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歌中的爱情、酒与乡愁
初次听日本的演歌是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时正值中日关系的“蜜月期”，《姿三四郎》、《阿信》、《血疑》等电视剧在中国热播，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亲近感大幅上升。中国观众通过日本电影认识了山口百惠、高仓健、栗原小卷、中野良子……
八十年代第一次听演歌时，虽不知道歌词唱的是什么，但被它曲调和旋律所蕴涵的东洋情调打动了。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经常从电视或收音机里收听演歌。日本人对演歌的热爱程度很难用言语形容。电视台经常会播放演歌的音乐会、著名歌唱演员的专辑以及不少经典老歌。舞台上，女歌手们通常穿着盛装的和服，典雅、端庄，颇具日本传统女人的韵味。一首演歌被一位歌手唱红后，永远都是由他来演唱，而观众也是百听不厌。像被称为“天才歌姬”的美空云雀9岁登台，11岁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星，12岁开始灌录唱片，一生共演唱了1400首歌曲，深受日本人喜爱。经典演歌《如川而逝》被她深情演绎到了极致，1997年被评为日本百佳歌曲第一名，深深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她逝世后，这首被她倾心歌唱的演歌成了无人敢唱也无人能唱的“绝唱”。
演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当时，明治政府出于统治的需要，对演讲、集会予以严格管制，而自由民权的斗士们在“壮士节”上以歌来代替演说，批判藩阀政治，宣传其政治主张。演歌的名称其实就是由从演讲得来，当时属于政治讽刺歌曲。随着时代的发展，演歌的政治意味逐渐消失。明治后期，演歌逐渐演变成以描绘心情为主的歌曲。到了大正时期，创作演歌的音乐人吸收了一些西洋乐曲的表现手法，极大丰富了演歌的表现力。鸟取春阳的《笼之鸟》一时风靡全日本。进入昭和时代，外资唱片公司进入日本，演歌制作公司纷纷组建。他们在演歌中加入了一些西方的配器和流行音乐元素，演歌由此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昭和初期，像藤愿义江、佐藤千夜子、二村定一、藤山一郎等西洋音乐的演奏家逐渐成为主流，代替了民众歌曲的演歌艺术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春日八郎、三桥美智也等登上了演歌的历史舞台。五十年代后期，北岛三郎、都ほはるふみ极一时。六十年代，水前寺清子、森进一、五木宽之等新人出现，演歌舞台个性纷呈，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空云雀确立了她在演歌上的巨匠地位。到了六十年代后半期，表现男女恋情的演歌多了起来。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年轻人和中老年人在歌曲的喜爱上出现分流，流行歌曲逐渐赢得了年轻人的喜爱，而演歌则成为中老年人心灵的慰藉，演歌也由此进入了保守和衰退时期。九十年代末期，演歌新曲的CD发行量只有几十万张，引起了不少歌迷们的忧虑。然而，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中国听众对演歌越来越熟悉，不少演歌通过邓丽君、周华健等港台歌星的翻唱，在_中国大陆广为流传。2000年的演歌舞台呈现复苏复苏迹象，大泉逸郎的《孙子》，冰川さょし的《箱根八里的半次郎》大受欢迎。当今，北山たけし和演歌界的五大美女歌手——坂本冬美、伍代夏子、香西薰、藤彩子、长山洋子的人气十分旺盛。
演歌的歌词中多出现大海、酒、眼泪、女人、雨、北国、雪、车站、离别、思念等词汇。演歌中除了表现男女之间悲欢离合，还有歌唱夫妻之情，歌唱母爱，歌唱兄弟手足情谊以及羁旅的内容，其中，表现恋爱和失恋的内容占绝大多数。只听演歌，你会觉得日本人个个柔肠百转、温柔缠绵、细腻敏感、重情重义。
演歌有着明显的性别特征，女人唱的演歌和男人唱的演歌在词曲、旋律上截然不同。渥美二郎的《追梦酒》表现了下雨天小酒馆里独自饮酒男子的失恋情怀。森进一的《望乡》则唱出了从遥远北国到大都市的异乡人对故乡恋人的思念。
