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人奸诈叫人愁(中国四典批判)》由书屋编辑部编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直被奉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四大经典，“四典”的排序把《红楼梦》推到了顶峰的位置。让一个没读过《红楼梦》、《三国演义》的粗人来编选这本“四典”批判集，真应了书名“叫人奸诈，叫人愁”的。

书屋文丛创刊十多年来，共发表三千多篇美文，记录了中国知识界在世纪之交开拓前行的足迹。又一轮睁眼看世界，《叫人奸诈叫人愁(中国四典批判)》由书屋编辑部编著，《叫人奸诈叫人愁(中国四典批判)》包括：旧故重温依稀梦、设案无鱼怨网破、西风凋零剩落叶、愁断寸肠君安知。

第一辑　旧故重温依稀梦

　关云长的品格与阿喀琉斯的性格

　人生荒原迷津渡——秦可卿生死谜

　“窝里斗”大观

　符号——生命的虚妄与辉煌

　——《三国演义》的文化意蕴

　秦可卿的房间摆设

　“我师何太痴耶？”——曹雪芹的“时间差”

　一种心理讹诈术

第二辑　设案无鱼怨网破

　再读《水浒传》

　子虚乌有“龙禁尉”一《生命荒原迷津渡》之二

　《红楼梦》的性与爱

　司马懿为何不进“空城”

　看破妖雾

　偷不如偷不着——《红楼梦》中的性爱及其他

　官场“红楼”

　权力场中的孙悟空

　放谈《红楼梦》诸公案

　亦真亦幻的神魔世界

　宋江为什么要招安

第三辑　西风凋零剩落叶

　《红楼梦》与现代文论一在深圳大学的一次演讲

　梦境谁能住——《绛洞花主》涅槃啐语

　东西方的两种伟大心灵景观

　——曹雪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红楼梦》与西方哲学

第四辑　愁断寸肠君安知

　尘埃落定话“三国”

　红楼漫论(五题)

　日常情景中王夫人的权力术

　是是非非话孔明

编后记

三条罪名，总括起来无非是不忠不孝。就这一顶大帽子，便使关云长一条血性汉子一下子软了下来，走上了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于是有“降汉不降曹”和“身在曹营心在汉”一说。关公曾自述：“我与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主臣者也”，可见其言不虚。

不过，关公也有主次不分、颠倒迷误的时候。所谓“华容道义释曹操”，就因为念及当年受曹操的许多好处和礼遇，而放走了刘备的死对头，失去了彻底击破曹魏的绝好机会。按说。这一“不忠不孝”之举理应使关公蒙上一层耻辱的阴影。可是奇怪的是，他不仅没有因此而降低在人们心目中的评价，反而进一步获得了“义重如山”的美名。

中国的老百姓，实在是很会通融的。他们看人，总是看人的主观动机，而不管他客观上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好心办坏事”的人，很少因为事情办坏了而受到他人或自己良心的谴责。就关公来说，不论他如何行动，他主观上始终有一把尺子，要做到“来去明白”，光明磊落。因此，虽然他明知曹操待他无微不至本是想赚他为自己效力，居心险恶，却仍然认为曹操对自己有“恩”，“受人一饭，必以涌泉相报”，以至于在关键时刻开“后门”，干出了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这种蠢事，由于它超越于功利之上，且唾弃一切欺心权变，具有道德人格上的前后一贯性，因此被推崇为一种美德，这就是“义”。

“义”是中国人在忠、孝之外的第三种美德，它常常可以把忠、孝作为自己的实际内容，但一般说来，它比日常生活中的忠、孝更超越、更抽象，在很多情况下都游离于忠、孝之外，有时甚至凌驾于具体的忠孝关系之上，所以有“大义灭亲”的说法，而老百姓反抗贪官污吏或皇帝，则称作“起义”、“聚义”。“义”这一美德发展到后来，便成为了“侠”，“义士”便成了“侠义之士”，他们的“行侠仗义”往往因为其超越的形式而不受法律乃至于不受传统道德礼法观念的束缚，是一批在社会秩序之外、绿林江湖之中独来独往的勇者。

