

收入本书中的其他篇章，亦颇多可观，或亦有所寄托怀抱。

2010年万天

2001年，承蒙南京大学教授徐雁先生的鼎力相助，我的一些读书札记、随笔得以选编成集，取名《书林意境》，收进“读书台笔丛”，由江苏教育出版社付梓面世。从那时以来，近十年过去了，这册《史思与文心》选录的是近十年来所写的部分读书札记和随笔。

所谓“史思”，是表示从历史中获取的若干识见。“文心”或可说是两个意思。其一，“文心”之“文”，取《书·尧典》“文思安安”。郑玄云：“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其二，“文心”一词亦可说是借自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心”，“为文之用心”。

这册小书，所写范围，主要是晚清和民国间的史事，当代的散文，文化（包括传媒在内)与教育，也有少量涉及其他方面的，譬如元史等。所以取名“史思与文心”，或许也还算是“贴切”的吧。

这册小书即将付印时，我得感谢曾刊发我这些读书札记和随笔的报刊，它们是：《中国图书评论》，《博览群书》，《全国新书目》，《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文汇读书周报》，《联谊报》，《钱江晚报》，《浙江日报》，《温州晚报》，《温州读书报》，《湖州晚报》，《湖州日报》，《都市快报》，《杭州日报》，《浙江青年报》（《青年时报》前身)，《光明日报》，《家庭教育导报》，《大公报》（香港)，《文汇报》，《西湖》，《古今谈》，《文澜》，《开卷》，《凤凰台上》，《今日阅读》，《悦读时代》，《清泉》，《江苏教育》，《当代作家评论》，《文化交流》，《美术报》，《新闻记者》，《新闻采编》，《新闻与传播》，《读者》，《书摘》，《学习博览》，《爱你》，《晚报文萃》，《青年文摘》……还得感谢先后出版过我的小书的出版社：台湾佛光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对给我勉励、教益和帮助的博雅君子，我得表示由衷的谢意，他（她)们是：卢敦基，陈星，袁伟盛，赵健雄，曹增节，洪国良，徐文俊，朱绍平，陈清贵，嵇亦工，陈骥，徐雁，郝诗仙，伍方斐，方若虹，李虹，王丕承，滕淑玲，熊理平，秦松鹤，王海，赵明节，周静，张仁寿，董宁文，项义华，张亮、骆丹，张伟建，王卉，郑汉阳，王文静，杨加陆，周成璐，张乃英，黄秀根，马春辉，郑奇平，高宁，徐岱，廖可斌，周谷平，李梅，董郁奎，吴蓓，朱国良，朱建人，徐世民，杨明明，杨一青，谢广田，任学宝，尚可，金功发，缪水娟，潘志强，沈培健，陈才錡，李永培，吴国平，徐建平，黄建明，朱振岳，田正平，杨静龙，伍彬，汪逸芳，苏明泉，余刚，孙嘉萍，浦清莲，蔡静，江少莉，李文蕾，子张，王恺华，瞿炜，徐惠林……敦基兄所作序言甚佳，敦基兄在序中发问“难道大陆有合格的新闻记者吗？”这个问题想来有不言而喻的“解答”，“大陆”的体制里，是将“新闻”纳入“宣传”一途的，所谓“宣传”，主管部门亦有规矩“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当然，若能写出深度报道的记者，则恐怕就不仅是“合格”了。增节兄和健雄兄的大序，亦有画龙点睛的功力，我深深感谢。

2002年12月至2009年4月，可能是我工作最繁忙的时段：先后主编《教育信息报》新办的“招考就业”等专刊，2005年又主持创办《教师周刊》，2007年至2008年除了主编《教师周刊》，还承担了部分的发行和经营的工作……后面这两项工作的圆满完成，也印证了我事实上也是可以做好采编以外的实务的。我自分是一介书生，但书生也是可以做好经营做好发行的。浙江有近两万所学校，三四十万名中小学教师，《教师周刊》是有可能“自立”的。这些年来，我们开出“浙派名师”、“浙派教育家发展共同体”、“校长”、“社团”、“教师话坊”等专栏、专版及与纸质媒体联动的“教师话坊”电子论坛，组织名师送教海岛乡村等，评选“感动浙江·十大乡村教师、十大支教教师”，建立读者联谊会，举办“中小学教师教育教学论文写作研修班”，开辟“教师发展研究基地学校”，编辑出版《教师的智慧》（《教师周刊》精选本)，与省教科院、省教研室合办浙江省年度优秀教育教学论文评选，和浙江教育出版社合办“浙派名师与浙江教育文化研讨会”、“中小学教师藏书家评选”、“教师周刊有奖阅读征文活动”……所有这些，一方面是为教师服务，另一方面也包含有一个目的，即尽可能多向度多层面地勘探资源，为《教师周刊》的“自立”，创造一些条件。以两三位专职采编（2005年创办当年，仅有两名专职采编)之力，数年惨淡经营，《教师周刊》确立了办刊理念，构建了周刊的框架和平台，建设起了周刊的“资源库”，终于能够立定脚跟，产生好的影响，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创业艰难，而终能有所成，稍感慰藉——而这“有所成”，很大一部分是得益于教育、文化、学术和传播等领域里，诸多良师益友、名师名家的强有力的帮助、支持和推动。