演歌里有不少反映羁旅的内容，“旅”有旅行之意，但更多包含了“心灵之旅”、“人生之旅”的意味。日本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农村的年轻人纷纷涌向都市，在城市打拼谋求发展。这些从农村来到城市、从地方来到大都会的年轻人，离开故乡和亲情，在大都市中行色匆匆。他们看到花开花落、月缺月圆会想到故乡，看到四季变化也会想起故乡。因此，演歌中思念故乡、思念母亲、思念故乡的恋人的内容很能引起这批“都市异乡人”的共鸣。八十年代千昌夫的《北国之春》传人中国，成为中国人熟知的演歌，歌词中“妈妈担心城里的儿子，不知季节的变换，寄来了一个小包裹”唱出了那一代日本人的心灵之旅和无尽乡愁。而今日本年轻人生长在城乡差别很小、物质生活极度丰裕的时代，他们波澜不惊的人生中缺少上一代人所体验的“羁旅”，也很难体验演歌中所表现的乡愁、感伤的情怀。
人生寂寞无边，爱情最能排遣寂寞。于是，演歌里唱遍了男女之间形形色色的爱与恨、欢聚与离别、惆怅与思念。寂寞时，小酒馆是城市中孤独打拼的男人们最好的慰藉，演歌中“酒”成为男女宣泄情感的重要道具。在日本大大小小的城市，无论是繁华车站，抑或是僻静小巷都会有被称之为“居酒屋”的小酒馆。小酒馆门口悬挂的灯笼或招牌以及窗户里面温暖的灯光总会吸引这些异乡人、失恋者的脚步。也许酒馆空间狭小得转不开身，但在柜台前喝杯酒，和老板娘聊聊天，成为他们劳碌奔波生活中的片刻休憩。演歌的歌词中经常会出现描述这类场景的句子，借酒消愁的失意人也往往成为演歌塑造的形象。
近些年，在逐渐被流行歌曲替代的演歌舞台，昔日辉煌的巨星们大多已步入老年，随着演歌界实力派歌手春日八郎、三桥美智也、村田英雄、三波春夫等人相继谢世，演歌舞台着实寂寞了不少。那些演歌的忠实观众们不禁担心，如果现在舞台上再没有了依旧活跃着的北岛三郎、森进一、谷村新司等人的身影，演歌是不是还将继续走向衰退。
时光荏苒，经典演歌所歌咏的那些细腻缠绵、多愁善感又略带失意和忧愁的一代日本人已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那些衣着前卫、率真自由、洒脱随意的“新新人类”已闪亮登场，在流行歌曲的明快节奏中，他们早已摈弃了父辈那代人的温情脉脉与内向缠绵，变得敢爱敢恨、正酣畅淋漓地演绎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喜怒哀乐和人生故事。
2009年8月于北京
P3-6
出版一部随笔集是长久以来深藏心底的一个愿望，但当这部关于日本的书稿摆在面前的时候，我却感到从未有过的忐忑。
我与日本结缘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日本，大多数中国人初次踏上日本国土时都会经历“文化休克”那样的体验。记得我刚到筑波留学的半年间，由于面临语言、学业、打工的多重困境，心情沉郁又孤独。当日语水平有了进步，也逐步适应了留学生活的时候，我开始观察和品味日本。在富山大学读硕士二年级的时候，我应《读卖新闻》富山版之邀，为’“走读富山”专栏写稿。我先用中文打腹稿，然后译成日语，再让山田妈妈帮我修改。就这样，一个月一篇，积攒了一些观察日本社会和文化的短文。收入本书中的《茶渍》、《饺子外交》、《泡澡与混浴》等篇都是在这些日语文章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1997年学成回国后，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从1998年到2000年，发表了多篇论文，也参加了多次国际研讨会，基本完成了从文学创作到学术研究的转向。2001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又将视野和兴趣点从社会学扩展到了历史学。从选定博士论文的题目到建构再到周密论证，．那些搜集史料、悉心研读、琢磨推敲的日子是一个文学青年走向学者的炼狱过程。2004年，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次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我的第一本专著《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出版。2010年秋天，第二本专著《性别视角下的日本妇女问题》也出版了。
近些年，在赴日本开会或访学之际，我常常将当今日本与九十年代的日本进行比较，也常常思考日本社会、日本人、日本文化领域的诸多问题，脑海中不断涌现出一些新的想法。我开始用笔记载下这些感想，积攒下一篇篇关于日本的随笔。
2010年元旦，一场半个世纪罕见的大雪降临北京。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我对曾经生活过的筑波和富山充满了怀念。我意识到自己的青春岁月、思想情感、学术研究都与日本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翻阅着以往的日记和文章，回忆着在日本生活的点滴往事，一直以来埋藏在心里的愿望再次萌动，那就是将这些文章汇集成册。
