汰冗员议
《周礼》设官分职，郑注谓各有所职而百事举，有是官始能举是事，无是官即不能举是事，而后是官不可废，不然者皆冗员也。国家多一冗员，不特多一糜廪禄之人，即多一浚民膏之人，甚且多一偾国是之人，亦何苦而设此累民累国之一位哉？今之冗员多矣，不冗于小冗于大，不冗于闲冗于要，不冗于一二冗于十百，试备言之。
一、漕运衙门。夫南漕三百余万石耳，彼富商大贾，挟数百万之资，致数千里之远，逾山涉渊，艰难险阻，有数倍于运道者，曾不假尺寸之势、什伍之卫，而不患不达，矧煌煌然天庾正供耶？脱无漕督以下各官，经过之地有郡县、有营汛、有河员，莫非王臣，将袖手而听其不达耶？朝廷之力，乃不富商大贾若耶？天下有非常大事，而于理不可通者，此类是也。今制，漕督以少司马领行台，开府握兵符，控制七行省，岂不巍然大官哉？夷考其职，不知何所为也。考漕营始于明隆庆间，漕抚方廉为备倭患而设，厥后因而不删，久乃忘其所自始。漕督所辖卫弁三百、标兵二千，暖衣饱食，安坐无事，将约束水手耶？万艘绵延千百里，鞭长不及。将儆备不虞邪？不足以当胠箧探囊之盗。矧其大者，复有旗丁一项，然则糜费国帑，需索漕船之外，无余事矣。是为一最大冗官。至粮道一官，于公事无丝毫之益，岁一临仓，责州县陋规，取盈而去，州县倚为护符，弹压生监，恫喝平民，以为陋规之酬。所谓公事者，助旗丁勒索州县，助州县鱼肉小民而已。今河运不可复，漕督、粮道更无所用。此外又有督粮同知，管粮通判、主簿之类，皆坐食漕规，不与漕务。此漕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者也。
一、河务衙门。两河岁修五百万，实用不过十之一二耳，其余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剖而豆分之，闻驯谨河员常以十之三办工，贪冒者递减，甚有非抢险不使一钱者。夫既不办工，自以并归地方为便。至河兵之制，创自国朝，初设时其人皆谙习水性，持土石与波涛争胜，合龙下埽，不失尺寸，故办工不调民夫。今皆不然，是河兵亦毫无所用。此河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者也。
一、各关监督。体统与督抚埒，糜费繁多，故视道府兼管之关，征收倍绌，织造公事更简，故谚谓之“吃饭官”。至各口监督，税课更少，能如另议概撤各关大善，即不能，尽可归督抚委员兼理。康熙六年，以王熙言裁关差，归并地方官。此监督织造之必宜全裁者也。
一、盐务衙门。盐铁置使，由来已久，运使固不可省，至盐政领之督抚已足，至运同、运副、提举等官，或有或无，毫无深义，大使似州县非州县，亦两歧。惟各场辽阔，不可无官，可移吏目巡检驻扎，兼理盐事，但存运同或运副一人，为运使之属，驱策奔走可矣。此盐务中同、副等官之必宜量裁者也。
一、督抚司道。考郡县之始，守令而已。令准古大小侯，守准古方伯连帅，其官重矣。后世始设监临官，守权渐轻，至有道、有司、有督抚，而守令等于舆台，非重亲民官之道也。督抚始于明，不常置，后乃为专官，总督多至十二人，巡抚多至二十九人。国朝多并省，而例亦不一，督抚或并设，或偏设，并设者不必治，偏设者不必不治，是督抚可省其一。大省督兼抚，如直隶等省；小省抚兼督，如山西等省。如使各直省以布政司为主，又设按察司掌刑名、按劾之事，而刑名不过视成例，按劾久无其实，可并之布政。又各道本布按之副，兵巡盐粮各分一职，无非赘疣，折中之法，酌以三四府设一员，兼两司各道之事，而上其成于督抚，至郡县皆以各设一副为限制。此督抚司道以下各员之必宜量裁者也。
一、京官。六卿九列，后先奔走，备员品而壮观赡，帝者上仪，固不能概从简陋，且从古已然，宜仍旧贯。惟东宫不设，安用宫属？詹事府可并归翰林院，以副名实。科道为耳目之官，宜多不宜少，然今制八十人之中．，伏马寒蝉居大半，何取乎具臣？不如减额之半，而许科甲出身之中书以上及外任司道言事，殆不啻八十人之效也。有可采耶，固拾遗补缺之攸资；无可采耶，亦询事考言之一法。其余闲曹亦减其半，内务府糜帑更多，必应大减。康熙二年裁苑马寺，三十七年裁上林苑。编检在二十名外者，部曹五年内不能补阙者，概令回籍充山长，一以广教化，一以示体恤，为两得之术。此京官之必宜量裁者也。
