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地区的高山，大河，城市，乡村，雕塑，老庙(天主教堂、东正教堂、清真寺)，墓地，都有着许多久远的或不太久远的故事，讲述着那些一言难尽的苦辣酸甜。《寒冰走苏东》由孔寒冰著，汇集的这些随笔，是作者在行走过程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留有作者的足迹。它们表面是杂乱无序的，可如实反映的却是一个真实的中东欧。换句话，中东欧就是这样子的！透过一个一个具体故事，作者要告诉读者的是中东欧文明的多样性、大国影响的复杂性和自身发展的曲折性这样的主题。

《寒冰走苏东》由孔寒冰。原苏联东欧地区(简称“苏东”)是多种文明的集散地，天主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分别从西、东、南三个方向在这一地区汇集。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和冲突，都在这一地区民族与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深浅程度不同的痕迹。

《寒冰走苏东》是作者在行走苏东各国时的随笔，记录了作者在各地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包罗了作者行走之处的风土人情，地理自然景观描述等等。这些图文并茂的文章生动地反映着真实的东欧，为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一地区提供了机会，同时对于吸引更多学者投入此研究中也具有深远意义。

代序(朱晓中)

中东欧的魅力

1. 时空交错中的伊尔库斯克城市文化

2. 新圣母公墓中的叶利钦

3. 列宁成了俄罗斯的一部分

4. 逝者的永恒与被撕裂

5. 在喀山感受不同文化的并存

6. 战争与政治之岛——克里米亚

7. 白俄罗斯，人人都可能是“亿万富翁”

8. 东正教堂与中国的寺庙

9. 波罗的海国家之痛

10. 寻找华沙的1944年

11. 在勃兰特跪下的地方

12. 克拉科夫：古城与公墓

13. 波兹南：倾听1956年事件的余音

14. 托伦：名城与名人

15. 令人难不动容的斯雷布雷尼察

16. 匈牙利议会大选侧记

17. 萨拉热窝：巴尔干的耶路撒冷

18. 凝化在石拱桥身上的故事

19. 波黑战争的遗痕

20. “山鹰之国”印象记

21. 阿尔巴尼亚遍地碉堡的背后

22. 阿尔巴尼亚人的“大阿尔巴尼亚”

23. 保加利亚对苏联的依附与包容

24. 时代的纠结与日夫科夫的影子

25. 怀念往日辉煌的塞尔维亚

26. 凭吊中国原驻南联盟大使馆

27. 铁托墓的故事

28. 为国名所困的马其顿

29. 修女特蕾莎

30. 箭十字与红五星：失衡的“展示”

31. 布达佩斯有一座主题独特的公园

32. 纳吉·伊姆雷之被纪念及其缘由

33. 波希米亚奏鸣曲

34. 布尔诺，诸多战役留痕

35. 色褪了，但并没有彻底消失

36. 斯洛伐克人的心结

37. 黑山印象

38. 克罗地亚的城市管理

39. 武科瓦尔之痛

40. 红色不再的“红色景点”

41. 拉穆鲁斯·布杜拉

42. 根恰公墓里的那座坟

43. 扬·伊利埃斯库访谈记

44. 纠结在历史时空里的摩尔多瓦

45. 卢布尔雅那记行

46. 中东欧国家的民众不怎么了解中国

47. 斯大林模式的“活化石”

48. 东欧民族分布的“马赛克现象”

49. 不宜“凄风苦雨话苏东”

结语：政治文明视角下中欧和东南欧国家的社会发展

致谢

1. 时空交错中的伊尔库斯克城市

文化

伊尔库斯克(中国人把它简称伊库)是我此次原苏东地区之行的第一站。不过，严格地讲，它还位于亚洲，离中国并不远，它距储有五分之一世界淡水资源的贝加尔湖只有70公里，是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重镇之一，有西伯利亚“心脏”、“明珠”、“东方的巴黎”等种种美誉。伊库又是俄罗斯少数几个有300年以上历史的城市之一，17世纪60年代是西伯利亚的要塞城市，18世纪60年后是东西伯利亚的首府。正因如此，旅游介绍上说，伊库有1300处历史建筑文明遗产，其中，501处是国家级和州级文物，1970年被列入建筑古迹历史名城名单。

