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和《华丽的枷锁》可算是姊妹篇，这是本评论集，评论的内容涉及到现实中的文化事件，小说文本以及电影艺术的评论。本文集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短小精悍。每篇评论长则五六千，短则三四千字，而且所有的评论最后落到日常生活层面，所以更具有可读性。

作者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现任职福建社科院，博士生导师。他素来喜好精粹的短文。如果说，长篇大论擅长处理复杂的问题，相对严谨、缜密，犹如大兵团作战，那么，短文更像是独往独来的剑客，锐利的一击，掷地有声。二十多年的时间，作者积累了一批这样的短文，既有书评、影评、札记，也有自序、后记、信函等。尽管许多文章带有很强的即兴意味，却又都是围绕着若干焦点，经过挑选，根据主题，编成若干小辑，并分为《面具之后》和《华丽的枷锁》两册。

《华丽的枷锁》与《面具之后》这两本书可以算是姊妹篇。

本书以一本以信函、自序、后记为主，文章短小精悍。作者的文字丝毫没有做作，没有雕琢，读起来有亲切、自然感。

第—辑 对话姿态1

个人姿态与对话1

自由与享用5

札记：知识与人格9

作家，还是公民？ 20

思想的襁褓25

人文精神：反抗的功能29

我们的创造力哪里去了？ 33

大师和我们37

颠倒的宽容40

第二辑 文学刻度46

文学史的刻度与坐标46

80年代：多义的启蒙56

《冲突的文学》后记66

分裂不可弥合——读《万物花开》 67

“本土”的歧义76

传统与本土经验83

快与慢，轻与重——读铁凝的《笨花》 95

笑声与阴影里的情节 104

地域与文学的音阶113

第三辑 面具与幻象117

面具之后117

奇怪的逆反123

电影与明星崇拜129

包装的神话13l

《文明七巧板》后记139

休闲的历史141

历史与中国元素145

《还珠格格》：快乐的幻象 152

反抗与白日梦154

第四辑 时尚、神话与大众158

泡沫文化158

时尚与文学的趣味 164

论口号172

神话的解析178

文明的悖论186

底层与大众文化196

女性文学的明天202

女性的反抗声音——读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 204

第五辑 各个角度212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前言212

大概念迷信215

论文与专著223

低调的乐观227

批评的能力230

文化动力、人文学科、解释体系239

好作家，或者重要作家246

拒绝投机249

第六辑 理论症候254

《文学理论新读本》后记254

《文学理论》后记256

理论的阅读障碍258

诠释与历史语境260

序《判断的历险》 268

《关系与结构》后记271

研究方法、过度阐释与二元对立273

文体的震撼282

分类与自由289

后记296

自由与享用

如今的文学的确有了些小康的迹象。持续已久的内在紧张逐渐消失了。文学不再显得峻急激烈，一种松弛或者涣散正在悄悄弥漫。诗的铿锵音节湮没在流行歌词后面，“此致那个敬礼”充当了大江南北的共同抒情；艳情在历史事件的包装之下成为小说的抢手主题，明智的小说作家将批评家或者文学史弃置不顾，他们更乐于依靠记者和小报搅动舆论，然后在大大小小的影视导演面前待价而沽。众多报纸的周末版为散文、随笔的表演提供了充分的空间，无数的感觉碎片和思想碎片形成一片斑斑驳驳的文字景观。还有哪些宏大的话题能够聚集众多作家的目光呢？干预生活，主体，科学主义方法，现实主义或者现代主义，这些辉煌一时的口号、概念均已是昔日陈迹。尽管“新写实”、“新体验”、“新状态”之类仍在竭力摇旗呐喊，可是局面已非，应者寥寥。另一方面，“先锋”、“圣战”、“终极关怀”这些字眼儿偶尔还在刊物之间闪烁，但它们的内涵并未得到规模相应的阐发。每一批甚至每一个作家都在自行其是的时候，人们还能从文学之中抓住什么重要的问题呢？

也许，人们要说，自行其是即已意味深长——这意味了目前文学所享有的自由。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文学的诸多方面都套上紧箍咒——从素材的选择到故事的编码。这曾经使许多作品风格单调，如同穿上了制服的集团军士兵。相对地说，作家的自行其是表明了解禁之后的宽敞。没有人还能颁布文学指令，强制规定新的文学单行道。无论是波黑战局、已故领袖还是异乡恋情或者晚餐菜肴，作家手中的那一管笔拥有了空前的活动半径。自不待言，这样的自由必须珍重和维护。人们再三情辞恳切地吁请文学的自由，那么，这至少是一个令人安慰的局面。

可是，对于作家说来，自由应当如何享用呢？自由不是解释为重力丧失，从心所欲，跟着感觉走。自由毋宁说是，作家有权利选择自己所认同的参照坐标，从而做出自己的基本判断。也许，自由首先要让作家意识到，一个事件的定位不仅依据唯一的坐标体系。众多坐标体系将导致不同的描述和结论。一个失业工人自杀了——这样的故事可以输入不同的坐标体系，显出迥不相同的层面。企业管理人员，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公司董事长或者死者亲属对于这个故事的感想相距甚远。一个作家如何确认他的参照坐标？这是自由对于作家的基本考验。

