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加尔布雷思》由詹姆斯·斯坦菲尔德、杰奎琳·斯坦菲尔德著，苏军译，本书通过描述约翰·加尔布雷思的生活和工作的相互影响，以及围绕在他周围发生的事件，来展示约翰·加尔布雷思的经济思想。全书风格简洁、富有趣味，无论是职业经济学家还是学习经济学的学生，以及非经济专业的普通大众，都会对本书感兴趣的。

约翰·加尔布雷思(1908-2006)，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任教。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资本主义》、《富足社会》等畅销书和大量媒体文章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公共思想家之一。他备受争议却声望甚高，对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又因批判和讽刺神学化、教条化的主流经济学，而被尊称为“经济学的偶像破坏者”。

《约翰·加尔布雷思》由詹姆斯·斯坦菲尔德、杰奎琳·斯坦菲尔德著，苏军译，对约翰·加尔布雷思的生活经历和研究工作做了深入、全面的描述。作者从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总统政治选举的知心朋友、美国进步自由主义的偶像等角度解读了加尔布雷思的职业角色。这位伟大的公众知识分子一直在试图引导我们对传统理念带来的危险性、富足社会面临的复杂性、强权机构组织兴起导致的威胁性等问题进行思考。

现今面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下发生的金融危机，相信这本记述其思想遗产的传记——《约翰·加尔布雷思》，会对当今中国非常具有现实性的指导意义。

序言与鸣谢

第1章 政治经济学与实用的经济学家

 从农场到战争前夕

 从战争到重回哈佛

 从富足到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

 《新工业国家》：书内书外

 公众知识分子

 持不同意见的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学家

 美国实用主义者

 异端的经济学家

 畅销书作者

第2章 农业、萧条、战争与和平时期的政治经济学

 农业和工业组织

 我们现在是凯恩斯主义者

 赢得和平

 《价格控制理论》

第3章 政治经济与辩论的艺术

 《美国资本主义》

 传统模式在微观经济理论中的衰竭

 对大萧条的回忆

 成功的悖论

 抗衡力的概念

 限制的问题

 《大崩盘》

 《辩论的艺术》

第4章 富足的政治经济学

 《富足社会》

 传统智慧

 依赖效应

 社会均衡理论

 《自由主义的时代》

 《经济发展》

第5章 大型企业的政治经济学

 大型企业的起源

 关于方法的一点说明

 强制性组织

 大型企业的本质

 技术结构

 大型企业与社会

 技术结构与社会

 修正序列

 社会困境

 改革的前景

第6章 政治经济学与公共目标

 经济学理论的第二次危机

 选择的意象

 再论双重经济

 国家与环球经济

跨越国界的经济环境

经济发展重谈

焦虑测试

改革的信念和议事日程

第7章 保守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

 经济危机与经济学的危机

 《权力解剖》

 《满足的文化》

 《善良社会》

第8章 政治经济学与加尔布雷思的遗产

 机构组织与适应效率

 非正统的经济人

 进步公众知识分子精英

 善良社会与改革议程

结语

从农场到战争前夕

约翰·加尔布雷思1908年10月15日出生在加拿大的南安大略，和这个地区的很多人一样，他的祖先也是苏格兰人。父亲的政治活动和智力培养，还有农场的生活与劳动决定了他后来的生活方式。加尔布雷思很看重这段生活经历，认为自己的工作态度得益于农场的辛勤劳作，这让他日后笔耕不辍，硕果累累。他在安大略农学院取得了牧业本科学位，这所学校后来成了圭尔夫大学。他师从两位能力超强的教授学习英文写作，由此引发了他对写作艺术强烈的献身精神。

