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千百年来，许多仁人志士曾经从不同角度总结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给我们留下了《史记》、《资治通鉴》等一系列传世名著。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我们不应割断历史，我们有责任总结和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时期。各级干部肩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迫切需要加强学习，以提高他们在修齐治平方面的能力。要达到这个目的，方法固然很多，而认真学习和总结历史经验无疑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重要方法。本书的目的，就是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提供一面镜子，使他们用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照自己的工作和思想，提高自身修养，做出符合国情民意的决策。

本书为“新世纪干部历史文化读本”系列丛书之《盛世之道》。

中国悠久的文明史，也是治乱兴亡更迭的历史。治乱与兴衰，不仅仅是历代王朝的政治特征，时至今日，它仍然关系到社会的进步与倒退、国家的统一与分裂、民族的兴盛与衰亡。中国古代治乱兴替的历史实践，政治家、思想家的探求与总结，仁人志士为维护治世、警避乱世、防止历史逆转、力求国家长治久安所作出的不懈努力，都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示，使我们在洞悉治乱兴亡规律的同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制治于末乱。

序

一、汉武帝盛世风采

 治道与更化

 治国思想的选择

 中外相形于义理

 强干弱枝

 外部威胁的解除

 推恩之奥秘

 汉之得人，于兹为盛

 开放交流的双向效应

 民不益赋而国用饶

 河塞宣房万福来

 学而优则仕

卫青

董仲舒

司马迁

张汤

二、唐太宗贞观之治

 理国安民，要在简静

 任贤兼听，君臣共成治道

 法非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

 偃武修文，兴学为上

 海内宁一，“唐人”遍天涯

 功业虽盛，终不如初

魏征

房玄龄

长孙皇后

三、明朝的仁宣致治

 未及展开的计划

 两代人的努力

 宽松与务实

 人才济济的时代

 创业固难，守成匪易

朱高熙

杨士奇

四、清朝康乾盛世

 康熙盛世

 雍正内治

 乾隆鼎盛

张伯行

张廷玉

鄂尔泰

田文镜

乾隆帝

刘统勋

一、汉武帝盛世风采

西汉王朝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残破凋敝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封建国家的物质财富也有显著的增长，同时，由于吴楚七国之乱的平定，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大为削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汉武帝凭借自己的杰出才能，励精图治，为巩固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汉武帝统治时期，不但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奠基时期。

汉武帝在位的半个世纪，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位之初的六年即建元年问为第一阶段；其后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四个年号的二十四年为第二阶段；元封以后的二十四年为第三阶段。第一阶段可以说是试政，第二阶段励精图治，第三阶段“物盛而衰”，称得上是荒政。汉武帝到了晚年又幡然悔改，从而给濒于崩溃的汉朝注入了些许活力，为后来的中兴提供了条件。

治道与更化

汉武帝即位时只有十五岁。继文景盛世之后，新皇帝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做个继体守文之君，稳坐父祖为自己打下的江山；二是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开辟一片新天地。汉武帝选择了后者，史称“雄才大略”，确非溢美之词。

武帝即位伊始，即建元元年(前140)十月，就采取了一个不寻常的举动。他下诏在全国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亲自策问古今治国之道。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在文帝时已然有过，但当时只是就事论事地让举子就灾异和某些具体的国策发表意见。现在武帝刚刚即位，不是萧规曹随，从父辈那里寻求灵感和体验，而是向贤良方正不耻下问。

汉武帝为什么如此迫切地亲自寻求治国之道呢？因为他对文景盛世的现状并不满意。他在策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呼！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在这段策文中，有两点意思是很清楚的：第一，圣王之道有盛有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二，凡是务法先王之法的，不见得能收到天下洽和的效果。为了替自己破除成法、另辟新途制造舆论，汉武帝进而对祖宗成法提出了非议：

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未得其真。(《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这里，不但对文景之治提出的了尖锐的批评，而且直截了当地指出：“惟前帝王之宪”、“力本任贤”，并不是一剂万应的灵丹妙药，不一定能收到“功烈休德”的预期效果。汉武帝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危言耸听。史书在称颂文景之治的盛世时也指出：

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

由此可见，西汉政局至于文景之世，确实又到了一个转折点，要么无所作为，听任其由盛而衰；要么改弦更张，对这一过程施加影响，延缓其衰落的进程，甚至使它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再度辉煌。十五岁的小皇帝选择的是后者。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靠得不是圣衷独断，而是整个统治阶级的智慧。当时，对策的有一百多人，而武帝最欣赏的是董仲舒。武帝亲自策问了三次，董仲舒也就天道、人事悉心对陈。

汉武帝究竟欣赏董仲舒什么呢？他从董仲舒的对策中得到了什么启示呢？

第一，董仲舒就天道、人道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人相应，皇帝是天子，上天与天子之间有着一种固定、默契的关系。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就先出灾害以示谴告，如果帝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再不改弦更张，伤败乃至。所以，天对人君总是怀着一种仁爱之心，只要不是太无道之世，天总是尽量地予以关照和扶持。董仲舒说：

