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杜强编著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写的是一所中国大学，而我是个美国作者，1998年付梓时自然是英文版。2007年，饶佳荣先生把他的译稿发给我，三年后，该译稿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今年夏天，北京的九州出版社跟译者联系，表示愿意出版简体中文版。

易杜强编著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由美国的易社强教授倾二十年之力写就，视角独树一帜。何炳棣先生称赞其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主体共有四部分，并有导言和结语。生动叙述了联大到昆明之前的经历，勾画了联大与云南社会以及当时政府之间的关系，对西南联大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精神渊源进行探讨，淋漓尽致地描摹了联大教师的风采，详细生动地再现了联大在昆明时期的生活。史料扎实，分析精湛，人物跃然纸上。该书的出版，势必会令广大读者注目与着迷。

简体版序言

序言

凡例

导言

第一部分 爱国者的长途跋涉

 第一章 从北平到长沙

 第二章 联大的长征

 第三章 蒙自的魅力

第二部分 交互影响

 第四章 洪大与云南人

 第五章 重庆与昆明

 第六章 联大的学风

第三部分 谆谆教诲济济良师

 第七章 文学院

 第八章 法商学院

 第九章 战争与学术

 第十章 理学院

 第十一章 工学院

 第十二章 师范学院

第四部分 联大八年

 第十三章 希望的岁月：1938—1941年

 第十四章 坚忍的岁月：1941—1943年

 第十五章 考验的岁月：1943—1945年

 第十六章 完成使命：1945—1946年

结语

访谈清单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1937年7月8日子夜时分，北平古城墙外，西北五英里处，秀美的清华

园，和风拂面，郁振镛和几个同学正在欣赏荷塘月色。这时，从西边传来阵阵枪炮声。他们以为这是宋哲元的部队在郊外进行作战演习。宋哲元是当地军事指挥官，曾经在日本的压力下举棋不定，但是，在北平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的刺激下，他似乎坚定了抗战的意志。这枪声即使不是演习，也令人感到宽慰。

吴大猷不曾注意到稀稀疏疏的机关枪声，翌日清晨仍准备和饶毓泰、郑华炽、樊际昌三位老朋友去西山野炊。吴大猷是国立北京大学年轻的物理学教授，而当时的北大在北平城内。饶毓泰是吴在南开时的老师，时任北大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郑华炽是比吴高一届的学长，现在同处一系共事；樊际昌是北大的教务长。四人都是三十多岁，都在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任教，正走向各自事业的巅峰。他们带着西瓜消暑，愉快地开始一天的远行。

北平师生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度过的这几个钟头具有转折性的历史意义，这并不奇怪。现在我们知道，宛平卢沟桥附近的枪声标志着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开始，但对北平市民而言，7月7—8日夜里的枪声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自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以来，日本就在该地区驻军。而在事变爆发约半年前的一天，日军在北平的大街上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阅兵仪式。敌人的坦克来了又去，印有旭日标志的战机在城市上空轰鸣，却没有置人于死地的意思。就这样，沉稳老练的北平市民，很可能忽视了城外十几英里处的枪声。

断断续续的，战斗持续了好几天。吴大猷的朋友试图到天津去，却发现火车停开了，这会儿吴大猷却不慌不忙，他们便催促他一有条件就马上离开。吴大猷派用人去购买前往天津的火车票，然后收拾了几小包行李，带着老母亲赶往火车站。吴大猷回到这座文化故都，已是九年之后。

卢沟桥事变一发生，吴大猷的同事就开始考虑未来的局势。7月8日，五六位北大教授在胡适家里会面，恭敬地听他们这位永远乐观的文学院院长分析形势。胡适说，这起事件只是一次孤立的行动，并不会带来什么影响。正当他们交谈时，中国旅行社打来电话，报告津浦铁路已照常运行。令人高兴的预言得到证实后，胡适便启程赴庐山参加政界和学界的领袖大会。

这个夏天，北平学术界并不是所有人都在白天野炊，晚上荷塘赏月。在城外的清华，大约两百名刚毕业的学生中，有的在规划职业生涯，有的为应考研究所或美国庚款留学而紧张忙碌着。一二三年级的大学男生基本上都在西郊的西苑营房军训。在历史性的7月7—8日夜晚，有几个学生听到教官吉星文给宛平县的旅长打电话。吉星文义正词严地说：“务必严守阵地，不得退后一步。如阵地失守，拿人头是问。”