1930年的一次郊游让加尔布雷思结识了来自重点大学的农业经济学家，他后来回忆说这是他“学术生涯的一个高点”(《生活》，pp.13—14)。不久之后他开始相信，农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其说是产品生产的效率问题，还不如说是产品销售的效率问题。这一见解(帕克，p.34)导致他把自己的重点转移到农场经济学上来，目的是要着手解决农业市场消沉的问题(《生活》，pp.13—16)。接着他继续深造，到伯克利的加州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学研究生，在师从埃瓦尔德·格雷瑟接受马歇尔经济学的系统训练之余，他还受里奥。罗宾和罗伯特·布雷迪的影响，接触了历史发展经济学。他对维布伦把知识分成外行知识和内行知识的做法感到震惊，因为从宽泛的意义来说，外行经济学本质上表现出的就是他为之献身的实用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方法。

1966年，加尔布雷思在大卫·科兰德和哈里·兰德雷斯的访谈中认为，“如果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别人影响的话，那么影响他的那个人就是维布伦。这不是说维布伦有什么具体建议，而是他对正统教义所持的普遍怀疑态度以及这种态度对经济起到的帮助作用，，(詹姆斯·斯坦菲尔德和杰奎琳·斯坦菲尔德，2004，p·182)。在此之前，他把维布伦在伯克利的几年中对自己的影响放在了仅次于马歇尔的地位上(《生活》，p.29)。加尔布雷思认为维布伦“不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人，没有什么替代性的经济学体系，也没有什么能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鞭辟人里的学术改革措施”。加尔布雷思竭力制止自己和维布伦一样缺乏创见，碌碌无为，抵制由此而来的犬儒主义。他后来说，像维布伦这样的人，应该允许他们“指出谬论和错误，但不必要求他们对谬论和错误加以纠正”。针对到底是谁影响了加尔布雷思这一问题，较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记住，他最终认为凯恩斯对自己的经济思想产生了最为重要的学术影响。

1933—1934学年，加尔布雷思完成了自己关于加州诸县消费问题的博士论文，并于修改之后在1934年以专著形式予以发表。这一年，他还独立或合作撰写了另外两篇专著，在《农场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在加拿大《科学农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仅仅是他著作等身的出版生涯的开始。加尔布雷思带着这些成果参加了美国经济学会1933年12月举行的年会，寻找工作机会。在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先驱人物约翰·布拉克的支持下，他在哈佛大学获得了一个职位。事实证明，布拉克和加尔布雷思是一对完美的组合，布拉克成了这位年轻经济学家的“老师、庇护者、顾问和保护伞”。他们俩一起发表了几篇文章，加尔布雷思还在布拉克的指导下发表了其他几篇学术论文。

当年夏天，加尔布雷思在到哈佛大学就职之前去了趟华盛顿，特别是到了他以前在伯克利的教授霍华德·托利的办公室。那时，霍华德·托利教授刚被任命为农业调整委员会的主管。托利为加尔布雷思提供了一份夏季临时工作，研究对已经拖欠税款、价值又不足以让个体居民支付所欠款项的农场用地进行处置的各种选择方案。加尔布雷思研究了相关的税法和国家接收土地的法律基础，提出由政府支付税款，把这些农场用地归入到国有土地当中的建议。这个提议虽然没有促成政府的任何行动，无疾而终，但这次经历成了加尔布雷思频繁参与各种公共服务事业的起点，他的40年学术生涯经常被这些公共服务事业打断。到了哈佛之后，加尔布雷思继续为农业部做顾问工作，建立了他的政界关系网。他的工作重心也开始转向工业组织、企业行为和需要改革和管制以确保市场有效运转等一般性问题。

1936年夏，当加尔布雷思接收任务和亨利·丹尼森领头的一群进步商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他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得以加强。这个工作小组想要做的是对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和不平等性进行考察，对罗斯福的新政给出解释和支持，拿出一个专家管理体制策略大纲，引导美国经济走向复苏。与丹尼森建立的联系在加尔布雷思的职业生涯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加尔布雷思曾经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交往之初可以说是非常不顺利的。当时，加尔布雷思正处在向凯恩斯的美国代言人转变的边缘，而他与丹尼森合写的一本书却不是有关凯恩斯主义的，尽管丹尼森在这本书中提前预测了凯恩斯论述的投资和储蓄的资金流动的基本要点(关于丹尼森，参阅麦奎德，1977；关于他和加尔布雷思的关系，参阅布鲁斯，2000)。加尔布雷思在与斯蒂芬·邓恩的一次谈话中回忆(詹姆斯·斯坦菲尔德与杰奎琳·斯坦菲尔德，2004，p.224)说。他已经说服丹尼森放弃了他预测的凯恩斯的政策观点，可他随后“发现丹尼森的预测是对的，我是错的”，但那时他已经把这本书从自己的出版著作列表中撤了出来。

