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以《达芬奇密码》的悬疑方式破译神秘的西藏历史和西藏文化和藏教精神的巨著。作家身为佛教信徒，对西藏信仰有着深刻的研究，所以，作品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丰富的西藏小说。作家是中国最畅销作家之一，其《藏獒》系列已销售百余万册，所以，《伏藏》也是最好看的西藏小说。

这是拨开历史迷雾，透视刀光血影，超越爱恨情仇的掘藏故事；这是破译达赖情歌、宗教隐痛、藏地精神的慧智故事；这是拯救布达拉宫、拯救灵魂信仰的英雄故事。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边巴被杀，引出古老神秘的暗杀组织，中国藏学研究会藏学家香波王子，从北京逃亡到拉萨，从雍和宫追踪到布达拉宫，用仓央嘉措情歌，在西藏历史和藏地人心的隐秘深处，破译西藏最大悬疑，发掘救世的密钥……

写在前面

上部

　开端

　第一章 地下预言

　第二章 七人使团

　第三章 迁识夺舍

　第四章 因缘时节

　第五章 仁增旺姆

　第六章 登临宝座

　第七章 万玛之踪

　第八章 伊卓拉姆

　第九章 情爱印戳

　第十章 血咒殿堂

　第十一章 吉彩露丁

　第十二章 山魈之泪

下部

　第一章 毒咒将临

　第二章 措曼吉姆

　第三章 劫中之劫

　第四章 明空赤露

　第五章 一苇渡河

　第六章 索朗班宗

　第七章 防雪栅栏

　第八章 灵塔丛林

　第九章 晶体菊花

　第十章 骷髅杀手

　第十一章 司西平措

　第十二章 玛吉阿米

　第十三章 伏藏之心

尾声

后记：再让我们期待一次未来

在人们关于察雅乌金事件的记忆里，最初的景象是这样的：

十一个孩子被白色裹尸布紧紧包裹着，在亚特兰大林肯中学的草坪上排成了一列。刚刚还是稚嫩而鲜艳的生命，在被剥夺了生长的权利之后，显得比整个亚特兰大都要沉重。距离十一具尸体大约五十米，还有一具尸体，一看就是成人的。仿佛即使死了，也不能再让他冲过去吓着孩子，警察在这具尸体周同拉起了警戒线，无声地告诉别人，就是他，这个叫察雅的法师在两个小时前，冲进校园，枪杀了十一个孩子后自尽。

察雅法师是印度人，来美国已经五年了，他和来自尼泊尔的乌金喇嘛共同创办了“北美乌仗那坐禅中心”，收徒讲经，弘扬佛法，受到许多人的爱戴和敬信。一个慈悲为怀、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法师怎么可能如此残酷地去杀人夺命呢?

谁也不理解，包括乌金喇嘛。乌金喇嘛的不理解里蕴含了一层更加深广的忧虑，那就是察雅法师摧毁的不仅仅是信徒们对他本人的依赖和崇拜，而是佛教在东方之外的确立和发展。他挑战了宗教的存在，用血肉横飞的恐怖手段告诉人们：一个迷惘空虚、精神危机的时代已经来临，人类将重新审视灵魂的皈依，重新选择信仰，佛教还能是信仰的天堂吗?拯救世界，首先要拯救自己。乌金喇嘛向自己的本尊神西印度乌仗那诞生的莲花生大师发誓，一定要调查清楚，给教界信众一个合理的解释。

调查开始了。让乌金喇嘛吃惊的是，就在同一个月里，疯狂杀人的还有意大利天主教卢卡教堂的亚西尔神甫、英国基督教慈恩会的万彼得牧师。亚西尔神甫是举枪潜进一所大学，枪杀了八个学生和一个老师后被警察击毙；万彼得牧师挥刀在热闹的特拉法加广场，杀死两人杀伤三人后，又闯进幼儿园，把孩子们劫持到十一楼顶层，一个一个扔了下来，最后他跳下来摔死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他们三个人：察雅法师、亚西尔神甫、万彼得牧师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那就是半年前都遭到过新信仰联盟的绑架。

乌金喇嘛在因特网上查找有关新信仰联盟的信息，意外地读到了《纽约时报》关于万彼得牧师被绑架一个月后获释的报道。报道援引万彼得牧师本人的话说，绑架者强迫他们强健肌肉、练习射击、刺杀活着的动物和模拟的人体，强迫他们每天吃三种肉：鸡肉、猪肉、牛肉。这些鸡、猪、牛用特殊的配方饲料喂养，能够无限激发人的贪欲、仇恨、愚痴。还喝一种白色的甜饮料，甜饮料是新信仰联盟的最新科研成果，能够让人的罪欲和恶念变得不可抑止。晚上只准睡三个小时，其余时间要么放女人进来强迫性交，要么看录像节目，节目都是新信仰联盟自己制作的短片，有信徒们互相残杀的，有如何抢劫银行、抢劫行人、抢劫住宅的，有如何棍棒杀人、刀具杀人、枪械杀人的。最让他痛苦不堪的是做一种歹徒杀死上帝的游戏，他做了，一边做一边忏悔。万彼得牧师说，原本以为这样训练之后，他们将被派去杀人越货、制造骚乱，或者参与战争，没想到放了出来，所有被绑架的信徒都放了出来。“现在好了，噩梦终于过去，我祈求上帝宽恕我，啊，那些不堪回首的罪恶。”

