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李思敬先生告诉我要出一本论文集纪念王力(了一)90岁周岁诞辰，我很感动，想必了一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的。了一一生最爱做学问，他说“翰墨生涯存至乐”，所以，写学术论文纪念他是最好的。遗憾的是我对语言学一窍不通，在和他共同生活的五十二年里，没有向他学到一点一滴。在这里，只能写下我的一些生活回忆，寄托自己对了一深切的思念。

一、千里姻缘

1933年，我在苏州景海女子师范任图书管理员时，经人介绍开始与了一通信。他的信字迹秀丽、语言幽默，我很爱读。从信中我得知他的身世。了一1900年生于广西博白岐山坡村，从小酷爱读书，高小毕业后因家境贫寒失学十年，24岁时靠师友资助去上海求学，26岁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27岁赴巴黎大学，32岁获博士学位回国，任清华大学专任讲师。

1934年春，了一到苏州和我会面。他，外貌并不漂亮，还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但谈话诚恳、举止自然大方，没有半点骄傲和浮夸。渐渐地，我觉得他有学者风度，并像兄长一样亲切。后来他又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他15岁时曾由父母包办成婚，现已离异，但有两儿一女需要他抚养，家中还有父母并欠有债务等。这一番话非但没有使我动摇，反而使我对他更信任了，我们的友谊很快发展成为爱情。尽管我记得我母亲生前对我说过，不要嫁给“坐冷板凳的”，因为我父亲是个穷秀才，母亲跟他受了一辈子苦，但我仍决定嫁给了一。

1935年我们在苏州结婚了。

二、翰墨生涯

婚后我们住在清华大学新南院43号，了一专心工作，把家中的经济大权交了给我。每月我替了一领工资后立即去邮局一笔一笔汇出，除他父母子女的生活费(我的父母已去世)外，主要是偿还债务，所剩无几，有时甚至入不敷出，生活难以维持。我问了一：“你在法国时有不少译著，应够你开支的，为什么还负这许多债？”没想到他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人家来信讨债，我就还。”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他父亲在南洋开小中药铺生意不女王，以了一在外留学需钱为名借债度日，天长日久，债重如山。沉重的债务负担使我夜不能眠，了一就给我讲古今中外的故事，让我忘掉烦恼，进入梦乡。了一告诉我，他刚从法国归来时为了还债，不得不继续搞翻译。两年后，他未能按期升为教授，就问系主任朱自清先生为什么，朱先生只笑了笑。他明白，原因是自己“不务正业”。于是他写成《中国文法学初探》一文，一年后升为教授。此事给他教训很深，要开源，但不能再搞翻译了。1936年他又被聘为燕京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中国音韵学》也是那时写的。我的国语说得不好，他特地为我写了一本《江浙人学习国语法》。我学了这本书进步很快，了一很高兴。我想也许我是他推广普通话的第一个实践者吧。

“七七事变”后，我们与潘光旦先生、沈履先生等一起轻装南下，到长沙清华临时分校。在长沙，我们和李辑祥一家、陈福田夫妇、蔡方荫先生、赵友民夫妇、顾毓绣先生等合住一个小院，合请了一个厨子做饭。蔡方荫先生是土木专家，由他设计在天井里挖一个防空壕，警报一响大家就钻进去，省得远躲。那时，了一教课回来几乎无书可读，便在街上买些小说，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回来看。我以为他看小说是消遣消遣，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他是在研究《红楼梦》，他从中发现了许多从未注意过的语法现象，并且开始写一部语法著作，这就是1938年秋在西南联大写成的中国文法研究课的讲义。后经闻一多先生建议，分成深浅两部出版，即《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这两部颇有呛0见、影响深沅的著作。

1940年，我怀了第一个孩子。为避敌机空袭，我们搬到昆明远郊龙泉镇的龙头村，租农民养猪的房子，简单修补刷白以后居住。房子既小又陋，楼梯摇摇晃晃，土墙上有条大裂缝，我们日夜担心房子会塌下来。了一每周步行二十多里到西南联大去上课，回家时捎些生活必需品回来。没有煤油，了一每天在菜油灯下备课、写稿。《中国现代语法》等书就是这样写成的。了一走远路费鞋，我就在油灯下为他一针一线地纳底子做布鞋。记得我还曾做过一双送给朱自清先生。

