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建筑应该怎么建？帝企鹅会在温暖中灭绝吗？地球被调成“震动状态”了吗？渤海海峡、琼州海峡能建海底隧道吗？石墨烯绐纳米技术带来了怎样的革命？虛弱的地球磁场能肩负起抗击强烈太阳风暴的重任吗？权威专家带您倾听科技的巨响，看清时代的走向，感受变革的力量！

《行走在科技前沿(49位权威专家访谈录)》——一本书将您带入人类未来发展的客观世界！本书由刘洪宇著。

他们，用科学与智慧诠释时代变革的巨响；他，用思想与键盘呈现世纪涌动的强音；记者与科学家携手打造科普精品！

《行走在科技前沿(49位权威专家访谈录)》通过访谈的形式对当前尖端科技、重大工程、自然环境、社会发展的焦点问题进行了重点、深入的解读和介绍这些关乎国家未来发展和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意义重大，可以说，每篇中所涉及的课题都完全可以写成一本书，但对公众来说，让他们去读40多本书来了解这些领域显然不现实，那么这本书深入浅出、通俗化的讲解，将带您进入人类未来走向和命运的客观世界。

这本《行走在科技前沿(49位权威专家访谈录)》，不仅是面向公众传播科学技术.而且也是向科学界、媒体界、科普界展示和推介一种有效的科普模式：“科媒”合作模式。本书由刘洪宇著。

社会篇

 城市建筑，现代还是民族？

 ——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李道增院士

 卫星城，你愿意去住吗？

 ——访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柴彦威

 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密码”

 ——访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副所长吴唯佳

 大运河：穿越千年的重生

 ——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张廷皓

 碰撞与交融

 ——沈阳体育学院教授曹继红谈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

 科学变革向中医境界回归

 ——访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傅景华

 网络时代的公民良知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大椿谈网络伦理

 大学，迈向世界一流的脚步

 ——访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刘宝存

 心灵的赡养

 ——访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娟

 美精子银行深陷“质量门”

 ——访遗传学专家韩维田、法学专家石东风

工程篇

 穿越海底的来来往往

 ——访北京交通大学王梦恕院士

 世界第一跨海大桥：中国造

 ——访杭州湾大桥建设指挥者金建明、林国雄

 中国“天眼”欲搜外星人

 ——访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教授南仁东

 鸟巢，为奥运安家

 ——访国家体育场建设负责人袁泉

 给二氧化碳在地下安个家

 ——访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金涌院士

 天然气PK石油，谁挑大梁？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戴金星

 微藻，下一个能源巨人

 ——访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教授杨明德

 不尽电能海上来

 ——访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徐建平

 加氢不加油

 ——访大连海事大学材料学专家孙俊才、李嵩

 十年后我们用“超导电”

 ——访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研究员林良真、肖立业

 21世纪，我们住“竹房”

 ——访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正

技术篇

 掌控那瞬间爆发的威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冯叔瑜谈当代工程爆破

 石墨烯，纳米再革命

 ——访南开大学化工学院教授陈永胜

 量子计算机可模拟宇宙演化

 ——访中国科技大学郭光灿院士

 物物“智慧”相联

 ——访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于戈

 “虚拟人类”呼之欲出

 ——访北京科技大学信息学院教授王志良

 艾滋疫苗：修成正果还需多少年？

 ——访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林琦

 人造血液，可以了吗？

 ——访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苏志国

 毫厘之间的生命解码

 ——访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专家邢婉丽、李泽

 干细胞体外“造人”，圆人类长生梦？

 ——访中央民族大学传统医学研究院教授徐斯凡

 鬼斧神工“蚊子腿”

 ——访大连理工大学教授、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副部长吴承伟

 暴露于“蜜蜂眼”之下

 ——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流体力学研究所教授孙茂

 太阳帆展翅深空游加速

 ——访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王伟志

自然篇

 地球转入强震期

 ——访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杨学祥

 太阳“打喷嚏”，地球能挺住？

 ——访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林元章

 地球磁极面临反转？

 ——访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杨学祥

 火山喷发，地球喊冷？

 ——访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刘嘉麒院士

 病原体向高纬度进发

 ——访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金良

 帝企鹅可能在温暖中灭绝

 ——访中国科技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博士后黄涛

 气候冷暖粮食增减

 ——访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馥棠

 当重金属在土壤中深度潜伏

 ——访南开大学教授、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周启星

 太空垃圾谁清扫

 ——访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刘静

 要不得的“新大洲”