乌金喇嘛看到这里后长叹一声，真正的噩梦直到最近才显现它的狰狞，万彼得牧师和他的难友终于在五个月之后按照绑架者的意图达到了训练和改造的目的。

是因为绑架者还在威逼和强迫他们吗?问题肯定不那么简单。乌金喇嘛知道，如果仅仅是面对强迫，察雅法师宁肯自杀也不会杀人。

一种猜测让乌金喇嘛的执着变得疯狂，他想和新信仰联盟取得联系却找不到任何门路，只好在因特网有关察雅法师、亚西尔神甫、万彼得牧师特大杀人案的记载后面留下自己的挑战：“你们敢绑架我吗?你们的强迫改造对我是不起作用的。我是禅定之王，我有足够的信力不受任何外来邪毒的影响。”

一个星期后，就像乌金喇嘛期待的那样，他在“北美乌仗那坐禅中心”门外的广场上遭到绑架。又过了一个月，就像察雅法师、亚西尔神甫、万彼得牧师那样，他被绑架者释放。所不同的是，乌金喇嘛的狰狞并不是出现在五个月之后，而是提前到了五天之后，自戕发生了：乌金喇嘛在人流攒动的广场上脱光自己，用一把双刃刀在身上戳出了七七四十九个窟窿，边戳边笑，好像他不疼，好像疼痛才是他的享受。禅定之王的信念轰然崩溃，新信仰联盟再一次证明了他们的成功。但这显然还不是新信仰联盟训练和改造乌金喇嘛的最后目的，乌金喇嘛没有死，他被及时送进了医院，身体康复之后，他悄然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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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人们常常会进入遥远的历史，去体验内心需要的生活，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和他的情歌便是每个人的体验和经历。他是神王、诗人、歌手和情圣，是西藏所有青春男女经久不衰的偶像，是所有女子的情人，是一个莲花芬芳、魅力无穷的秘密。而喇嘛们却警惕地强调着他的教主地位：我们崇拜他，就应该多念些经文，多行些善事，做一个好人。神圣的宗教情感和美丽的男女之爱被仓央嘉措融合成了一个形态，他因此成了一个僧俗共尊、妇孺皆知的人。  

在我的意象里，仓央嘉措的爱情是液态的，如奶如水，它在坚硬直立的万山丛中，浇灌出了遍地的柔软和美妙。教主的地位和爱情的追求从一开始就成了灵肉抗衡的激烈比赛。但是我们知道，在所有的比赛中，爱情总是胜利者。美妙的情歌和撼天地、泣鬼神的爱情穿越时间的迷雾，抵达今天，从而使教主的身份日见彰显。遗憾的是，历史曾经全然误解了仓央嘉措，以为他是宗教的背叛者，是忤逆之僧。人们没看到信仰从来不拒绝爱，历史悠久且纷争不休的宗教，正需要爱的洗礼。佛教营造的不仅是外部环境，而且是心灵世界。心灵在肉体深处，于是有了通过肉体来表达的心灵之爱。这便是仓央嘉措爱情的起源。

仓央嘉措是一个悲壮的胜利者，他付r出了达赖喇嘛的地位和权力，付出了生命，却用爱情与情歌，把灵魂推向了辉煌与永恒；用惨烈的命运，让整个西藏为他疼痛。忧伤的西藏为了一个活佛的爱情悲剧而愈加忧伤。可以说，由于仓央嘉措的存在，整个藏传佛教变得温情脉脉，人民不是原谅了他，而是放逸了他，激赏了他。西藏的信仰因此而深广，狞厉的神像背后，严格的戒律之下，不可遏止的，是巨大的爱情温暖。有了仓央嘉措，西藏每天都是情人节。这个来自民间的歌手和来自天上的诗人，用脍炙人口的诗歌宣布了爱情的发生，并以此教化他的人民，培育着天地间最美好的感情。

与此同时，仓央嘉措用情爱的眼泪，撕裂了理想与现实决然冲撞的严酷，撕裂了历史与宗教的刻板。宗教流泪了，是悲泪，也是喜汨。他用自己的血肉填平了凡圣之间的沟壑，让宗教与世俗一马平川；用无所畏惧的生命激情尝试了生佛平等的至高境界，实现了佛性与爱情的水乳交融。他给古老而严谨的格鲁派注入了人性的血液，格鲁派顿时显得飞扬灵动，山高水长。这个包容而宽松的宗教，那些浪漫而朴素的教民，温暖了仓央嘉措及其情歌，弥合了西藏的裂隙——尽管历史上各个教派之间为着理念、权力、教民、属地进发着残酷的争斗之光，但他们无一例外地拥戴并为仓央嘉措这颗爱情的太阳所沐浴。