所谓“侠义”的意思，无非是实行一些极简单的原则，如言而有信，知恩图报，抱打不平，锄强扶弱，劫富济贫等等，总之是要用个人的力量抹平社会上一切大欺小、强凌弱、以怨报德、口是心非、阴谋暗算等等“不平”行为，使之如同自己内心的那面镜子一样平整光滑。这些原则只重形式，不管内容，只讲动机，不顾后果，往往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触发起来，并付之于极端的行动，常常是自我牺牲的壮烈行动。

由于侠义行为具有不管内容的特点，又具有不顾后果的极大能量，因此总是为只讲内容(政治目的)而不择形式(手段)的政治家、阴谋家所利用。桃园结“义”中，以刘备的野心和机心，未尝没有利用义气以达政治目的的意图。曹操更是玩弄道德沽名钓誉的能手，他多次对有真才干的被俘将士“亲释其缚”，待之以礼。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曹操特下三道急令不予追究，实际上就是利用关公的侠义心肠在放“人情债”，直到华容道上才得讨还，这是有远见的政治家。

P3-4

《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直被奉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四大经典，“四典”的排序把《红楼梦》推到了顶峰的位置。由此，后来的“《红楼梦》研究会”成为官方机构。以我的陋识，让一本书的研究会进人体制，研究人员吃皇粮，确实史无前例，可见《红楼梦》在官方的地位，特别是毛泽东对《红楼梦》的重视和引伸式的斗争策略的使用，无疑为这本经典抹上了浓郁的政治色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围绕《红楼梦》诸多斗争之中，因斗争对象的区别对待，不少人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有不少人得到了很大的利益，以致改革开放之后还靠这种利益谋生、创收，甚至到巩固自己的地盘，排斥异己，霸占言论空间，制造政治话语权的地步。直到“百家讲坛”，各种不同的观点竞相开放，多元共存，这个时候，再靠“政治话语权”对一部经典的控盘，显然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一部《红楼梦》评价的起伏和相关的人事跌宕，可以成一部当代新“小说史”的。其实，与此相仿，其它三部经典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也各有遭遇，只是不太显山露水，虽色彩清淡一点，但如《红楼梦》一样，研究者也有“故事”，只是人们太容易遗忘，早已失去切身的回忆与反省，要他们来做西方宗教式的“忏悔”则要求过高了。说得尖刻一点，这其中有些作孽的人还得靠这门研究混口饭吃，到如今大家都富起来了，已经吃得饱、穿得暖了，如果还要指责人家的这种谋生方式就近乎残忍，有失厚道，这也是现实。

就《红楼梦》研究而言，当中本就存在不同的声音，周汝昌先生是一位，王蒙先生是一位，到后来刘心武先生拿人物来“说法”，刘再复先生四本著作的“悟证”，以及民间奇人邓遂夫先生的版本的“勘定”，使《红楼梦》研究回到小说研究的“正途”上来。这当中还得提到朱健先生，他的红楼人物系列研究可以说亦庄亦诣，万事通达，把一部经典演义成社会世相，找到了研究的“着力点”。把《红楼梦》的小说理论、意义、价值与西方的小说作比较，本是比较文学的范围，西方汉学家包括众多的华裔学者如夏志清、周策纵、唐德刚等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突破性的成就，王蒙、刘再复先生推薪助火，蔚为大观，至于把红学研究上升到宗教学的层面，则是无上荣光。一部《红楼梦》承载了那么多的东西，足见这部经典的伟大，另一面则是多少有“借题发挥”之嫌，把一部好好的小说“玩弄”成这样，也可见经典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文人笔法矣。如果抛开“无知”，那么我们该对最初的研究者如王国维、俞平伯、胡适等前辈保持尊敬的，因为那是“最初”的阅读感受和批评姿态。说句题外话，我这个恪守祖训的“少不读‘红楼’，老不读‘三国”’的科班生，至今还没读过《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的卑微者，真的惭愧。西哲有言：奥斯维辛之后，世上已无诗。到今天，我还没悟透祖父训示是否他个人的际遇太过严酷，二十余年的牢狱之灾后，岂有文学？与“少不读‘三国’，老不读‘红楼”’这种古训相悖，他何以有这般自己独特的见地，并作为“遗嘱”的内容之一垂示后人？我祖父在世时，我没敢问，因为他一惯军人作派，身板硬朗，眉宇威严，在我们姊妹眼里他简直是个军阀，毫无道理可言。所以，我做上面的评价纯粹是个人的感想，与“经典”的大义无关，也绝不敢说“无知者无畏”的，我缺乏这种勇气。

