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明末海禁与海上贸易
17世纪是世界地理大发现、贸易大发展、海权大碰撞的世纪，也是明末强敌环伺、内战频仍、群雄逐鹿的乱世。虽然早在有文字记录之前，太平洋上就已经出现了为寻找定居点、建立殖民地进行的航海活动，但只有从近古以来，资源相对匮乏的西方对文明富庶的东方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与探究的冲动，特别是马可·波罗（MarcoPolo）于1293年从中国和印度返回欧洲后所讲述的富裕亚洲的迷人故事，更加刺激了欧洲人的东方想象。由欧洲人发动的，或者更确切地说，由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络绎而来跨洋过海的航行，使东西方文明一次又一次地交汇、交锋，新大陆一块又一块地出现在地平线上。当然，航海不仅为了寻找新大陆、增加新知识，更是为了殖民和开拓，为了宗教和利润。在那些错综复杂的航线中，开辟前往东方国家的通道一直是最神秘、最诱人的因素。无论是达。伽马、哥伦布，还是巴伦支、麦哲伦，都迫切渴望能找到通往东方的新的更短的航道，从而开辟新的商业机会和殖民范围。正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西方的欧洲在扩张，而明末的中国却在萎缩。
一隆庆开关与崇祯锁国
中国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国家。环绕着中国的边界，固然有浊浪滔滔的东海和南海，但更多的是由高山和沙漠组成的外环，皑皑雪山与茫茫沙漠塑造着中国人内敛的性格，使中国人对内陆的重视程度远甚于对海洋的重视程度。由于海洋的不可知性和不确定性，古人甚至将海洋视为畏途，或者是罪恶的渊薮。明朝立国之初，因继承元朝政策，继续维持与海外诸国的贸易，遂孕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产生了初步的商品经济，出现了市民阶层的雏形，而这一日益成熟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又反过来强化和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这一动向引起了朱元璋的警觉，恰于此时，倭寇在中国沿海肆虐，当年与朱元璋争夺天下的方国珍残部，纷纷下海为盗，而接连发生的宁波卫指挥林贤从日本借兵等几宗案件，使朱元璋认识到：贸易，特别是海外贸易，导致沿海民众经常出洋，长期脱离政府的管制，不仅因富而生异心，更因迁徙而生离心，从而危害新政权的统治。因此，为了维护立国不久的明王朝的稳定，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颁布了“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其后颁行的《大明律》更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器、铜钱、缎匹、纱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货船车并人官……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 整个明朝，海禁像一道紧箍咒，紧紧地箍住了东南沿海的民众。“中国与夷各擅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本朝立法，许其贡而禁其市，夫贡必持货，与市兼行，盖非所以绝之。律与通番之禁、下海之禁，止以自治吾民，恐其远出以生衅端。”“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海禁愈严，贼伙愈盛。”到明穆宗隆庆年问，据《明史》记载：“广东贼大起”、“寇广州”、“杀知县”、“入廉州”、“陷碣石卫”、“倭入广海卫城”、“倭寇广东，陷神电卫，大掠”、“倭寇高、雷”。海贼、倭寇像蝗虫一样在粤闽浙沿海一带肆虐，为害百姓。