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道之大原虽然出于天，但人君并非无可作为。董仲舒援引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观点说明：治乱兴废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缪失其统也。

第二，董钟舒对形势大好唱起了反调。他尖锐然而中肯地揭露了汉初以来日益显露的社会矛盾和弊病。董仲舒说：“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錾而陵夷若是？”(《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以古非今，这是儒生批评时政惯用的一种手法，但是，董仲舒并不想用这种影射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的观点，因为他曾多处直截了当地指责现实政治。他说：

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在另外一个地方，董仲舒又将汉朝与暴秦相提并论：“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扦，孰烂如此之甚者也。”诸如此类，例子很多。这种大胆的揭露和批评，不曾给董仲舒带来什么麻烦，因为他迎合了汉武帝的实际政治需要，而董仲舒本人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给君主开出了更化善治的处方。

第三，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汉武帝在策问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虞舜时垂拱无为天下太平；周文王日不暇食，宇内亦治，是不是帝王之道有所不同？另外，三王之教的依据各不相同而都有缺失，那么万古不变的道又体现在哪里？董仲舒告诉皇帝，圣人法天而立道，而道是万古不变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就道本身来说，它是万世亡弊的，实际施政中的弊端正是因为偏离了道的缘故。但是，董仲舒的这种理论否认社会的发展变化，但却为他改制更化的政治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说：

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吒而不行，举其偏者得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捄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准之于现实政治，也是同样适用的，所以董仲舒明确提出了改制更化的政治主张：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董仲舒的政治主张与贾谊有一脉相承之处，但又有明显的差别。董仲舒是经学家，他不像贾谊依仗自己的才智，而是更多地利用自己在理论上的优势。他编造了一种天人感应的理论，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安放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给它披上了一件神圣的外衣，经过这样的一番改造，董仲舒在经学大师之外，又多了一个头衔：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代言人。从当时来说，他为汉武帝大刀阔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P1-6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国家与民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中国，对于全世界，都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千百年来，许多仁人志士曾经从不同角度总结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给我们留下了《史记》、《资治通鉴》等一系列传世名著。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我们不应割断历史，我们有责任总结和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时期。各级干部肩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迫切需要加强学习，以提高他们在修齐治平方面的能力。要达到这个目的，方法固然很多，而认真学习和总结历史经验无疑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重要方法。唐朝名臣魏征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千古不移的至理名言。我们编撰《新世纪干部历史文化读本》的目的，就是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提供一面镜子，使他们用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照自己的工作和思想，提高自身修养，做出符合国情民意的决策。

中国悠久的文明史，也是治乱兴亡更迭的历史。治乱与兴衰，不仅仅是历代王朝的政治特征，时至今日，它仍然关系到社会的进步与倒退、国家的统一与分裂、民族的兴盛与衰亡。中国古代治乱兴替的历史实践，政治家、思想家的探求与总结，仁人志士为维护治世、警避乱世、防止历史逆转、力求国家长治久安所作出的不懈努力，都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示，使我们在洞悉治乱兴亡规律的同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制治于末乱。

在把握中国历史兴替发展规律的同时，我们还需要从中国的历代国情着手，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厘清历代国家体制、方针政策、社会生活与思想文化的变迁和损益，从中提炼对我们今天治国安邦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在政治方面，我们要注意集权与分权、统一与分裂、治民与安民、官僚体制与行政运作、民族与治边；经济方面除了解各个历史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外，更要注意历代的赋税财政、重农抑商向农商并重的转变、土地和人口政策以及经济管理、经济政策的调整与改革，对其利弊得失，应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社会方面，重点则在于中国历代的社会阶级阶层、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风俗，并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交通问题、流民对策、婚姻与家庭、宗教政策以及道德风俗等问题的处置与得失；思想文化则需要注意主流意识形态的走向与社会思潮的变迁、文化教育、封建王朝的思想文化政策以及中外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人类文明的贡献更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历史是人们活动的累积。这种累积不是无序的。人们的活动总是受理想、信念的指导和支配。每一次社会变革，总是以人们理念的转变为先导；而人们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在改变自己，提升人类自身的精神世界。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实践，注重个人的“修身、齐家”，将“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追求与个人思想修养紧密结合起来。有关道德情操方面的礼仪体制、思想伦理和政治实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也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或缺的源泉。

我们的国家正处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但愿我们编撰的《新世纪干部历史文化读本》能成为各级领导干部从政和提高自身修养的案头书，借此促进祖国的长治久安，促进中华文明的发扬光大。

本辑六册与第一辑六册的内容，均根据赵禄祥主编的《中华史鉴·治乱警鉴》(北京出版社1996年8月版)作者的著作由原作者充实修改而成。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王政尧、田人隆、刘洪波、李世愉、孟世凯、商传、谢保成、蒋福亚先生。

赵禄祥

2010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