关于“四典”，我的记忆还停留在小说四年级在乡村小学读《西游记》的层面。小学图书室有十几册书，我读过的还有《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之类；那时人穷志短，家里无力购买图书，全靠成绩好兼当班长，老师看得起，容我到图书室翻捡那十几册书，其中属于“经典”的只有《西游记》。那时，我早起得挣四厘工分，才去上学，放学之后还得去挣四厘，生产队也很照顾这些读书郎。后来一天工分涨到三分，就田产分到户了，不用挣工分了，可农活还得做。一直到进了大学，我暑假必须回去参加“双抢”，作为长子得减轻家人负担。记得，读《西游记》是在晚上的煤油灯下进行，当时识字还可以，又没钱买词典，遇到生字只能跳过去。好在这本小说的生字不算多，勉强可以读下来，最初的感觉是世上还有这么“好玩”的小说，说得浅薄一点，那是我阅读小说的一条标准，也激发我对文学的幻想。毫不夸张地说，《西游记》奠定了我一生的文学基础，那些神怪把我带上了天，美滋滋的，也抵御了贫寒所带来的艰涩与困苦，终身难忘。

那年月，我祖父还远在外地劳改，未平反昭雪。学会写信之后，我把读《西游记》的阅读感想简单地写给了祖父，他回信颇为严厉，直言文艺是“末流”，它不能解决吃饱穿暖的问题，还不如学门手艺能糊口，并嘱咐“少不读‘红楼’，老不读‘三国”’。当时，收到信之后都懵了，他的训示狠狠地刻在我心上，如刀子划过玻璃一般，破碎了我继续读“经典”的梦。祖父从中央大学毕业之后，与当时不少学人一样后来投笔从戎，奋起抗战，1938年参加了武汉保卫战，是蒋介石的作战参谋。抗战胜利之后，又接着内战，他为了四祖母没有在国民党军队溃败时退守台湾，留了下来“负隅顽抗”，1952年被俘入狱直止1978年平反释放。现在回想起来，祖父那封信的内容直接影响到我高考在志愿栏五个项目下写的全是历史系考古专业，但阴差阳错居然被没填志愿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真的荒到大唐了，误人“文学”，走入“末流”。当年，在那个小山村的人们看来，能上重点大学且能跳出农门，已是很了不得的事，贺喜的人们络绎不绝，唯我祖父一人在屋后偷偷地哭泣，不知是喜是悲。我目睹了这一幕，极为震憾，心情很沉闷，拖着孱弱的身体，那是总复习时，为跳出“农门”，用力到吐血，临到大考前夕，一天早晨起来突然口含咸腥，无奈喷出，当时蚊帐上一片狼藉。家里无钱买药，只好听之任之，即使高考那几天，也在昏沉之中。幸上天眷顾，得以考中。此刻，在炎热的夏天穿着一件褂子和一条短裤，那还是我父亲穿旧了、经母亲巧手改小的，裹着一条旧毛毯躺在竹椅上给来往的乡里乡亲打招呼。有意思的是，冥冥之中我与祖父走的同一条路“浙赣线”，只是从前他去南京，后来我去上海。进了大学，第一次进学校图书馆，我看到那么多的书，尤其难以数清的小说，压抑以久的情绪突然爆发，躲在书架背后哭泣起来。而当摸到《红楼梦》、《三国演义》的书脊时只觉得冰冷的，一股寒气窜了上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是西方思潮膨湃时期，确实为自己不读中国文学经典找到了出气口，一面是遵祖训，一面是时势使然。到现在，人已被世事折腾得七零八落，祖父母早已过世，我已无心再读《红楼梦》、《三国演义》了，因此，对于这两部小说的研究者，我真的保持敬畏；也因没读过，听人家说，看人家的研究文章，只有缄默，以遮羞掩丑，看来注定与这两部经典无缘了，今生恐再无兴趣来读了。