明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围剿堵截，何以越剿越多，越禁越乱？福建巡抚、抗倭名将谭纶曾在奏折《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中写道：“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者愈众。私通不得则攘夺随之。昔人谓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要都塞了，好处俱穿破，意正在此。今非惟外夷，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贩米之商、漳州白糖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也。”地方曾参与其事或朝中稍有眼光的大臣．莫不认为：只有开放海禁，才是治倭之本、杜乱之源。福建巡抚涂泽民把握舆情，及时上奏：“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隆庆皇帝刚登大位，又值壮年，正想大有作为一番，遂迅速批准了这个奏折。所谓东西二洋，即往贩日本、琉球之东洋和往贩越南、泰国、马六甲等之西洋。朝廷洪恩浩荡，允许私人海外贸易远贩东西二洋，延续了两百年的海禁政策被废止，史称“隆庆开关”。
但隆庆开关并不彻底，它只开放了福建海澄的月港。月港，亦名月泉港，地处边檄，远离政治中心。在别号刺桐港的泉州屡受政府钳制，民间海商与海外私舶不得在此地自由贸易，从而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的情况下，月港取而代之成为福建私人海上贸易的港口。出于既有限开放，又便于管理的考虑，明朝要求沿海所有对外贸易的商船，都必须到月港办理繁琐的手续，并从此处装货出港，人港验货。所有船只都必须申领“船由”（即船籍证书）、“商引’’（也叫文引，即营业执照），严格执行“船不离由，货不离引，，的要求。这一制度发展到后来，甚至从造船环节就开始限制，实际上“寓禁于通”，变相走回原来的老路。
到了1627年8月，天启皇帝病死，其弟朱由检继位，这就是崇祯皇帝。他所接手的大明江山已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末代王朝：北有努尔哈赤的铁马金戈，中有李自成、张献忠的轮番暴动，南有郑芝龙的四处侵扰，更有荷兰人等从琼州海峡游弋到台湾海峡，在国门边上虎视眈眈，伺机进犯。在内忧外患中，崇祯皇帝本能地进一步关紧国门，明政府不但没有取消海禁，相反却在1630年重申了海禁，偌大的闽台贸易执照仅象征性地发放了六张，曾经打开一丝缝隙的国门重新关上，并通过加重税收的办法釜底抽薪，使海上贸易名存实亡。P7－13
继承爱周主义传统，弘扬郑成功精神。
——习近平，《纪念郑成功收复
台湾33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
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张学良，《谒延平郡王祠》
张培忠为我们奉献了一部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理论刨新价值和文学欣赏价值的好作品。
——中国海军原司令员石云生上将
毋庸讳言，《海权战略》是一部从微观视角切入来探讨中国海权战略的警世力作。
美国迈阿密大学杰出讲席教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亚东教授
这本小书涉及战略管理、海权思想和历史人物研究，是在我的导师陆亚东教授精心指导下完成的一项成果，也是我的跨界写作的首次尝试。从题材的选定、材料的搜集，到提纲的草拟、全书的写作，陆教授都给予具体的指导，提出宝贵的意见，特别是在理论框架上总体的把握、内容的布局、观点的提炼，更是切中肯綮，严格把关。陆教授是美国迈阿密大学杰出讲座教授并担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杰出特聘教授、院长，穿梭内外，教务繁忙，平时的指导主要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对于我的请示和请教，陆教授都是有件必复，而且从不超过一天时间，效率极高，又极具针对性和指导性，使本书的写作得以顺利进行。今年3月20日，陆教授与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商学院教授、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尔文·罗斯教授联袂在广东省佛山市举行“市场设计中国机会”主题演讲，本来议程很多，时间紧迫，但陆教授还是利用晚上，专门挤出时间约我详谈本书的完善和最后定稿工作，使本书的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陆教授作为全球管理学领域最杰出的研究学者之一，我有机会在陆教授的指导下完成本书写作，既深受其惠，又深感荣幸！我将永远珍惜这份缘分，铭记这份教导，感激这份恩泽！
