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男，笔名萧通、久远、叶杨、叶艇。汉族，1940年8月30日生，一级作家、教授、科普文艺作家、报告文学作家。浙江温州人，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以儿童文学、科幻、科普文学及纪实文学为主要创作内容，曾任中国科学协会委员、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常务理事、世界科幻小说协会理事。

《大盖帽下警惕的眼睛》是以公安题材为纪实文学的选集，内容包括《公安部长王芳话沧桑》、《智审敌顽》、《千里追“肥熊”》、《监狱目击记》等。

《大盖帽下警惕的眼睛》由叶永列编著。

《大盖帽下警惕的眼睛》是作者公安题材的纪实文学选集，内容包括对前任公安部部长王芳的长篇访谈，对上海等各地监狱采访，一些重要案件的侦破纪实，曾经蒙受铁窗之灾的冤假错案的半反。内容翔实，可读性强。

公安部长王芳话沧桑

　形形色色的王芳

　毛泽东笑谈王芳

　毛泽东的“大警卫员”

　毛泽东生日那天

　把杭州称为“第二故乡”

　阅历丰富的历史老人

智审敌顽

　美国间谍心悦诚服

　惊心动魄斗敌顽

　从武将到儒将

　虑事如水银泻地

　军阀家庭的叛逆者

千里追“肥熊”

　乔装打扮定计智取

　捕“熊”行动开始了！

　逮“肥熊”端“熊窝”

“满洲国”的亡灵

　他，不惜挖掉左眼

　赵家神秘的地下室

　送给“末代皇帝”的炸弹

　赵欣伯秘史

　宦海浮沉

　灰飞烟灭

　“满洲帝国”的亡灵还在徘徊

　廖承志过问此案

　新编《天方夜谭》

　狡诈的假女婿

　赵碧琰在法庭上茫然失措

　真的假不了

　赵宗阳出师告捷

　“百万富妪”现况

监狱目击记

　铁窗内景素描

　监狱长一席谈

　死缓犯走向新生

　挽救钱迷心窍的赌徒

　医治研究生的畸形灵魂

　女大学生迷途知返

　走访帮派头目徐景贤

　伪“首都警察厅长”现状

　国民党中委、将领的今日

　青海监狱见闻

　访北京少教所

大盖帽下警惕的眼睛

　中蒙边境那警惕的眼睛：使克格勃落网

　中缅边境那警惕的眼睛：识破贩毒走私花招

　中苏边境那“沉默的朋友”：擅长搜索、追踪、捕敌

　云南监狱门口那警惕的眼睛：时刻提防越狱的罪犯

“黑蝙蝠”悲歌

　悲凉的《“黑蝙蝠”中队》

　“西方公司”·“黑蝙蝠”·“黑猫”

　我关注“黑蝙蝠”的命运

　“黑蝙蝠”机毁人亡的惨剧

　“猫头鹰”击落“黑蝙蝠”

　未亡人的“寻夫之旅”

　愿海峡两岸化干戈为玉帛

“基督山”案件始末

　斯人去矣魂归江南

　“基督山”怒斥林彪、叶群

　密令侦查“基督山”

　夫妻双双陷囹圄

　惊动父亲地下英魂

　模范母亲死于冤狱

　延安结良缘秦城长相思

　老二无端蒙尘长门遥隔棠棣

　株连老三老四千里押送秦城

　一片鹊嘈满院霞囚人今日喜归家

　依旧烈马性子直肠子

阿桂的非常经历

　一生只做过保姆和保育员

　走访蓝小姐旧居

　她充当劝架人、调解者

　蓝小姐终于远走高飞

　蓝小姐曾经待她不错

　“旗手”下令诱捕她

　她被骗上了专机

　背上“特务”恶名

　令人发指的无端迫害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炽炭与寒冰同在

斯人独憔悴

　荒山上冒出四座新坟

　未亡人挥泪话当年

　囚号“1416”代替了名字

　周总理打来长途电话

　三十年前黑影闯入王宅

　邹韬奋笔下的王造时

　王博士怒斥审判长

　宋庆龄、爱因斯坦声援“七君子”

