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物癖、少子化、依存女、寄生族、大学失格、快乐杀人、便利店世代、闪特族……这些我们“耳熟”却“不能详”的词汇,究竟是日本潮流文化的“卡哇依”产物,还是正在四处流窜的文明病毒?当我们目眩于日本的大千现象,是否意识到日本已深陷社会文明病、毒入骨髓?文化医生汤祯兆,揭穿日本文化之“毒疮”,预警中国,做好解毒和免疫!
曾于日本留学、从事日本文化硏究工作十多年的香港文化人汤祯兆,继《整形日本》及《命名日本》后,再次推出《日本中毒》,以独特的见解,援引学者论著,加上真人实证,向读者深入剖析日本人的各种扭曲行为,解说日本社会黑暗的一面,一针见血揭示“日本潮流文化”的毒疮,趁剧毒还未蔓延五脏六腑,一语揭穿日本,预警中国!
日本不坏,我们不爱。
日本生病,膜拜日本的我们也愿意誓死相随吗?从少子化的苍凉、结婚难民、以至独活终老安乐死;由依存女、集团自杀至无差别杀人……有谁敢说日本文明病毒仍未抵达中国落地生根?我们对日本流行文化中毒已深,但又是否意识到日本的文明病毒,早已蔓延到中国社会各层面?
日本不仅是用来向往的消费对象,它更加是我们身陷社会文明病的最佳预警。所谓病向浅中医,中毒自然先要起清病毒底蕴。趁着这些文明病毒还未蔓延到我们社会的各个层面,赶快以书“解毒”。
1.8 向本大学的自甘堕落
《下流社会》的作者三浦展在新著《下流大学使日本灭亡!》(KK Best Series,2008年)中,为日本的年轻人把脉,指出大学的“下流化”将把日本拖垮。一般人往往把当代日本的不济,归咎于下一代的不成器。但三浦展却能公平而论,直指以日本大学本身为代表的“下流化”,使得人材培养陷入困境。
首先,过去大学作为启蒙教育的功能已日益被掏空,不少大学都甘于走专业化学校的路线,把本应以启迪人心为基础的大学教育方针,一改而成为职业培训的先导所。据教育领域的专业记者小林哲夫的报道,位于山口县下关市的东亚大学设计系,竟然新开一门Total Beauty学科,专门训练美容师及理容师云云。新漏医疗福祉大学的医疗技术学系,新增了义肢装具士的学位课程。而京都医疗科技大学的医疗科学系,也推出诊疗放射线技师的学位课程。总之,过去由专门学校及短期大学提供的实用性功能课程,现在一一于正规大学中降格开设,也不避嫌,甘于自我“下流化”,委实是露骨地向市场靠拢。
更有甚者,因为大学之间的生源竞争日益激烈,部分大学为求占上先机,于是不断巧立名目以扩招生源。比如产业能率大学的广告,并不以师资或学科为焦点,反而强调校园及宿舍位于日本的时尚潮流胜地——自由之丘及代官山,大抵上它想吸引什么学生也就一想可知了。
至于另一所位于东横在线的老牌工业大学武藏工业大学,自从与东横女子学园合并后,居然把新校名定为东京都市大学,同样是希望通过“东京”及“都市”等时尚新包装开拓“客源”,然而代价就是原来的传统标记被洗擦得一干二净。这就是“下流化”的代价。