这本小书，直接脱胎于我的中山大学管理学院论文，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却冥冥中蕴含着某种人生的缘遇。2009年五一节上午，我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拜访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现任中大常务副书记、副校长）的陈春声教授，呈上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拙著《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我的张竞生研究，一直得到陈教授的重视和支持，他特意将这个项目列入其主持的“潮州文化的特质与内涵”项目框架下，两次亲自到中大图书馆为我办理借书证，并利用到台湾清华大学讲学之机，为我复印有关资料。没有陈教授的厚爱和照拂，我的张竞生研究不可能进行得如此顺利。因此，我要当面向陈教授表达由衷感谢。接过拙作后，陈教授说，书已读过，感觉颇好。这使我十分惊讶。原来，半年前新书出版时，我曾快递一本给他，他是利用出差或外出讲学在飞机上读完的。在人类学研究中心二楼的小会客室里，我们边喝茶，边谈书，谈得十分开心。正在兴头时，没想到陈教授话题一转，单刀直入建议我写写明末清初的著名人物郑成功。陈教授说，他是做明清经济史研究的，对郑成功这个人物关注和积累也有十多年了，因为行政工作繁E，无暇顾及，也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做这个题目，看到我用学术与文学相结合的方式处理张竞生题材，深感以此方式如法炮制郑成功的题材，再合适不过了。陈教授说，你就做吧，题目都帮你想好了，就叫《海盗与英雄——郑成功传》，与上一部属于同一范式的人物传记，依然用学术与文学相结合的路子来研究和写作。我那时刚完成《张竞生传》的写作，都是业余搞的，的确有点累，而且从没研究过郑成功，就委婉地谢绝了。陈教授也不介意，更没放弃，此后一年多，每次见面，他都要做我的思想工作，动员我来写这个题材。并说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他在日本一直长到七岁才回到中国，一生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我终于被说动了，答应试试看，并零星地找一些资料来看。我从郑成功家族的族谱读起，无意中看到郑成功的曾祖母——福建南安石井郑氏第九世郑瑢（即郑成功的曾祖父）继妣谭氏——为潮州澄海县人。也就是说，郑成功居然有潮汕人的血统！我将这一点小心得向陈教授报告，他也感到很意外，并表示学术界似乎还没有人发现这一点。也就是说，我在郑成功的家世上有一点自己的发现。这使我一下子来劲了，遂打定主意要研究郑成功，开始正式收集和阅读资料，从中接触到大量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创立海商集团的各种史料。
2012年7月19日至22日，陆亚东教授为我们上“战略管理”课。这是陆教授在中大上战略管理的第一课，也是在中国上战略管理的第一课。陆教授不着片纸，一连四天，滔滔如长江大河，娓娓而融通中西，为我们讲竞争，讲全球化，讲战略管理的内外环境，讲公司层战略、业务层战略、国际化战略，讲公司治理、控制与结构。我听得如醉如痴，又直如醍醐灌顶，首次领略了国际顶尖级学者的风采，真正感受到战略管理理论的魅力！课堂中间休息时，我冒昧趋前请教陆教授，并谈起近期正在阅读明末清初郑氏海商集团史料，发现其海商集团与世界第一个跨国公司——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打交道，做生意，这中间就有竞争，有全球化，有战略管理问题。其时正在准备论文选题，我把拟做郑氏海商集团论文的初步设想向陆教授简要汇报，陆教授也感到这是一个有价值的选题，可以列入考虑范围。这才有了接下来跟随陆教授做本课题，进而写作和出版本书的机缘。
2012年10月，本人拟以学术性与文学性相结合的方法创作40万字长篇纪实《海盗与英雄——郑成功传》，及以报告文学形式创作20万字《侠客与英雄——郑成功传》分别人选中国作家协会2012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和2012年度广东省文艺精品创作专项扶持项目。因此，我把郑成功专题研究与论文撰写结合起来，全面、大量地搜集材料。由于潮汕地区曾是郑成功招兵、筹粮、据守的要地，我从整理乡邦文献人手，到过南澳、澄海、饶平等处实地考察，搜集史料，考证遗址，记录传说；同时，请著名版本学家、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沈津教授协助从哈佛大学复制有关珍稀史料；并从日文等相关文献中翻译有关史料。本书共从美国、中国大陆及港台搜集到郑芝龙、郑成功相关史料，以及海权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等资料共200多种。这使本项目的写作有了扎实的史料基础和理论准备。