　五四运动的小闯将

　从“摇篮亲”到伉俪留美

　质问“当权的国民党”

　提倡“魏征精神”

　《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的真相

　周恩来总理的知遇之恩

　成了“检讨”等身的博士

　不幸的家庭满目凄凉

　虹口公园结良缘

　红卫兵进驻王宅

　君子兰永存清香

　附：《斯人独憔悴》采访手记

傅雷之死

　夫妇同亡千古奇冤

　寡母孤儿艰难人世

　刚柔相济伉俪互助

　译界巨匠一字不苟

　一身傲骨不屈不挠

　苦风凄雨孤芳自爱

　视死如归坦坦荡荡

　尾声

离人泪

　苦老头·孤老头·倔老头

　在胡耀邦的关心下

　舍生忘死的地下党员

　患难夫妻

　愿“离人泪”变为“合家欢”

　《离人泪》补记

“活化石”林希翎

　在美国采访林希翎

　“带刺的玫瑰花”

　15年铁窗生涯

　胡耀邦作了三次批示

九死一生献国策

　“反革命”万言书存入革命博物馆

　振聋发聩、力透纸背的《献国策》

　如今他是厂长，有着幸福的小家庭

　年纪轻轻的他便遭厄运

　在困难当头的日子里他忧国忧民

　为了《献国策》，他真的被打入地狱

　一封平反电报轰动了发报局和收报局

　一位姑娘敬佩他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求爱信

　春寒料峭使李天德再度陷入困境

　李天德双喜临门

公安部长王芳话沧桑

形形色色的王芳

在2003年7月，先是叶辛给我来电话，转告浙江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黄亚洲的意见，询问我能否帮助王芳整理回忆录？我当即答应了。不久，黄亚洲给我来电，又一次询问是否愿意接受《王芳回忆录》写作任务？我也当即答应了。

王芳，曾经是我的老家——温州的地委书记，后来成为公安部部长。我大致知道他的传奇经历，所以就一口答应为他整理回忆录。

2003年10月30日，我前往杭州，与王芳的三位老秘书黄荣波、夏仲烈、张德中见面，了解《王芳回忆录》进展情况。翌日，与王芳见面。此后，多次前往杭州，采访王芳。

在采访王芳之前，按照我的工作习惯，总是要在网上查阅一下被采访者的有关资料。然而，当我输入“王芳”二字之后，令我非常惊讶，出现了许许多多同名同姓的王芳，而且都是女性！

终于，在一大堆群芳争艳的“王芳”之中，我见到了1997年9月14日《人民日报》所载记者张严关于王芳的一篇报道，题为《国泰民安是我的心愿——访中共十五大特邀代表王芳》：

有六十年党龄，参加过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的王芳同志，谈起党的十五大，满怀激情：“这是一次跨世纪的盛会，我作为特邀代表，能和其他代表一道讨论党和国家的大事，感到很高兴。”

半辈子工作在公安战线的王老，1993年从国务委员、公安部长职位上退下来以后，继续把余热献给党和国家的政法工作，担任了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会长。

王老说：“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社会正气，鼓励见义勇为，首先要解决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绝不能让他们‘光荣一阵子，痛苦一辈子’。”几年来，王老先后到浙江、广东、武汉、重庆等地走访慰问见义勇为者的家属，并与当地政府联系，帮助解决见义勇为者的子女上学、就业等问题，还筹集见义勇为基金四千多万元。

王老寄语全国公安战线广大干警：“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领全国人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公安战线上的同志责任重大，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以适应党和人民的要求。作为一名老‘公安’、老党员，国泰民安是我最大的心愿！”  这位曾经担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长”的王芳，才是我要采访的王芳。

毛泽东笑谈王芳

2003年金秋时节，在杭州风光绮丽的西子湖畔，我访问了八十有三的王芳。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典型的山东大汉！他穿一件夹克衫，威严地坐在沙发上。他的灰白头发朝后梳着，天庭开阔，看上去有几分像毛泽东。虽然左耳听觉有点迟钝，但是目光犀利，炯炯有神。他的左前额有一块明显的“L”形刀疤，是他当年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留下的难忘烙印。