虽然各种介绍上对伊库和贝加尔湖都是溢美之辞，但是，我到后发现，伊库市其实一点都不漂亮，楼房不高也不新，道路不宽也不平，整座城市都少有现代化气息。来到离伊库最近的贝加尔湖旅游景点，也就是安加拉河从贝加尔湖流出来的地方，我所见到的也乱糟糟的，各种汽车在路边随意停放，垃圾成堆，贩卖粗糙工艺品的摊点杂乱摆设，烧鸡烤鱼弄得到处乌烟瘴气，拥挤的人群吵吵闹闹。总之，在这些景象的映衬下，伊库和贝加尔湖在我心中的美丽形象大大地打了折扣。然而，这或许并不是伊库的全面，甚至不是主要的。一位常驻伊库中国朋友告诉我，看伊库甚至整个俄罗斯不能用中国人现有的标准和观念作为衡量的尺度。转了几天，我果真对她的话略有所悟，感受到了一种现在处于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相交错的伊库城市文化。

关于前者，有许多例子。比如，伊库市里有不少人物雕像，其中的四个很有意思。它们分别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列宁，最早开发西伯利亚的沙皇将军和“二战”期间卫国有功的苏联将军。这四个人分属于两个政治文化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时代，原本承载着太多的对立与冲突。但在今天，他们的全身雕像都矗立在伊库街头的不同地方，似乎不再承载这种对立和冲突，而都还原成俄罗斯历史连续发展的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变得和谐的不止两个时代的人物，还有一些地名。伊库城中心有两条主要街道，一条叫“卡尔·马克思大街”，另一条叫“列宁大街”，毫无疑问，这两个名字肯定是苏联时代的产物，在那个时代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情感色彩。可是，这两条街在沙皇时期分别叫“大马路”和“阿穆尔斯克”，词语表面是“中性”的，可实际上是与沙皇俄国的向东扩张的内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苏联解体后，有人主张“去意识形态化和去政治化”，将这两条街道恢复沙皇俄国时期的名字。但是，这种主张遭到苏联情结比较重的人的反对。既为了防止社会被撕裂，也为了保持政治文化的兼容性和延续性，伊库当局采取了折中的合并方式，在“卡尔·马克思大街”和“列宁大街”标牌的下面再并列钉上略小一点的“大马路”和“阿穆尔斯克”的标牌。两个时代就这样最终汇于今天俄罗斯的伊尔库斯克。其实，这种不同时代的特征也体现在俄罗斯人身上。比如，对曾有历史的辉煌和广袤的疆域过度的留恋和敏感，对外国人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游客那种过渡的冷漠。在伊库出关时，俄方边检老大妈几乎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对照你的护照，看你也如同相面，没完没了。再比如，虽然搞私有化了，但是，他们仍享有部分过去苏联时期低档次的社会福利，如大众化的医疗，普通的中小学教育等都是免费的。虽然搞市场经济了，但是，俄罗斯许多行业特别是服务行业都缺乏足够的热情，工作效率非常低下。对此，我在接下来的俄罗斯旅行中深有感触，也着实无奈。比如，我从莫斯科的某一机场出关用了近一个小时，对此抱怨不已。但是，接我的朋友说我已经够幸运的了，一个小时出关绝对是快的。伊库的那位中国朋友戏称现在的俄罗斯走的是“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当然，这种社会主义是原苏联社会发展的那种模式。

至于后者，特征就更明显了。比如，离伊库四十多公里处有一个露天的塔尔茨建筑民俗村。它所展示的是17到20世纪贝加尔湖地区居民生活情况，许多房屋都是整体从周边地区移过来的。在村外的桦树林中，有早期居民住搭建的树皮屋以及其他生活场所，介绍上说这是埃文基人住的。实际上，这里展示的一切与中国大兴安岭鄂温克使鹿部落的完全一样。安加拉河边上的树枝上都系满了彩色布条，这是信奉萨满教的象征，中国的鄂温克等少数民族信奉的也是萨满教。在村落里，房子全是圆木搭建的，称“木克楞”。这种房屋和院落在中国内蒙古的兴安盟和新疆阿勒泰地区几乎也是相同的。这种东方的“木克楞”建造得大一些，上面接上“洋葱头”顶，就成了东正教堂，带有鲜明的西部俄罗斯色彩。再看这里的人，有金发蓝眼大鼻子、身材高挑的是俄罗斯族人，也有长着一张“扁包子”脸、短粗胖的布里亚特人。前者长相是西方的，而后者长相是东方的。不过，由于地理位置偏东，伊库的东方色彩似乎更浓一些，因为从这里往东往南与蒙古人同宗同类的图瓦人和布里亚特人越来越多，它本身就挨着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和图瓦共和国。说来也巧，出发那天，从北京到伊尔库斯克的飞机因天气原因在先降落在图瓦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在那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机场里，无论工作人员还是橱窗里的展品，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没有任何陌生感。