没有一个作家有理由推托说，他们拒绝任何参照坐标，并且以自由作为拒绝的借口。现代社会不存在文化真空。不少作家自称不屑于理论；事实上，他们往往接受了最为粗浅或者最为常见的理论。没有能力选择参照坐标，无异于没有能力享用自由。

这样，自由所具有的宽容仅仅形容了诸种文学主张之间的相处和关系；对于个别作家说来，自由同时具有相当严峻的一面。自由意味着撤除栅栏，无须伪饰；作家完整地交出自己，任何推托之词都丧失了理由。作家的主张和立场无不说明自己的意愿，没有胁迫，也没有谎言。彻底地亮出自己的旗帜，并且在一个敞亮之处完全地为自己的主张负责。这时，自由将使一个作家的精神质量充分暴露，他们甚至无法将专制的阴影作为藏身的借口。远离了上帝的约束，凡人必须有勇气用双肩承担一切。人们眼前的众多作家，又有几人做好了进入自由的热身准备？

一批作家决定用潇洒作为接受自由的策略。潇洒也就是无所羁绊，不为情所累，不为义所累，不为道所累，不为思想所累。在他们那里，自由即是轻松和快乐，他们未曾感到生命之轻的痛苦。没有不屈的坚持，也没有剑拔弩张的批驳，自由骤然使他们显得无足轻重和毫无个性。从另一方面看来，潇洒成了精神慵懒的同义语。是的，小康十分易于成为慵懒的催化剂。

相反，另一些作家正是在相对自由的背景之中体现出令人敬重的品质。自由恰如其分地成了他们的思想时机，他们的才智、襟怀和精神守则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有机会展现。韩少功的一批随笔表明，新的环境为他的思想带来了一个新的潮汐。现代性，人的质量，生命意义这些重大问题被置于一个宏大的文化帷幕下面，活跃的视野和纵横的议论显然是自由思想的结果。相似的意义上，张承志或者张炜同样引人瞩目。诚然，并不是人人都信服张承志的哲合忍耶，奔赴北部的黄土高原；或者跟随张炜的思想，向喧闹的城市掷出愤怒的呵斥。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严肃姿态具有不同凡响的分量。这种严肃姿态不啻是对自由的回报。真正的思想和个性才是自由的果实。不言而喻，提到三位作家的名字绝不是期望这样的后果：不久之后，众多仿张承志、伪张炜或者小号韩少功开始流行。可以重复地说，重要的是每一个作家的精神质量。事实上，从先锋作家的叙事实验、写实作家的透彻视线到文学批评家的理论洞察，所有的方面都潜藏了有待于填充的空白，等候相宜的人选。真正的作家应该有勇气从这样的高度审视自己的作品：如果撤除所有的外部障碍，这样的作品已经证明了我的所有深度了吗？表面上，这是作家的自我掂量，在我看来，这同时是自由向一个作家的提问。

当然，所有的自由都仅仅是相对的，文学自由亦然。作家同样是一个社会成员，他不可能逃离特定社会的种种基本规定。幻觉已经击破，作家并没有一个俯视众生的特殊位置。作家对于社会供给系统的依赖决定了他局内人的身份。他们并没有一个局外人的经济地位和文化生存空间。因此，许多作家同样没有能力完全挣脱市场之手的操纵。并没有多少作家继续耻于言利。市场、稿酬、传播媒介、广告、通俗文学之间的连锁关系无可厚非。如同任何社会成员一样，作家有权利企求自己的作品在市场上获取一个公道的价格。尽管如此，作家仍然要警觉的是，利润可能在某些时刻干预作家的精神自由，或明显或隐蔽地迫使作家向某种俗趣就范。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说，拒绝利诱所需要的勇气并不亚于拒绝权势，尤其是在今天。在这个意义上还应该指出，作家至少必须在精神上穿透金钱的制约。无论是否拥有公平的待遇，作家都要自视为一个精神探索者，一个时代的见证人，一个人性的卫士，一个公众的代言人——这毋宁说是作家的题中应有之义。

P5-9

素来喜好精粹的短文，不论读还是写。少则五百字，多则五千字，主题单纯，言辞犀利；一孔之见，有感辄发。意犹未尽的时候，不妨再议或者三议。如果说，长篇大论擅长处理复杂的问题，相对严谨、缜密，摆开了阵势犹如大兵团作战，那么，短文更像是独往独来的剑客，锐利的一击，掷地有声。对我说来，这种写作往往隐含了更多的快意。

通常，短文具有强烈的实践品格。置身于熙熙攘攘的环境，时常与各种文化事件、文学文本劈面相撞。及时地抛出短文即是短兵相接。评头论足，臧否人物，不必引经据典的掩护，不必摆出公允、超然、中立的裁判员姿态，或嗔或喜，坦然形于声色。有时，某些短文大胆地闯入纵横交错的理论方阵。三言两语不可能涉入理论纵深，这些短文更多的是把理论观念拉回日常生活，降落到常识的地面。能不能穿过纷杂的概念枝蔓，返璞归真，这显示了理论理解的透彻与否。

形形色色的大众传媒正在重塑文化空间。众声喧哗之中，尖锐、精悍的短文时常显示出特殊的活力。二十多年的时间，不知不觉地积累了一批。当时，许多短文的写作带有很强的即兴意味。现在看来，众多短文仍然围绕着若干焦点，持续地注视某些问题。搜集、挑选之后，根据主题编成若干小辑，分为缅具之后》和《华丽的枷锁》两册出版。

2010年3月5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