此外,为了广增客路,大学之间连入学考试的费用也在不断进行恶性竞争式的下调。以2006年大学入学试为例,在529所大学中,竟有268所减价;更有不少大学挖空心思,如规定英语能力考试获得二级成绩即可免除费用,或者于校外(Off Campus)应试又可减收5000日元等等。简言之,大学的“学格”可谓已基本荡然无存。
花样讲师
三浦展还指出大学的另一种“下流化”趋势,即大学本身对教学团队学术水平的要求,已经愈发轻视,反而更看重教授吸引学生的能力,务求娱乐至上,所以今时今日日本大学的讲师阵容,往往令人拍案惊奇,意想不到。
当下的走势更甚,各大学都喜欢从传媒领域邀请名人出任“艺人教授”,既不理会获邀对象有没有进行过任何学术研究(发表学术论文更属天方夜谭),甚至连对象本身有没有学位往往也不太过问。以广岛国际学院大学为例,2008年现代社会学科便聘请了演员石松Gattsu(曾主演电影《太阳帝国》及电视剧《北国来的》)及川岛透美(还记得她就是电视版《失乐园》的女主角吗?)为客座教授。三浦展对此便毫不客气地提出质疑,认为两人的学术水平绝对成疑。他更打趣说,作为演员,石松Gattsu绝对是有趣的人物,他的演说也一定有值得学习和分享的人生体会,不过这一切与在大学中占一个教席可谓两码事。
至于尚美学园大学,自2007年起便聘请了小室哲哉及sAM作为特任教授及客座教授,2008年他们继续分属于艺术情报学系和总合政策学科。其他例子还有原是排球选手的艺人小林素子,成为神户亲和女子大学的客座教授,而演员毒蝮三太则在圣德短期大学成为客座教授。
刚才提及以“特任教授”的名目聘请艺能界的名人为教授,正是时代变迁下的奇异产物。所谓“特任教授”,就是各大学为了能配合艺能界名人的忙碌时间表,而构思出来的岗位职级。他们不用出席任何教授会议,但同时又拥有自己的专属房间,还可以获得研究津贴,更重要是每周抽空上一两节课便可完事。这完全就是替媒体名人度身打造的专设职称。
除媒体名人外,著名作家也往往可以得到以上厚待。高树信子正是九州岛大学总合政策中心的特任教授,猪濑直树则是国立东京工业大学的特任教授。至于原来东京广播公司(TBS)的主播木场弘子,亦已成为母校千叶大学的特任教授。举出以上例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说明日本大学为求广开客路,早已走向娱乐至上、以商业模式运作的大方向去了。连大学机构也如此,还怎么要求下一代呢?
三浦展指出的再一个现象,就是愈来愈多的大学生面临破产困局。事实上,即便各大学巧立名目减低应试费以广招学生,但日本大学的学费仍然十分昂贵,因为日本已进入“大学全入时代”,也就是说大部分年轻人都要面对沉重的大学学费负担。国民生活金融公库总合研究所“教育费负担实态调查”的报告显示,2007年日本公立大学的学生入学费为89.6万日元,而私立大学则为101.1万日元。三浦展打趣说,以私立大学生的全年学费计算,每年约151.8万日元,四年的总数,正好可以购买一台奔驰房车!