我一直深感庆幸，远离祖国和母语、客居异乡的体验让我的人生更加丰富和厚重，日本友人的关爱让我的心常怀感动。
作为一名中国的学者，在观察和研究日本时必须站在中国的立场，有着中国人的价值判断，但这并不妨碍我真诚和客观地观察和思考日本。国籍不同、经历不同、年龄不同的人从相逢、相知到建立情谊是一种缘分，而缘分是可以超越国境，跨越文化习俗、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的。就像我与日本妈妈山田武代，我常常忘记她是日本人，对我而言她就是我的一位亲人，虽无血缘关系，虽远隔千山万水，我却总是牵挂和思念她。还有那些善良而普通的日本友人。在我写下每一行关于日本的文字时，脑海中会浮现出他们诚恳的目光，下笔会更为严谨和客观。我希望自己对日本的观察和思考不仅能获得他们的认可，更能经得起他们的质询。
本书所收录的文章不仅包括近几年所写的学术随笔，也包括留学时期所写的散文。一些十多年前写的文章现在读来不免有青涩之感，但忠实记录了当时的心境和成长经历。有些文章或许不够全面和深邃，期望读者通过我的观察和思考对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多一份了解与认知。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日本东北地区遭遇了9级地震和海啸，福岛核电站泄漏危机重重。我终日守候着电视和网络，对日本面临的这场“二战”后最大的灾难无比揪心，默默祈祷日本灾区民众能够渡过难关、重建家园。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文化部原副部长刘德有先生，能得到这位从事对日工作数十年、为中日友好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前辈为我写序，我深感荣幸，内心获得极大的支持。
感谢三联书店的叶彤先生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心血。
感谢生活！感谢生命中鼓励和支持我的家人、老师和朋友！感谢人生道路上所有与我一同前行的人！
本书是献给你们的。
2011年3月17日于北京美丽园
日本：我心中的花朵与伤疤
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从2002年开始，每两年进行一次规模较大的中日舆论调查。这是一份关于中国人如何认识日本的调查问卷，其中，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亲近感一直被作为历次问卷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有一次，我们研究所的人员除承担到全国各地发放三千多份问卷的任务外，还被作为特殊调查对象，每人填写了这份问卷。调查问卷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对日本民族是否抱有亲近感？”答案有“非常亲近”、“亲近”、“一般”、“不亲近”、“很不亲近”、“不清楚、不回答”。这看似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而我的笔在几个答案之间踌躇犹豫。一时间，那些关于日本的记忆、了解、认知，如无数碎片在脑海中上下翻飞，我不得不面对这个我一直不敢也不愿正视的问题，开始梳理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民族以及我所熟悉的日本人、我所生活过的城市的复杂而又矛盾的情感。
回溯最初对日本产生浓厚兴趣和渴望了解的时候，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时我正在读高中，中日关系正处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被称之为“蜜月期”的良性发展时期。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后开始重新审视日本——这个与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友好交流历史的邻国，同时也是与中自有着太多恩怨、曾经让中国民众血流成河、饱受凌辱的国家。改革开放初期，被封闭得太久的中国人渴望了解世界，特别是渴望了解邻国日本怎样从战败的废墟上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不仅成为东亚强国，还成为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当时《阿信》、《血疑》、《远山的呼唤》、《追捕》等日本的电视剧、电影在中国热映，中国观众在熟悉了高仓健、山口百慧、中野良子和栗原小卷等影星的同时，也渐渐了解了这个民族性格中的含蓄、刻苦、坚忍以及超强的凝聚力和集体意识。人们从报纸、杂志上刊登的那些介绍日本的高科技、新干线、企业文化、茶道和花道等的文章中，从开满樱花的上野公园、人流如织的浅草寺以及霓虹闪烁的新宿、银座等一幅幅照片上，看到了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民富足的国家形象以及彬彬有礼、勤勉、爱美的民族。