承载东西方不同文化的人和物比较和谐地支撑着一个立体的城市，它就是今天的伊尔库斯克。这个处于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伊库虽然没有旅游文字介绍的那样漂亮，这里的人接人待物也缺乏旅游名城应有的那种热情，但依我之见，伊库还是比较耐看的，有深入琢磨的余地。稍往里边想，人们不难发现，这一切几乎都带有不同历史时期的痕迹，不同文化的痕迹。循着这些痕迹，人们可以走到苏武牧羊的时代，走到尼古拉三世的时代，走到苏联时代，最终来到今天的俄罗斯。社会发展中的过去与现在的汇合、重叠，文化构成中的西方与东方的交融、冲突就发生在这个历史过程当中。P1-4

代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朱晓中

寒冰兄与我相熟，多年来一直浸淫于中东欧教学与研究，是国内该领域中的一位“奇人”。说奇大概反映在三个方面：其一，他勤于思考，且笔耕不辍。近年来他撰写和主编的有关中东欧和俄罗斯的作品不断问世，有的已列为高校相关教学领域的必读书。其二，他独辟蹊径，率先在高校成立了中东欧研究中心，虽独自支撑，但有企业界朋友相助，研究活动搞得风生水起。其三，他是业内少见的学术背包客，在教书育人之余，耗时一年多，只身游历独联体和中东欧诸国，与此同时在《世界知识》开辟专栏，将“寒冰走苏东”的所见所闻呈于国人面前。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又独具慧眼，将寒冰兄已刊发的四十多篇游记结集出版，以飨读者。

迄今为止，社会科学的研究大凡为二种，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实证研究)。游记可归于后者，而学人所撰游记更是难能可贵。它没有理论研究的正襟危坐，亦与风骚墨客的情景抒怀和风华物貌的恣意流淌不同。学人所撰游记则试图对国家和社会的浮世绘进行理性扫描，可谓透过现象看本质。

在西方，游记一直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辅助资料。例如，15世纪意大利文主义作家和外交家卡利马科(Filippo Buonaccorsi Caimaco)，16世纪70年代德国神父萨罗门·施韦格尔(Salomon Shweigger)，18世纪晚期剑桥大学毕业的英国旅行家约翰·莫里特(John Morritt)等人的在希腊和巴尔干地区的旅行纪实，都是今天人们了解有关巴尔干“起源”的早期珍贵文献。

在国内，这类“珍贵文献”寡然。不知自何时起，除冠之以“研究”字样的“著作”之外，其他作品一概被贬为“非学术”，哪怕它是出自学人之手。由于包括游记在内的纪实类作品难成“学术大雅”，以自由体记述个人亲历的鲜活游记类作品自然写手寥寥。虽偶有这类作品问世，但是，它们大多并非“中国制造”。

如今，《寒冰走苏东》问世。如果不是寡闻，这或许是国内第一本记述游走如此多国家的亲历记，意义应属非凡。该书没有宏大的理论构建和场景，没有新八股的腐文句式，也没用居高临下的指点江山。它是一个普通人对周遭世界的平视，对环绕其身一切有兴趣的人文景物的尊重。这部书称不上力透纸背，但字里行间不时折射出作者思想的光芒。本书的出版定会为中国的中东欧研究添砖加瓦，更希望通过它能够吸引更多才俊对这一地区发生兴趣，并投身对它的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国家回国欧洲，原本具有特定含义和对象的东欧研究经历了从东欧到中东欧，再到“欧洲化”的进化过程。但不知何故，这一过程并非在保持(中)东欧研究本体的同时增加研究相关性(欧洲)而得以持续，相反它呈现为一个溅落和消弭的过程。中东欧研究被欧洲一体化的狂潮所吞噬，同时，欧洲一体化的研究又未能给中东欧研究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结果，在中国存在了近60年的(中)东欧研究正走向消亡。