正因为此,不少大学生为应付学费及生活所需,的确会选择出乎人们意料的兼职方式。三浦展就采访了一名在某私立大学文学系就读的三年级学生吉川真优美(化名)。她住在神奈川县,老家是北陆,十年前因为家业中落,她唯有自食其力上东京念书。她成绩出众,每月已可领取到5万元奖学金,但结果是仍需要到夜总会从事兼职工作。她坦言尝试过其他一般兼职,如便利店店员等,但收入根本不可能应付实际所需。事实上,同校中也有其他女生投身到夜总会做兼职,但晚上饮酒太多,往往因此而不能应付早上的课程。有部分女生更进一步踏足进入色情业的门坎,甚至有人干脆投身至AV行业中去。吉川真优美表示要自己应付全额学费,再加上独自一人在东京的生活费,根本就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这就是现今一代大学生的悲情写照。
凡此种种的内外困局,造成日本大学腹背受敌——大学自身率先“下流化”,大学生也难以挣扎自保。事实上,据关西大学文学系教授竹内洋于2007年2月号《中央公论》所发表的报告,1957年“中坚上流大学”的学生平均每天有两三小时在看书,但到2006年,同年级的大学生则有超三成一个月内看不完一本书。时代发展,形势倒退,真乃讽刺,这就是日本大学的末日悲歌。
P40-45
因为是日本,所以才有距离
一直喜欢读阿汤笔下的日本,有一个重要的理由,简单地说是他的关注面之宽,而且主要集中在当代的文化层面上,这就越发值得推荐。从眼下最流行的全球化观点来看,中国与日本的历史渊源是罕见的,就像和歌山县的高野山,至今供奉其中的遣唐使空海大师仍然被信徒们日送两餐,风雨无阻,古今悠悠。不用说,这一日常的情景感动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人。
阿汤观察日本的另一个特点是“距离感”,看得进去,但同时也看得出来。比如他对村上春树的描述就是一个例子,既能认可东京大学教授的分析,但又能提出与对方不同的深度解读。
其实,这些年围绕村上春树中文版翻译换人一事引起业内的口水仗,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其中一个争论焦点是“究竟谁最能理解原文”。
这个设问看起来很自然,因为不同的译者无非是比较一下谁的外文功底牢固,不仅牢固,而且还要用中文表达得好才行。自负的人说:“我在日本生活的时间长,对村上春树描写的气氛和场面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与此相比,反对的意见是:“光顾得在别人的语言里洗澡,母语的表达支离破碎,译出来能成样子么?”
前者把立脚点放在外文上,后者看上去好像是把它放在自己的母语上,但说到底,两者都是从外语起因的。外语显弱的人必定会夸张自己的母语强势,相反,母语显弱的人必定要宣扬一下自己的外语强。人也许都是这样,显弱的部分往往会求助于强势因素,这就好比一扇破门,涂上五颜六色以达到遮掩门破的目的。不用说,外语就是一扇门!
同时,学外语学到走火入魔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外语先行的念头,本来是一本非常好的中文译本,遇到过于美丽的句子,不禁要问问:“人家外国人果真是这么写的吗?”难怪村上春树小说的中文译者也感叹:“我的翻译难道有汉语民族主义吗?”
其实,无论是外语,还是母语,我们对语言的绝对投入都是阶段性的。外语可能会发生在学到两个年头的时候,近乎中毒,天天朗读背诵,进步飞快。与此相比,母语则发生在婴儿咿呀学语的状态之中。当然,外语中毒并不是一场病,只是没有比这再恰当的形容了,它带你进入另一个音义世界、比任何翻译文字都会使你有绝对的质感。所谓“语言的质感”,不是别的,说的仅仅是“外语与母语之间”的融会的感觉!
应该承认,我说这么多也是因为阿汤这次的关键词“中毒”而引发的。从比喻的角度来看,所谓“中毒”是说“迷上了”的一个状态,就像《日本中毒》既有对方也有自己,形同“外语与母语之间”一样。
阿汤的《日本中毒》好在融会贯通。其实,所谓“原真”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本任何一个文化现象都是通过他的镜片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也恰恰是化解研究对象的一个过程。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应该是动态的,从深层意义上说,这个研究近乎于化学反应,而不是单纯的一加一等于二的模式。阿汤这么多年的日本研究令人钦佩!