北大在城内，至少还可以抱有安全的幻想，而清华不同，它的校舍都在城外，易受攻击。早在战事爆发前，学校当局就已开始把部分图书和仪器运到南方，妥善保管。如今，在新形势之下，清华师生一道赶紧包装、贴标签，把宝贵的学校财产运出去。

不过，这时的学术生活大体一如既往。7月10日，战斗更加激烈，火车再次停开。北大一清华联合招生考试委员会油印了一万两干份试卷，以便有志青年角逐大约六百个当年秋天升学的名额。P7-8

本书写的是一所中国大学，而我是个美国作者，1998年付梓时自然是英文版。2007年，饶佳荣先生把他的译稿发给我，三年后，该译稿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今年夏天，北京的九州出版社跟译者联系，表示愿意出版简体中文版。

对于饶先生及九州出版社同人为此付出的努力，我深表感谢。由于九州出版社编辑的热忱，以及读者朋友们对台北版的回应，我有理由相信，虽然西南联大解体已有六十余年，但联大精神道出了迫切要求教育改革的有识之士的心声。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饶佳荣先生的努力和付出。通过拙作，他被西南联大的风采所倾倒，完全自发着手译事。他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当时刚走出校门不久，这项工作前前后后花了他一年多的时间。正如他在《译后记》中所说的，翻译之道艰难坎坷，对于初试译笔的小伙子而言尤其如此。因为他的积极主动、执著与热诚，因为他对拙作的理解及翻译技巧，我永远感谢他。

如果读者朋友对这所大学有所了解，我想诸位一定会理解我的诉求。众所周知，西南联大不是一所普通的大学。八年间，面对官方的重重压力，她依然故我，她从来没有把教育当做“宣传”。为了言论自由，她著名的诗人、学者闻一多先生宁愿牺牲也不妥协。要是我同意拙作以“洁本”示人，岂不是对闻先生所代表的联大精神的背叛？

九州社之所为，正是出版机构所应为——为读者与作者牵线搭桥。当然，读者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譬如书评、博客）发表感言，甚至可以通过论文、著作发表他们的见解。这样，各种观点相互交锋，才有可能推进对真理的追寻。

我从不认为，拙作之后，联大研究再无提升的空间。作为一所容纳了众多杰出学者和知名校友的大学，本书无法也无意面面俱到，其间自有遗漏疏忽，此其一。其二，我是个老外，毋庸讳言，我对中国古老而深邃的文字和文化的理解必有局限，与中国同行相比，我在阅读、消化中文文献的速度和范围方面，都大为逊色。作为弥补，我的优势可能在于，我能从不同的文化背景考量研究对象，从而提供不同的视角和点滴之见。不管“旁观者清”这种说法是否完全有效，但我肯定可以做到“旁观者异”。

读过之后，我期望读者能说本书“言必有据”。为了验证史实，我曾竭尽所能。然而，历史本身并不只是一系列史实的排列组合（即我们所说的“编年史”）。历史学家有责任甄别史源、剪裁史料、解释史实。此外，对字词的斟酌筛选，对材料的排比辨析，对微言大义的把握与处理，这一切都是环环相扣不可遽然切割分离的，而这正是历史学家的手艺。

实际上，西南联大真正的历史（THE HISTORY）是无法用文字书写的，而我能与诸位分享的只是这样一部西南联大史（a history）。在联大卓越的先贤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兼容并蓄之风的指引下，我期望中国朋友能借鉴联大丰富的经验与智慧为他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扬帆导航。

易社强

2011年7月于昆明

作者在《序言》里说：“《联大》的出版史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对中译本而言，同样如此。

据悉，该书好像不止一个译本。只不过拙译比较幸运，最终付梓面世罢了。易教授完成初稿之际，为了便于研讨，西南联大校友会译过部分章节。该书出版之后，云南师范大学曾组织集体翻译。但不知为什么，中译本始终没有问世。拙译初稿基本敲定时，我听说有人已翻译好了，像我一样，也是“私底下的干活”。这些都是耳闻，我无缘拜读。不过，这一方面可以说明西南联大的地位和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证明易作的功底和魅力。