好歹，除《西游记》之外，还读了《水浒传》，那时总觉到好人老是被冤枉，弄得窝囊，最后被逼得走投无路。我不太看重他们啸聚梁山泊的豪情或铁血义气，乃至后来的招安，我以为还是好人退无可退，无法善终，那真是曲终人散之后深层的悲哀，这是我心头里的死结，一直没打开过。与《西游记》阅读最初的感觉“好玩”相比，《水浒传》则是最不好玩的，现在想来，一个初中生能读出好人不得好果子吃，怕是阅读的另类感悟吧。这些是私人的经验，与经典的指向无甚关联，与那么多的批评没丝毫的关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大学毕业，因大家都熟知的事件，那年分配堪忧，最后落到了一家大型企业写通讯、办报纸的田地，后来当秘书起家，一混就是十几载。当年祖父还在世，听说我的委屈，他老人家写信来鼓励我好好干。而后到九十年代，那十年的黄金岁月我几乎与竖排文字为伍，扎进了野史笔记当中，读起了中国文学的非“经典”，以致那十年的社会风潮与思想律动与我牵涉不大，差不多是“空白”，偶尔也写点文字，纯为玩票了。平素做工，挣钱养家要紧，务起实来。待到自己成家立业，真的从一穷二白中来，到本世纪条件稍有改观，却毅然决然辞职到《书屋》杂志社来重温文学梦，委实是落伍至极，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避开浪头，偏安一隅。还记得大学期间，我的处女作、一评论小辑发表，挣得稿酬一百五十元，那是我的第一笔大财富，收到汇款单的当晚彻夜难眠。第二天，自己留下十元，余下的寄给乡下的父母。我老娘口授弟妹，在信中激动不已地说：崽啊，写文章比我养猪划得来。那年月，一头猪养一年只能勉强够“三等”，卖给收购站，大概是一百三十元钱左右。像我这般粗俗之人，活该与“经典”无缘。

说句题外话，我在那十年读竖排的小说中有一部，以为堪称“经典”的，那就是高价买来的、台湾一家出版社与法国大百科出版社一起出的《姑妄言》。这套书印刷得很精美，尤其纸张漂亮，绣像图案清晰，一百回的足本，比起《金瓶梅》来不止要“好玩”多少倍，私下以为这才是大百科全书式的古典小说，把史诗与传奇结合得天衣无缝。其中第一回写金陵古都，我从没见过哪本小说能写得这么雅致，写得这么有通透感。这部古典小说写尽了世俗的状况和各种可能性，小说中的人物在日常中守住那份日子，干干净净地过，如流水一般轻松流淌而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虽有交集，但异常的平和，就是性亦是美得冒泡泡，真正地到了人间享乐的境界。相比之下，《金瓶梅》只能等而下之，《肉蒲团》之类可以不论的。

让一个没读过《红楼梦》、《三国演义》的粗人来编选这本“四典”批判集，真应了书名“叫人奸诈，叫人愁”的。出于惯例，也为职责，写下这篇编后记，真的为难我了。好在是《书屋》已刊发的旧作辑录，“他说”在前，“我说”在后，只好恳求大家以“他说”为准吧。

刘文华

20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