毛丹青
(旅日华人作家、日本文化论学者)
当《命名日本》出版后,《日本中毒》的书名便自然而然涌上心头。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愈发感到“中毒”已成为华语世界接受吸纳日本文化的关键词了。这当然涉及最基本的对立观念:一方面我们沉溺浸淫于日本种种令人耳迷目眩的大千现象,聚精会神不能自拔;另一方面,日本的文明病又最清晰可见,东洋文化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本质特性,以及日本国民时常基于对本族文化被毁灭的担忧,使其不断作出五花八门的预警。但再想深一层,其实“中毒”的复杂性绝不止于此。对色相的耽溺,其实也是孕育创造力的基石;没有一头栽进去的御宅族或电车男,根本就不可能有种种难以名状的新息著作来。同样,文明病固然令人忧心忡忡,然而大家愿意回到没有文明病的世界吗?说穿了这正是黑白混糅、人心叵测的实相世态,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却早在浑水中潜浮了。
简言之,华语世界对日本文化的兴趣,或许出发点各有殊异,如香港着眼于物质文明,内地缠绕于历史,台湾则游走于通俗与精致文化之间,不过归根究底都不过是对日本产生的“中毒”反应。出现“中毒”的征状,恰好是因为我们不肯正视自身民族的暧昧性——日本正是暧昧的大成之家,还记得大江健三郎《我在暧昧的日本》吗?“中毒”的精粹其实正在于暧昧,背后的诱因就是矛盾。华人文化区域重和谐一统,对不同意见倾向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处理,于是对日本所产生的种种“中毒”现象,自然而然就起了异化作用。
举例而言,我们当然清楚《死亡笔记》有千百种荼毒年轻人的可能性,但大家都明白,它的成功绝不是单纯的哗众取宠就能解释的。我们创作不出来的,日本不仅已开至荼蘼,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敢问背后的因由,忧虑会触动敏感的神经,但心底里的戚戚然却从没止息。也正因为此,我们对“日本中毒”不得不流露出又爱又恨的感情。
我想起村上春树的短文《翻译及被翻译》,他说从不会回头再看自己的日文原著小说,反而当小说被翻译成外语后,才可以局外人的身份及眼光去重新阅读自己的创作(当然,他也提到很遗憾只能看懂英语版)。村上认为通过保持距离,可以让他从另一角度评价自己。过去我常有一种不满,认为香港往往连正视探究本地的文明病也必须要拾日本的牙慧,这是“中毒”至病入膏肓的最大特征。但后来逐渐生出不同的看法,我想香港从来都回避审视暧昧的自己,大家不愿面对政治自由与经济发展的二元对立关系,所以才不断以假大空的活语来自我麻醉、催眠下一代。借日本文明病来确立话语权,固然后知后觉,但总好过懵懂不察地原地踏步或走回头路。如果我们都可以像村上春树那样拉开距离去省视自我,相信不失为一大幸事。村上春树的俄语译者伊万·希季维奇·洛戈切夫(Ivan Sergeevich Logatchov)在《俄国人在村上春树看到什么》中,认为俄国人在阅读村上小说后,会生出“我是俄国人还是苏联人”或“怎样在新俄罗斯社会中定位自己”等疑问。我想假若我笔下的日本文化容貌,可以刺激读者对自我身份的一鳞半爪的思考,我便可以心安理得地肯定过去所付出的写作时光。
阿汤的《日本中毒》好在进得去,又有“距离感”,融会贯通。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应该是动态的,从深层意义上说,这个研究近乎于化学反应,而不是单纯的一加一等于二的模式。阿汤这么多年的日本研究令人钦佩!
——旅日作家、日本文化论学者,毛丹青
这册中毒本,其实是“解读”、“解毒”……看似是对我们沉迷日本流行文化之人的解药,但其实也是另一重“种毒”……再次把毒瘾解构后投进人心,令人中毒更深,愈深愈想问,愈问愈想看。
──李照兴,香港文化评论人
近期,我都中了毒,中的却是汤祯兆的毒,我觉得他已经写出最潮的日本,也写出我们背后的神秘欲望。欲望是日本流行文化的核心,如物欲、求知欲、情欲甚至性欲,汤祯兆这书就是透过各范畴分析日本各种欲望,如何严重影响其他亚洲社会如台湾、韩国和香港,因此,了解日本之潮,也就是了解香港之潮。他1991年留学日本一年,已经出了《命名日本》、《整形日本》等十多本关于日本的书籍,我想若他多住几年,应有更多日本著作令我们得以窥视日本更多。
——马家辉,香港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