1936年秋，加尔布雷思和许多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一道，开始向凯恩斯的新的经济学世界的学术方向迁移。年轻教师和研究生们满怀激情，几乎在每节自由讨论课上不停地谈论凯恩斯。而以约瑟夫·熊彼特为首的老教授们则坚定不移地反对凯恩斯的主要思想(《生活》，pp.67—70；《欢声笑语》，p.13)。甚至后来很快成为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学术领军人物的阿尔文·汉森最初对凯恩斯的《通论》也持批评态度。西摩·哈里斯也加入到反对新政的古典学派中，但他后来成了凯恩斯主义信条的早期皈依者，称得上是“凯恩斯的福音传教士中最刻苦、也最有效果的人”。哈里斯似乎是用“新经济学”这个名词指代战后时期成为思想主流的(新)凯恩斯主义的第一人(加尔布雷思，《货币》，p.268)。重要的是，在劳合林·柯里和马里纳·埃克尔斯的带领下，一个人数很少但却热心奉献的具有凯恩斯思想的经济学家学术小分队在华盛顿聚集起来了，且在不断壮大。P2-5

我们就从一点私人说明开始吧。我们入行是在“爱之夏季”(指的是1967年由嬉皮士引发的在美国和欧洲出现的政治和文化反抗运动——译者)之初，年纪太轻和年纪太大的人都很难记得，那其实是1967年。那年春天，詹姆斯已经在乔·爱诗碧教授的思想课上读到了《富足社会》，到了6月份《新工业国家》刚上市的时候，他立即抢购了一本，詹姆斯与加尔布雷思的学术交往随即开始，并一直持续下来，成了他和杰奎琳合作研究的一部分。在《经济思想和社会变革》(1979年)一书中，还有在他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很多论文中(其中一些收录在《经济学、权力和文化》一书当中)，加尔布雷思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杰奎琳研究的是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双职工家庭，还有家庭政策的问题。我们关注的问题在对消费者技能知识的研究中，在《教育差距》和《资本主义大复兴》中交会在一起了。在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里，读者都可以看到加尔布雷思的“(商品)生产的无上地位”的内容，也可以看到肯·博尔丁所谓的消费者、工人和普通市民的“说服病理”的内容。我们发现，马克思的异化和商品崇拜、维布伦的努力工作和招人嫉妒之间的二分对立，以及卡尔·波拉尼的保护性反应，他们都对一个相同的问题表示了关注，那就是他们全都强调生活和生计问题。“通向未来之路”也是如此，这是一篇我们必须选读的文章，其中的不少内容都是通过经济在社会中的地位来进行解释的。

我们感谢詹姆斯·加尔布雷思，他允许我们随意使用他父亲的出版作品。我们还要感谢杰米，他的工作尤其是他对《资本主义大复兴》所做的分类整理对我们一直非常有用。《资本主义大复兴》对肯·加尔布雷思精心构造的企业一福利一国家管理综合征的概念进行了解构分析。我们也同样感谢理查德·帕克，感谢他允许我们使用他的《约翰·加尔布雷思：生平、其政治学及其经济学》一书，它让我们深刻领会了加尔布雷思的政治学对其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当然，杰米和理查德对我们可能会出现的错误是没有任何责任的。