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日本家用电器在中国成为抢手货。当时因公出国都会得到一些大件和小件进口家用电器免税指标，可以去指定的外汇商品店用美元购买所需的电器产品。那时，我父亲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出国，我家第一代家用电器几乎都是“日本制造”，松下、三洋、山水这些品牌以无懈可击的高品质伴随了我们家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多个春秋。
九十年代初期，当我决定去日本留学便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茨城县的筑波市与靠近日本海的富山市，我度过了将近四年的留学生活。学成回国后，又从事着日本问题研究。现在，我每天读的书大部分是日文的，关心和思考的问题是日本的，从事的课题也是关于日本的。日本已经成为我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留学的富山县属于北陆地区，那里有着雄浑巍峨的立山连峰、湛蓝湛蓝的日本海、开满樱花的松川、穿行于市中心的有轨电车……那里还有宽敞明亮的大学图书馆，有我打过工的中餐馆和法国餐厅，还有大学校园附近我曾栖身的“家”。记得刚到富山时，终日雨雪阴霾，每个夜晚伴随我的是身处异乡、举目无亲的孤独感以及对父母和北京的思念之情。在我熟悉了这片异乡的土地，硕士毕业即将回国的时候，在电车缓缓驶离富山车站的一刹那，泪水一下子模糊了我的双眼。我知道，这座城市的一草一木、那些日本友人，无一不牵动着我的心，富山已经成为我心中的第二故乡了。
作为九十年代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我是幸运的。留学时结识了太多善良而友好的日本人，他们的友情和关爱温暖了我漂泊的日子。在富山县日中友好协会长年义务工作的山田武代女士，像母亲般关心和呵护我，为了让我尽可能多地了解日本的山川、社会、文化，他们夫妇利用节假日带我游览京都、高山、草津温泉等名胜；我的导师三宝政美教授在授课的间隙，常拿出夫人准备的点心，泡上一壶乌龙茶，一边喝茶一边谈鲁迅、谈日本的习俗、谈中国的传统文化、谈“文革’’和安保运动；我还结识了热爱唐诗、对中国人热情友好的泽井先生，新年的时候在他家打年糕，体验日本传统的新年习俗。他和一位叫西田的老人每周用一个晚上学习汉语，并坚持预习、复习，一遍遍练习发音，认真得如同两个小学生；还有一位叫燕升司的友人，回国后，每年我生日那天都能准时收到他寄来的生日贺卡或电子邮件，十多年从未间断。当我打开邮件的瞬间，那份来自异国的友情与惦念，总让我内心涌过一层暖流。日本这两个字和这些美好的回忆连在一起。每当想到日本时。这些往事就如同一朵朵鲜花盛开在记忆深处。
然而，在我心中，日本不仅仅意味着美丽的花朵，还意味着一道道深深的伤疤。这伤疤是刻在中国历史上一段屈辱的印记，是中华民族心灵上永远的伤痛。像我这样出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代人，虽未经历过战争，但看到日本国旗，心中不免会联想到长达十四年的中华民族的抗战史，想到为挽救民族危亡而牺牲的英烈，想起南京城外被鲜血染红的河流，想起曾被“七三一”细菌部队称作“原木”并被惨无人道地用作人体实验，最终被夺去生命的同胞。
原本以为随着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的加深，中日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会掀过去，中日友好新的篇章会重新谱写。但伴随着两国经济、文化、人际交往的飞跃发展，互不信任和相互戒备的心理却不断加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日关系摩擦不断，两国媒体报道中对方的负面新闻比比皆是，中日关系一度陷入复杂而令人困惑的局面。