了一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几本书，每隔一段时间寄来～次稿费，由我到市里邮局去取。有一次领到的稿费竟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一天，了一正在写作，我在一旁问：“这篇稿子多少字？”他听了非常生气，说：“你眼睛里只有钱！”我知道伤了他的自尊心，从此我再也不和他提起字数的事。孩子出世以后，生活更拮据了。他每星期写一篇小品文在报刊上发表，换取几文钱贴补家用。或许不单为了卖钱，而是想换换口味，跑到粥少僧多的文学界去争取一杯羹吧！他的小品文很有滋味，笔调细致，生动有趣，讽刺巧妙，切中时弊。茶余饭后读读他的小品，不仅是一种享受，而且能增长知识。所以他的小品很受欢迎。了一说过，他年青时曾想当文学家，后来觉得自己没有写小说的灵感和天赋，还是老老实实地研究语言学为好。

解放后，了一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论对他的研究工作很有帮助。50年代，他在系统研究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的发展史的基础上，写成了《汉语史稿》。

60年代初，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许多人因营养缺乏得了浮肿病，我也传染上了猩红热。了一把国家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一点点副食补助全部省了给我和孩子，自己在半饥饿状态下每天仍坚持工作十个小时以上，早上八时准时工作，晚上十一时停笔，孜孜不倦地撰写《中国语言学史》、《诗词格律》，并主编了《古代汉语》教材。

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了一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书被查封，稿被抄走，工作权利被剥夺，他极端苦闷。挨斗、劳动回来，他常常问我：“我怎样才能改造得好，才能为人民服务呢？”我同情他，安慰他：“不要难过，问题总有一天能搞清楚的。”后来日子逐渐好过一些，书架也“解冻”了，了一就偷偷地写起稿来。后来出版的《诗经韵读》、《楚辞韵读》和《同源字典》就是这样开始写的。其实，他还关在“劳改所”时，就已构思、打腹稿了。1978年(“文革”结束后第三年)《同源字典》写成，了一非常高兴，特赋七律诗一首：“望八衰翁老蠹鱼，砚田辛苦事耕锄。畚箕王屋曾平险，风雨兰陵自著书。说解撰成思叔重，凡将写出念相如。漫嘲敝帚千金享，四载功成乐有余。”

了一，你知道吗？在你离开我们的第三天——1986年北京大学校庆日，《同源字典》荣获校科学研究一等奖；1988年，你主编的《古代汉语》荣获全国高等学校教材评比特等奖。你该笑慰了！

P17-20

作为丛书中的一种，为了互相照应以及其他不一而足的考虑，本书的编辑体例几经调整，如今所收这些文章都是为了纪念已经仙逝的诸位前辈，则相对另外的几本，似乎多了一些伤感和沉重。

北大中文系的历史漫长而复杂，格于条件，同时经过商定，选择的范围限定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中文系任上或从中文系退休的已经逝世的教师。所以这里所反映的只是北大中文系一个很小的侧面。而即便如此，相信还是会有遗漏。在编辑过程中，我们真是感慨对身边的历史知道得太少。比如张雪森先生，以我们的年纪，几乎没听说，要不是孙玉石老师的提醒，肯定不可能想到。还有比如邵岳先生和李光中先生，对他们的情况原也是一无所知，四处打听，到最后还是不得要领，没有找到合适的作者为他们撰文。相信还有我们连姓名都不了解的，虽然我们很难因此原谅自己，但也只能请求原谅了。

这些老师经历各异，成就参差，学术影响力也自不同。有的先生有多本纪念文集可供选文，而有的先生则无文可收，是我们专门请其亲近人士新写。不过对中文系而言，他们所付出的心血值得我们同样感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无所谓孰轻孰重的。本书每人一文，完全依齿序排列，也许这是所能找到的最合适的方式了——虽然个别可能不太精确。

我们几位在学的时候，这本书里所写到的大部分先生还在世，如今名单已是如此之长。排在最后的孟二冬老师是我们的同辈人，要不是杜晓勤兄的提醒，我甚至想不起来要收录有关的文章，他走时是如此的年轻。在本书编辑过程中，周强先生去世，我紧急组织文章。最近沈天佑老师也不在了，但已来不及请人撰文。不过无论如何，我们不希望这本书需要如此快地增添篇目。

需要提到的是，本书所收程贤策先生和冯世澄先生的纪念文，来自我的建议。程先生并非中文出身，“文革”前任中文系党支部书记，普通说法是政工干部，“文革”中自杀身亡，是中文系唯一的一位。与“反右”时不知所终的朱家玉先生一样，同是所谓横死者。冯先生属于行政人员，过去的说法是职员，他从4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服务中文系好几代师生，在我第一次到五院的时候，非常惊讶于他能叫出我的名字。政工干部和行政人员都不属于授业解惑的教授，但同样是中文系历史不可割离的一部分，况且学生见到他们，也称呼“先生”或“老师”，理应获得同样的尊敬，那么就以他们二位为代表吧。