一、内外武职。王公、将军、都统之外，提督十三人，总兵六十二人，亦大官太多。又如准部、回部、新疆各官亦太多，率多养尊处优，恶劳好逸，能糜帑不能杀贼，宜无论大小皆减其半。此内外武职之必宜量裁者也。
恭考《会典》内外文武官其二万七千余员，其编检、庶吉士、侍卫，以及准部、回部，官无定员者，不与焉。我朝设官，于古不为多，而大官之多，为汉以来所未有。国家鼎盛之时，物力丰盈，雍容揖让，无形之弊，人所不觉，今则自微而著，有不能不大加芟薤者，而节费固其小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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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同治、光绪年间，连续发生了太平天国、小刀会、捻军和英法联军战乱。加上北京的“祺祥政变”，上海的“洋务交涉”，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和变革。这一时期，士大夫延续着清中叶以来的诗文创作，方苞、姚鼐的“桐城派”文章受曾国藩等人提倡，有所恢复。但随着中外交涉越来越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变法”言论，就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这一类“时政”作品，从文章风格，讨论内容和取用题目，都接近于科举考试中的“策论”，为追慕时髦的文人学者所传诵，亦算是一种文学作品。“时文”以内容取胜，其中的知识、见解和理念，大多闻所未闻。“时文”大多要靠书局刊刻，杂志登载，或者报纸发行，这些都要借诸上海的新式出版业。最主要的是，同光之际的“时文家”，需要有开阔西方文化视野，深刻的中国社会洞见，这些都离不开通商口岸地区的“洋务”实践，因而其主要策源地，就是当时的“洋务”中心——上海。中外通商以来，从上海发出的文字，流传全国，风靡学界，此是肇端。这一类型的“洋务”言论，和上海关系较为密切的，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马建忠的《适可斋纪言》、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以及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
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亭，又号敬亭，苏州吴县人，生于耕读之家。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取一甲二名，为“榜眼”，人翰林院为编修。1861年，冯桂芬守制在家，他先应朝廷号召，在苏州组织“团练”抗击太平军，后于1860年携全家避难来上海，以“寓公”身份，在收复后的城厢内居住，出入租界。
冯桂芬少年即喜好“经世之学”，曾在苏州紫阳、正谊书院受江苏巡抚林则徐的影响，曾在抚署中“侍饮林文忠公”(《校邻庐抗议·变科举议》)。负“进士”、“榜眼”、“翰林”之名，冯桂芬是1860年代上海地区功名最高的人物。加上他好论时政，悲天悯人，任敬业书院主讲，被推为沪上“士林领袖”。1862年2月，冯桂芬协助金能亨、薛焕等人建立“中外会防局”，并手订《会防章程》。“会防局”令“借兵助剿”合法化，也迎来了李鸿章的“淮军”顺利进入上海。
《校邠庐抗议》中的大部分篇章，作于苏州、北京生活时期，多是一些传统“策论”。寓居上海期间，冯桂芬察觉到西方文明并非仅仅是“坚船利炮”，因而惊呼“顾今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比矣”(《采西学议》)，故亟言“变法”。《校邠庐抗议》中的《制洋器议》、《善御夷议》、《采西学议》和《上海设同文馆议》等篇章，均作于上海，且影响巨大。他在《制洋器议》中说：“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这句刺激中国人羞耻心的话，在清末无人不晓，无人不说。冯桂芬生前被曾国藩、李鸿章器重。但是《校邠庐抗议》的主张，长期不被接受，直到“戊戌变法”高潮中，光绪皇帝谕旨刷印一千部，逼迫清朝大员全体阅读。