采访王芳，仿佛在听一位历史老人讲述精彩无比的故事。数十年从事公安工作以及隐蔽战线工作，他除了接受公务性的采访之外，几乎从不谈及自己的身世、生平和工作。直到进入晚年，在公安部以及有关部门的力劝之下，他这才同意回顾往事，给人民留下一笔精神财富。我发觉，他的记忆力极好，而且善于讲述，尤其是能够回忆丰富的细节，可以说是极为难得的采访对象。他一旦开口，仿佛启开一瓶陈年佳酿，氤氲满室。

我的采访，就从他名字说起——他这么个彪形大汉，跟女性化的名字王芳实在反差太大……

他出生于山东新泰县一个多子女的农家，“春”字辈，本名王春芳。这“芳”是因为他排行最小，父母宠爱，所以取了女性化的名字。参加革命之后，他去掉春字，便叫“王芳”。

王芳说起关于他的名字的趣闻：

在1953年底，毛泽东主席来到杭州。当时，王芳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负责毛泽东在杭州的保卫工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陪同毛泽东一道来杭州。

饭后闲聊，罗瑞卿说：“王芳，认识你的人，知道你是山东大汉；不认识的，以为你是女同志呢！你这名字能不能改一改，把草头去掉，变成‘王方’？”

王芳当即说：“我改名字，要报中央组织部批准才行。”

这时，毛泽东说道：“不行，我不同意你改名字。”毛泽东这话，使罗瑞卿感到惊讶。

毛泽东问王芳道：“你是山东人，你们山东的绿化搞得怎么样啦？”

王芳感到奇怪，毛泽东怎么问起山东的绿化来了？回答说：“刚刚起步。”

毛泽东笑道：“这就是说，你头上的那点‘草’，不能去掉！山东的绿化那么差，到处是荒山秃岭，好多山上不长树，就连草也不长，所以你头上的‘草’不能去掉。等到山东的绿化搞好了，你再改名字。在山东的绿化没有搞好之前，‘草’字头改不得！”

毛泽东幽默的话语，引得大家大笑。就这样，王芳的名字也就没有改。

1955年，王芳陪同毛泽东去莫干山。莫干山在浙江省德清县西北。相传在春秋吴国时在此铸“莫邪”“干将”两剑，故名“莫干山”。那天，毛泽东兴致很高，上午乘车上山，中午在山上休息，下午下山。

毛泽东看到莫干山上郁郁葱葱，树茂草盛，又记起王芳的名字。他对王芳说：“等到山东的绿化达到莫干山这样的水平，你头上的‘草’才可以去掉！”

毛泽东的“大警卫员"

毛泽东那天游莫干山兴致很高，哼成《七绝·莫干山》一首：

翻身复进七人房，

回首峰峦入莽苍。

四十八盘才走过，

风驰又已到钱塘。

毛泽东所说的“七人房”，是指当时他所乘坐的轿车可以坐七个人。“四十八盘”，泛指多弯的盘山道。“钱塘”，即钱塘县，则是杭州的旧称，因钱塘江而得名。

知道我从上海来，王芳叹道：“在上海，我的熟人现在所剩无几了！”

王芳这话，充满历史的沧桑感：“哦，柯庆施，潘汉年，黄赤波，梁国斌……都不在了！”P1-3

人们常用“日月如梭”、“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形容人生的短暂，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往往没有这样的感觉。昨日还被称为“青年作家”、“文坛新秀”的我，忽然接到上海作家协会电话，说是要为我庆贺70岁生日，使我猛然间感到岁月飞逝，连我也进入“古稀”之列。

也就在这个时候，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许久文先生一行专程从长沙飞来上海，跟我商谈出版《叶永烈文集》事宜。我与湖南人民出版社原本并无太多交往，只在1980年11月由该社出版过《碧岛谍影》一书(后来被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此后就没有联系。他们要出版我的文集，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他们是有备而来，他们“跟踪”我多年，读了我大量的作品，所以决定出版我的文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诚意，很使我感动。我当即表示非常欢迎。我希望能够借助出版文集，回顾自己的60年创作历程(我在11岁时开始发表第一篇作品)；同时也趁出版文集之际，对作品进行全面的整理、修改、补充，以更好的质量、更新的面貌奉献给广大读者。