“我们的师长”是很早确定的书名，本书涉及的先生实际上前后好几代人。叶蜚声、石安石先生写了他们的老师，更有他们的学生辈怀念他们。有些已逝的老师其先生辈依然安健，因而书名中的“师长”只是依据死者为大的传统，概而言之。

本书的选文没有统一的标准，大体不收学术传略，只以能传达各位先生风采为大致的方向。并不求全责备，各位作者也只能提供他们个体的接触和理解，但正是这种“片面”，我想会更显亲切生动。这只是小小的心意，却寄着大大的人情。我们能做的是如此的有限，但有这样的机会，让后学者比较完整地知道并记忆几十年来我们曾有过这样的师长，则对死者和生者都是一个慰藉吧。

最后三篇的群像描摹，依序涉及这几代学者中相当的一部分，故一并收录。忝任本书编辑，我们几位按现在中文系中国文学、汉语言文字、古典文献三大专业进行分工，分别由我、邵永海兄、杨海峥兄分头选收文章并选择照片，最后由我排列顺序编写目录。

在选收旧作和组织新稿的过程中，读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也请教一些老师当时的情况，因此对中文系的历史有了新的了解和体会，原也准备写些出来。转念一想，这毕竟是中文系系庆的一个安排，那么个人的想法也许还是找更合适的场合和机缘为好。  王风

2010年9月

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代序)

“一生到老志不屈”——怀念恩师杨晦先生

怀念游国恩先生

忆了一(王力先生)

忆川岛(章廷谦先生)

我的老师魏建功先生

寒门贵子，语言巨匠——回忆袁家骅先生的谆谆教导

岑师教导，重如泰山(岑麒祥先生)

秋雨梧桐成绝唱，春风桃李有余哀——回忆浦江清先生

先生是一本书——吴组缃教授追思

燕南园62号(林庚先生)

他把身心全都献给了事业(高名凯先生)

以学为乐以史为志——回忆季镇淮先生

王瑶先生杂忆

四十年教诲恩深——悼念周祖谟师

朗如日月，清如水镜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和阴法鲁先生在一起的日子

幽兰猗猗，扬扬其香——怀念彭兰先生

五院内外一“芸叶”——怀念冯钟芸先生

回忆朱德熙先生的教诲

林焘先生在教书育人方面的业绩——五十年的追思和缅怀兼及燕大燕园的回忆

与人为善——怀念冯世澄先生

吕德申先生与文学概论

难忘师恩永记师训——怀念恩师陈贻服先生

永远准备帮助你的好老师——怀念叶蜚声先生

“啊！延安”——忆程贤策

又是丁香花开时节——深切怀念朱家玉老师

怀念徐老师(徐通锵先生)

记忆的点滴——忆张钟先生

语学楷模道德典范——怀念石安石先生

回忆父亲和我在鲤鱼洲的日子(张雪森先生)

遥知水远天长外——追忆金开诚先生

如亲化雨，如坐春风——贺褚先生70华诞(褚斌杰先生)

我印象中的汪景寿老师

我的屈老师(屈育德先生)

才如江海命如丝——回忆赵齐平先生

贴着墙根走的教授——回忆倪其心老师

我们的记忆(周强先生)

远去的灵魂(佘树森先生)

宅心仁厚守正创新——我对孟二冬老师高洁品格、治学精神和生活态度的认识

一个甲子的怀念——忆北大的师长们

五院人物

行过未名湖边

编后记

随着时光流逝，前辈们渐行渐远，其足迹本该日渐模糊才是；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有心人的不断追忆与阐释，加上学术史眼光的烛照，那些上下求索、坚定前行的身影与足迹，不但没有泯灭，反而变得日渐清晰。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距离太近，难辨清浊与高低；大风扬尘，剩下来的，方才是“真金子”。今日活跃在舞台中心的，二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是否还能常被学界记忆，很难说。作为读者，或许眼前浮云太厚，遮蔽了你我的视线；或许观察角度不对，限制了你我的眼光。借用鲁迅的话，“伟大也要有人懂”。就像今天学界纷纷传诵王国维、陈寅恪，二十年前可不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是最好的裁判，不管多厚的油彩，总会有剥落的时候，，那时，什么是“生命之真”，何者为学术史上的“关键时刻”，方才一目了然。