我最初是从何炳棣先生《读史阅世六十年》的脚注里得知这本书的。大学史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题目。于是，在北大朋友的帮助下，从图书馆里借来英文原著，我复印了一本。当初翻译这本书，缘由不外乎两个，一是锻炼自己的英语，二是希望借此走上学术之路。不管怎样，此后一有闲暇，我就背着英汉词典、原著复印件和一沓稿纸，钻进北大的公共教室，把蝌蚪文转为方块字。一开始还是白天上班，夜晚翻查词典斟酌句意，忙得不亦乐乎。后来索性辞去工作，专事翻译。春去冬来，一年倏忽而过，译稿基本杀青。这时已是2007年岁末。

2008年奥运会召开之前，我离开京都。这年夏天，我到上海拜访了易社强教授，蒙他们夫妇俩盛情接待，让我在这座城市度过了短暂但愉快而美好的时光。然后，我回到曾经待了四年的厦门，一边修订译稿，一边做白日梦。在此期间，刘永华老师、谢泳先生，大学同窗张传官、卢增夫等兄，以及其他师友，给予我很多帮助和关照，殷殷情意，铭感五内。

2011年4月，拙译在海峡对岸的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这回推出简体字版，我做了一些修订，尽量使译稿臻于完善。

于我而言，翻译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本书征引了丰富的史料，这对翻译工作是一大挑战。在这方面，易社强教授给予的帮助最大。许多稀见的资料承他不辞辛劳检出，拍成照片，转发给我，我整理之后，又劳烦他校正。另外，易教授和李晓亮女史贤伉俪还费神核阅拙译，并请一位不愿透露芳名的谦谦君子校订译稿。这次修订，也得到了他们不少指教。易教授的种种努力，让我深深体会到前辈奖掖后学的热忱和宽厚，以及他对学术的执著与严谨。在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到，翻译易教授的大作，实在是我的幸运。没有他的宽容、鼓励与支持，我未必能够坚持到底。

在文献方面，我还得到谢泳先生的帮助。我曾到太原登门拜访，承他热情招待，并慷慨惠借自己多年搜集的相关史料。谢先生如此勉励后学，令我钦敬不已。承杨奎松教授不克繁难，帮忙在上海图书馆复印资料，谨此致谢。马振奎、钟才铨等好友有求必应，惠助良多，铭感于心。承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曹流、薛刚，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刘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李扬、中文系的钟静盈诸君，热情帮助借阅资料，谨此一并致谢。感谢刘东教授，为我使用北大图书馆馆藏提供了方便。感谢刘超兄指引，便利我使用清华大学图书馆查阅相关文献。借出席云南师范大学承办的“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之机，我在云师大图书馆查阅了部分资料，谨此对负责的老师表示感谢。

在翻译过程中，蒙刘永华老师悉心指教；另外，我还冒昧就一些疑难字句请教过孙仲旭先生，得到他的鼓励和教诲，特此致谢。我也参考过其他译者的译文，分别是：曾景忠、符致兴合译的《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何田译的《从长沙到昆明：西南联大的长征是历史也是神话》（收入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一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纪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这部分内容与本书第二章《联大的长征》相对应，但这是作者的一篇论文，成书时有改动；楚德天译的《大学教授的论坛——西南联大与中国知识分子》（《学海》，2004年第5期，我参考的是网络版），这是本书第十三章“教授论坛”一节的内容。

此外，我对每条注释尽可能校核原文，纠正了一些讹误，少数地方径直修改（如页码），其他则在订正部分以“（）”标出。正文有舛误或疑问之处，随文作页下注，供读者参考。

这次修订译稿期间，我收到了云南省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杨绍军先生的一封来信，主要是纠正一些史实上的讹误，我大都采纳了，有的直接在正文中予以修改，有的在脚注中予以说明。谨此聊表谢忱。另外，我曾在新浪微博和布衣书局论坛发帖请教，得到不少老师和朋友的回应和指教，恕不一一致谢。当然，译文不妥、谬误之处，仍由本人负责。同时恳请方家纠谬赐正。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易社强教授历经多年的心血之作，英文醇美雅致，许多地方出语隽永委婉，采用了双关、譬喻之类的手法，其佳胜处恐非中文所能尽情传达。加之笔者初事翻译，译文或不免板滞，近乎“匠气”，虽勉力而为，恐未能完全再现原著之精彩，只能请易先生及读者见谅。拙译倘有可取之处，实应归功于易先生等师友的教诲和出版社同仁的细心编校。

实际上，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所谓“大恩不言谢”，有些话我还是默默留在心底，时时鞭策自己，以期不辜负每一分情意。

饶佳荣

2007年12月初稿于京西福缘门

2009年6月9日改定于厦门曾厝垵

2011年12月18日修订于昌平天通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