本书的写作，还得到许多师者和贤者的指导、支持和帮助。中山大学管理学院谭劲松教授、徐勇教授、陈珠明教授、冯琮瑜老师、李洁明老师、温思雅博士对本书的写作给予指导和帮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莫旭强教授热心支持；该校谢蔚雯老师、朱玲同学协助帮忙收集、复印资料，在此方面居功至伟；高海洋同学、黄薇姗同学协助翻译有关日文资料。本人所在单位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和中共广东省委巡视组的领导和同事对我的业余写作给予大力支持。对上述各位尊敬的领导、老师、同事和同学，我要一并表达最深的敬意和谢忱！
本书的出版，凝聚了许多尊者和仁者的深情厚谊。中国海军原司令员石云生上将和我的导师陆亚东教授亲自为本书作序，我的亲戚黄耀池先生鼎力支持本书的出版，深圳报业集团党组书记、社长陈寅先生和著名评论家李朝全先生悉心指导，我的表弟黄文斌帮助提供有关南澳的史料和照片，我的朋友黄坚泰先生具体谋划相关工作；三联书店徐国强先生为促成本书的出版费尽心血，精心选配精美图片，使本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给广大读者。对此，我以感恩之心表达最诚挚的谢忱和祝福！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黄红丽，她以职业编辑的细致帮我做好本书的校对；正在读高一的女儿张闻昕则随时为我调校出故障或新安装的电脑程序，使本书得以顺利完成。同时，感谢以各种方式支持和帮助本书写作、出版的其他各位老师和朋友，以及阅读本书的各位读者朋友，因为这本小书，我们有缘在文字里相见相知，而这种缘分，也将与这本小书一道，成为我的写作道路上永远美好的记忆！
张培忠君是我重回故国家园、受聘中山大学指导的第一个学生。2012年暑期一连四天的战略管理课，是我在国内讲授这门课程的第一次。我由衷地把这些优秀的学员当作是我的同事，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学生，这不仅是由于我们年龄上相差无几，更重要的是在价值观上有颇多相通之处。虽然我长期在国外工作、生活，但由于根在中国，血浓于水，青少年时期近似的成长背景及艰苦环境的磨炼，使我们往往更容易产生共鸣。在这些人中，张君虔诚的学习态度、宽广的学术视野、敏锐的问题意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记得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张君主动过来交流，劈头就说，中国已是全球第二经济体，硬实力在不断增强，现在最欠缺的就是软实力，希望我回来能写出“中国式的管理学”。书生报国，莫甚于此。他一下子就点出了中国管理学界的未竞领域，我不由对他多加留意起来。
随着接触的增多，我深深感到，张君身为公务员，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还是一位有学术抱负的学人。他长期进行业余研究，三联书店曾出版过其创作的在读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多部。这部《海权战略——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纪事》，涉及战略管理、海权思想和历史人物研究，是他在郑成功专题研究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扩展和完善的重要成果，也是他研究历史、烛照现实、启示未来的有益尝试。
2l世纪是多维度、全方位竞争最激烈的世纪，南中国海是多国角力最集中的海域。在强敌环伺、海氛日炽的情势下，《海权战略》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发人警醒。其主要价值，至少有以下数端：
首先，打捞沉没的声音，重现昔日的辉煌。本书所展现的是明末清初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缔造的海商集团在地理大发现、贸易大发展、海权大碰撞构筑的历史场域中演出的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郑氏海商集团既是海上贸易的商人集团，又是维护海权的武装集团，从初起时的几百人，发展壮大到二三十万人，在与世界上第一个跨国公司——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角逐中，战略得当，敢于亮剑，终于打败了荷兰人，掌握了台湾制海权，垄断了东西洋的海上贸易，通商范围遍及东南亚和欧罗巴。郑氏海商集团在东西洋面上纵横捭阖的时代，是中国海权史上最强盛的时代，但郑氏海商集团作为一个开拓者和发现者所具有的全球意识和商业意识、进取精神和冒险精神，曾长期湮没在历史的波涛中。张君的这部新著，帮助我们拂去沉积的污垢，重拾民族的自信，再现昔日的辉煌。这份历史的册页，展现于波涛滚滚的南海之上，显得那样的不同凡响，又是那样的动人心弦！