对于中国这些年来的教育，常有“欲说还休”之叹。教育有问题，但问题的根源不全在教育本身。．北师大治外国教育史的吴式颖、褚宏启两先生主编《外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尝言：“政治、经济、文化等构成一个社会的核心结构，教育只是一个边缘结构，不能离开社会主要构成要素的现代化去谈教育现代化问题，因为教育的许多根本问题如教育目的、管理体制、学校结构、课程内容、教育条件（经费、师资)等皆非教育本身所能决定，也非教育本身所能解决。”这个识见甚有价值。当然，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恐怕也不能被动地无所作为，也许还是可以在微观的教育教学方面做一些改进改善的工作。《教师周刊》若能给教师提供一个对话、讨论和交流的空间，若能给教师提供一个可以行使“话语权”的空间，则所愿足矣。2007年底，“草根名师”宋卫庆曾评论《教师周刊》：“无论是来自教育界内部多么激烈的争论，也无论是来自教育界外部多少有意无意的误解，《教师周刊》都像一张安静摆放着的圆桌，为我们推荐了一个思考、学习和轻声对话的世界……”我以为这是教师对《教师周干0》的一个期待。“有一点儿文化的底气，有一点儿思想的深度，有一点儿草根的鲜活，有一点儿教育的暖意，有一点儿人性的温情”——这是我们曾经对这份《教师周刊》的一个期许。

大约十年前，2001年，我曾在当时的浙江教育报刊社（即现在的浙江教育报刊总社)总编办做副主任。那时已感到业务单位的“官本位”或“行政化”倾向的日趋加重，所以那时我提议并起草了浙江教育报刊社采编工作奖励办法，提议并组织了浙江教育报刊社年度优秀业务论文评选和浙江教育报刊社中青年采编论坛等常设专业活动。我希望能够因此在浙江教育报刊社这样一个小小的业务单位里多多少少能对减弱“官本位”或“行政化”的倾向起一点儿作用。然而业务单位的“官本位”或“行政化”倾向是有增无已了。

这些年的实践，也使我多多少少对与尚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的“国企”相类似的某些事业单位的痼疾，有了深深浅浅的体认。这些体认，既使我更好地读瞳了中外若干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的哲人、学派和著作的精义，也不免心生微喟。当坛坛罐罐们把噪声当作乐音擂得震天响时，咱们不凑这个热闹，稍稍避开一点儿，安安静静地做些工作，养养神，再提高一点儿修养，恐怕也是合适的。这些或许也是人生的一种历练，增添社会的阅历，而同时尚能持续阅读，一方面深感这是新闻出版工作所必需，另一方面也实在是源于兴趣。所写的札记和随笔，或许部分地反映了兴趣：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教育，出版，新闻，文化，文学，美术，音乐……兴趣太多，想了解的方面太多，想知道的知识太多，而“生也有涯”，所以在实际上，写出来的也就仅仅是所思所想中的一小部分。

2009年，我被评为浙江省宣传文化系统理论、新闻、出版、文艺、文化经营“五个一批”人才（出版界别)，，这册小书部分篇章的撰写以及得以出版，是得到了浙江省理论、新闻、出版、文艺、文化经营“五个一批”人才工程的经费资助。这也是得表示感谢的。做新闻出版工作，写读书札记，也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吧。如果条件允许，我或许接下来会在两个方面做一些事情，也许可以各成一册小书：其一是以较为开阔的世界传播产业为背景，对我们这个新闻出版体制下的专业报刊（或者说是教育专业报刊)的形态和管理等问题，作一些反思和研究；其二是能够在近世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前。来对浙江教育与教师文化作一些综合的讨论。前一个题目，自然是不具有传播领域的前沿性的，但对这个题目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在我们这个体制的背景下，恐怕还是有一点儿现实针对性的。这些是此刻我在写这篇后记时的打算，说不定以后兴趣和注意力又会有所转移也未可知。

自1987年7月大学毕业，至今20多年过去了。我得谢谢我的太太卢京英女士。我的孩子缘缘也先后由杭州行知幼儿园、杭州学军小学、杭州文澜中学，而在2009年秋天升入浙江大学附属中学念高中了。我的两鬓也有些斑白了，不胜慨意。我们将老去，衷心祝福我的孩子缘缘健康成长，学业有成。

周维强

2010年3月4日，初稿，杭州西溪河畔文锦苑寓所

2011年6月28目．修改．西溪风情花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