实际上，在欧洲一体化背景下，中东欧的研究理应与欧洲一体化进程拥有相同的逻辑，即需要扩大与深化，二者应相辅相成。在新形势下，中东欧研究不应不识时务，对大浪滔天的欧洲一体化漠然视之，洁身自好，一如既往地鼓吹中东欧研究的本体论。同时，中东欧研究亦不应被欧洲一体化大潮淹没，它至少应该是欧洲一体化恣意汪洋中的一片绿洲。因此，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中东欧研究应该与时俱进，置身于“欧洲”(欧盟)背景之中，在充分考虑到欧洲一体化新环境及其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的同时，深化对中东欧研究本体(特性、对象)的研究，唯此，才能对问题的一般性及特殊性有一个均衡的理解与把握，而不过分强调事物的任何一方。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对欧洲一体化有较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也才能对处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中东欧的特性有更清晰的透视。

6年前，笔者曾经发表过这样的文字：虽然部分中东欧国家已加入欧盟，但称其已是完全意义上的“欧洲国家”则大谬不然。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国家的过渡型社会的诸多特征将“如影随形”。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带有中世纪以来就不曾泯灭，并藉此区别于欧洲其他地区(国家)的若干特性。知晓这些特性，有助于人们准确地认知这一地区，并坦然面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甚至是不瑟之弦。但是，中东欧的这些特性并非“欧洲”的共性。反过来，对欧洲共性问题的讨论，在很多情形下又不能涵盖中东欧国家的特性。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般的欧洲研究尚不能取代中东欧研究，后者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当然，中东欧问题的研究者也应意识到，随着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前者的很多问题必须同欧洲一体化进程联系起来考察。否则，一些问题的观察很可能因背离欧洲发展的主流而误入歧途。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东欧问题又与一般的欧洲问题有越来越多的共性。由此看来，当下的中东欧研究确如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6年后的今天，这些判断似尚未过时。

不仅如此，对中国而言，中东欧还具有另外三方面的意义。第一，政局剧变和20多年的转型经验(教训)对中国具有镜鉴意义。第二，在日益复杂的中欧关系框架中，如何在与中东欧国家保持和发展高水平的双边关系的同时，使后者在改善和发展中欧关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是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必须思考的课题。第三，中国当下面临极其复杂的国际形势和险峻的外部挑战。国人应有新的世界观，重新思考我国外交中的所谓“抓大放小”得失，释放非线性思维，在平衡大国关系时，高度关注包括中东欧国家在内中小国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毕竟世界是由200多个国家和实体组成的。在宣示和平崛起的同时，我们韬光养晦，但亦应有所作为。如今，我们虽已不能奢望“朋友遍天下”的光荣岁月，但也绝不能自我营造“非敌非友”，甚至“高处不胜寒”的艰难时世。

有鉴于此，继续并深化中东欧研究，该是应有之义。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那种藉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就判定中东欧研究即告“终结”的观点，如果不是错误，至少也是片面的。毫无疑问，中东欧研究之于国家是有益的，虽然它已不是显学。

最后，感谢寒冰兄的亲历与贡献，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012年2月于北京海淀区万柳寓所

本书虽然不是学术著作，但成文的难度甚至不比学术著作小，没有多方面的支持、帮助和关爱是不可能问世的。

感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国际合作部。2008年10月，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办公会批准我休一年学术假，同时决定通过香港“博诚基金”资助我对原苏联东欧地区进行学术访问，这些为我游走原苏东地区和写成此书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中东欧国家数量多，其中多半没有加入申根区。因此，到这些国家访问最麻烦的事之一就是办理签证。访问结束后，我护照上已经贴满了各国签证，变得厚厚的了。在这过程中，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的领导，特别是夏红卫部长和李昀女士，不仅帮助我办理出国所需手续和开具相关的证明，而且积极与外交部的有关部门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进行沟通，为我联系接待单位。