当然，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对于那些曾经作出若干贡献的先行者，后人须保有足够的敬意与同情。十五年前，我写《与学者结缘》，提及“并非每个文人都经得起‘阅读’，学者自然也不例外。在觅到一本绝妙好书的同时，遭遇值得再三品味的学者，实在是一种幸运”。所谓“结缘”，除了讨论学理是非，更希望兼及人格魅力。在我看来，与第一流学者——尤其是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结缘”，是一种提高自己趣味与境界的“捷径”。举例来说，从事现代文学或现代思想研究的，多愿意与鲁迅“结缘”，就因其有助于心灵的净化与精神的提升。

对于学生来说，与第一流学者的“结缘”是在课堂。他们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课程表”，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20世纪中国的“大历史”、此时此地的“小环境”，讲授者个人的学识与才情，与作为听众的学生们共同酿造了诸多充满灵气、变化莫测、让后世读者追怀不已的“文学课堂”。

如此说来，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没有录音录像设备，所谓北大课堂上黄侃如何狂放，黄节怎么深沉，还有鲁迅的借题发挥等，所有这些，都只能借助当事人或旁观者的“言说”。即便穷尽所有存世史料，也无法完整地“重建现场”；但搜集、稽考并解读这些零星史料，还是有助于我们“进入历史”。

时人谈论大学，喜欢引梅贻琦半个多世纪前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何为大师，除了学问渊深，还有人格魅力。记得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有这么一句话：“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其实，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走出校门，让你获益无穷、一辈子无法忘怀的，不是具体的专业知识，而是教授们的言谈举止，即所谓“先生的音容笑貌”是也。在我看来，那些课堂内外的朗朗笑声，那些师生间真诚的精神对话，才是最最要紧的。

除了井然有序、正襟危坐的“学术史”，那些隽永的学人“侧影”与学界“闲话”，同样值得珍惜。前者见其学养，后者显出精神，长短厚薄间，互相呼应，方能显示百年老系的“英雄本色”。老北大的中国文学门(系)，有灿若繁星的名教授，若姚永朴、黄节、鲁迅、刘师培、吴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刘文典、杨振声、胡适、刘半农、废名、孙楷第、罗常培、俞平伯、罗庸、唐兰、沈从文等(按生年排列，下同)，这回就不说了，因其业绩广为人知；需要表彰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长期执教于北大中文系的诸多先生。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奠定了今日北大中文系的根基。

有鉴于此，我们将推出“北大中文文库”，选择二十位已去世的北大中文系名教授(游国恩、杨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骅、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林庚、高名凯、季镇淮、王瑶、周祖谟、阴法鲁、朱德熙、林焘、陈贻掀、徐通锵、金开诚、褚斌杰)，为其编纂适合于大学生／研究生阅读的“文选”，让其与年轻一辈展开持久且深入的“对话”。此外，还将刊行《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学友》、《我们的五院》、《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园地》、《我们的诗文》等散文随笔集，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庆典。也就是说，除了著述，还有课堂；除了教授，还有学生；除了学问，还有心情；除了大师之登高一呼，还有同事之配合默契；除了风和日丽时之引吭高歌，还有风雨如晦时之相濡以沫——这才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怀的“大学生活”。

没错，学问乃天下之公器，可有了“师承”，有了“同窗之谊”，阅读传世佳作，以及这些书籍背后透露出来的或灿烂或惨淡的人生，则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正因此，长久凝视着百年间那些歪歪斜斜、时深时浅，但却永远向前的前辈们的足迹，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作为弟子、作为后学、作为读者，有机会与曾在北大中文系传道授业解惑的诸多先贤们“结缘”，实在幸福。

2010年5月5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本书为中文系百年系庆纪念图书之一，精选41篇对北大中文系已故先生的忆念文章，或追叙为学，或描摹音容，或铺陈轶事趣闻，文笔或平实或优美，都饱含深情；配以若干老照片，更添怀念的温情。散文随笔集，文笔流畅、优美，各具性情、面目，既有文字的美感，又有丰富的内涵，给人以美的享受。

从马神庙到红楼再到如今的五院，北大中文系贯穿了中国学术百年，除了学者，中文系还出作家、诗人、政治家、企业家……我们梳理部分中文系人，用图说的方式呈现百年北大中文系的人文景观。

“北大中文百年纪念”丛书，包括《我们的师长》、《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学友》、《我们的诗文》、《我们的五院》和《我们的园地》等6册。本书为《我们的师长》，文集中的文字，都是中文系友的真情流露，每个从五院走出来的人，都对这片园地有着无尽的留恋。