冯桂芬不喜欢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的固定“义法”。“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无一非道之所寄，即无不可著之于文”，他希望能在文章中谈论实际事务；“称心而言，不必有义法也；文成法立，不必无义法也”(均见《显志堂集·复庄卫生书》)，这显然是他“经世之学”的延展。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有1861年、1876年、1897年、1898年等诸多刻本，此外尚有《显志堂集》(光绪二年校邠庐刻本、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及《说文解字段注考证》、《苏州府志》等。
郑观应(1842—1921)，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又号居易、罗浮待鹤山人。生于广东香山，曾参加过科举考试。1858年离开家乡，定居上海达64年之久。除一度回澳门隐居(1903—1909)外，大半生在上海度过。郑观应少年时研读过儒书，打下中文根底。到上海后，在叔父郑廷山处习商，在英华书院补习英语。经曾寄圃、徐润等推荐，在宝顺洋行当买办，后转投太古洋行，对世界各国的资讯多有了解。积累了财富之后，郑观应投资清朝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1872)和“机器织布局”(1876)，和湘、淮军系统的官员有了交往，1883‘年被聘用为招商局“总办”。
郑观应在上海始“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香山郑慎余堂待鹤老人嘱书》)，比较清朝和西洋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差异，郑观应忧愤异常，于是有《救时揭要》(1862)、《易言》(1871)和《盛世危言》(1892)的写作和出版。三书的思绪、篇章和题目有延续关系，可以看作是不断修订的同一著作。《盛世危言》出版时，变法高潮将要来临，因而受到维新派的极大欢迎，影响巨大。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不以文章炫世，惟以其国际视野和犀利分析吸引读者。他虽然较少中国古典学术训练，但因为有丰富的“西学”知识，照样受到读者的欢迎。改革家的文章吸引人的地方并不是文章的形式，而是他们的“知洋务”的学识。清末文坛有一场革命：按照新的生活内容，对旧的文学形式实施改良和重组。《盛世危言》有较早的八卷本，有晚出的十四卷本。夏东元《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作了系统的整理。今加以选编，以见其大概。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光绪二年(11876)顺天乡试举人，后以道员身份出使，任日本、英国使馆参赞，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任外交官达二十余年，为清朝少数知晓洋务者之一。黄遵宪的主要作品《日本国志》(1887)，甲午战争以后被国人传诵，并因其变法主张，被南洋大臣张之洞任为江南洋务局总办，署理湖南按察使。戊戌变法后，被清廷列为康党，革职返乡，筑“人境庐”隐居，整理诗文。
黄遵宪和上海的关系，系于“洋务”。出使期间，以招商局为海路中转，公务、交友、游历，都以上海为中心。滞留最久的年份，是1894年任洋务总办后，在上海办理各项外交。随后，和梁鼎芬、张謇、康有为等组织“强学会”(1895)，和德肃、邹殿书、汪康年、梁启超创办《时务报》(1895)，成为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之一。在上海和江南任事的四五年，是黄遵宪一生事业的最高峰。