感谢外交部欧洲司和中国驻相关国家的大使馆。除了俄罗斯等少数几个国家之外，中东欧多数国家的大学与科研机构与北京大学没有学术联系，欧洲司和驻相关国家的使领馆协助我联系当地的大学或科研机构，请它们给我发来访问邀请。不仅如此，我去俄罗斯、乌克兰等国访问的邀请本身就是中国驻这两国使馆签发的。在访问过程中，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刘增文先生，驻黑山大使智昭林先生，驻俄罗斯伊尔库茨克总领馆教育参赞郑明秋女士，驻匈牙利使馆政务参赞梁才德先生，驻阿尔巴尼亚使馆参赞姜春燕女士，驻俄罗斯使馆教育处官员刘杉杉先生，驻白俄罗斯使馆教育处官员梅汉成先生，驻保加利亚使馆教育处官员曾宪洪先生，驻塞尔维亚使馆教育参赞陈玉东先生，驻罗马尼亚使馆教育官员卞正东先生以及其他一些使馆工作人员，或者热情招待我，或者为我访问提供方便，或者陪同我访问，或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他们及其家人的关心和帮助，是我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对苏东国家访问的重要条件之一。

感谢相关国家驻华大使馆和外国朋友。在申请签证和实地访问期间，我得到了许多外国友人的热情帮助，有的多次给我发出访问邀请，有的为我办理签证提供便利，有的帮我安排访问事宜，还有的陪我进行重要的访问。在这些方面，我要特别感谢下列人士：克罗地亚驻华大使司马安(Mr. Ante Simonic)先生，黑山驻华大使莉尔雅娜·托什科维奇(Ms. Ljiljana Toskovic)女士，罗马前驻华大使、著名的汉学家罗明(Mr. Ramulus Ioan Budura)先生及其夫人、北京大学校友、著名汉学家萨安娜(Ms. Anna Eva Budura)女士，北京大学校友、罗马尼亚前驻华大使、罗明夫妇的女婿魏列(Mr. vlorel Isticioaia Budura)先生，罗马尼亚前总统扬·伊利埃斯库(Mr. IoanIonIliesctJ)先生，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李夏德(Mr. Richard Trappl)先生，匈牙利考文纽斯大学孔子学院院长贝山(Mr. Sandor P. Szabo)先生，匈牙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马图拉(Pr. Tamas Matura)博士，波兰埃德玛萨雷克出版公司董事长亚当·埃德玛萨雷克(Dr.Adarn Marszalek)博士和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菲力普(Mr. Kubicz-andryszak Filip)先生，阿尔巴尼前教育部长马乔·拉科洛里(Mr. Maqo Laklori)先生，马其顿巴尔干研究所所长潘涅夫(Mr. JovanDonev)先生，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迪米奇(Prof. LjubodragDimic)教授，摩尔多瓦马卡列维奇(Mr.-Valetiu Macarevici)先生一家，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尤拉克(Mr. Kresimir Jumk)先生。

感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领导、师长和同事。得知我要游走原苏东地区，前副院长袁明教授在邮件中鼓励我说：“这真是一次壮行啊。我觉得你是在真正的挑战自我，将来必有成就。我刚刚看到《自由世界》第68页上有这样一句话：‘欧洲有一个例外，就是‘疯狂的东部，包括巴尔干半岛与今天的东欧(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这个‘疯狂的东部’，究竟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会‘例外’？这个‘东方问题’似乎永远在困扰着人们。希望你能给我们带回一些让人信服的答案。”院长王缉思教授对我的原苏东之行十分关心，细微之处令我难以忘怀。中秋节前，我在邮件中说：“真想中国的月饼啊！”他告诉我：“我将最好的月饼放在冰箱里给你留着。”我戏言道：“在国内，我是奥迪，到东欧成了奥拓了。”他告诉我：“你回来后，我请你吃‘好吃的’。”在我游走东欧最疲惫的时候，缉思院长不惜劳累从冰岛飞到布达佩斯，随后又到布加勒斯特，陪我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访问了一周多。副院长王逸舟教授原本也是东欧问题知名专家，多次对我在东欧国家的学术访问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学院的其他党政领导，如李寒梅、贾庆国、关贵梅、范大明等也都给予我最大的关心和支持。