不过，我也如实、坦率相告，由于我的文集总字数多，卷帙浩繁，出版不易。

记得，在199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5卷本《叶永烈自选集》之后，曾经有两家出版社打算出版我的文集，都半途而废：

先是人民日报出版社在1999年推出《叶永烈文集》，共50卷，1700万字，我已经全部交稿，但是在出版了13卷之后，没有出下去；

2000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接了过去，把人民日报出版社尚未出完的《叶永烈文集》继续出下去，出了15卷，最后仍是半途而废，未能出下去。

在此后的10年之中，我又创作了许多新作。我虽然并不清楚作品的精确的总字数，但是超过2000万字、60卷是无疑的。事不过三。我希望第三次出版《叶永烈文集》，不再虎头蛇尾，能够有始有终，出全出好。

我的作品数量众多，无非是出于五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出道早”。我在19岁就写出第一本书，20岁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十万个为什么》迄今的总印数达到2．1亿册。《小灵通漫游未来》印了300多万册。经我授权、取名于《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小灵通”手机用户也达到一亿。所以有朋友笑称，我在二十一二岁的时候，就成为“三亿”精神富翁。

二是我从事专业创作早。1979年1月及3月，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关心我的创作情况，作了两次批示，这样我在1980年离开了工作繁重的导演岗位，调往上海市科协担任挂名的常委，实际上是从事专业创作o 1987年，我调往上海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直至2000年退休。我退休之后，毫无退休之感，仍像担任专业作家那样埋头于创作，所以我前后有30年时间从事专业创作。

三是我用电脑写作早。我是中国作家中第一批“换笔”的作家之一，在1992年就开始用电脑写作。电脑大大提高了写作效率，减轻了写作的劳动强度。其实，我在用笔写作时，也大都是一次成稿，即便是给《人民文学》、《收获》杂志写的小说，也是一稿完成。在用电脑写作之后，如虎添翼，我的写作速度就更快了。

四是我的“拼命三郎”脾气。从事专业创作之后，30年来我过着“5+2”、“白+黑”的生活。所谓“5+2”，即除了每周5个工作日之外，周六、周日我也都在写作。所谓“白+黑”，即白天加夜晚。我习惯于早上6：30起床，开始工作。在晚上，除了看电视新闻之外，我差不多都在写作中度过。一年到头，我除了出差、采访、旅游之外，“全天候”写作。

五是家庭和睦，妻子支持。妻“承包”了全部家务．，使我能够全力以赴从事写作，无后顾之忧。妻还是我的作品的第一读者，第一评论者，也是一位仔仔细细的校对者。她常帮助我把一些资料、引文输入电脑，或者把1992年之前手写的作品输入电脑。

令我扼腕而叹的是，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直至1978年，前后整整15年，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五七干校”所浪费。这恰恰是我从23岁到38岁的年富力强的人生黄金时期。如果那15年用于专业创作，岂止可以多写1000万字。这是最大的时间的浪费，生命的浪费。更何况那无休无止的澎湃在中国大地的极“左”思潮，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以致后来不得不花费很多精力去拨乱反正，这才终于走上真理的轨道。

我视创作为生命，把作品看做是“凝固的时间”。笔写来的，斧头也砍不掉。自从11岁发表第一篇作品以来，我一辈子可以说是“从一而终”，只从事一项事业，即文学创作。

其实，有两个时期，我完全可以不写作：

一是“文革”时期，出书时除了送50本样书之外，没有一分钱稿费。在那样的岁月，我白天在农村下地劳动，或者在电影厂里做“煤渣砖”、挖防空洞，夜晚像做“地下工作”一般悄悄写作，居然也出版了10本科普、童话等“远离政治”的书，还写好一大批书稿，压在我的抽屉或者出版社编辑的抽屉里，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的作品如同喷泉涌出，在1978年我一度创造了“月出一书”的记录。