我们还要感谢托尼·瑟尔沃，他专心审阅手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让我们表达的清晰程度得到了很大提高。如果还有什么模糊不清的地方，毫无疑问，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在所有的地方都采纳他的意见。我们需要感激的还有哲玛·帕帕耶奥尔尤，感谢她在手稿撰写过程中给予我们的鼓励和指导。当我们的作品不能如期完成的时候，托尼和哲玛都非常宽容体谅、优雅得体，没有他们，本书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对于本书的文献引用，我们必须加上一点说明。我们引用了加尔布雷思的很多作品。我们在提及这些著作时有的使用了文献名，有的使用了文献名缩写，具体情况见正文。此外，对于加尔布雷思两部最为重要的著作，我们在引用时进一步提到了它们的章节，而不是页码。如《富足社会》和《新工业国家》有4个版本，经常重印发行，因此，我们认为引用时使用章节比使用页码更有用一些(例如，《富足社会》，ch.4：1，3指的是第4章第1节和第3节)。有几处地方，我们提到了前后几个版本的出版日期，目的是要让读者注意一下不同版本增添的材料。还有一个情况较为复杂，那就是加尔布雷思在最新版的《富足社会》中删除了最初的第12章。我们提醒读者在引用此书的后几章时要注意这一情况。

文献名及缩写如下：  《美国资本主义》(American Cnpitalism)代表《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的概念》(American Capitalism: The Cor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

《价格控制》(price Control)代表《价格控制理论》(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辩论》(Controversy)代表《经济学与辩论的艺术》(Economics and the Art of Controversy)

《富足社会》(Affluent Society)代表《富足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

《自由时代》(Liberal Hour)代表《自由主义的时代》(The Liberal Hour)

《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代表《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

《工业国家》(Industrial State)代表《新工业国家》(The NewIndustrial State)

《欢声笑语》(Laughter)代表《经济学、和平和欢声笑语》(Economics，peace and Laughter)

《公共目标》(public purpose)代表《经济学与公共目标》(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purpose)

《普遍贫困》(Mass poverty)代表《普遍贫困的本质》(The Nature of Mass poverty)

《年表》(Annals)代表《一个持久的自由主义者的年表》(Annals of an Abiding Liberal)

《生活》(Life)代表《我们时代的生活》(A Life in Our Time)

《解剖》(Anatomy)代表《权力解剖》(The Anatomy of power)

《立场》(Stands)代表《观点来自立场》(A View from the Stands)

《纵横》(In perspective)代表《经济学纵横》(Economics in perspective)

《满足》(Contentment)代表《满足的文化》(The Culture of Contentment)

《欢欣》(Euphoria)代表《金融欢欣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Financial Euphoria)

《经济时代》(Economic Time)代表《经济时代之旅：直接观察》(A Journey Through Economic Time: A Firsthand View)

《善良社会》(Good Society)代表《善良社会》(The Good Society)

《关注社会》(Socially Concerned)代表《今日之关注社会》(The Socially Concerned Today)

《无辜诈骗》(Innocent Fraud)代表《无辜诈骗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nnocent Fraud)

詹姆斯和杰奎琳

2010年5月

感谢下述机构和个人允许我们在各章中使用卷首引言：

第1章：《前进》杂志，它允许我们引用了阿密他·鲍尔对加尔布雷思的采访(2000年)；第2章：《美国经济评论》杂志，它允许我们引用了劳合林·柯里1972年的作品，还有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它允许我们引用了莱斯特·瑟罗1998年的作品；第3章：夏普，他允许我们引用了他1973年的作品；第4章：加利·波拉尼莱维特教授，他允许我们引用了卡尔·波拉尼1944年的作品；第5章：《经济学季刊》杂志，它允许我们引用了索尔斯坦·维布伦1898年的作品，还有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它允许我们引用了安德里亚斯·帕潘德里欧1972年的作品；第6章：进化经济学学会，它允许我们引用了克莱伦斯·艾尔斯1944年的作品，还有夏普先生，他允许我们引用了阿道夫·洛维1977年的作品；第7章：《社会研究》杂志，它允许我们引用了阿瑟·史怀哲1954年的作品；第8章：每月评论出版社，它允许我们引用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奇1966年的作品，还有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它允许我们引用了莱斯1976年的作品。