仓央嘉措，佛法密宗的最高修持者，永恒不衰的西藏代言，信仰的灵魂。从这个意义出发，我清晰地看见了《伏藏》的读者。

这些年我去北京，总是喜欢囚在《当代》，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后楼。在许多著名的院子里，后楼都是领导干部的所在。但在著名的朝内大街166号院子里，它却是《当代》。所以尽管后了又后，倒不亚于前楼的热闹开放。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话可说，有书可看，有杂志可拿，有饭可吃的地方。这最后一点尤其重要，临到中午，《当代》人总是从订餐的地方拿来盒饭，坐在沙发之间到处都是书、报、杂志的拥挤的房间里，围着茶几，吃着，聊着。他们知道我吃素，给我的盒饭里一丝荤腥都没有，感觉爽口而清净。当然也有宴席，但我常常忽略那是为了我的接风，散场后才意识到，念头一闪，又忘了，记牢的还是那素素的盒饭、无所拘束的聊天。

除了吃饭，还有穿衣。那次去北京参加一个隆重的集会，人家要求正装出席，我却吊儿郎当T恤进京，而且是无领的。所有人都是西装革履，你怎么可以鸡立鹤群?《当代》的杨新岚拿来她老公的西服，新的，号称“你们两个身材差不多”。一穿，裤子宽得能装我一个半肚子三条腿。那也得穿。可小杨拿了西服，却忘了领带。她东跑西颠要了一条来披挂上，突然又傻了：大家都不会打领带，连北大毕业的新生代编辑石一枫也不会，连时尚女生徐子茼也不会。说是清波会，好不容易等来了，他却呵呵笑着说：“不会，不会。”神情是落拓不羁的，暗藏着一丝对西服领带的嘲讽，似乎不会才是自豪的。恰好清波爱人也来了，在我脖子上比划了几下，满怀希望她能打好，结果发现她不是在打领带而是在系丝巾。昌义更不会了，兴高采烈地总结一句：“这就是《当代》。”又不甘心地解释道，“这帮人曾经也是会打的。”他的意思是：西装作为“奇装异服”的时候，我们穿过，后来人都西装了，我们也就不尿它了。但现在不是总结历史的时候，现在必须立刻把领带打好。为了不尴尬，我说：“奇了怪了，那么小的时候打过的红领巾，一辈子都忘不了，可是领带，也算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吧，一晃眼就忘了。”好在人文社人才济济，终于从发行部来了一位青年，翘起指头三下五除二搞定了。就这样他们不怕麻烦，把我捌饬成了一个干部，翘着尾巴出现在了北京的大街上。

《当代》就是这样一帮不会打领带的当代文人在打造经营，脱略形骸的文人习气，从容自若的处世姿态，让他显得开放而松弛。你瞧他一身正装，有板有型，脖子上却是没有拘束的，想吼什么就吼什么。所以像我这个粗放的、直率的、独野的作者，便也有了一席之地。还说领带，穿西装打领带的文学太正式，像场合里的朗诵；不西装不领带的文学太随便，好比插了葱的猪嘴，被厚道的人们说成了象；有西装不领带的文学似乎刚刚好——要先锋那是怀旧的先锋，要时尚那是积淀的时尚，要历史那是当下需要的历史，要文化那是可以发行的文化，这大概就是《当代》的模样。不堕“常边”，也不堕“断边”，中道即佛道。

喜欢囚在《当代》，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羞于见人。这些年我逃避了多少约见和约稿已经记不清了，每一次逃避的成功，都让我歉疚，有时是见了面吃了饭再逃避的，那就更是歉疚得要死。想一想被我回避的那些朋友，大都也是办杂志、搞出版的，我本事太小，写得太慢，总不能老是许愿而不兑现。想做一个守信的人，就只能不赴宴，不许愿，老老实实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许了第一个，就勇嫁到底。朋友们，我是得罪了你们的，在这惨淡动人的恳挚里，有你们的宽宥和谅解，那就是我的阳光。

就在囚于《当代》的某一天，昌义问起我《藏獒3》之后的计划，我谈到了仓央嘉措，谈到了“伏藏”，但当时我并没有确定这一定就是我的“下一部”。昌义听了很激动，比我激动多了，一上午都在说这个话题，吃了盒饭送我去机场时还在说。我很想把我们的谈话记下来，却没有时间，上了飞机再记，发现许多细节已经随着激动的消失而消失。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再犹豫了，就是那个香音无敌的神王、已逝的歌手——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已然是我生活的主宰了，下来唯一要做的就是心无旁骛，专心致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