二是现在，我的两个儿子都事业有成，我自已也拥有一批知识产权，很多人都劝我不必写了，含饴弄孙，坐享清福。我却依然不停地写作。我先后12次应邀出席全国书市，还多次出席北京书市、上海书市、羊城书市，就是因为我不断推出有影响的新著，出版社借助于书市“造势”，举行新书首发式或者签名售书。

在中国作家之中，我是很另类的一个。我的作品除了数量多之外，而且体裁多样。我是一个写作兴趣非常广泛的人，早年写诗，后来写过小说、散文、童话、寓言、电影剧本、杂文、评论以至相声、快板、歌词，最后定位在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的纪实文学。

我是中国作家之中不多的出身理工科的作家之一。我在北京大学读了6年化学本科，毕业之后却“背叛”了化学，从事电影、文学创作。正因为我有着理科背景，所以早年写了《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等科普、科幻作品；此后转向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创作，进行“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的采访，写下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150万字的“红色三部曲”，写下关于1957年全景式的纪实长篇《反右派始末》，写下182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写下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实长篇《邓小平改变中国》等等；随着我的两个儿子分别在台湾、美国安家，我5次去台湾，7次去美国，并开始世界性的漫游，足迹遍及五大洲，拍摄了十几万张照片，写下二十来本图文并茂的“行走文学”作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记述异域风情，’诸如《美国自由行》、《星条旗下的生活》、《樱花下的日本》、《真实的朝鲜》、《欧洲自由行》、《澳大利亚自由行》、《一半沙漠一半海——埃及和迪拜》以及《大陆脚游台湾》、《台湾那些事儿》等等。其中在美国“91l事件”爆发时赶往纽约所写的长篇《受伤的美国》以及苏联解体10周年时访问俄罗斯、乌克兰所写的长篇(行走俄罗斯》，则已经超出“行走文学”的范围，成为国际重大事件的纪实文学。科普、科幻作品，纪实文学，行走文学，形成了我的作品的三大版块。

我母亲说我属“劳碌命”，还说我是吃“英雄饭”的。大约命中注定，我要劳碌一辈子。这一回我应湖南人民出版社之约，着手整理、修改我的2000多万字的作品，分卷、分批出版，这无疑是一顿“英雄”才能吃下的硬“饭”，我又要“劳碌”一阵子。我的体质向来不错，常以病历卡保持空白纪录而逞“英雄”。然而2008年秋日的一场突然袭来的大病差一点给我的生命画上句号。我是写好遗嘱上手术台的。由于大夫的精心治疗，我算是从手术房里捡回一条命。经过这次与死神搏斗，我倍感时间的宝贵、生命的有限。2009年我以近乎“疯狂”的速度“抢点运行”，出了十几本书，又一次创造“月出一书”的纪录。我还日夜兼程赶写了42万字的长篇新著《钱学森》，在“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院士去世之后一个月发行全国。

2010年1月底，我接到医院统计员的电话，她一再问，接电话的是不是叶永烈本人，我告诉她我刚从迪拜、埃及归来，听得出电话那头传来吃惊的声音。我在出院之后已经第二次接到这样的电话，明白这是在“跟踪”统计手术后的“存活率”。我不在乎我能“存活”多少年，但是我很在乎我能写作多少年。写作着是美丽的，写作的人生是灿烂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如今的我，一切正常，照样出国，照样采访，照样写作，只是多了一种强烈的时间紧迫感。我希望在完成《叶永烈文集》的整理工作之后，能够全力以赴写出几部长篇新著。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出版的《叶永烈文集》，只收入我在中国内地能够出版的著作。我还有一部分在香港、台湾出版的著作以及已经完成的《“风波”三部曲》(即150万字的《出没风波里》、《现在可以说了》、《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后两部长篇，尚不能收入。

还要说明的是，我从各地书摊上买到近50种署名叶永烈著的伪作，诸如“赖昌星黑色三部曲”之类，还有以《叶永烈文集》名义出版的《毛泽东与邓小平》、《毛泽东与林彪》、《毛泽东与周恩来》、《毛泽东与刘少奇》等等，皆非我所著，自然也不能收入《叶永烈文集》。

叶永烈

2010年4月18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