其次，跨越学科的边界，创造理论的价值。在大数据时代，挖掘和整合成为思维变革的重要工具，进而成为产业变革的制胜利器。郑氏海商集团是明清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古今中外史料繁多，张君几乎穷尽一切办法来获取研究资料：史籍、实物、境内、海外……他不满足于一般情况的材料收集，而是竭泽而渔，包括不遗漏视野所及的一切细节，因为人物或事件中真正有趣的事情经常隐匿在细节之中。比如，他细读史料，挖掘出郑成功曾祖母籍贯为潮州澄海人的史实，得出郑成功有潮汕血统，从而由另一个维度解读郑成功一生与潮汕的密切关系，就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发现。在此基础上，张君用整合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题材。实际上，整合是近年来学术界、产业界的一种创新方式，数十年前，索尼公司是创新的代名词，但因其不善整合，到如今已濒于破产的边缘。而苹果公司则把许多不是其创造的技术整合到其产品中，一个东西满足所有需要，成为人人追捧的热门产品。真可谓苹果一整合，索尼就垮掉！张君明于此道，在《海权战略》中，既整合了战略管理、海权理论和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的研究成果，又整合了管理学、史学、文学的表述方式，实现了信息密集、激活思维、创造价值的多重效果，是作者跨界写作的一次成功实践。
再次，接通古老的智慧，拥抱当下的现实。战略管理是组织治理及企业管理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历久弥新的一个话题。作者重视利用中国原典的理论资源，从源头获取活水，以古证今，以简驭繁，在纷扰的现代西方话语体系中表现了可贵的文化自信。本书正是以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形成、发展、壮大到走向辉煌，最后又滑入衰亡的全过程为纵轴，以《道德经》中的重要哲理“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为理论框架，分析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如何应运而生、涵养个性，又如何随物赋形、因势成事，体现了事物的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洋溢着一种既深邃又朴素的东方古典智慧的光芒。显而易见，张君并非单纯的为研究而研究，他的研究历史，正是为了启示现实、服务现实；以理论研究的成果为实现“中国梦”添砖加瓦，共筑大厦！
毋庸讳言，《海权战略》是一部从微观视角切人来探讨中国海权战略的警世力作。作者从条分缕析中透视出在明末清初的特殊环境下，郑氏海商兴，则中国海权强，郑氏海商衰，则中国海权弱这样的历史事实。在美国重返亚洲、邻邦兴风作浪的严峻形势下，此书的出版，有利于唤起中国的海权意识和忧患意识，以成功精神激励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使中华民族枕戈待旦，猛志常在，坚定地维护中华民族的神圣海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先后主导的海商集团，既是海上贸易的商人集团，又是维护海权的武装集团。郑氏海商集团在东西洋面上畅通无阻和纵横捭阖，绝无仅有的诠释了中华民族海权史上空前辉煌的一页。《海权战略（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纪事）（精）》揭示了郑氏海商集团作为一个开拓者和发现者所具有的全球意识和商业意识、进取精神和冒险精神，并从其战略选择中总结出历史的经验教训。
《海权战略（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纪事）（精）》由张培忠编著。
《海权战略》涉及战略管理、海权思想和历史人物研究，是在作者（张培忠）的导师陆亚东教授精心指导下完成的一项成果，也是作者的跨界写作的首次尝试。《海权战略》从条分缕析中透视出在明末清初的特殊环境下，郑氏海商兴，则中国海权强，郑氏海商衰，则中国海权弱这样的历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