 ——访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研究所研究员王菊英

 阻击盐尘暴

 ——访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吉力力？阿不都外力

 “威尼斯”最好只有一个

 ——访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程晓陶

记者：既然对中心城区依靠少了，独立性强了，是否还能算“卫星”城？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出现的是新城的概念，与卫星城有何区别？

专家：独立性越来越强的卫星城确实和最初的卫星城有所不同，并且在实践中人们发现，发展这种具有一定规模的功能相对独立和完善的卫星城镇是控制大城市盲目扩张更为理想的选择，所以政府及规划部门干脆把疏散老城区人口的任务放在这类“新城”的规划和建设上，这也是卫星城近年来在理论界受到一定冷落的原因。

记者：新城“新”在哪里？

专家：所谓“新城”是相对于老城、旧城来说的，与传统卫星城的重要区别就是其建设的标准为城市功能齐全，环境良好，对原来中心城区更少依赖，甚至成为副中心或新的中心城区，采用先进的交通系统与母城取得便捷联系。这样的新城区自然会有足够的吸引力让老城区居民或打算涌人城市的外来人口来安居落户，从而达到疏散老城区和截流外来人口的目的。“新城”可以看作是卫星城建设不断发展的产物，实质是直接建设远距离的独立城区。当然，新城的建设并不排斥卫星城建设，因为各个城市的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同一级别的城市又有着各自独特的地理条件，卫星城建设仍然是防止城市膨胀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城市近郊化阶段发展的重要模式之一。

记者：您刚才提到我国前些年的卫星城发展更多是由于产业转移或旧城改造而形成的被动的转移，那么，作为大都市居民或来自农村准备在城市发展的人，不在市中心住而选择到郊区去住，是什么力量或者说因素令他们做出这种选择，而且如何能把这种被动转化为自觉、主动地选择落户卫星城的行动？

专家：这种主动、自觉的选择确实关键，往往反映了城市的发展程度及包括卫星城在内的整个城市规划布局是否合理。政府规划了一个卫星城或新城，没人去或去的人不多，就说明这个卫星城没有足够吸引人的生活条件。只有各项设施达到人们的预期，卫星城才会成功地发挥作用。这些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包括卫星城和中心城之间畅达的交通条件、低位的住宅价格、优良的生态环境、产业转移形成的就业机会、教育和医疗得到较高水平的保障，等等。这几个因素可以说是必要因素，任何一项的缺失都会降低“被选择”的几率。

记者：那么，在建设初期老百姓如何作出预测和判断呢？

专家：此时政府的规划和规划的落实就显得尤其重要。无论卫星城或新城建设，都是为了让人们生活质量提高，更加和谐地生活。

“零距离”换乘、就业与居住的平衡，让卫星城自成中心

记者：在您上面提到的这几个要素中，许多人认为交通因素最为重要，因为往往很难做到在卫星城内既就业又居住，特别是在建设初期，在中国私有汽车还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如果每天上下班要有2个多小时花费在路上的话，即使有低价、宽敞的住宅，很多人也会认为得不偿失，那么发展什么样的交通最为合适，国外在这方面是否有好的经验？

专家：交通是城市扩展的关键，特别是地铁、轻轨等直接影响扩展的规模。在发达国家，即使私有汽车拥有率很高，母城与各新城、卫星城之间也会建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轨道交通等多种交通方式。比如新加坡，其人口有大约一半住在离铁路站1公里的范围内，而地铁几乎遍布全国，而对于没有住在铁路站步行距离内的人口，在铁路站周围又有专门的公共汽车通往四面八方，这就使得新加坡74％的居民通过公共交通线路去上班。

记者：交通成了“生命线”！

专家：是的，城际交通最理想的发展方式就是实现“零距离”换乘。比如香港最新的一个卫星城——将军岙，在地铁出站口是一个大的“交换中心”，可与其他交通设施实现零换乘。同时在这个地铁口上面修建了一组高密度、多样化的建筑群体，许多商店和服务设施包括新城图书馆都集中在这个换乘点上，文化、商业、花园、休憩空间多位一体！该换乘点提供了该新城全部就业65％的岗位，带动了整个新城的居住和就业平衡。相反，香港的元朗新城建设20多年，还没有达到原规划确定的人口规模，主要是与中心城的连接交通有问题。