张汉清和赵宝煦两位德高望重的先生始终关注着我在原苏东地区的游走，2011年年中和2012年年初，他们都在90高龄前夕驾鹤西归。在本书出版之际，我特别怀念他们。汉清教授是我的导师，我在纪念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先生桃李满天下。我虽然算不上优等的桃李，但是在他身边学习、工作时间最长的学生之一，从1989年考入北京大学作他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到如今整整22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先生对我是师像父又如友，授业之恩、知遇之恩和关怀之恩我永远铭记……如果有来世的话，我还愿意作他的博士研究生，在他的指导下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宝煦教授在我眼中是一座高山，可每每都是他主动给我打电话或发邮件。2011年3月，赵先生在邮件中写道：“你到哪儿去了？一切都好吗？前些时我发了一本新出版的书给你，不知你看到没有？”看到先生的来信，我羞愧万分，赶紧从巴尔干向先生汇报了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先生很快又发来邮件：“凡君：谢谢你的远方来信！非常赞成你的想法和做法。有人非常在乎眼前的小得小失、小名小利，而并不考虑明天。因此‘小人常戚戚’，整天愁苦、不平，同时也就自己亲手撕碎了原可能是很灿烂的明天；有人相反，根本不在乎身边的名利得失，而‘君子坦荡荡’，无忧无虑，也就有心有力为自己的明天设计蓝图。你是属于第二种人。虽然说人生成败还有个机遇问题，但机遇总是留给那些有条件随时应战的人的。你说是吗？”一位近九十岁的老人，在电脑上写了这些多的话，是留给我的多么宝贵的财富啊！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就像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我时时刻刻感受到同事们的关爱。其中，我想特别提及的是，许振洲教授每当我困惑的时候总能够指点迷津，郭洁老师在我出访期间替我分担了不少教学和元培学院导师的工作。此外，我也很怀念英年早逝的李保平教授。两年前，我们俩脚前脚后休学术假，他去了非洲，先后游历了二十二个国家的许多地方。我去了原苏联东欧地区，先后走了二十四个国家一百多个大城小镇。我一个人背着简易行囊游走的时候，也感到十分孤独，生理上的疲惫和心理上的疲惫常常让我萌生放弃的念头，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后来，我才知道，与保平比起来，我真的很幸运。

感谢我的朋友、学生和家人。他们在我只身游走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关心、帮助和牵挂着我，这些也是我能把游走坚持下的重要支撑。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朱晓中和高歌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的郝宇青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的倪稼民教授，山东大学的王建民教授，山西忻州师范学院的王志连教授，中共中央编译局的季正矩所长、许宝支主编，中央党校的胡振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关学院的蒲国良教授等等朋友，多年来都以不同方式关心和帮助我，在我游走东欧期间更是时时鼓励我。我的学生也给予了我不同形式的帮助。齐惠卿是本书出版基金的出资人，任全帮我安排了在乌克兰的访问行程，甄旺达、白云斌和姜刑帮我联系对一些国家的访问和签证事宜，陈永利对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提供了巨大帮助，项佐涛和徐刚则多次不辞辛苦代我办理签证。家人更是我的坚强后盾。为了排除我的孤独和寂寞，妻子孙丽无论工作有多么忙，每天都要定时给我发短信，手机的几个常用键都按坏了。儿子孔源几乎每天都叮嘱我吃好、睡好和注意安全。

感谢《世界知识》杂志社的徐波主编，李巨川女士和葛军女士，他们慷慨地在杂志上辟出“寒冰走苏东”专栏，而我的文字一占就是两年。不仅如此，他们对文章的选题和文字表达都提出了非常宝贵的建议。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齐书深先生、毕胜先生和马瑞瑞女士，没有他们的热情关照和辛苦付出，本书也难以问世。感谢朱晓中教授为本书作序，作为中国知名的研究中东欧问题的专家，他的文字高屋建瓴，语言优美，寓意深刻，对认识中东欧的意义来说是不可多得的精品。

要感谢的人还有许多许多，这里无法一一提及。应当说，我坚持走了下来，预计要做的事都做了，而且还算比较圆满。我可以说没有辜负大家对我的期待，没有让大家失望。作为回报，这本书就献给上述这些以不同方式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献给长期关注我的读者。

孔寒冰

2012年2月于北京大学燕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