《人境庐诗草》成书于晚年归隐，但其创作经历则贯穿了几十年的外交生涯。黄遵宪在诗歌中大量引入时事变故和中外交涉内容。主张平白、实际、变古，“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因而被认为是“诗界革命”。1911年，《人境庐诗革》在日本初‘版，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则为学界定本。
李天纲
凡例
前言
冯桂芬
校邠庐抗议
自序
曾文正公复冯宫允书
公黜陟议
汰冗员议
免回避议
厚养廉议
许自陈议
复乡职议
省则例议
易吏胥议
折南漕议
利淮鹾议
改土贡议
罢关征议
节经费议
筹国用议
杜亏空议
复陈诗议
变科举议
改会试议
广取士议
停武试议
减兵额议
严盗课议
制洋器议
善驭夷议
采西学议
重专对议
变捐例议
绘地图议
兴水利议
均赋税议
稽旱潦议
改河道议
重酒酤议
收贫民议
劝树桑议
壹权量议
稽户口议
崇节俭议
复宗法议
重儒官议
跋
郑观应
盛世危言(选编)
道器
学校上
学校下
西学
女教
考试上
考试下
藏书
议院上
议院下
公举
原君
自强论
日报上
日报下
吏治上
吏治下
典礼上
典礼下
游历
公法
通使
禁烟上
禁烟下
传教
贩奴
交涉上
交涉下
条约
入籍
书吏
阉宦
廉俸
限仕
汰冗
革弊
建都
户口
旗籍
教养
训俗
刑法
狱囚
巡捕
罚赎
医道
善举
黄遵宪
人境庐诗草
康有为序
自序
卷一
感怀(三首)
乙丑十一月避乱大埔三河虚(四首)
拔自贼中述所闻(四首)
潮州行
喜闻恪靖伯左公至官军收复嘉应贼尽灭(二首)
乱后归家(四首)
送女弟(三首)
二十初度
游丰湖(三首)
长子履端生
杂感(五首)
哭张心谷士驹(三首)
山歌(九首)
生女
庚午六月重到丰湖志感
游潘园感赋
香港感怀(十首)
寓汕头旅馆感怀寄梁诗五居实
将至潮州又寄诗五
铁汉楼歌
和周朗山琨见赠之作、
寄和周朗山
春夜怀萧兰谷光泰
闻诗五妇病甚
怀诗五
为诗五悼亡作
庚午中秋夜始识罗少珊文仲于矮屋中遂偕诗五共
登明远楼看月少珊有诗作此追和时癸酉孟秋也
羊城感赋(六首)
卷二
寄四弟(二首)
入境庐杂诗(八首)
将应廷试感怀
出门
由轮舟抵天津作
水滨
武清道中作(五首)
早行
慷慨
月夜
代柬寄诗五兰谷并问诸友(四首)
狂歌示胡二晓岑曦
重九日雨独游醉中作
别赖云芝同年鹤年
为萧少尉步青作
乌之珠歌
田横岛
和钟西耘庶常德祥津门感怀诗(八首)
福州大水行同张樵野丈荫桓龚霭人丈易图作
将应顺天试仍用前韵呈霭人樵野丈(四首)
述怀再呈霭人樵野丈(三首)
大狱(四首)
别张简唐思敬并示陈绊尚元焯(二首)
三十初度
将之日本题半身写真寄诸友
又寄内子
卷三
由上海启行至长崎(二首)
西乡星歌
石川鸿斋英偕僧来谒张副使误谓为僧鸿斋作诗
自辩余赋此以解嘲
不忍池晚游诗(十五首)
宫本鸭北以旧题长华园诗索和
樱花歌
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
都踊歌
庚辰四月重野成斋安绎岩谷六一修日下部东作鸣鹤
蒲生纲斋重章冈鹿门千仞诸君子约游后乐园园即源光国旧藩邸感而赋此
送■户玑公使之燕京
大阪
游箱根(四首)
宫本鸭北索题晃山图即用卷中小野湖山诗韵送秋月古香种树归隐日向故封即用其留别诗韵
近世爱国志士歌(十二首)
赤穗四十七义士歌
罢美国留学生感赋
徐晋斋观察寿朋吴翰涛贰尹广霈随使美洲道出日本余饮之金寿楼翰涛即席有诗和韵以赠
流求歌
卷四
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五首)
为佐野雪津常民题觚亭
海行杂感(十四首)
逐客篇
纪事(八首)
冯将军歌
九姓渔船曲
感怀
卷五
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
归过日本志感
舟中骤雨
到香港
到广州
肇庆舟中
将至梧州志痛
游七星岩
夜宿潮州城下
夜泊
远归
乡人以余远归争来询问赋此志感
今夕
春夜招乡人饮
小女
即事
下水船歌
闭关