记者：目前我国城市扩张总体上处于一个什么状况？出现大量的“住在卫星城的人不在卫星城上班，在卫星城上班的人不住在卫星城”的现象是否正常？

专家：应该说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时间并不长，除北京、上海等几个特大城市外，许多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还多是以市中心为原点聚集的“链式向心”式发展。90年代开始，农村劳动力从全国各地直接涌向大城市，一些城市如省会和较大的地级城市出现了“离心”式发展，即向郊区扩散，卫星城就成为扩散的主要形式，而此时的卫星城也是较初级的，即前面提到的较单一地承担中心城市的一项或几项功能，如形成了工业卫星城、高科技园区卫星城、教育(大学)卫星城、资源卫星城、旅游卫星城及纯居住区的卧城，而且多建在近郊。这些卫星城的出现是符合一定阶段的城市发展规律的，由于功能较单一，对母城的依赖性较强，每天出现大量的与母城之间的人口流动也是正常的。但这种就业与居住不平衡状况必须要通过卫星城的持续发展得到解决，即完善各项基础功能，增强独立性，增加就业机会，逐渐减少流动性，使中心城区的压力得到有效缓解。

记者：国外卫星城建设应该说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目前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在发展中有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专家：国际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都说明，坚持大城市的“多中心”发展原则，努力使原来有着单一个性的卫星城发展成为独立性强的新城或城市中心之一，让满足人们生活的各项设施均得到充分的发展，特别是就业和居住的均衡发展及教育、医疗的充分保障。凡是按照这一思路去做的，卫星城都取得了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疏散大城市人口、解决“大城市病”的目的。

记者：请给我们举些例子说说。

专家：好的例子如英国和法国。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在离伦敦市中心50公里的半径内建设了8座卫星城，又称伦敦圈新城。六七十年代，又努力改变40年代城市规划中“大伦敦同心圆”封闭式的布局模式，在更大地域范围内寻求均衡发展问题。法国巴黎1956年提出在城市建设区边缘建设卫星城的规划。1960年，提出了将中心多极化作为分散巴黎地区人口和工业活动的手段。两国随后建设的新城具有完善的文化生活服务设施和就业机会，行政管理、文化、商业、娱乐、通讯等设施被安排在了新的中心区，使得新城居民在工作、生活和文化娱乐方面享有与巴黎老城同等的水平，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新加坡的卫星城和新城建设也是比较成功的。

但是日本东京的卫星城建设并不十分成功，大城市病未得到根本解决。多摩、港北等大规模的新城中，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大的“卧城”，而且目前基本已与中心城市连成一片。这样，本来用于疏散中心城区功能、理论上相对独立的新城，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了中心城区的一部分，加剧了城市扩张的进程，更增加了城市中心区的压力。P12-15

在当代社会，科学家用纳税人的钱，从事科技创新，因而有责任有义务面向公众从事科学普及和传播活动。在我国，在认识上，科学普及被提高到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地位；科学普及被认为是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然而，在现实中，科学家从事科普活动的状况并不乐观。我们有一个概括：科学家做科普，未见行动的是绝大多数，动起来是少数，科普积极分子是个别现象。据我们的调查，很多科学家对做科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力”也包括不具有从事科普工作所必需的一些能力。

一个好的科普作品，需要做到深入浅出。许多从事科普写作的人士都有这样的体会：深入不易，浅出更难。通常科学家做科普，能够做到“深入”，但却很难做到“浅出”。而媒体记者做科普，能够做到“浅出”，但很难做到“深入”。如何实现科学家和媒体记者的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创作出好的科普作品来？一个有效的途径是科学家和媒体记者携起手来，从事科学普及和科学传播活动。科学界一媒体界合作科普模式(简称“科一媒”合作模式)，是一种正在兴起的科普“最佳实践”形式。

《辽宁日报》记者刘洪宇先生，多年来积极主动地探索“科一媒”合作科学普及模式。他通过大量阅览，发现影响时代走向、公众关注的重大科技社会热点问题，如城市、气候变化、地震、新能源、重大工程、信息科学、仿生等，并找到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教授学者，作为一名公众的使者、一名求知者，聆听专家的声音、与他们访谈，然后发挥他善长的文字功夫，撰写了大量深人浅出、通俗易懂的科普文章。这些科普文章曾经在《辽宁日报》上发表，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

现在，刘洪宇先生精选出若干科普文章，结集出版，可喜可贺！

我想，这本科普书，不仅是面向公众传播科技知识，而且也传播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认识；这本科普书也不仅是面向公众传播科学技术，而且也是向科学界、媒体界、科普界展示和推介一种有效的科普模式：“科一媒”合作科普模式。

(刘立，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