一切版权归上述版权所有者拥有。

现在发生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正在恶化和宏观经济不稳定性正在上升的危机是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个危机应该被看做是社会失衡和民众政治参与程度不够的长期危机的具体体现。对这些问题进行纠正，依靠被企业和金融利益控制的，基本上被生活舒适、目光短浅的富裕阶层监管的政治体系是不会实现的。加尔布雷思提出的挑战需要让民主资本主义发挥作用，特别是要承认现在这个弱肉强食(詹姆斯·加尔布雷思，2008a)、铺张浪费(库特纳，2008)、惶惶不安(里奇，2008)和道德崩溃(约翰斯通，2008)的掮客国家(斯坦菲尔德，1995a，pp.147—148)是喜欢践踏民主的合法地位的。这并不全是美国民众和消费者的所作所为和无所作为造成的结果，但他们对此是有责任的。企业、金融和国家官僚机构上层人员不法行为造成的危机也是美国民众公众性格的危机，这是必需开始进行改革的地方。里奇认为美国的消费者已经以削弱民众力量为代价获得了权力，他的看法有些是正确的，那就是美国民众借机低价购买了商品，根本不去关心它们隐藏掉的社会代价。库特纳(p.25)讥笑“富裕病”的提法是在回避实际工资下降的现实问题，他的看法有些也是正确的。但库特纳随后提出“我们的商业文化宣扬的即时消费满足”和年轻人收入太低一起成为储蓄率较低的原因。

我们发现’，加尔布雷思的经验是：为民众授予权力就需要为消费者授予真正的权力。权力总是从技术中产生出来的。我们在第5章中谈过，捌术是“把科学知识或其他组织起来的知识系统地运用到实际任务当中”。我们上面强调过，消费者要想对自己的选择有信心，就必须拥有机能知识，包括认定自己能力可靠的机能知识。对于美国民众来说也是如此。机能知识的取得和运用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这样，患有“富裕病”和面临时间压力的美国民众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参考美国公众广播公司的三个节目：“没时间了”、“富裕病”和“摆脱富裕病”)。为消费者和民众赋权的过程必须处理商品消费证明自身正确的问题，这和马克思对商品崇拜的去神秘化是非常相似的。

加尔布雷思的大量著作提示我们，迷恋私人商品消费是阻碍进步的主要文化因素。他强调人文教育在抵制“组织哄骗”和促进民主言论方面的重要作用，认为这样可以减少社会失衡现象。改善社会均衡需要在公众认知和合理理解政治经济问题的基础上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审美生活方面的提高，则需要人们把时间从机械自动的消费活动中重新分配出来。

加尔布雷思的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是开放式的。它承认人类生活是各种趋势不断展开的过程，人类自行选择的活动方式决定着即将发生的变化形式，同时也总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结果，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题目和政策议题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进行不断修改。金融资本主义的复苏，狭隘的经济全球化，政治经济权力的垄断持有，时常发生的文化对认同政治的暴力反冲，以及对日益加深的生态持续性的问题的影响，所有这些都需要从加尔布雷思的挑战的角度予以关注。同样需要进行关注的还有人们以进步自由运动复兴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意见反映，进步自由运动的复兴要建立在民众和消费者提高其政治经济参与程度的基础之上，民众和消费者应该具备丰富的机能知识，也要非常关心他们在表达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和谋求自身的发展中取得的乐趣。

我们说过，加尔布雷思的思想遗产只是应对不断改革的挑战必需的社会重建的基础工作。它是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是因为加尔布雷思从来没有放弃人应该有创新性地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的看法，因而也就从来没有放弃他由来已久的乐观精神。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想到那句古老的格言，保守主义时代的黑暗是黎明之前最黑暗的一刻。现在的混乱可能正预示着新黎明的到来。非正统的政治经济学家必须面对加尔布雷思的挑战，在政治经济改革问题上贡献自己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