春暮偶游归饮人境庐
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
遣闷
寒食
夜饮
日本国志书成志感
十月十九日至沪初随何大臣如璋使日本即于是日由上海东渡今十二年矣
由潮州溯流而上驶风舟行甚疾
夜泊高陂其地多竹
卷六
自香港登舟感怀
过安南西贡有感(五首)
锡兰岛卧佛(六首)
温则宫朝会
重雾
伦敦大雾行
在伦敦写真志感
得梁诗五书
今别离(四首)
忆胡晓岑
感事(三首)
寄怀左子兴领事秉隆
送承伯纯厚吏部东归
岁暮怀人诗(三十六首)
春游词
郁郁
登巴黎铁塔
苏彝士河
九月十一夜渡苏彝士河
舟泊波塞是夕大雨盖六月不雨矣
卷七
夜登近海楼
续怀人诗(十六首)
新加坡杂诗(十二首)
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
眼前
寓章园养疴
番客篇
养疴杂诗(十七首)
卷八
悲平壤
东沟行
哀旅顺
哭威海
偕叶损轩大庄夜谈
乙未二月二十七日公祭沈文肃公祠
为同年吴德浦寿其母夫人
马关纪事(五首)
晚渡江
降将军歌
五月十三夜江行望月
台湾行
度辽将军歌
闰月饮集钟山送文芸阁学士廷式假归兼怀陈伯严吏部三立
用写经斋体送叶损轩之申江
立秋日访易实甫顺鼎遂偕游秦淮和实甫作
又和实甫
玄武湖歌和龙松岑继栋
九月初三夜招袁重黎柯巽庵粱节庵王晋卿诸君小饮和节庵韵
上海喜晤陈伯严
题黄佐廷赠尉遗像(三首)
赠梁任父同年(六首)
寄女(三首、)
感怀呈樵野尚书丈即用话别图灵字韵
放歌用前韵
题樵野丈运甓斋话别图
和沈子培同年曾植
游仙词仍用沈乙庵韵
元朱碧山银槎歌
为何翔高兵部藻翔题象山图(四首)
酬曾重伯编修(二首)
上黄鹤楼
上岳阳楼
长沙吊贾谊宅
书愤(五首)
支离
卷九
纪事
放归
九月朔日启程由上海归舟中作
到家
感事(八首)
书联足句
寒夜独坐卧虹榭
小饮息亭醉后作
仰天
雁
酬刘子岩同年瑛
己亥杂诗(八十九首)
己亥续怀人诗(二十四首)
腊月二十四日诏立皇嗣感赋(四首)
卷十
庚子元旦(二首)
杜鹃
初闻京师义和团事感赋(三首)
寄怀丘仲阏逢甲
感事又寄丘仲阏(二首)
述闻(八首)
七月十五夜暑甚看月达晓
南汉修慧寺千佛塔歌
五禽言(五首)
再述(五首)
七月二十一日外国联军入犯京师
闻车驾西狩感赋
有以守社稷为言者口号示之
中秋夜月
读七月廿五日行在所发罪己诏书泣赋
谕剿义和团感赋
闻驻跸太原
闻车驾又幸西安
久旱雨霁丘仲阏过访饮人境庐仲阏有诗兼慨近事依韵和之(二首)
再用前韵酬仲阏(二首)
三用前韵(二首)
四用前韵(二首)
五用前韵(二首)
六用前韵(二首)
七用前韵(二首)
八用前韵(二首)
天津纪乱(十二首)
京乱补述(六首)
京师
三哀诗(三首)
和平里行和丘仲阏
卷十一
聂将军歌
夜起
群公(四首)
奉谕改于八月廿四日回銮感赋
和议成志感
启銮喜赋
车驾驻开封府
李肃毅侯挽诗(四首)
寄题陈氏崎庐(二首)
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三首)
编后记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人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本书为《冯桂芬 郑观应 黄遵宪卷》。
“时文”以内容取胜，其中的知识、见解和理念，大多闻所未闻。“时文”大多要靠书局刊刻，杂志登载，或者报纸发行，这些都要借诸上海的新式出版业。同光之际的“时文家”，需要有开阔西方文化视野，深刻的中国社会洞见，这些都离不开通商口岸地区的“洋务”实践，因而其主要策源地，就是当时的“洋务”中心——上海。中外通商以来，从上海发出的文字，流传全国，风靡学界，此是肇端。这一类型的“洋务”言论，和上海关系较为密切的，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马建忠的《适可斋纪言》、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以及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