日本文部科学省审查通过了篡改历史、否定侵略的教科书；小泉纯一郎首相一次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在东海问题、钓鱼岛问题上的分歧等消息经常会出现在《新闻联播》中，我们民族历史上那条尚未愈合的伤疤又一次次被揭起。中华民族不算久远的历史上曾有过的痛楚，以及近几年日本一些右翼政治家的言行，使得中国人似乎对日本这个民族有着太多的疑虑和担忧，日本军事力量的增强、海外派兵、修改和平宪法进程的推进，都让中国人产生深深的担忧：在一些不能正确对待历史，粉饰和篡改历史的日本政治家和媒体的推动下，有着强大经济实力又面临战后以来最长的经济低迷的日本会不会有一天重蹈历史覆辙？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2008年实施的第四次中日舆论调查表明，中国民众对日本感到“不亲近”和“很不亲近”者达58·6％，而感到“亲近”和“非常亲近”的仅占6．0％。我时常带着遗憾的心情浏览中日两国网络上那些强烈民族主义味道的文章和留言，有些极端的话语让我觉得这两个民族在战后一度达成和解后，两国民众的心灵却逐渐疏远并越走越远。这不能不让关心中日关系、渴望友好的民众感到深深的忧虑和遗憾。
不可否认，日本这个国家注定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在日本生活的经历、我的青春时代、我的异文化体验、我所从事的日本研究职业、我生命中那份沉甸甸的友情……无一不与这个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应该说我对这个国家是熟悉的，但我又不得不承认它的陌生与疏离。我无法将这个国家与中国近代史的屈辱割裂开来，日军铁蹄践踏下中华民族的呻吟声尚未随岁月的逝去而变得模糊。在日本我也曾遇到过否认南京大屠杀和否认“慰安妇”历史的政治家、普通民众，他们有着一整套为当年的侵略进行辩解的说辞和理论。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每次去参拜靖国神社的新闻报道，都让我本来就脆弱的神经尤感痛楚。我时常陷入困惑，有时很难相信历史照片上手执军刀的日本军人与我认识的那些彬彬有礼、谦逊、内敛、感情细腻的日本人是同一个民族。对于日本、对于日本民族，我的感情似乎一直在花朵与伤疤之间徘徊游离，矛盾重重。
大多数填写中日舆论调查问卷的中国人，可能很少像我这样与日本有着这么密切的联系，也很少有人能体会我这种复杂矛盾的心态。我知道，大多数问卷的被调查者没有去过日本，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接触过日本人，他们不太了解当今日本社会的现状，不了解日本那些独特的传统文化，也很难说清楚日本的国民性。提到日本，他们更多联想到的是侵华日军、靖国神社、右翼势力……因此，他们会在这些选项上毫不犹豫地画上了对勾。
2000年的夏天，我的日本妈妈山田武代带着她的两个孙女来北京旅游。她的一个孙女和我女儿恰巧出生在同一年，而且，她们的名字里也都有一个“晴”字。在四天的时间里，我和女儿陪她们一起游览了北京很多地方。三个女孩子虽然有语言的隔阂，但芭比娃娃、日本动画片以及儿童的纯真善良使她们由陌生到熟悉。看着她们在一起玩儿时的快乐样子，听着她们清脆的笑声，我的内心充满感动。真心希望她们长大以后，心灵上不再有横亘在中日两国历史上的阴影，她们会真心喜欢对方的国家，不像我这样一直在花朵和伤疤之间徘徊和矛盾。我也深深祈祷未来中国和日本的天空上不再有战争的阴霾，而是一片和平与友好的万里晴空。
现在，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册关于日本的随笔集，是我在留学期间和回国后，对日本社会、文化、国民、历史、传统等进行的观察、体验以及思考。既然我已将研究日本作为今生的事业，那么，我对日本的感受、观察和思考也就不会停止。
《日本：我心中的花朵与伤疤》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社会与文化研究室主任胡澎近年有关日本历史与当代社会现象的随笔合集。《日本：我心中的花朵与伤疤》分为“白色恋人”、“感受日本”、“一期一会”、“东瀛一瞥”、“旧伤新痛”和“扶桑之花”六部分，从不同角度勾勒了日本社会的诸面相。
《日本：我心中的花朵与伤疤》作者胡澎留学日本，又研究日本，面对日本民族，感情“一直在花朵与伤疤之间徘徊游离”，矛盾重重。由于她特殊职业，这些有着切身感受的文章，不仅反映着日本的最新变化，同时又具有研究者的深度思考。作者以个人的亲身体验和观察为基础，从细节入手，生动地介绍了日本社会与文化的真实状况，并加以恰如其分的分析，行文平实流畅，不涉及艰深的理论和复杂的历史探究，颇具亲切感，是很有可读性的文化历史散文集，对普通读者来说，容易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